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闫志民：五四运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思想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两种文化思想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一方面是大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求民族复兴之道，纷纷出国留学考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和文章，各种来自国外的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实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一时间风靡中国，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封建复辟势力十分强大，帝国主义操控的北洋政府，不但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使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徒有其名，而且掀起了复古倒退的浪潮，先后出现了1915年底到1916年初的袁世凯称帝、1917年的张勋复辟，各种复古倒退的思想这时也甚嚣尘上。 

　　在新旧文化思想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以陈独秀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青年杂志》由上海迁到北京，从第2期开始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一个以批判旧思想、旧道德，宣扬新思想、新道德为价值取向的新文化运动，在华夏大地上蓬勃兴起，而高举文化运动旗帜的，是云集在北京大学、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这就使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运动前的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基调是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口号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给予封建保守思想以沉重的打击，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创造了适宜的舆论环境。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在1918年，像李大钊这样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文章还只是个别的，到了1919年之后，受五四运动的有力推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上，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五四运动就使新文化运动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了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克思主义的宣传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巨大兴趣，全国各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刊物大量出现，在北京，李大钊1918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并于是年冬发起组织中国最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湖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在湖北，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出版了《新声》杂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等组织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表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怎样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它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找到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选择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终于觉悟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复兴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向苏维埃俄国学习，走社会主义之路。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中国人民五四时期能够实现在复兴道路上的这种觉醒，是由三个方面的条件决定的：第一，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战后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使中国人民完全认清了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殖民地人民的真面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老帝国主义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1919年所举行的战后巴黎和会，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的一次分赃会议。广大的中国人民本以为中国作为战胜国，可以通过和会收复被占领的土地和主权，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操纵会议的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且把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土地和享有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这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敌人，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 

　　第二，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复兴之路，经过多次尝试屡遭失败，使中国人民深陷迷茫之中，渴望选择新的方向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地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复兴之路。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再到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均以失败告终。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统治，但这场革命同样没有挽救中国，中华民族在北洋政府时期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中国仁人志士的这些尝试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失败，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些尝试都是想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振兴中华，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本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怎么可能让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强大起来呢。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果断地作出了新的选择。 

　　第三，俄国在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也是世界上唯一以平等态度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国家政权。这对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青年和受剥削压迫的工农群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当时对中国人民影响更直接的，是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先后发表了两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并缔结友好条约。这同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同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负，形成极鲜明的对比。正处于迷茫之中不知所向的中国先进分子，从情况与中国相近的俄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和希望，决心选择新的方向：以俄国为榜样，走社会主义之路。 

三、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民展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和为新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为新精神，这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五四运动中，面对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他们勇往直前与西方列强及北洋政府进行英勇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表现出若干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一是青年成为五四爱国运动前期的主力军。广大青年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不但是运动的发起者，而且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他们高昂的政治激情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性，给运动带来巨大的生机活力。这是过去的爱国运动所没有过的。由于青年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五月四日后来被定为青年节。二是这次爱国运动具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青年学生游行喊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谓外争国权，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利。而且所反对的已经不限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要收回的已不限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某一项特权。所谓内惩国贼，所反对的就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惩办的就是这个政府中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三是这次爱国运动虽然是由青年学生首先发动的，但很快扩大到社会各界。新生的现代社会力量，如青年学生，工商界、工人群众等，都是第一次加入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使这次爱国运动具有了空前广泛的性质，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从而揭开了全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分界点，表现出强烈的为新精神。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它的为新精神对整个五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为新。也就是以新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对旧的封建、愚昧思想，就是以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概括起来，就是要把一个衰败的中国变成一个青春的中国。在为新精神的推动下，五四时期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人们的认识不断向前跨越，先是用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后来又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主题先是宣扬民主与科学，后来很快就变为宣传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不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在批判旧思想、旧文学的过程中，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没有区分其中的民族精华和封建糟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新文化的主流和方向，不能否定北大所代表的五四为新精神。这种精神同爱国精神一样，是五四留给我们宝贵遗产，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五四运动时期，为形成中华民族复兴领导力量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力量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是出现了一大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二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后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展，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陆续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李达、董必武等，他们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有的出国勤工俭学，有的创办进步刊物，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发展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19年6月3日以后，五四运动由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人民运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从这时起，五四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中心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从五四运动中又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厂、矿山、铁路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筹备和建立工人组织。例如，李大钊在1920年派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到铁路工人集中的张家口、石家庄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会组织；后来还多次派人到唐山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工人运动。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把关注的目光由知识青年转向劳苦工人，通过各种方式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在上海筹办工人刊物和工人组织。毛泽东等人1920年7月，在长沙发起建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邓中夏1921年初，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出版进步刊物《劳动音》，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导致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五、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四运动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武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解决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 

　　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没有中国今天在世界的地位。我们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全面从严治党。同时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样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才能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创造新的成就和辉煌。 

　　五四运动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新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推动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把五四时期的为新精神发展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要继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夺取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更大胜利。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俄为师，选择了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先是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五四运动的社会主义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进一步证明五四运动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沿着已经选择的方向道路继续前进，在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经过15年的奋斗，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再经过15年的奋斗，在建国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到那时，中国将展现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灿烂前景，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闫志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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