【历史】翁有为｜民初舆论对军阀现象成因的追问与探索
摘要
民初舆论对军阀现象成因的追问和探讨，一是从军阀自身的角度，有军阀历史裂变说、军阀私心私欲说，以及军阀间相互利用与平衡消长而致衍生说；二是从人民的角度，有人民未尽主人之责说、未养成自治能力说和受专制压迫太久无能力立即做主人说；三是从革命不彻底的角度，有清遗留专制官僚武人继续掌权说、辛亥革命早熟说、未集中革命力量予以消灭说；四是从特定国内外环境的角度，有内外多重经济因素交逼形成说、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交互导致说和国际帝国主义栽培维持说等。社会舆论之所以纷纷探讨军阀“成因”，是因为军阀乱象表明国家和社会出了大问题。只有知道军阀的“病因”才能“药到病除”，才能真正把军阀打倒。这是“五四”到国民大革命时期“反军阀”思想讨论至关重要的一环。
作者
翁有为，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治理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高等学校暨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军阀”一词，在“五四”以后逐渐成为贬义的“热词”。舆论对军阀问题的讨论涉及军阀现象之表现、军阀问题之解决方略、军阀之成因等方面。如果说，军阀现象之表现、军阀问题之解决方略的讨论是属于政治层面、现实层面的认识范畴，那么关于军阀之成因问题的讨论，则属于社会层面、理论层面的认识范畴，是当时社会舆论各方对中国社会状况、国情和政情状况的一种学理性、理论性认识的体现。对于军阀成因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是人们在对军阀的各种表现行为进行了充分讨论与揭示之后的一种认识，是人们对军阀的认识进入一个较高阶段所思考的问题。时人在认识和讨论军阀的各种祸国殃民行状后，自然会进一步追问：军阀为什么会公然做出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军阀现象？等等。这些对军阀成因的追问，犹如医治病体需要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一样，舆论各方对军阀成因问题的认识与讨论，绝不是清谈，而是具有极为明确乃至迫切的解决军阀问题的目的。这种追问式讨论的背后，体现的是讨论者探讨军阀现象“病理”、“病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苦心。自然，在不同的论者那里，对军阀现象成因的认识又是不同的，正是各方由认识的不同而到渐至相同，才形成各方反军阀力量的大联合。因此，考察当时舆论对军阀现象成因的讨论和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社会舆论走向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历史状况有进一步的理解与把握，更有助于我们能够清晰和准确地认识当时社会各种力量最后为何联合致力于打倒军阀这样一个历史转换过程。关于时人对军阀现象成因问题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较少，尚未作系统探讨。实际上，时人对军阀成因的探讨，是“五四”到国民大革命时期“反军阀”思想讨论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此一问题讨论的结果将关涉舆论各方如何有针对性地在解决军阀过程中所采取的道路、方法和行动这些实质性问题。因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一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探讨。主要涉及，在时人看来，军阀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军阀现象的形成除了军阀自身的因素外，与军阀对立的人民这个最广泛的群体，在军阀的形成过程中有没有责任？在军阀逐步形成“气候”的过程中，与之对应的哪些重要历史事件与之具有相关性？对于军阀这样一种关乎国运、族脉、民命的重大的军政势力集团，是什么样的国内外环境给予其生成和繁衍的条件？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对于探讨军阀形成问题，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五四”前后思想界的发展趋势乃至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具有特定的意义。
从军阀角度
对军阀现象成因的探讨
任何事物的形成，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在这多种原因中，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相互促动的其他原因。就军阀现象的成因来说，军阀自身的原因无疑是首先要探讨的。论者根据各自的立场和理解，对军阀自身因素的讨论也并不一致，存在多样性的认识。
其一，从军阀产生的历史轨迹讨论军阀现象的成因。
军阀这样一种重大的特殊军政势力集团，自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地下冒出来的偶然之物，其产生是有深厚的自体历史根源的。
