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陈培永：如何栖思于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回应阿甘本
如何栖思于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
——回应阿甘本
[摘 要]阿甘本所认定的例外状态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状态，而是政治权力暂时悬置法律规范、伦理道德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虚拟状态。而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是政府迫不得已、无奈应对的客观状态，它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支配、控制、剥夺人的生命的状态，反而是政治权力最大程度地发挥保护人的生物性生命之功能的状态。归根结底，阿甘本把生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术，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直接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形成的恶的否定性政治，而没有理解为以生物生命为对象使人活的善的积极性政治或生产性政治。跟那些被传染的、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人谈精神生命，实际上是一种伪善；承认生物性生命的意义或者它本身的精神价值，强调人的生物性生命维系的重要性，才是真善，才是疫情之下的哲学书写应该立足的前提。
[关键词]阿甘本；政治权力；例外状态；生物性生命；生命政治
重大历史事件会成就一些人，也会毁灭一些人；会让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人从此声名鹊起，也会让一些声名显赫的名家大失人望。享有国际声誉的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无疑属于后者，本来以“例外状态”（stato d’eccezione）等理论颇有知名度的他，却因对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发表言论引发普遍争议、受到众人批判[1]。新冠病毒的肆虐，无疑是例外状态理论直面现实、回应现实的最佳机会，只可惜阿甘本没有抓住这个赢得尊重、证明其理论魅力的机会，原因究竟出现在哪里？他的例外状态理论、生命政治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我们应如何思考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
一、为何认为病毒是政治权力的阴谋？
阿甘本无疑是批判者，例外状态理论也是批判的理论。只要是批判，就少不了批判的对象，在其著作《例外状态》和《神圣人》中，阿甘本对准的批判对象包括“主权者”“至高权力”“至高暴力”甚至“政治”“权威”，这些对象不断变换，要问到底批判的是什么，还真难一句话讲清楚。直面新冠病毒，阿甘本锁定的批判对象就是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更具体说就是意大利政府，可以说直接挑明了批判的对象。
在阿甘本看来，新冠病毒根本不是什么事（他一开始甚至认为它与普通流感没什么两样，直到2020年4月14日他还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精确评估的风险”），它只是政治权力为宣告例外状态以实现更好治理（阿甘本谈到的“治理”更强调统治、支配、控制的意思）而找到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找到借口或理由宣告例外状态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套路，没有新冠病毒，政府也会找到其他的理由或借口，就此而言，新冠病毒与恐怖主义对于政治权力宣告例外状态来说，并没有两样，“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传染病的发明》）。
如此真实地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新冠病毒，是被国家权力故意发明的、至少是被夸大和渲染的，它本来并不存在或者说本来没有多大威力，是政治权力让它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夸大了它的作用。阿甘本想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好比是个很坏的魔术师，它让我们看到明明并不存在的东西，利用这种幻觉来实现对我们的控制。这确实很难让人表达认同。可能也正因为此，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阿甘本指出政府不会无缘无故地制造出例外状态，安全治理未必是通过制造例外状态来运作，而是在当它自己产生时去利用它、引导它。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会抓住一切时机来宣布例外状态，它会无中生有（没有病毒说成有病毒）、小事化大（把一般流感说成严重流感）以宣告例外状态。
