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宋朝龙：中国制度文化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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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文化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示范价值
[内容提要]文化不仅仅表现为一般社会观念，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表现为制度理性，表现为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所依据的理念。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两种典型的制度文化，具有不同的制度文化逻辑，秉持着不同的全球化顶层设计理念。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从抽象人出发，在个体自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发社会自动均衡、基于底线共识的最小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面目出现的世界警察权等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指导下，形成了与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相适应的全球化顶层设计体系，这一体系给拉美、苏东等地带来严重的灾难，造成了西方社会自身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民粹主义的崛起、国际秩序的震荡、全球化的逆转，把世界带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危机之中。与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把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精华、西方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后发国家民族和民主革命文化以及新时代人类社会新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熔为一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新时代全球化顶层设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示范性制度文化。
[关键词]中国；制度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示范价值
文化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表现为制度理性，表现为制度文化，也即表现为制度设计所依据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顶层设计也应有其制度文化根据。新自由主义认为自己提供了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终极理念，提供了一个自由共同体的理想方案，而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提供的自由共同体只是一个形式自由的虚幻共同体，在这样一种形式自由的共同体之下，所真正掩盖着的是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新自由主义认为自身所提供的这个形式自由的共同体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只是一种形式自由的虚假共同体。从这种虚假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同体，正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经过一系列的曲折探索，终于确定了一条可以与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相并存并引领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的核心就是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制度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精华、西方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后发国家民族和民主革命文化以及新时代人类社会新发展理念等等有机熔为一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于西方国家如何寻求真正解决结构性危机的道路，对于克服西方右翼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风险，对于人类的协同发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一、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是一种形式自由的文化，它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遮蔽了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加剧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对立，造成了全球化的逆转，逐步否定了新自由主义所预设的一系列前提，催生了新民粹主义，从而也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自身。
第一，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是一种形式自由的文化。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是从人的自由出发的，但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所论及的自由是抽象人的自由，是身份自由、契约自由、生意自由、法人自由、宪政自由，它所涉及的只是自由的形式，而不涉及自由的内容。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把人从具体的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理性人格、道德人格、法权人格。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把所有权看作是自由意志在占有关系上的体现，是个人法权自由的体现，是个人人权的派生表现，但实际上所有权是建立在社会劳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资本的所有权是建立在支配别人劳动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崇拜自发秩序，认为自发社会会达到自我均衡，是最优社会；认为在自发社会中，只要保证身份自由和契约自由，每个人就会以最优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益，个体利益就会最大化，社会利益也会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强调最小政府，把国家只看做守夜人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国家只是基于“底线共识”之上的“最小国家”，只是自由秩序的守夜人，经济生活看作是个人意志私自调节的领域，处在国家公共权力的职权范围之外；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认为，国家只管程序正义而不应该去关注每个人的具体福利，用自由政治哲学的话说，即是只管是否“正当”、不管是否“好坏”。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认为，福利国家是有害的，是养懒汉的，是有损形式自由和程序正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在实践上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放任、去管制化、减少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留下了一系列的制度盲点，例如，生产关系的内部对立与调整问题，社会分化问题，贫困问题等等，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认为这不是制度应该去规范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的这些特点，方便了金融资本的统治。