署名“思勤”的论者，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新军编练的渊源中寻找军阀的成因，认为清末的小站练兵、各省编练新军和袁世凯弄权等，是军阀形成的远因。他说：“我国所有的军阀，多半是小站出身。除小站以外，还有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及武备学堂，并各省督抚所练的新军及武备将弁各学堂，日本士官等学校，虽也造成若干的军阀，但他们势力尚小，故其罪恶较轻，总不及小站练兵的为祸那样剧烈。我们追考军阀缘起，不能不以小站为发源。细究军阀祸根，更不能不以袁（世凯）为祸首。如今袁虽已死，但其遗毒却没有随袁死而消除；效尤继起者，尚大有其人。”在论者看来，军阀的形成虽是多支源流，而主源却属小站练兵和袁世凯，不仅其根深势大，更在于在现实中其“效尤继起者”，故不能不以袁为“祸首”莫属。而且，因袁世凯肆意践踏法律，使民国现代民主法政制度荡然无存，“这等乱法的事，近年来军阀也常常仿效。而法统至今尚被军人糟蹋至不可收拾者，都是袁世凯独倡于前，方有这些军阀效尤于后”。军阀在行事上，对现代神圣的国家法律制度与袁世凯一样弃之如同敝履，显然，袁世凯的做法，就是军阀行为的根源。不仅如此，军阀的历史结局，也竟与袁一样，袁世凯固然最后身败名裂，而“自袁以后，还有那许多师袁故智的军阀，哪一个不是以权势自戕，至死不悟？不但国家受其灾，而他的自身亦何尝幸免”。军阀的下场也竟与袁同，但袁是一人，军阀则是一群又一群、一批又一批的形成，而军阀形成“祸根却都种在袁氏未死之日”。
其实，在中共党人看来，军阀现象的出现也要追溯到袁世凯那里。瞿秋白明确指出：“小站的袁家军，就是现在军阀的根源。”“军阀的来源，‘北洋正统’是新军，非北洋派是盗匪，他们当此时机（指‘天下大乱’的时机——引者）自然要争雄竞霸抢治者阶级的地位。中国旧历史上‘换朝代’的时候，亦有这类的群寇——然而现在却成军阀。”由瞿秋白于1923年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对军阀政治的历史形成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阐释：近代“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制列强而来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
在时人看来，显然，军阀主要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那里养成和裂变来的。论者在这里讨论的，是从军阀的纵向历史来看军阀的生成问题。这一认识无疑是成立的。近代自袁世凯形成的军阀传统，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糟粕，它有很大的传袭性，也有很强的破坏力。如果要解决军阀问题，不仅要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军阀这一特殊军事势力，还要铲除其赖以生存、延续的军阀传统这一特殊文化现象。
其二，从军阀个体的私心私欲来讨论军阀现象的成因。
军阀个人的私欲和私利在军阀现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时人讨论的一个视角。在报人邵飘萍看来，军阀现象的生成，是以军阀为本位的私欲造成的。他分析道：“盖‘阀’之所以形成，必因少数人以自己为本位而来。苟一旦武力为一般民众所公有，则少数之‘阀’，根本上无从发生也。”就是说，少数人为自己的本位私利而掌握军政大权，自然就罔顾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势力，乃有军阀等“阀”之现象出现。乔山也认为，辛亥武昌起义后，国家大权转于武人之手，此等“多数武人者或起自绿林，或出身仆役”，“只知强暴掠夺，以饱其无穷之欲壑”，强调的也是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近代中国，由于武人自身私欲以致成为军阀的问题。寿康也表达了自私品格与军阀形成的正向关系。在寿康看来，各省的“所谓都督督军”这些军阀都是“专顾自己，不顾他人，只知私利，不知公益，所以在得意的时候，作威作福，无所不至”的人。
青年毛泽东在因反对军阀祸湘而主张湖南自治时，也认为“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少数军阀的“私欲”“营私勾当”也是造成国家和地方“大乱”现象的重要一因。
从军阀现象成因来说，其个人私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军阀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国家法律的限制，任意抢占地盘，扩充兵源，截取国家财政收入，甚至发展到派系间相互冲突与开战，这显然是军阀个人膨胀的私欲在起作用。这种由私欲所获取的非法利益，既是军阀个人的私利，也是以该军阀为核心的整个军事集团的私利；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以军阀的个人利益为基本原则的，军阀利益集团是以军阀私人为中心逐步发展而形成的。普通军人只是军阀“自私自利的工具”，军阀集团的寡头性和私有性是军阀利益集团的突出标志。这是军阀现象形成的“内因”。理论上固然可以这样说，而事实上少数人的欲谋为何能得逞，还是需要进一步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才能得到更为清晰的揭示。
其三，从军阀相互利用、相互竞争的纵横关系来讨论军阀现象的成因。
军阀现象不是单个军阀就能形成的，而是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在署名“南海胤子”的作者看来，军阀现象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军阀之间相互利用、相互竞争而“衍生”的结果。他指出：军阀间“各伸势力，于是大军阀造小军阀，而军阀遍国中矣”。就是从军阀系统的纵向角度看军阀的生成问题。梁启超则看到了此军阀与彼军阀相互间的动态关系，他指出：“国中如有两派以上之军人分擅权力耶，倘其势相均而力相敌，则互取国家之利益，豆剖而瓜分之，期各得所欲以去。如是则在军人均势状态之下，政象麻木。然而人性之欲利，无有餍也，务增扩其权力亦无有餍，甲增扩焉，而乙睨乎其旁，步其武惟恐后也。竞增不已，则势相逼，如槛劣马于一槽，始焉轻相踶问相龁，卒乃吼怒奔突，破滥出以赌微命，盖均势之局必不可久，久而必破，破而必哄……既破而哄，乃有胜败，败焉者无论矣。胜焉者而占绝对优势，无复他力足以与抗耶，则其结果如吾前者所云，以国家为彼私产……其不能占绝对优势而犹有他力足以与抗耶，则调和也，抵制也，交换利益也。层出屡试，以弥缝于一时，及历若干时日之蕴毒养孽，而相踶相龁相哄之象又起，如是者因果展转，递为循环，虽其人交迭代谢，其权力消长忽彼忽此，而涂之所趋，决无以改乎其旧。”梁启超这是从军阀势力相互间的平衡与消长过程看军阀共生之象。这是从军阀彼此间的横向结构关系，看军阀现象的衍生。