为了宣告例外状态，政治权力大谈特谈传染和瘟疫，利用人们对“传染”和“瘟疫”的厌恶和恐惧，制造恐慌氛围。也就是说，传染可能本来并不存在，“传染”这个概念也是权力制造出来的、渲染出来的。这足以让传染病学家、病毒学家、科学家瞠目。阿甘本甚至没有避讳这一点，他明确提出，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宗教”，“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科学宗教也可能生产迷信与恐惧，永远都有专家或者所谓的‘专家’能成功地迎合君主的口味。而君主，就好像在宗教争端分裂基督教时一样，总会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一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反思瘟疫》）。因新冠病毒宣告例外状态，恰恰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完成的，政治权力决定何谓科学、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科学，利用了科学和专家，一些科学和专家故意迎合权力的需要，实际上也沦为权力的“爪牙”。正是权力和科学的结盟，利用新冠病毒制造了例外状态，成功地让人们信以为真。由此，阿甘本还表现出了对教会的不满，他认为，在病毒面前，教会本应该守卫人类尊严，应该牺牲生命而非信仰，却放弃了其最核心的原则，沦为科学的家仆。
新冠病毒就是政治权力的阴谋或诡计，可以说这是病毒阴谋论的一种，只不过它是哲学上的阴谋论。其他的病毒阴谋论，往往说病毒是被哪个国家、哪个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而阿甘本这种哲学上的阴谋论根本不猜它来自哪里，它是谁造出来的，直接宣告了它就是被政治权力用来宣告例外状态、用来统治民众的工具。阿甘本显然意在让我们保持对政治权力的警惕，看清权力的技艺学或厚黑学，防止权力在名义上保护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同时，实际上暗地里玩弄阴谋控制我们的自由、实现对社会的统治。阿甘本认为，这正是哲学应该干的事情。每一个行当有每一个行当的任务，病毒来了，医生要做的是控制病毒，政府要做的是控制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要做的是防止权力的扩张带来伦理和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对阿甘本来说，这是哲学家的职业精神。当然这也决定了社会各界都在批判政府防控不力的时候，哲学家却在批判政府小题大做、故意危言耸听以实现社会控制之目的。这可真是讽刺画，画中的哲学家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多么地不在状态。
哲学家不应为了哲学而哲学，不能否定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以成全哲学的深刻。新冠病毒肆虐，绝不是政府想要宣布例外状态，更不可能是政府故意宣告例外状态，每个国家的政府在开始时都想保持社会正常运行，甚至不惜隐瞒疫情。只是随着疫情的扩散，才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正如法国哲学家南希（Jean-Luc Nancy）在回应阿甘本的文章《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中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2]阿甘本的批判可以说是深刻的，但这种深刻越来越走向极端，那就是无论权力做得好还是坏，都假设它是坏的、恶的，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权力永远是坏的，从根上就坏了，它只会留一个好的皮囊，里面的血肉实际上都是坏的，这就是阿甘本及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已经先天设定的基本前提，这是权力本恶、永远恶的先天设定。
人类社会在进步，权力本身却停滞不前，这怎么可能？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权力，反思权力，但不能先天就设定权力是恶的，而且是恒恶的，这样的偏执会让我们在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中，不断削弱政治权力的积极力量和生产性作用，导致人类社会在新冠病毒疫情及类似这样的事件暴发的时候难以应对。试想，如果政府听到了哲学家的控诉，不再宣告紧急状态，任由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染，那结果会是如何？如果我们相信了这是政府控制我们的阴谋，我们坚决揭穿这个阴谋，进行非暴力不合作，我们什么都不做，也不允许政府做，那结果不就是“坐着等死”吗？
二、为什么没有真实的、客观的例外状态？
经验观察、切身体会可以明显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已经逼迫着我们进入到实实在在的“例外状态”之中，它打破了我们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习以为常的行为，这是我们亲眼可见、亲耳可听的事实，绝不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权力可以凭空杜撰的结果，为什么阿甘本偏要将其说成是权力的理想借口，并表示出对宣告例外状态深深的忧虑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对“例外状态”的固化观念、先入为主的成见。按我们的一般理解，例外状态是相对于不例外状态也就是正常状态而言的，它是一个国家面对突发重大事件、重大风险挑战，包括瘟疫、地震、恐怖主义、内战、侵略等情况出现而导致的社会的紧急状态。这种状态与正常状态一样，无疑也是难以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但这只是我们的理解。对阿甘本而言，例外状态是与政治权力、治理术同生相伴的，它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状态，而更多地是国家权力根据治理需要来宣布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虚拟状态。如果说它是完全客观的状态或者是当今各个国家所宣告的“紧急状态”，那对它的探讨就没有意义了。
