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郇庆治

       谢谢政治学人的邀请，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分享。我对生态环境议题的学术兴趣，始于在山东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时的毕业论文。尽管那时大学校园中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理论思潮的关注度极高——自己也跟随同学到位于泉城路和大观园的新华书店购买了黑格尔、尼采、叔本华、萨特等大家的著作来读，但对我吸引力更大的似乎还是围绕着马克思早期著作所展开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问题的学术讨论。所以，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最终选择了“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也就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专业领域归属（那时的哲学系只有一个哲学专业）。现在看来，这一选择对于我日后的整个学术研究道路是奠基性的。

       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工作，这使得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动态，而如下两个理论热点促使我进一步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一是国内学界开始讨论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二是逐渐在我国兴起的环境（生态）哲学和环境（生态）伦理学研究。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个人的学术兴趣仍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我的第一篇环境哲学论文是发表于《齐鲁学刊》1990年第1期的《人与自然关系新论》，第一本专著是1994年出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其中主要讨论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对于21世纪环境哲学构建和现实中实现环境协调发展的时代意义。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机缘，即1994年秋开始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促成了我从环境哲学向环境政治学的转变。我记得，自己最初的意向仍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协调或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设计出了至少三套研究提纲，但导师胡瑾教授的建议是，需要考虑更自觉地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政治学学科的二级专业相吻合。基于此，我就想到了国外的环境政治研究，并且很自然地联想到了那时已经在国内有些影响的欧洲绿党——我们已经可以不时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上看到关于绿党活动的报道。目标一旦确定，接下来的就是技术路线和工作力度的问题。技术路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于欧洲绿党的原始文献与研究著述的中文版本极少，差不多所有的写作材料都来自自己的英文阅读和翻译整理——而这些文献著作本身也都来自国家图书馆阅读（复印）、国外访学同事代购和直接向国外同行索取，而工作力度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学报编辑这一相对轻松的工作也保证了自己充分的文献阅读与思考写作的时间。仅仅用了三年半时间，我就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视角下的欧洲绿党》的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而其中的大部分章节已经公开发表在《欧洲研究》《政治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国内知名杂志。

       2000年《欧洲绿党研究》的出版——特别感激中欧高教合作项目所提供的出访联邦德国吕内堡大学一年的机会并完成了对书稿内容的实质性修改，既是我对过去近六年研究工作的总结，也开启了从绿党研究向环境政治研究的领域拓展。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绿党政治只是一个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现象，而环境政治却是包括我们国家自身在内的，也就是说，环境政治研究使得我可以更自觉地从事一种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2007年编辑出版的《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和专著《环境政治国际比较》。

       2009年完成的工作调动，逐渐促成了自己研究主题的又一次转变，即从环境政治研究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从此，我开始致力于把日益感兴趣的生态文明议题和环境政治研究结合起来，以2018年出版的专著《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为代表性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研究兴趣的中断或实质性改变，因为对我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环境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它的“红绿”部分。2008年我在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持承担的重大课题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而作为环境政治学基础性工程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也是在2012年才最后完成的；其二，来到北大之后着力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研究实际上促使二者自觉交叉融合，带来了一些当初预料之外的外溢性效果，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可以说，2021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五卷本）和近几年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所开展的系列工作，是最主要成果。

       上述有些冗长的叙述只是想表明，对于一个普通学者来说，再完美的个人职业规划也无足轻重，学术兴趣、国家需要与时代环境的正向结合是有所成就的必备前提。就此而言，我是非常幸运的。

■ 郇庆治

       好的。这里涉及了三个基本概念，即环境问题（议题）、环境政治或环境政治学、环境政治或环境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先说第一个概念，即环境问题（议题）。一方面，作为客观现实存在的环境问题或难题，并非仅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比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沙漠化、水土流失等具体性问题，而是比这些范围更宽泛、种类更多的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各种形式生态环境质量与治理问题的总称，比如近海海域污染、原始森林消失、宇宙太空垃圾、全球气候变化，等等。因而，十分重要的是，只有那些进入了社会公众关注视野、成为社会政治行为体回应与动员对象的（生态）环境问题，才算是（生态）环境议题。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或难题当然是真实客观的，但（生态）环境议题却往往是经过选择的甚或被构建出来的。相应地，某一个社会或整个人类社会的选择或构建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