就军阀现象形成的自身因素看，固然是事实，是军阀形成的条件，但为什么袁世凯能形成北洋军阀势力？为什么军阀的私欲私心竟能得逞？为什么各军阀能形成自己的体系并公然地违法乱纪与相互纷争却得不到法纪的制裁？这些，显然不是仅军阀自身因素就能够解释的。
从人民角度
对军阀成因的探讨
就军阀现象的成因看，除了军阀自身因素外，论者还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探讨问题，认为与军阀对立的人民，对军阀的形成也负有一定责任，也是军阀形成的一个原因。这种看法，猛一听觉得难以站住脚，但仔细思考后，会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时人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和分析。
其一，认为人民未尽民国主人之责，是导致军阀坐大以致祸国祸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者孟森指出：“十二年来（即民国成立以来——引者注），稍更事变，乃知政治之罪恶，假手于军阀官僚以播之，而其纵容军阀官僚原动力，实在国民自身。所举出之国会，国民又不自责，辄对国会作怨毒之词。吾欲问国民所以尽其为主人之道者何在？”孟森探讨的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国民是社会的基础，基础如此，才有如此的军阀和国会，要想改变此状况，在孟森看来，国民就要尽其国家之“主人”之道。军阀现象之所以出现就是国民未尽其主人之道，这确是个根本问题；但如何才能使国民做国家的主人呢，孟森自己恐怕也并不一定能完全说得清楚，他倾向于用国民制宪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孙中山看来，清朝被推翻后，民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却出现了这么多的混世军阀，除国民党的责任外，“人民对于国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为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指军阀——引者）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买马来霸占民国”。可见孙中山认为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国家事务，也是军阀形成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人民“蒙昧”造成的，从深层看，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孙中山与孟森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孙的认识更接近历史事实。
其二，认为民国成立后人民没有养成自治能力，助长了专制现象，从而导致民初军阀玩弄国会、压迫人民等失序现象的出现，而只有自治才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秩序进入轨道的体现。
记者默认为：“国民而无自治能力，虽有国会，不过国家多一装饰品，政府军阀多一利用之具。虽进而实行联省自治，亦不过各省多挂一新招牌，督军省长多一藏身之窟穴。”正是因为民国成立后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治和自治力量的监督与限制，有名无实的民意机构反而成为各级军阀的“利用工具”和“藏身之窟穴”。真正的自治，“其要在人人能自治其身，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而后能进而治地方、治一省。人民能自立自治之基础……兵不裁而自少，军阀不去而自倒，地方政治自能次第毕举”。在默看来，军阀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真正养成自治的观念。缺乏人民自治的传统和现实力量，为军阀势力养成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
其三，国人久受专制压迫，无能力立即做民国主人，而为军阀所乘。
孙中山指出：“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指训练人民行使主人权利——引者），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孙中山看到的是，传统中消极因素给人民遗留的“奴性”思维对民初乱局的重要影响。这一点虽然与前面的论述相近，但前面两个方面的讨论主要是立足于现实角度，而此处则是从历史的根源上进行反思，因此，认识则较前更有深度。毕竟，孙中山的认识，较之一般的学者或记者，看得更远、更深。当时，中共党人也有从人民不成熟角度分析军阀成因者。这些分析，虽有苛责人民之嫌，但从历史的深处来看，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人民对现代的权利和自己的主人地位存在模糊认识，也确是事实，只是如何引导人民从思想和行动上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确是需要加以特别注意的。而上述这种讨论和意见，则无疑具有这方面的警示意义。