第二，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在抽象人权的名义之下遮蔽了金融资本的真实统治。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本的制度文化，新自由主义所建构自由就是金融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文化保障了金融资本活动的一切自由条件，例如，对产权的保护、对契约自由的保护、对自发秩序、自由市场的保护，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等等，这使金融资本可以自由获取各种垄断性的生产资料，可以获得完全自由的行动条件。金融资本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对立是自由主义制度文化自身所无法识别、无法解决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批判那种违背形式自由和契约关系的权力，例如领主的权力、国王的权力等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还集中反对另一种权力即民主的权力，以“众意”反对“公意”，认为“公意”是多数的暴政，认为民主是对自由的剥夺；新自由主义后来更发展为对社会主义的系统攻击。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认为凡是经过契约建立的关系就是正当的，而金融资本的权力正是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在不违背契约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契约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下，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证券投机、地产投机、国债投机、支配货币发行权制造通货膨胀等等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破产和市民社会的贫困化，这都是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所不能批判的，因为这一切过程都是在遵循自由主义的原则即都是在遵循契约自由的前提下发生。
第三，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遮蔽了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在反对旧殖民主义制度文化的同时，发展起了新帝国主义的制度文化。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实际目的却是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打压后发国家的经济主权。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主张“霸权稳定论”，自以为是通过军事霸权为全球提供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而实际上却是金融资本按照自身需求来选择性地干预世界秩序。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的真正目的是使金融资本保持全球自由流动状态，把金融资本的权利作为人权来保护，并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来打击那些不愿迎合和屈从国际金融资本的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下，金融资本控制全球能源，进行跨国避税，攻击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信用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例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而具有无限发行的能力，货币发行成为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全球进行剥夺性积累的工具。金融资本还在各国培植代理人。在新自由主义的金融霸权秩序下，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力由国际金融资本的代理人所接管，陷入贫困化和依附化的陷阱，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的下游国家。新自由主义霸权国家在第三世界联合各种反政府力量，通过政变或颜色革命，加剧种族和教派冲突，削弱政府机构影响力，破坏决策机构能力，这些政府形式上独立而实质上却依附于中心国家。在中东、拉美等地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霸权制造了社会乱局，加剧了社会动荡，造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焦虑、绝望、无助的大量边缘群体，这些群体极有可能成为各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为新自由主义的帝国干涉提供了大量的口实以及可供收买的力量。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之下，诸多边缘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民主改造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难以实现。
第四，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加剧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对立。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从抽象的人权出发，把金融资本的权利和人权互相混同起来，把金融资本所需要的权利作为人权来保护，使金融资本获得了完全自由行动的条件，使金融资本成为了自由放纵的统治者。新自由主义不分析现实的人，不分析人的具体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从具体机制上分析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新自由主义把大自然当作一个客体，当作人类的所有权借以确立的一个劳动对象、一个承载主体自由的纯粹客体。金融资本把大自然变成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对象纳入到自身的权力范围之内，对大自然、对不动产进行垄断式占有和掠夺性开发。金融资本把对大自然的所有权拿到股票市场上去贴现，大自然成为金融利益的工具。
在金融资本的掠夺性开发下，全球淡水资源减少、大气被污染、植被被破坏、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首先是淡水污染。“世界水资源储备丰富，但是有 97%被盐化，仅有 3%是淡水资源可被利用，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又分布在两极的固体冰川中，剩下的大部分淡水资源也储备在地下，且主要是深层地下水，能够被人类直接利用的极少。目前人们的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是河流水、淡水湖泊水以及浅层地下水。这些淡水储量只占全部淡水的 0．3%，占全球总水量的十万分之七，……而在这些有限并且珍贵的淡水资源中，水资源的浪费以及人为的污染又非常的惊人，很多的食品废料、重金属、肥料、杀虫剂以及核废料和核辐射对这些宝贵的生命之源又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1]。其次是大气污染。化石燃料燃烧气体、工业排放气体、交通运输工具排放气体和农业喷洒药物气体等严重污染了大气，给人类健康、工业材料、生产设备、建筑物和农作物造成破坏性影响。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引致极端天气灾难、紫外线辐射、河流干涸、植被减少、冰川融化、水平面上升和低地国家被淹等灾难。再次是植被破坏。植被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的无度开采，导致热带雨林面积萎缩，湿地干涸。四是土地沙化。由于土地过度开垦、过度放牧，出现了地力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问题。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膜还导致了土地板结化和土壤污染。五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给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药材和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可以保持土壤肥力，可以调节气候；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提供丰富的基因资源供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然而，由于环境污染，由于过度开发，由于猎杀野生动物等行为，生物多样性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物种受威胁程度评估标准的制订与应用方面具有权威性。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IUCN红色物种名录已经包括112400个物种，其中受到威胁的物种有30000种（26.7%）[2]。物种灭绝必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必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的框架下，生态保护成为金融资本的负担。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共和党的主流精英，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一直无动于衷，对环保主义者冷嘲热讽，反对在生态保护上增加国家开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正是为金融资本减负，为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而把人类的生存推向深渊。