例外状态本身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宣告例外状态是政治权力治理的方式（需要重申，治理这个词在阿甘本这里，更多是统治、控制、支配的意思），而且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典范或常规，这一点，在阿甘本的著作中已经有多处强调。“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3]，“在我们这个时代，例外状态作为根本性的政治结构，变得越来越显明，并最终开始变成常规”[4]。政治权力宣告例外状态已经常态化了，阿甘本只不过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政府的做法，清楚地揭示了“例外状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即是说它证明了例外状态已经成为政治权力治理的常态，政治权力已经完全依靠这种找到借口、宣告例外状态的方式来治理。
如果阿甘本意识到，例外状态不是都由政治权力主观宣告的，它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他也就不会如此忧虑。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是真实的、客观的例外状态，它不是权力宣告带来的例外状态。实际上，在《例外状态》一书中，阿甘本提到了三种类型的例外状态，一种是真实的例外状态，一种是拟制的例外状态，一种是故意的例外状态[5]。只是身处疫情之下的阿甘本，为了实现对政府做法的质疑和批判，为了实现对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的捍卫，放弃了还存在任何真实、客观的例外状态的想法，把例外状态全部看成了拟制的甚至是故意的。如果要为阿甘本进行辩护的话，其实可以说，哲学家就是要否认大家的共识而发出另一种声音，当我们都假定是客观、真实的例外状态的时候，哲学家就要说它是政治权力故意制造出来的例外状态，以让社会保持对政治权力治理术的警醒。
令阿甘本忧虑的是，只要宣告例外状态，政治权力就可以突破法律的限制、民主的程序而不受制裁和指责。其隐含的批判逻辑是，虽然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成为社会发展之趋势，但这丝毫不能防止政治权力的僭越，而且还是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僭越。时不时地宣告例外状态，就是政治权力找到的最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于此，可以简单给阿甘本的“例外状态”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他在这些小文章中没有做出的，也是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给出的。例外状态就是政治权力暂时悬置法律规范、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而不受法律、宗教、伦理规制的状态，因此是政治权力可以直接触碰人的生物性生命（因其已失去法律、宗教、道德赋予的任何神圣性，不再被人权、自由、公民或人民的外表所包裹，也可以称为赤裸生命）的状态。
即是说，与例外状态相对的不是“正常状态”，而是政治权力被法律、伦理、宗教规制的“法律状态”（鉴于法律在这种非例外状态下的重要性）。例外状态因此是一个缺乏法的空间、一个无法地带，在其中，所有法律规范都停止运作，政治权力并没有废除法律而只是悬置法律，既非执行法律、亦非违反法律，而是不执行法律。法律因此只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但失去了实际效力，而政治权力的命令本身（可具体理解为政府法令或行政命令）虽不是法律但具有了法律效力。对阿甘本而言，政治权力厉害就厉害在，它利用两种状态来维系运转，它不仅需要正常状态下的法律司法秩序结构，也需要无法的混乱状况来宣布例外状态以悬置法律。政治权力不仅需要规则，也需要规则的例外，只讲规则必然导致权力的作茧自缚，只有通过宣布规则的例外才能够灵活自如。就此而言，例外虽然是规则的例外，但却是权力运作规则的一部分。
一旦例外状态被选择，政治权力就没有法律、规则来制约，这就是为什么阿甘本总是强调宣告例外状态带来伦理和政治的严重后果的原因。在他的《一个疑问》的小文中，阿甘本同样指出，总理和民政部长的话说出口就立刻有法律效力，执行权实际上已经取代立法权，废弃了权力分立这一民主基本原则，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则超越了所有限制。他为此批判了另一群他认为没有完成自己使命的人，那就是法律人。“法律人有义务保证宪政原则得到遵守，但他们却默不作声。法律人，你们怎么对分内的事保持沉默？”（《一个疑问》）