从革命不彻底角度
对军阀成因的探讨
民初军阀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一种特定的政治现象，尤其和辛亥革命后政治力量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论者多是辛亥革命的当事者，对军阀问题的分析和反省，也常常从革命的角度加以讨论和认识。
其一，认为辛亥革命后，革命力量没能及时完全清除清朝遗留下来的专制官僚武人，致使其继续掌握国家军政大权，而演变成为“无数小皇帝”，表现出革命的不彻底。
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民国的缔造者，对军阀起因的分析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军阀乱政造成“民国灾患祸害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指军阀——引者）来。象（像——引者）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清朝被推翻后他们仍然掌权，“他们的思想纯粹是做皇帝的旧思想”，“他们有了兵，便胡行乱为”，“实行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但没有及时剥夺清政府各级军政官吏的权力尤其是将领的兵权，没有将“专制”的残余势力“官僚武人一概肃清”，而皇权被打倒后，国家没有形成新的最高权威，出现了权力真空，便生出这许多军阀。其“毛病是在中国革命不彻底”。换言之，如果用革命的方式将清朝旧军政势力彻底清除，就可以形成新的革命权威力量，就不至于出现国家权力真空，军阀势力也就没有形成的时机与空间。所谓“革命不彻底”的认识，是从除恶务尽的角度反思军阀兴起的原因。
其二，认为辛亥革命具有幼稚、早熟的“毛病”，缺乏新旧政权过渡时期必要的成熟的民主政治经验和能力，以致造成军阀割据局面。
在中共党人恽代英看来，民初的政治纷乱，与辛亥革命的早熟有关：“辛亥的革命，的确可惜有些早熟的毛病。因为有些早熟的毛病，所以在许多人民——甚至于所称为最有知识的人——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以前，而革命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皇帝的尊严这个偶像打破了，只得挂个民治政治的招牌出来，因为人民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所以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在民治招牌之下，徒然造成了群雄争长的局面。”恽代英所谈问题，虽然和孙中山相似，但角度却不同，孙中山是以历史当事人后来反思的角度认识军阀形成的原因，恽代英则是从全面客观地去追溯探究真相的角度认识军阀形成的原因，其思考点有二：一是着眼于革命党人的早熟——没有进行现代民主政治管理的经验而无法将现代民主政治引向正常轨道；二是革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的尊严”这个国家象征打倒了——但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主政治的“尊严”这个国家象征。当然这两点又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将现代民主政治引向了正轨，也就建立起新的国家“尊严”；而实际上没能建立起现代民治的政治秩序，没有形成新的国家“尊严”和权威，说辛亥革命早熟的看法显然是成立的。正是这种“早熟”，从理想秩序的角度看乃是不成熟，在这种“皇帝的尊严”被打倒、新的民治“尊严”偶像没有建立起来的背景下，“群雄争长”的军阀割据乘隙形成。这是从革命力量发展的客观角度，认识军阀形成的历史条件。这一认识，与孙中山的认识是互补的。
其三，认为革命力量没能集中，力量分散，无法有效消除军阀势力，无法将革命贯彻到底。
在陈独秀看来，“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换言之，正是由于缺乏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强有力的民主革命的中心势力，国家权力一时出现了真空，才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军阀政治的现象。这一点非常精辟，直入军阀问题的要害，其启示意义非常深刻。正是因为认识到革命力量因未曾集中而形成军阀，所以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才转而同意实行国共合作以致力于联合国民党进行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
从国内外环境角度
对军阀成因的探讨
重要的历史现象，必然有其生成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对于军阀这样一种搅动近代历史的特殊力量，也必然有其产生的特定内外历史环境。为了认清军阀现象进而找出解决军阀现象之道，站在历史发展前沿的革命家，从国内外环境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军阀的生成问题。
其一，从经济环境的角度探讨军阀势力的形成。