       再说第二个概念，即环境政治或环境政治学。不难理解，“环境政治”指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的环境政治事实或现实，即某个（些）政治行为体对于某一个生态环境议题所做出的政治回应或反应。比如，一批人讨论决定成立一个绿色政党来参加议会选举并争取进入（组建）各级政府，以便应对民众越来越关注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相比之下，“环境政治学”指的是学术界对于某一种环境政治现象或事实所做的理论概括与因果关系阐释。比如，对于上述现象，需要做出阐明的是，这个号称绿色政党的新政党究竟是不是一个新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党，它在政治理念原则与组织结构上有什么新特点。此外，它与更宽泛意义上的环境新社会运动或非政府组织有何区别，又与传统的左右翼政党有多大不同，如此等等。

       最后是第三个概念，即环境政治或环境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一般而言，就像环境政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样，环境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很难做出一种过于简化的分类概括。而如果按照比较政治学通常采用的划分尺度，那么可以认为，绿色思潮（环境政治理论）、绿色运动（环境新社会运动）、绿党（环境政党），是三个最主要的构成性元素。“绿色思潮”主要指的是绿色运动和绿党等环境政治行为体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理论原则与政治政策主张，而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政治理论还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个人的绿色观念看法；“绿色运动”主要指的是某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公众有组织地动员起来进行围绕绿色议题的社会政治抗争行动，其典型代表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环境新社会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后广泛组建的绿党的政治准备；“绿党”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以各级议会选举并执掌政府为目标、以生态环境议题为最主要政治关切的小型政党，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经在政治信念、组织架构和政治政策主张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 郇庆治

       这里涉及的又是三个密切关联但性质上并不相同的问题，分别是环境政治学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我国环境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主体性和我国环境政治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先谈第一个问题，即环境政治学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政治学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地位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描述或规范它作为比较政治学这一二级学科属下的“议题政治学”特征。也就是说，不仅是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还有生态环境议题的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特点，共同决定了环境政治研究的学科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张力，决定了更多基于前者的环境政治学在更多基于后者的政治学主流学科中的弱势与边缘地位。因而，虽然可以发现不时出现的激进的生态主义哲学与政治理念——比如，各种形式的生态公社或共同体，但它们的现实经济与社会接受度依然是不够高的，也就很难成为主流政治学的聚焦或关注点。

       与第一个问题直接相关，相对弱势的学科地位和少得多的学术资源配置，带来或强化了两方面后果：一是作为一个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的环境政治学框架建设步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世界普遍性现象，但在我国的教育与科研体制下表现得尤其严重——时至今日全国仅有几个独立研究所或中心，没有任何高校独立设置的二级学科专业和全国性研究协会或协同机构；二是数量有限的研究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把环境政治学视为一个国际政治学科或外来学科，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置身其中的环境政治现实或进程中的理论主体、实践主体、变革主体。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在《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书的导言中谈道，我国的环境政治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研究者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成熟，开始把环境政治研究视为一种对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应对的理论自主性探讨，即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向。换言之，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环境政治学至此在事实上得以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同时在挑战与机遇的意义上。就挑战方面而言，学术界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对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旗帜下的大规模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战略及其实施做出理性科学的叙述与阐释，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与社会引领作用，而所遭遇到的一个突出瓶颈问题却又恰恰是在学科理念及其话语创新的意义上，即原初更多来自欧美学术话语体系的环境政治学其实很难用来阐释我国自己的环境政治现实——比如简单套用大众社会政治参与尤其是关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相关理论的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对此，我的一个想法是，也许我们应该更大胆地迈出下一步，即用“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来替代“环境政治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环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更自觉地应用于对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研究，因为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最大的环境政治。

■ 郇庆治

       众所周知，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欧美国家最活跃或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之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主动迎合或回应了当代人类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时代挑战。

       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拥有上述的“靓丽”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可以理解为或被阐释为一种当代环境政治哲学。也就是说，按照政治哲学的三个构成性要素即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未来理想社会的愿景构想和过渡到这一理想社会的政治进路与战略，生态马克思主义拥有或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绿色变革方案。简要地说，在它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注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特别是在全球层面上，只有进行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历史性替代以及所建立的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这样一种历史性变革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经济基础层面上的重建和最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从动态的角度来说，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前后、2010年以来四个主要时间节点的努力及其代表性成果，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谱系。

       这当然不是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是一个均质化的、有着共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观点的学术流派。概言之，依据其理论立场与研究方法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划分为狭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左翼理论三大流派或阵营。狭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更多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流派，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完整的生态学意蕴，而且本身就是最好的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指的是通过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诠释阐发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结合起来，强调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激进批判性质；绿色左翼理论指的是一种更多基于马克思哲学政治立场的现实批判性理论分析，强调生态学知识（思考）纳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的必要性。对于我而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一概念既是在涵盖上述三个阵营或流派的意义上使用的，也是在一种工具性方法的意义上使用的，即它同时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理论。