这种忧虑一定意义上说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通过各国防控疫情中政府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来，确实存在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某些阶段的失序。但是，我们必须容忍疫情时期权力的溢出或强大。病毒催生的真实的、客观的例外状态，一定意义上是政府权力（包括社会各种力量）迫不得已、无奈应对的状态，是必须应急处理、强力解决的状态，会出现国家集权，甚至必然要求这种集权来推出征用民间物质、管控人口流动、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这是为防控疫情必然出现的结果，是为了让人存活下去必需付出的“代价”。唤起法律人的意识和功能，也难以扭转这种局面。
只是结果并不像阿甘本想得那么悲观，例外状态绝不是法律完全被悬置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无序的状态，不是权力可以无视法律约束来任意支配、控制、掠夺人的生命的状态，反而是保护人的生命、更多的人的生命的状态。可以说，政府权力在疫情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好发挥了保护生命的作用。阿甘本的理论对我们的启示仅在于，例外状态下的法律规范、依法治理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包括确保政治权力宣告例外状态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在例外状态下如何贯彻法律规范，既赋予政治权力更多自由度又避免其走向任性扩张；还要明确疫情之后回到常态的法律司法路径；等等。
三、生物性生命应该遭到如此鄙视吗？
更令阿甘本忧虑的是，“例外状态成为常态之时，法律—政治系统就会将自身转变成为一部杀人机器”[6]。在法律状态下，政治权力本身被法律、伦理、宗教等所规范、所制约，人们有法律、伦理、宗教的保护，作为公民、人民、拥有各种权利和自由的个体、讲伦理道德的大写的人而存在，具有政治生命、精神生命或神圣生命。政治权力通过法律、规范、规则来与每个人建立间接联系，它必须尊重人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不能直接触碰到（实际上就是任意支配甚至杀害）人的赤裸生命或生物生命。
而一旦宣告例外状态，法律不再适用，伦理和宗教不再发挥作用，人的生命的政治性和精神性就不再存在了，只留下生物性，政治权力就可以直接触碰到赤裸裸的生物生命了，也因此可以不违法地让人的生命消失。阿甘本时刻都在提醒，必须提防政治权力，它通过在法律状态下赋予人以政治生命、精神生命将所有人纳入其中，又通过宣告例外状态将一部分人或将所有人排除出去，这是政治权力纳入性地排除的高明伎俩。在他的逻辑中，正是政治权力的例外状态的宣告，使人回到了纯粹的生物状态，开启了“排除”的过程。
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一定是让人死的结果，是在不违法、不违背伦理、不违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让人死的结果。阿甘本的恐惧正是来源于此，历史上的纳粹集中营在他的头脑中一直盘旋着挥之不去，即使面对新冠病毒时他还是如此认为。所以他提醒了一件事，阿道夫·艾希曼（被称为纳粹的“死刑执行者”，杀害过上百万犹太人）曾表面上充满善意地不断重复说，他是出自自己的良知、遵循他认为的康德式道德准则才做了那些事。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下的政治权力一旦直接面向生物生命，就一定是让它死，就一定是要剥夺生命，这是阿甘本的定论。
但他忘掉的是，政治权力作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也可以是为了让它活。生命政治在其原本上就是使人活的政治，虽然它有可能会为了让一部分人活而走向死亡政治。在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下，政治权力作用于我们的生物生命，就是要让人的生物生命存活，但对这一点阿甘本恰恰表示了否定。归根结底，阿甘本把生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术，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直接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形成的恶的否定性政治，而不是理解为以生物生命为对象使人活下来的善的积极性政治或生产性政治。
阿甘本不满意政府限制自由的做法，狠狠批判政治权力的阴谋，也不满意所有的“我们”，从而将自己与绝大多数人进行了分割，因为“我们”认同了政府采取封城、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接受了本来不该被宣布为例外状态的状态，实际上成了政治权力阴谋的同谋者。阿甘本困惑甚至也充满批判的是，我们为什么傻傻看不清楚？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接受瘟疫、居家隔离，搁置一切正常生活条件、工作关系、友情与爱情关系，乃至宗教与政治信条？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生命已经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生物学的生命，不仅被剥夺了社会与政治维度，连人性与情感也所剩无几？为什么我们“除了赤裸生命（nuda vita）之外别无所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赤裸的“生物性存在”（nuda esistenza biologica）？他相信，我们必然自食其果，“在失去生命的恐惧之上，能建立起来的只有僭主制（tirannia），只有利维坦（Leviatano）和它出鞘的剑”（《反思瘟疫》）。