第五，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造成了全球化的逆转和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否定。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自以为是在为自由秩序立法，是提供自由秩序的自然原理，是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是人类文明的终结。但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从其抽象的前提出发，完全不理解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具体后果，在这些后果面前，新自由主义的前提假设、逻辑演绎都遭到了否定。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因为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国家能力的衰弱、全球化的逆转。面对底层的愤怒，新自由主义也只有通过蜕变为民粹主义来求得解脱，即试图通过加强族群、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对立，通过向外转嫁危机来保护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这正是我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右翼新民粹主义政策中所看到的。特朗普总统一方面在国内继续奉行去管制化、对资本减税以及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另一方面把危机归结于其他国家，利用民众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鼓吹“美国优先”、“白人优越”和“西方中心”的论调。逆全球化、互相转嫁危机只能进一步引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这一点我们从资本帝国的前几个演化周期中可以多次观察到：每当一个资本主义积累中心走向霸权顶点，就开始以加剧危机的方式继续维持其霸权，结果自身的行动造成了自身灭亡的条件[3]。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命运的分析也揭示了金融资本因建立在自身垄断地位基础上的寄生性和腐朽、因发展不平衡、因组成战争集团而互相转嫁危机而走向灭亡[4]。新自由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的积累因导致深刻的危机，否定了新自由主义借以迷惑民众的社会生活条件；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以其内在的必然性造成了全球化的逆转和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否定。
二、中国制度文化吸收了人类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
中国制度文化是在近代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之下，在晚清帝国盛极而衰、中国遭遇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压迫的情况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生发出来的关于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文化。
第一，中国制度文化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成果。中国制度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成就。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观念，行政和法制方面的成就等等，对国家治理都具有重大的价值。中国古代制度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的传统，形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依据中央集权下的行政性分权制度来治理政府和社会的传统，在国家治理方面成就斐然。如果说在商业和私法领域，西方文明独占鳌头，那么，在国家治理和公法领域，中国文明则颇多建树。中国古代重主权的统一，这不同于西方长期主权分裂、贵族共和、三权分立的状况。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发展了主权统一之下的行政性分权制度，例如，秦朝的三 公九卿制，唐代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内阁制等等。在选官制度上，中国古代实现了从世官制、察举制到科举制的过程。在官员考核制度上，中国早在周代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还发展起了比较系统的回避制度，包括亲属回避、地域回避、科考回避、监察回避等等。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还强调“善治”和政治的正当性，提出了 “民本”思想, 包括爱民、惠民、安民、教民、惜民之力、恤民之苦、得民之心、取民之信等具体原则。中国制度文化在自然经济时代支撑着超大国家的运转，实现了成功的民族融合，内部培育了发达的生产力，推动了中世纪世界经济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商业革命提供了引力和动力。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中获得了新的体现，我国在行政体制、巡查体制等等方面吸收了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中的合理要素，这有利于中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我们只要把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欧洲各民族国家分立的状况相比较，把中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欧盟的危机相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制度文化逐步产生了虚无主义情绪，我们不应该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把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给抽象掉，而应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要素，运用到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治理中去。
第二，中国制度文化吸收了西方近代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在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和改造中，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对西方制度文明中的合理要素进行了引介、评价和吸收。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中国制度文化吸收了以人为本、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程序正义、责任政府等西方启蒙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吸收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福利原则、社会保障原则，借鉴了西方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伦理文化。中国制度文化从现实的人出发，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法权；保护合法所得的所有权，包括劳动创造的所有权，生产性资本所创造的所有权等；中国制度文化把政府权力作为公权力进行积极的约束、规范。这些都体现着对西方制度文明合理要素的吸收和践行。
第三，中国制度文化体现了后发国家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形成的制度文化。中国制度文化还吸收了反帝反霸斗争当中的制度成就。在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政党的倾轧、国家的孱弱，社会缺乏凝聚力，战略资源和政权被国际金融资本和地方寡头精英所支配，造成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局面。通过坚强的民主革命，锻造对外可以抵御金融帝国霸权、对内可以对经济生活进行民主改造的国家政权，这是第三世界国家走上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一部分国家成功实现了民主革命，一部分国家局部完成了民主革命，还有诸多国家远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的制度文化吸收了近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中志士仁人对制度文化和制度建构的探索，体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民族独立、解放、自强的精神。