恽代英指出：“一般青年总以为中国今天所以这样坏，都是由于生了一个吴佩孚，一个张作霖，乃至于一个这个，一个那个……因此，有许多人都相信暗杀是最好的救中国的法子……象（像——引者）今天的军阀，本不过只是几个很寻常的自私自大的人；这样的人，在太平的时候，他们只好去挑粪；说多一点，亦只好做个乡董保甲而已。但是因为今天他们交了狗运，中国因为受外资压迫，许多小工人小农人都失了职业，流为流氓兵匪；他们可以各谋机会，拥有一部分流氓兵匪，霸占权位，宰割地方，于是一个个居然亦便做起督军巡阅使来。倘若中国不能免于外资压迫，这些流氓兵匪不能反其本业；那便只要有机会，人人可以利用他们以做成军阀的。”在恽代英看来，中国经济受到外来压迫造成工人农民大批失业，是军阀势力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瞿秋白则对经济因素做了多重解读：一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经济发展阶段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状态；二是由于中国帝制的突然崩溃而形成“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利用”，在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地方”“经济区域”内，“外国资本”之占有此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四是由于帝国主义“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致使“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形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与恽代英一样，瞿秋白也看到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压迫的影响因素，只是在瞿秋白看来，军阀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多重交织的经济因素。
其二，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角度探讨军阀的形成问题。
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从国内外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以其理论思维和现实洞察力系统分析了军阀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从经济上说，“因为资本主义的东侵”，中国“国内农业手工业的经济基础虽日被压迫，日见崩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不容许其起一种强大普遍的变化，因而经济地位上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没有形成”，所以辛亥革命造成了新旧势力“妥协”“苟且”的局面。军阀势力遂乘机而起。从政治上说，军阀间的“内乱与战争”，“只缘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民国“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从军事上说，“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要扩张并巩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由此可知，“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从国际来说，“国际帝国主义扶植旧势力以图自便”，“外国帝国主义借款卖械帮助北洋派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由上诸因，“新政权不得不完全落于封建的军阀与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蔡和森对军阀的分析相当深刻而全面，这是与他从革命的角度惯于对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分析与认识是紧密相联的。
其三，从国际帝国主义的角度探讨军阀形成问题。
瞿秋白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专门分析了列强与军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这就是与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紧密相连的典型的军阀纷争现象。这一观点，由于写进了中共党纲，而成为党内的共识。蔡和森也曾指出，军阀大都是外国列强的“驻华武官，是他们十年以来栽培维持出来的产物”，形象地说明了军阀势力的形成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他还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军阀势力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分别“资助陈炯明割据广东；大卖军械给张作霖；放出安福祸首作乱……最近美国帝国主义者还密运六架飞机给直系军阀”。上述案例表明，军阀确是帝国主义刻意栽培并加以维持的势力。反对军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和行为，要反对军阀，就必须反对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仅反对军阀，军阀的势力还是会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当时的革命，必须把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民族革命同时并举。因反“封建”军阀这种特殊的情形，乃成为中共“反帝反封”概念的最初表达与揭示。
各种观点之立论分析
