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郇庆治、刘琦：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12-04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更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愿景的许多理论构想或“常备剧目”，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间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甚或“级差”，但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同时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机融合的历史和理论自觉，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切实持续取得成效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前提性条件。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经济愿景、社会愿景、进路难题

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生命与生活带来沉重代价、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的严重灾难性事件，但也构成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冷静面对并做理性思考的“历史痛点”或经典性事件，提出或凸显了许多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反思和重释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将检视讨论这次全球性重大疫情所彰显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意义上的三个方面问题或挑战，即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社会愿景”和“进路难题”，以期推动这一议题领域的更深入探讨。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

概括地说，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自然观”）的要义，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地和社会历史文化地互动的意义上，来理解、面对和改变（利用）自然。而基于这样一种颇具“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色彩的概念性界定，我们至少可以进一步勾勒或阐发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三重“生态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态意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态意蕴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绿色变革理论意蕴。依此而论，发轫于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文本的再诠释或阐发，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关涉与涵盖当今时代的批判性“新哲学”或“新政治”，甚或说是“真正的深生态学”。

而且，如此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政治哲学基础。换言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构造一整套围绕着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与治理目标的公共管理政策体系，而是还要努力创建将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相结合的新经济、新社会与新文化。具体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要指向或致力于更高质量和更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尤其是在相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情形的意义上。但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的自然生态资源公共所有和社会物质财富公平分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生活过程（方式）的民主决定与监督，使得整个社会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广义上的经济活动）可以采取更为社会和谐与生态可持续的形式或途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创建一种更高级类型的社会关系，来保障促进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的自然关系。因而，坚持和遵循一种整体性社会认知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之间的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总之，借用卡尔•波兰尼的说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方面，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脱嵌”的经济重新“嵌入”到整个社会之中，或者说把经济与社会重新嵌入到范围更大的生态系统之中。当然，无论就其本身的综合性复杂性还是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来说，这都将只能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变革或自我转型过程，而社会主义政治追求和领导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及其实现来说是前提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前者就谈不上后者。但就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现实推进来说，这一政治哲学基础还远不是牢固的或明晰的，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就提出了至少如下三个核心议题领域的重大挑战。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及其挑战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基于的“经济愿景”及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笔者在他文中已做了初步讨论，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意（幻）象”和“三个挑战”。“三个意象”是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大规模、集中化的经济生产组织形式”和“物质富裕的美好生活”。可以说，这三个“意象”构成了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经济愿景”的主导性理论认知，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现实推进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政策话语阐释与大众文化理解。而笔者想强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在经济层面上所提出的“诘问”或挑战，正是指向了支撑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愿景”的这些核心性理念或意象，亟需我们做出严肃的思辨与回答。

其一，经济持续增长追求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限问题。新冠疫情清楚地表明，任何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自然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和无限度的生态环境容量，而对于有限的地球空间和民族国家或区域空间来说，这两个条件的同时（长期）满足都是难以保证的。在全球层面上，无论是大多数种类的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存储量（可开采量）还是地球可以持续承载的人类经济活动总量（尤其是对于生产消费废弃物的消解吸纳），都有着一定的限度或边界。在国别或区域层面上，迅速扩展的经济与生产全球化似乎使得少数所谓“世界工厂”的自然资源全球范围内配置成为可能，但却在无形之中使得另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即国家或区域性生态环境质量因触碰到其天然的界限或“天花板”而难以保持改善。虽然还很难说全球经济活动在多大范围和何种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地球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刚性边界”，但却十分清楚的是，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严肃对待的“硬约束”，而这与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因而可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努力认识并自觉遵循对地球自然生态前提（规律）的客观性要求，甚至还可以认为，那将意味着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不过与它在古典社会主义语境下的那种“意象”已经有着天壤之别。