阿甘本提出的问题是，人一旦沦落为生物，只剩下生物性生命，这还是人吗？在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下，人们没有自由，没有友情爱情关系，没有政治伦理价值，没有精神信仰，只剩下活着，只剩下生物的躯壳，再没有人性的、精神的内核，“生命经验（esperienza vitale）的统一性已然分裂。本来，生命经验的身体与精神两面不可分割；而现在，纯粹的生物实体和情欲的、文化的生活则完全分离”（《一个疑问》），这个时候，人还是人吗？深层次的冲突是，对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自由的灵魂，还是物质性的肉体？是崇高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还是满足于纯粹活着的生物生命或物质生命？
对哲学家来说，当然是前者；对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对于政治家、对于科学家来说，当然是后者。道理再简单不过，没有活着，没有生物性生命，人都死了，谈那些自由、精神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而对哲学家来说，人之为人，相对于其他动物，根本的不同就是人不只是活着，只是肉体，更重要的是精神或灵魂，当这些失去，人就不配为人。基于此，人被隔离了自由、被剥夺了精神生活，应该宁可选择高贵地死去而不是赖活着。在新冠病毒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会被哲学家的境界所折服，但新冠病毒的到来，却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我们终归不能生活在理念的殿堂上，我们身在人间，必须面对一个个的物质性肉体、生物性生命。
人确实应该有精神追求，为了自由、精神放弃自己生物生命的人，可以自认为是高贵的，但不能认为那些在生物性生命受到重创而依然坚持求生意志的人就是低级的，他应该共情于那些因病毒肆虐而生物生命难保或不保的人，应该看到那些为拯救众多生物性生命而努力的人更加高贵。跟那些被传染的、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人谈精神生命，实际上是一种伪善；承认生物性生命的意义或者它本身的精神价值，强调人的生物性生命维系的重要性，才是真善，才是疫情之下的哲学书写应该立足的前提。
在例外状态下，最需要保护的是我们的生物性生命。也正是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一度不平衡的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关系，让我们有机会在哲学中为生物性生命正名。我们选择生物性生命，绝不会是在放弃精神生命的情况下，也不会因此失去精神生命，反倒会更有机会思考精神生命的价值，更加体验到精神生命对于我们的意义，更加深刻认识到正常的生活条件、工作关系、友情与爱情关系，乃至宗教与政治信条对于我们的意义。
而且，我们会在生物生命受到侵犯的时候更清楚地看透政治权力的治理技艺。回到原初的生物生命，我们可以不用通过被建构出来的比如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评价权力，而是可以直接用是否给我们健康、让我们不至于死掉这种硬性的标准来评价，这不是更能看破政治权力的阴谋吗？阿甘本不是也抨击政治权力通过赋予人以神圣之名来实现对人的操控、对人的谋杀吗？现在一目了然，去除神圣的政治价值，只看赤裸的生物生命，这会让政治权力的政治阴谋无所遁形。
四、人类社会会陷入永久例外状态吗？
一个除了相信幸存以外不再相信一切，为了生物生命而放弃精神生命，为了活着不惜牺牲政治、伦理生活的社会会是怎样？在阿甘本看来，这无疑是“至暗社会”。为了活着，为了生物性生命，人们接受了政治权力宣告例外状态后的一系列隔离、封城等举措，必然会使人际关系、人类社会遭遇困境。这种例外状态下的社会必然是充满恐惧和不安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只能是全面控制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变成可能的感染源，都被认为可能携带病毒、可能传染给他人，所以人与人之间就必须保持距离，必须相互防范，不论是不是亲近的人，都不可以靠近、也不可以接触，“邻人”因此不复存在。这基本上是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状态，虽然病毒才是真正的敌人，但我们最终把自己之外的的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这场战争无形的敌人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因此显得无比荒谬，也由此成为真正的内战（guerra civile）。敌人不是外来的，敌人正在我们之中”（《声明》）。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是“涂油者”，即16、17世纪鼠疫时期在公共场合涂抹带有毒素的特制油膏以传播瘟疫的人。这也正如《反恐怖主义法》把每个公民都看作潜在的恐怖分子一样。例外状态下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涂油者”或潜在的恐怖分子构成的社会。
阿甘本实际上陷入到了例外状态下的“暗黑”社会和非例外状态下的“光明”社会绝对对立的思维中。其实我们都知道，病毒没有到来、没有宣布例外状态的社会，也绝不是阿甘本所想象的完美社会。与其恐惧于例外状态下的非自由的控制社会，还不如反思正常状态下的社会本身可能就存在着风险和挑战、恐惧和不安，就存在着孤立的、竞争的个体之间冷漠与敌视的关系。提醒这一点很重要，不是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让我们的关系、让我们的社会变成这样，不要把人类社会的问题甩锅给新冠病毒，甩锅给政治权力宣告了例外状态。我们应该相信，正常状态也就是阿甘本“法律状态”下的社会如果是完美的，一次病毒不可能就让这样的社会毁于一旦。