■ 郇庆治

       好的。首先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五卷本）其实是一个集成性著作，其中包括了前几年已经单独出版过的四个专题文集，再加上这次新编的“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专辑，由中国环境出版集团统一出版，其主要目的是对过去10多年连续开展的工作做个总结，同时也想进一步推广“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一伞形概念。

       “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分析认知框架是我2012年起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主要学术流派研究”时明确提出的，而此前提及这些说法时基本上是在分散或随机的意义上使用。因为，我当时面临的一个首要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划分不同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主要流派，然后就想到了将不同绿色文化或理论流派纳入这样一个三维统一框架的办法。简单地说，除了以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为哲学价值观的“深绿”维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理论基础的“红绿”维度，然后就是强调经济技术渐进变革和改进法律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的“浅绿”维度。严格地说，这一方法论思路仍是工具性意义上的，即可以由此把我们所关注的三大理论流派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下，而不必深究它们之间严格的逻辑关系，比如，就激进抑或保守而言，“深绿”和“红绿”理论其实都是非常激进的。此外，如何处置“浅绿”理论与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做出进一步阐释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与环境政治学体系建构完善的关系，也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要正确与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于我国环境政治学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或引领意义。除了政治正确意义上的简化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党和政府所统一构想推动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就决定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自然观或生态文明观）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引领与制度规约作用，而这也是我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换言之，必须明确，没有对党和政府的环境政治政策及其决策与落实的严肃研究，也就没有科学意义上的中国环境政治学。二是要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对于环境政治学体系构建的多方面建设性贡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和我国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论资源，需要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引入我国环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完善之中。  

       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间，那就是一种更为直接或密切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当然，我们对此也要有一种正确的理解。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及其实现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但另一方面，从更一般的学术理论视角比如环境政治哲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意涵与论域大大拓展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成了更为严格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哲学基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更自觉结合。可以说，这一论点构成了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的基本立场与研讨主题。

■ 郇庆治

       那么，应如何思考这一重大战略背后的理论建构呢？我觉得，如下两点是最为重要的：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这是一个由理念、制度和战略等多个层面组成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而区域（流域）推进战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或部分。而且，这其中会同时涉及理念原则、制度框架设计和重大战略举措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原则，就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理念基础，否则的话，任何跨行政区域归属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治理都是无稽之谈。第二，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及其治理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说，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各类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先行区、试验区的组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已经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取得了一定的制度创建与管理经验，比如，在目标责任考核等方面。但总的来说，区域（流域）层面上的试点不太多，经验也相对有限，而这个层面上的制度与治理创新又极其重要。因而，包括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流域）推进实践，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素材。

       我已经多次指出，从环境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来看，我国环境政治的核心任务就是环境国家或生态文明国家的建设，即创建一个高效、专业和民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这既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及其所形成的世界最大规模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管理需要，即最大体量的经济与社会活动需要最严格最先进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也是为了满足随着经济发展与物质消费水平提高而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优良生态环境与优质生态产品的日益增长需要。就此而言，普通人民群众的意愿表达以及各种形式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民主推动力量，但最为关键的角色则是党和政府的绿色意识自觉与领导能力，而这种自觉与能力都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在执政实践中不断学习积累起来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执政党绿色意识形态概括和国家重大战略为我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不断实践与学习成长的广阔舞台。可以说，无论是对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还是对于它们的实现路径的理解，都可以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及其解答中找到答案，并且，这二者又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的建设性互动过程。当然，这也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而正确的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与科学先进性，保持自己超强的学习与自我革新能力。

■ 郇庆治

       毋庸讳言，2020年突发的全球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带来了多重意义上的困难或挑战。概括说来，它们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内长期高速推进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遭遇了过去几十年未曾遇到的困难局面，一大批中小企业经营艰难，甚至开始影响到一些民众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使得近年来持续推进并且卓有成效的环境综合治理政策遭到质疑，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绿色转型遇到挑战。二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体系下所提出的许多经济、社会、文化愿景构想及其政策尝试，遇到了比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整体环境下要复杂得多的各种阻力障碍，尤其是那些基于公共财政支持的绿色政策。三是国际环境中从大国关系到东西方关系的全面趋于紧张，暴露了以联合国相关公约为基础的全球绿色政治共识的极度脆弱性和传统主流政治的绝对强势地位，这使得任何实质性、长远性的国际环境治理合作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具体落实，变得更加不容易。