其二，现代经济组织运行方式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管控问题。现代经济组织与运行方式的基本表征，是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与城市生产消费。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规模化、集约化的工业与城市生产消费也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意义上的肯定性特征，尽管它将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掌控与经济规划本质而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大不相同——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而这次新冠疫情所凸显的是，这种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属性的现代经济组织运行方式，同样也会隐含、集聚和倍增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风险。换言之，与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和城市生产消费相伴随的，是庞大数量的各类自然物质资源的区域性或都市化聚集，以及它们的生产消耗与生活消费所产生的各种类型废弃物及其集中处置。当然，新冠疫情的源起既非直接来自生产消费废弃物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及其处置，也很难说与现代经济组织运行方式的某一个环节直接相关，但无可置疑的是，已然形成的全球性经济生产消费闭环以及像武汉这样的超大都市的枢纽性位置是疫情爆发并难以管控的深层次原因。这次新冠疫情表明，超大规模与过度集中的都市化经济生产消费体系，确实存在着难以准确预判的生态系统脆弱性与人类健康风险，并相应地大大增加了政府部门的公共健康安全管理与生态可持续性管理的成本或难度。一方面，可以想象的是，过度密集和高强度的工业与城市生产消费会使得整个都市区域的生态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承载状态，而作为个体或社群是无可选择或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又很难设想，如何使某一个农（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工商管理人员始终保持对于一种来自遥远国度甚或大自然深处的病毒的高度警惕，而反之则是，它有可能在数日之内危及超过千万的庞大人群。因而，真正的难题也许不是如何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城市和国家的风险管控能力，比如投资建设更多数量、更高科技水平的医疗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机构，而是深刻反思与重构目前的现代化经济组织架构及其运行方式。这对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但需要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更应实质性融入直至重构现代经济生产与消费本身，而这不仅是新时代的新“生态主义”，还是新时代的新“社会主义”。

其三，现代经济发展构型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问题。基于经济持续增长追求和规模化、集约化经济组织运行方式的现代经济发展，几乎就注定了它必然会呈现出的区域、社会阶层、种族、性别等维度上的不均衡性甚或极化现象，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显然成为了这一“自然现象”的强有力社会政治助力或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重要使命和合法性辩护，就是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这种不平衡性尤其是极化现象的经济社会制度条件。但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一定时期内的和某种程度上的不平衡性甚或较大差距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也是如此。而新冠疫情所凸显的是，这种社会物质资源与财富配置显著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和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社会公平程度与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因而，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公正程度与生态可持续性水平，即致力于建设更具社会包容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性目标，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目标实现与目前并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尤其是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张力。对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框架与政治追求理应扮演一种“供给侧重构”主导者的角色，而这将是创造与制度性保障具有大众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决定性元素。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愿景”及其挑战

如前文所述，古典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意指一种特定构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自然关系”，而这种社会的自然关系既可以从经济层面或视角来理解，也可以从社会层面或视角来理解。相应地，当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时，其实蕴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前提性方面，一是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与经济政治文化原则来理解、对待与处置生态环境问题，二是需要整个社会基于一种社会主义质性的“社会关系”或生存生活方式。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使得这两个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与时代特征，突出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预设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愿景”与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而笔者想强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还凸显了我们更多是基于经典作家观点诠释推演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愿景”所面临的严肃挑战，即如何切实同时在个体、社会或国家、国际层面上构建一种自觉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社会关系。

其一，个体层面上的自然生态尊崇敬畏与绿色生活观念风格培育问题。经过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迅速得到改善。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标志着我国长期追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初步实现。但也必须看到，基本摆脱贫困和渐入富裕状态的普通民众，如何在遵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体下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正在全面步入并享受其中的高质量生活或“美好生活”，其实仍主要是一种基于或仿效欧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大众化物质文化消费。而这就意味着，从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视角来说，它不可避免地体现为社会个体（特别是作为消费者）与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之间的双重关系，并且都可能呈现出其彼此并不谐和甚或矛盾的一面。就前者而言，必须承认，支撑与延续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庞大数量的自然资源耗费与生态环境负荷，相应地，我们每个人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其实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紧张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因此拒斥或放弃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生活本身，而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明确意识到我们享受现代生活的“生态成本”，并且尽量减少这种成本或有所弥补。就后者来说，不足为怪的是，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作为消费者的社会个体很容易会走向一些奢靡性、炫耀性、扭曲性的怪异、虚拟或象征消费需要及其追求，而这种消费偏好或行为的蔓延，则很可能会同时造成对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伤害。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无疑是在我国已经长期存在、但却依然屡禁不绝的野生动（植）物消费。至于全国阻击疫情紧急情势下仍屡见不鲜的极少数个体的“生活丑态”（比如隐瞒旅行信息、拒绝自我隔离或佩戴口罩、硬闯防疫控制站点），更是像照妖镜般地拷问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民绿色生活认知和行为自觉。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新人”首先是一个如何培育造就的问题，而不能做任何理所当然意义上的前提性预设或自我宣称。