而且，即使是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下的社会，也没有像阿甘本想得那么不堪、那么悲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更多的人反倒会停下来反思生活的目标和追求，反思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自己与他人的爱与友谊。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劫难”，才会让更多的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人类有更多的“哲思”。不能只看到例外状态带来的悲观结果，还要看到乐观的结果。但阿甘本无疑是悲观主义者。
更凸显其悲观态度的是，阿甘本认为，不仅例外状态下的人类社会是“至暗社会”，新冠病毒之后的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如此。从意大利隔离、封城开始，阿甘本就开始担心，很可能在新冠病毒结束之后，政府会将此前从未成功过的实验继续下去：“一次性关闭所有大学和学校，只进行线上教学；停止政治与文化主题的讨论和聚会，只通过数字渠道交流；机器取代人类之间的一切接触——一切传染。”（《论传染》）没有自由的交流，没有自由的接触，没有政治与文化的讨论，只有线上的教学和数字，在阿甘本看来就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还不能接受的是，在度过紧急状态之后，官方依然会让人们遵守同样的规范，“保持社交距离”将是新的社会组织规范，人们会更加孤立、更加没有情感交流，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也因此会更加恐惧和冷漠。这些不能接受的状况将会持续下去。
在这里，我们就能明白，阿甘本为什么要抵制这种例外状态的宣告，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政府暂时会采取紧急措施，而是因为，人们一旦接受，就没法回头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就不可能重返从前的生活，就将陷入到永久的例外状态中。搞不懂，阿甘本凭什么这么看好“从前的生活”，凭什么就不能对未来有所期望，对走出大难之后的社会有所期待。对阿甘本来说，当下的处境并不那么令人担忧，或者说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当下，而是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我们还在担忧现在，还在担忧能不能打败病毒，还在担忧能不能在疫情防控中复工复产以避免出现经济危机而带来更大灾难，哲学家却开始担心新冠病毒被打败之后的社会了，甚至认为赶走病毒的社会比病毒还要糟糕（主要是伦理和政治的糟糕）。
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是不会考虑到大多数人的“烟火”的，但不考虑大多数人“烟火”的哲学家，去质疑和批判为了“烟火”而奔波的政治和大众时，注定让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哲学家也注定生活在“天国”中，很难落到人间，最多是被人敬畏，或被认为偏执。我们只能试图去理解哲学家的恐惧或反常，有人恐惧于现在，有人恐惧于未来，哲学家是恐惧于未来的。这无疑是哲学家独有的恐惧，过于敏感的恐惧，当然也因此会让哲学家无法给出合情合理的、让当时之人能够接受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阿甘本最早发声是在2020年2月25日，他在意大利《宣言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的短小社论，并同时以《传染病的发明》（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为标题发表在“任意（Quodlibet）”出版社的专栏上。之后他又发表了若干篇小文，包括《论传染》（Contagio）《声明》（Chiarimenti）《反思瘟疫》（Riflessioni sulla peste）《保持社交距离》（Distanziamento sociale）《一个疑问》（Una domanda）等。这些文章都很短，中译文在微信公众号“鸡番”（tradoulet）均有推出，下文引用均出于此公众号，只注明文章题目。在此表示对译者的由衷感谢。
[2] [法]让-吕克·南希：《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中译文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36325。这是其对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报》上登载的社论的回应。
[3] [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 [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5] [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6] [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
作者简介：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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