恽代英说得非常明白：“我们现在只知道要消弭内乱，须打倒军阀，不知道要打倒军阀，还须要解决军阀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样所以闹了几年打倒军阀，军阀却只看见一天天的更专横了。”显然在恽代英看来，只有知道军阀形成的原因并解决这些原因，才能真正把军阀打倒。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确实，无论是人有病，还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有病，只有知道病因，才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军阀乱象的出现无疑表明社会出了大问题，国家出了大问题，需要对这种病因进行对症分析，才能找到解决军阀乱象的有效对策。由此可见，对军阀形成原因的探讨，其意义十分重要。
从以上关于军阀形成原因的讨论看，从各个角度立论、探讨，均解释了某一方面的道理，并引申了此方面的思考深度、广度和高度，是此后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逻辑起点。如从军阀本身角度探讨其“形成论”，认为军阀之所以成为“阀”，是晚清以来逐渐养成的，非一日之弊，可见欲彻底解决这一“历史积习”非一日之力；而少数掌握政权的个人私心自用乃为“阀”，也表明要解决握有权柄者的私心，就需要用一种政治上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是制度的力量与信仰的力量的高度结合，这是解决军阀的一个用力方向；而军阀间的衍生、利用以及无序裂变纷争互为“阀”，表明军阀问题的解决，要形成有效禁止军事权势私相衍生、利用及无序纷争的机制与环境。这些从军阀自身角度对其形成原因的分析，是很有建设性意义的，能够促使大家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军权膨胀、限制军权独大、平衡军政关系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政治意义极大。而从人民角度对军阀形成问题的探讨，是从军阀形成的外因角度的探讨，在那个特定时代提出这一问题虽有苛责民众之嫌，但对于解释军阀形成问题确有一定道理，民初的民众思想觉悟、政治意识和组织水平确实与现代民主法治要求有巨大差距，需要启蒙、教育、训练和提高，才能为未来的社会变革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从人民角度探讨军阀成因问题，能够引发对于人民逐步走向主人地位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革命不彻底成因的探讨，是一个相对深刻的理论性问题，需要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准确判断力，如所提出旧有势力仍然掌握革命后的新建民国大权，革命力量幼稚，革命力量不够集中，均切中时弊，不仅对于解决军阀问题具有启示意义，对于进一步探索革命力量的成熟、发展和壮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至于国内外环境成因的探讨，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国情、政情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背景，形成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意义。当然，就这些讨论本身来看，多立自某一角度，分析虽有一定深度，但从理论和思想层面上看，也还只是笼统的，还是初步的。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时人仍能从历史的深度和那个特定时代的认识高度，探讨军阀产生的一系列主要原因，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归纳上述探讨的核心思想，就是告诉人们：要解决军阀问题，一是要建立军队思想信仰体系和组织制度体系，确保军队不能变质，走向反面；二是要打倒军阀，在政治上要形成新的民主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形成革命的中心领导力量；三是要解决产生军阀的国际和国内的有关因素，这就是“反帝”与“反封”问题。应该说，舆论对于军阀成因问题的讨论，对于凝练反对军阀的途径、道路、力量等重要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性和启发意义。时论探讨军阀的生成问题，立论的角度和方法、论者的观点和目的不尽相同，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说明军阀生存的历史病态性和非合法性，促使人们探讨消除军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之方；提示人们要消除军阀现象，就要从进行社会根源的改造和更新开始，就要进行一场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与未来发展的、范围广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样，军阀问题的解决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通过军阀形成原因的探讨，形成了社会上军阀批判舆论与中共反军阀理论在某些方面的共识、共鸣和共振。在这种共振中，中共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愈加系统、愈加深刻，革命的理论亦随之愈加发展、愈加深入，中共早期的革命理论正是随着反军阀革命事业发展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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