其二，社会或国家层面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日常制度化保护与社会成员的制度性规约问题。应该说，我国疫情全面爆发之后的紧急情势应对，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的强大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与全国性资源调配能力，从而使国内疫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控制。这无疑是应该高度肯定的，尤其是在国际比较的意义上——包括与当今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疫情应对相比。但客观地说，这次疫情发生及其应对也暴露了我国从生物安全、自然生态保护到流行性疾病防控等方面的诸多薄弱环节和制度性缺陷。从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视角来说，它们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日常制度化保护，既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够健全或不再适应社会现实需要，比如亟待修改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比如著名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长期管理不到位（这当然不是全国唯一的个例），以及各地地方性规章或习俗民风的日常监管督促作用的渐趋弱化甚或消失；二是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关键性少数成员的社会制度性规约，既表现为承担着某种社会监管职能的国家机关或公共部门职员的相应知识缺乏或能力责任缺失，也表现为社会少数消费者和经营群体的科学无知或“三观不正”。结果是，当新冠疫情已经形成时，无论是作为全国专业知识权威团体的高级别专家组、全国专门行政负责部门的国家卫健委及其下属的疾控中心，还是作为地方负责机构的湖北省以及武汉市党委政府，都未能更早做出更积极的应对处置。可以想象，疫情过后党和政府肯定会出台一系列亡羊补牢式的政策举措——比如2020年《生物安全法》的迅速制定实施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讨论修订，但仍有理由追问，这种大规模的严重公共健康风险是否可以仅仅凭借社会或国家掌控体系及其能力的不断强化来消除——如何走向一种更加健康的社会的自然关系也许更为重要与迫切。

其三，全球层面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价值观的重大疫情（事件）协同应对问题。按理说，无论是作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一轮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客观性结果，还是像“只有一个地球”“共同的未来”等这些广泛流行口号所深刻揭示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家园意涵已经是更加清晰可见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样一种新时代需要的理念和价值观的精准概括。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这次全球新冠疫情的应对迄今所交出的却很难说是一份合格的答卷。直到3月26日由沙特主持召开的G20特别峰会之前，它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为一场由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所领导或从事的多少有些悲壮的孤军奋战，中间还弥漫着大量的不和谐甚或不友善的“弦外之音”。令人费解的是，阻碍许多欧美国家正确理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阻击疫情努力甚至重大牺牲并提供必要的国际援助协作、至少可以利用难得的时间差“机会窗口”做好自己国家的防疫工作的，竟然是毫不隐讳的国家间经济社会利益竞争、秘而不宣的国家安全考量角力和显而易见的文化观念偏见。而当这次疫情进入它的下半场或欧美“主场”后，这些国家尽管不得不改变对于中国抗击疫情努力及其战果的公开立场，但却仍不情愿做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观相匹配的协同抗疫努力。因而，全球社会层面上更为有效的通力合作体制与机制来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疫情或紧急事件，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在社会的自然关系上的一个最大“供给短缺”（尤其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和社会个体层面而言）。而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环境来看，这次全球重大疫情应对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展示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社会的自然关系的不同特质的舞台或“秀场”。这并不是说，我国在疫情的发生与应对过程中没有任何过失和缺点，但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大多数欧美国家显然暴露或凸显了严重得多的问题。然而，真正吊诡的是，也许恰恰因为这种社会制度框架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难以弥合歧异，我们所一直期望和促动的、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全球社会愿景”的“基于生态负责与公正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格局）”，似乎在变得更加未来不确定而不是清晰，至少不再是一种可以轻易实现的图景。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及其挑战