第四，中国制度文化吸收了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共同价值观。新阶段的全球化需要有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在历史上，英国自由贸易体系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大英帝国体系同时是一个殖民主义体系，这一体系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激起了殖民地的反帝斗争。美国体系承认民族自决权，实现了主权国家形式上的独立和平等，提供了国际货币、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扩大了国际贸易范围，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也造成了体系性的危机。曾经带头建构全球化秩序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反过来带头反对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的虚假平等理念不同，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平等尊重，和平共处；中国在国际关系处理上遵循、体现、推动和维护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平等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共同价值观的践行者。
第五，中国制度文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核。中国的制度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体现了不同于形式自由的积极自由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新型自由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是能够内在扬弃金融资本的制度文化和制度安排；只有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才能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不是把抽象的个人自由作为原则，而是从具体的、现实的人来考察人的具体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背后还掩盖着金融的资本统治，只有克服包含在形式自由哲学中的内在矛盾，只有克服包含在个人生产生活条件中也即包含在所有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当中的内在矛盾，只有解除了这些矛盾，只有克服了金融资本的统治，人类才能跨入到一个新的、真实自由的阶段，而这样的阶段正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努力争取和实现的。具体说来，社会主义以社会联合所有制取代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所垄断的社会生产资料和交往资料，在此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满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资料；这是社会主义能够内在的超越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根据所在[5]。马克思认为世界的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现代化。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这样一条道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从后发国家率先实现，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他认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除在特殊条件下历史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上的颠倒,而且是以这种颠倒为前提的。中国模式继承和发展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指引下，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的制度基础，是能够克服西方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据所在。
三、中国制度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价值
在全球化遇到深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文化的实践效能增加了其对其他国家的示范价值。中国制度文化吸引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克服西方制度文化的缺陷提供参照、为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有活力的制度引擎、为东方大国的传统文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载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理念的结合。
第一，中国制度文化吸引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制度文化促进了经济现代化、工业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制度文化推动现代化的能力，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脱贫攻坚的能力等等正成为艰难探索中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垂范。无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是拉美、南亚、中东、中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正对中国道路产生浓厚的兴趣。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表率作用。相比外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在于公司内部建有党组织，党的意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决策，在经营过程中照顾到所在国家的利益。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可以从经济根源上避免社会过度分化，避免金融寡头的穷奢极欲以及底层民众民粹化的根本道路，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内部发展危机提供了制度文化上的启发和示范。
第二，中国制度文化为克服西方制度文化的缺陷提供参照。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西方一系列的民众运动，反映出人民对于金融资本统治的强烈不满，改革正当其时。在西方从新自由主义向新民粹主义、从全球化推动者向全球化阻碍者转化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制度文化。中国道路为克服西方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提供了制度文化示范。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中所不允许存在的。也正因为此，西方经济在一次一次周期性的危机中走向体系性的危机，而中国则维持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并有可能避免西方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一系列危机。
第三，中国制度文化为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有活力的示范和引擎。在中国制度文化的制度安排和政治体系之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示范和引擎。在全球化的目前格局中，欧盟自身深陷分裂危机之中，美国带头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全球治理留下大量的空白地带，如果没有新的制度文化来支撑全球新秩序，那么全球化很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上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中亚、中东、拉美、东欧等诸多国家，自身发展问题难以解决，更不足以提供一个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制度文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大环境，推动全球化在更加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运行，这是中国制度文化所应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来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发展融资；中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生产与物流一体化、商贸与服务一体化，实现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中国通过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消除美元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干扰。“一带一路”的发展壮大将为稳定世界秩序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世界上诸多政要和学者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增加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中的责任、存在和影响。