       如果能够正确理解上述国内外背景与语境变化，我们就可以明确，一方面，在接下来的后新冠疫情时代，我们需要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考虑并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能受到那些非科学或非理性因素的干扰、裹挟，更自觉地尊重自然生态的本质规律、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此，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一种“现实的生态主义”。这种生态主义看起来也许不是那么激进，但显然要更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实际。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主动或被动地陷入任何意义上的“浪漫的生态主义”。比如，当下关于“双碳”目标战略的讨论，我们必须是既态度积极、又务实推进的，任何冒进的思想或举措都代替了问题的解决。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使用的既反对“碳冲锋”、也反对“运动式减碳”的明确表述，正是对于这一议题的国家立场的重申。

       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质性的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及其社会推广，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主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野或框架下的新经济形态及其运行机制。因而，它所追求的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无中生有”意义上的新创造，而是现存的许多萌芽、局部、分散存在的现象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制度化积聚。相应地，生态文明研究学界需要做的是善于发现这些实存性现象，找到它们得以产生形成的原因机理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条件。因此，我将其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生态文明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生态）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生态）应用经济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

■ 郇庆治

       毫无疑问，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政治现象，成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话语和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是政治思潮影响或改变政治现实本身的鲜活实例。这既是由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术语在重大国际环境政治场合和文件中的日益频繁使用，比如，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文件和所主办的重要会议，也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国际性影响，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与机构和世界各国都越来越关注我们在上述两个层面上的重要性。比如，近几年西方媒体对于我国主要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报道和我国在联合国有关条约履约谈判及其落实中作用的持续提升等。

       可以预期，到本世纪中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及其带来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组织实施，我们将会在更高水平上解决好过去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和传统发展方式下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此所愿的话，它至少将会在如下三个方面深刻改变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各国政治：一是彻底改变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之间递次围绕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代表着现代化、进步与可持续性的领导型国家或力量；二是实质性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无论是在传统政治议题领域还是在绿色新政治议题领域，发展中国家都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三是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国家与制度的世界性引领作用，从而吸引更多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力量加入坚持与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轨道。 

       至于在思想层面上，我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最有可能实现的突破包括如下两点：一是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构建及运行规则。强大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中大国地位以及所奉行的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理念原则或全人类共同价值，终将会改变西方政治思想家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信条，从而从去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非欧美中心主义的视角来思考一种新型的国际社会构建规则及其运行机制。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社会（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绿色未来。尽管现实中所一再暴露出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它所支撑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所引发或促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种种迹象，但仍有太多人相信资本主义迄今为止还没有触碰到它的危机内爆点，尤其是认为绿色（生态）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可以憧憬的未来，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成效的逐渐显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社会（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绿色未来，都将彻底摆脱其乌托邦的大众政治意象而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号召力的政治理想。到那时，西方绿色思想家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派将会率先做出自己的理论回应。

■ 郇庆治

       谢谢鼓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们近10年来的研究进路就是在环境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下，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一概念走向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其中，2014年开始的与联邦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围绕着“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的国际合作和2018年开始主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扮演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催生激励角色，前者是在与国际话语体系建立联系并融入其中的意义上，后者则是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本质特征的意义上。结果是，如今的北大研究团队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已经成为一个初步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基地。

       基于此，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将集中于如下三个议题领域：一是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体系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作的新理解再阐释；二是深入开展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对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的学理性阐释与科学建构；三是积极推进与国际绿色左翼学界的交流对话，以学术方式讲好当代中国的“绿色故事”。

       如果从“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分析认知框架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当然更多属于“红绿”的阵营或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深绿”“浅绿”阵营或维度的简单化拒绝或贬斥，尤其是在思想认知层面上；而如果从更狭义的“红绿”或绿色左翼的理论视角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明确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或论域，可以说具有更鲜亮的红色——当然，这只是意味着我们会更多考虑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可能会带来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积极影响，而不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任何教条式理解或固守。我相信，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或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就可以逐渐成为当代国际绿色左翼学界的现代社会绿色转型（重构）理论中的重要一员，并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 郇庆治

        好的。就像当初“环境政治学”被界定为“希望政治学”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也是一种“希望政治学”。这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只有环境政治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才会给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保持与带来绿色希望，对此我们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二是这种未来希望必须基于我们从今天开始的一代代人的富于政治想象而勇敢坚毅的努力，对此我们是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你认同这一点，那么，欢迎加入“环境政治学人”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