必须明确，古典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替代的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或愿景，还是关于如何走向这一未来新型社会的变革道路及其战略，其要义是通过基于对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科学把握的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的组织化革命性实践来最终实现。因而，无论是把生态环境议题理解为这场深刻社会历史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薄弱环节”，还是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本身理解为一个包含诸多层面和丰富内容的向绿色理想社会过渡或社会生态转型过程，我们都需要深入思考两个道路及其战略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施动者或代理人问题，二是驱动力和突破口问题，而这也就是环境政治学所指称的绿色变革“进路难题”。而在笔者看来，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的思考，也应特别关注它们所提出和凸显的这样一些“进路难题”意义上的挑战，即我们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更认同或趋近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人民主体地位及其制度化问题。无论就其最终目标还是现实推进成效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根本上都依赖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自觉与创新性实践，但无须讳言，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还明显呈现为一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作为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动员和组织，因而它的健康推进和实践效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逐渐外溢成为一种更可持续和广泛的“双向互动”。但客观而言，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所强调或彰显的却更多是“集体行动的绝对优先性”。一方面，面对突发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健康安全事件，党和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强力维护社会秩序、统筹调配物质人力资源、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健康安全的全面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在社会和基层社区层面上，虽然也有大量的社群和个体自主性抗疫参与行动，但最重要的则是全体市民（公民）主动遵守配合围绕疫情防控需要所制定的各种制度规定。这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党和政府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和高度互信，而事实也充分证明，这种“准战时体制”对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高风险突发事件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就此而言，这一极端性事件对于检验和推进我国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大有裨益的，但也必须看到，它对于巩固与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的借鉴参考价值是有条件的，甚或是双重性的。尤其是，极端和暂时情形下的无论是党和政府的总体上高效负责的应急管理体制与能力还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担当、合作与牺牲精神，都并不能取代全社会需要通过更加努力的长期性付出和改变来逐渐创造一种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友好的社会主义生产和生活，而绝非仅仅是如何改变少数经济富裕却具有不良消费嗜好社群的观念与行为的问题。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展问题。依据唯物史观，不言而喻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图景离不开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基础性支撑。而就我国的现实实践而言，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经济基础的创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不断完善是一个相互依赖、彼此促进的动态过程。依此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跃迁的一种“红绿”经济社会转型。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视角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阐述，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但客观地说，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所强调或凸显的更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构筑起来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完整工业体系。基于此，一方面，党和政府可以做出更容易得到公众理解与支持的断然性应对举措，比如对于武汉这样的超大都市采取封城措施和对所有患者进行不加区别的免费诊治，另一方面，这一经济体系可以在相对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保持较强的抗挫韧性和自我调整能力，并保持国际社会的信心。因而可以认为，目前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政策及其成就的验证。但也必须承认，这一巨大成功对于构建和拓展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的借鉴参考价值，同样是有条件的，甚或是双重性的。这里的最大挑战，还不是如何确保（促进）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式的经济实体的“红色规约”，而是如何继续努力直至实现对现实中的各种绿色经济样态及其运行机制的“真实绿化”。换言之，即便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与政策背景下，“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也并不必然呈现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经济或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如果再考虑到这次疫情过后很可能会风行一时的世界性“内卷化”经济与政治，这种担心绝非是庸人自扰。

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研究，绝不仅仅意指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或生态思想的文本诠释或再阐释，更在于结合时代条件对于合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制度构想的持续推进，而那些发生于特殊时间节点的重大事件往往会扮演一种“临门一脚”的助推者角色。依此而言，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形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未来潜能的重大事件。一方面，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更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愿景的许多理论构想或“常备剧目”，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甚或“级差”。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现时代和中国化结合，尤其是不能热衷于那些并不具备现实条件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理念的普遍制度化和过于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战略。另一方面，我们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同时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机融合的历史和理论自觉，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切实持续取得成效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前提性条件。这意味着，经历过这次疫情之后，我们既需要从一种崭新的时代语境和理论视野来反思重释一系列重大基础性问题，也需要深入思考并主动接纳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政治话语和政策在当代中国背景语境下的内在一致性，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中，除了不言而喻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领导下的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框架的政治坚持及其不断完善，同样重要的是逐渐引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伦理观念嵌入到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新意象的创造、认同和践行。相应地，“绿色”将逐渐展现为社会主义的突出表征或内在本质，而“红色”则终将成为生态主义的政治趋向或实践逻辑。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刘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3期，略有删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ZDA003；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AKS016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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