第四，中国制度文化为东方大国的传统文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载体。中国传统制度文化所承载的个人伦理、国家伦理以及国际关系伦理观念，中国传统制度文化所蕴含的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等等，是东方传统制度文明对当代世界的重要贡献。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贡献对克服西方中心论，对克服形式自由主义的抽象原则，具有重要作用。成中英教授认为，中国所具有的和谐化的辩证法，是一种自然的、融合性的辩证法。中国的思维方式从易学和谐化的辨证法出发超越了黑格尔的三分法。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人类文化的复兴，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要在追求共同的善的过程中，自我认定、自我主宰、自我管理[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促进世界各国“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历史传统，包括世界的态势，构建一种新型的，具有更强的融合性、包容性的思维方式。
第五，中国制度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理念的结合。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都会得到再次印证。中国制度文化确立了公有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人民民主的公共意志驾驭金融资本，从而抑制金融资本的投机性与寄生性，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实体财富创造。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又充分利用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优势、充分利用了竞争性市场对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克服了斯大林模式的缺陷，使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赋予社会主义以理论活力和实践引领力。中国制度文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世界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再次具体化为引领全球化和人类发展的制度理念，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帝国体系逆全球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化示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理念的结合。
四、结语
文化不仅仅表现为一般社会观念，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表现为制度理性，表现为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所依据的理念。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制度文化逻辑，秉持着不同的全球化顶层设计理念。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从抽象人出发，在个体自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发社会自动均衡、基于底线共识的最小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面目出现的世界警察权等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指导下，形成了与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相适应的全球化顶层设计体系，这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政策制度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文化造成了西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了金融资本剥夺性寄生性的积累，造成了西方制造业的空心化、中产阶级的贫困、民粹主义的崛起、国际秩序的动荡、全球化的逆转。与新自由主义制度文化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把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精华、西方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后发国家民族和民主革命文化以及新时代人类社会新发展理念等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机熔为一炉，锻造了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克服金融资本内在矛盾的制度能力，不但保障了中国持续高速的发展，也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为以及西方文明的自我反思提供了制度文化的反思参照，成为新时代全球化顶层设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示范性的制度文化。
参考文献：
[1] 杨金,张家义,谭远顺.世界淡水资源开发管理策略的数学建模与分析[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2):5.
[2] 马克平.生态系统红色名录: 进展与挑战[J].生物多样性.2017，25（5）：451.
[3]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阿锐基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积累中心取代另一个积累中心的过程，也即是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这些积累中心顺次取代的过程。每一个中心在物质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建立金融霸权，进行寄生性、冒险性的金融扩张。但正是这种金融扩张反过来腐蚀了霸权自身的实体经济基础，为新中心的成长提供了机会。“一切金融扩张最终导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论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体系，《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2001年，第1页。）
[4] 参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4-439页。
[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方案是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对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占有，并在生产资料社会联合占有的基础上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共产党宣言》提出把资本变为“公有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就是把资本变为“社会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 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概括为“社会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 页、第298、343页）。
[6] 宋朝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观基础——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评论[J]山东社会科学2019(2):封二。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副院长
文章来源：《学术论坛》2020年第1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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