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机遇和挑战（上）

作者简介：谭光辉，1974年生，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转载已获得授权，原文刊发于《江海学刊》

2018年第3期，在此感谢

 “数字人文” 研究现状

人文知识的数字化导致“大数据时代”或“数字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数字人文”新学科。数字人文的问题一般包括两个重要话题，其一是大数据技术对人文知识的处理，其二是基于此的人工智能将对人文学科带来何种挑战和机遇。数字处理技术的物质依托是电脑，人工智能的最终体现是机器人。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数学进入某个学科才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成熟。李泽厚上个世纪曾在他的美学著作中反复提到马克思的这个说法，认为必须有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更完善的心理学。审美心理要能够运用数学，相信这种科学的研究方 法前途远大，“迟早这一天将会到来，也许在下个世纪，也许在下下个世纪”[1]。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李泽厚的预言似乎提前实现了。中国第一篇以“数字人文”命名的文章，是廖祥忠2005年发表于《现代传播》第6期上的《“超越逻辑”：数字人文的时代特征》，一开始就给数字化时代一记闷棍，提醒要高度警惕“生存的数字化”带来的危机：自我的迷失、混乱和异化，认为数字化时代会产生“人文精神危机”，而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人应高扬人文精神旗帜，坚守人的精神家园。[2]中国学者似乎对数学进入人文研究领域一开始便存有戒心。之后数年，无人再提“数字人文”。直到 2011～2012年间，中国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户武汉[3]，才有少数对数字人文研究进行介绍的文章出现。再之后，讨论逐渐活跃，201年开始出现大量的讨论文章。北京大学于2016年5月举办了首届“数字人文论坛”，2017年4月举办了第一期“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工作坊”系列活动;清华大学于2017年6月举办了“清华大学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国际工作坊”；南京大学于2017年6月底7月初举办“数字人文:大数据时代学术前沿与探索”学术研讨会，2018年1月成立数字人文创研中心。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对数字人文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图书馆学领域，人文学科对此似乎关心不够。直观而言，从2005年至2017年10月，中国知网收录标题包含“数字人文”的论文共110余篇，其中讨论图书馆数据库建设、发表在图书馆类或信息情报类期刊上的文章74篇，占比64. 3%，而在剩余部分的文章中，从人文视角讨论“数字人文”的文章仅二十余篇，占比不足20%。但是随着数字化革命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和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如何面对这一重大的技术变革带来 的挑战，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数字时代”对人文学科研究到底有哪些革命性影响，至今认识不足。

就现在人们对“数字人文”的总体认识而言，并未完全形成马克思或李泽厚所说的“数学进入”人文学科的状态，但人文学科越来越多地利用统计数据却是事实。多数人对“数字人文”的理解，主要是指人文研究利用数据库提供的海量信息和该变化对人文研究带来的挑战以及图书馆在此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技术应用的相关理论问题。一个完整的“数字人文”的研究，应涵盖“数字”进入“人文”或人文学科在大数据时代的作用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就“数字人文”的发展现状而言，数字进入人文的领域，还有待大大拓展。对 “数字人文”的研究和讨论，也需要大大拓展视野和范围。本文试图论述的问题包括：（1)数字技术对人文学科带来了何种挑战；（2)基于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它不能取代人类智能的原因；（3)由于人类智能暂时不可取代，所以基于人类特有智能的人文学科将为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的发展做出何种贡献。

“数字时代”对“博闻强记”知识范型的颠覆

“数字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强大的搜索功能以及对海量数据的储存和处理能力。传统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对“有学问”之人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博闻强记”。美国人明恩溥曾这样谈中国人对学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理想 的学者应该是那些有学问、有知识的老学究，他们博闻强识，得过多种学位，刻苦工作，常常废寝忘食，但除了在学校教书以糊口外，不能做任何其他事。” [4]他想说明的是，西方学者看重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而中国学者看重自己掌握了多少知识，记住了多少事情。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博闻强识已经没有了明显的优势，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知识观，才能弄清楚“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研究为何会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一般而言，对知识来源的认识，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两种观点构成了千百年来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第一种观点是理性主义知识 观，肇始于柏拉图，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天赋，人的知识只不过是对这些天赋观念的接近。笛卡尔是理性主义知识观后继者的代表，他与柏拉图的最大不同是，“他把天赋观念的数量限制在少数几个容易处理的范畴”。[5]总而言之，知识就存在于那儿，由神、上天、上帝等绝对完满的东西赋予，人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去认识、接近这些已然存在的知识或理念。第二种观点是经验主义知识观，以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为代表，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官，人们的知识获取过程，是从个别现象的感知经过归纳而获得对一般原理的认识。总之，经验主义知识观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对感知经验的总结和归纳。这两种知识观各有优缺点，每种知识观都有致命的缺陷，容易遭遇对手的攻击而无法自洽。此二者的争论与评述，已是哲学基本问题，此处略去不论。康德的知识观可以看作对二者的折中，认为人类首先会有一些先天的知识（先验），包括纯粹感性、纯粹 知性和纯粹理性，人类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都是在这些先验能力或先验知识框架内的“显象”，这些“显象”仅仅是我们心中的一些“表象”而已。康德的知识观在解决纯粹的知识获取方面很有说服力，但是在评价整个知识体系的作用方面就缺 乏实用性。知识论还必须回答，人类应该以何种标准选择应该掌握哪些知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工具取向知识观，以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后来又出现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知识观、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知识观，反对将知识与主体的理性或客体的属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知识不过是 解决问题的工具和产物。即是说，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如果人类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知识。以此观点观之，知识的创造、获取、传承，都应以人类当下面临的问题为中心。人类面临的问题在不断改变，因而掌握多少前人掌握的知识就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能够解决多少当下人面临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化取向”的 知识观。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了知识的非确定性问题，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了知识的“不连续性”“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与话语实践的关系”等问题。简单地说，知识并不是恒定的存在，而是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福柯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实用主义知识观的深化和证明，因为人类文化、权力、话语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知识实用目的的变化，而实用目的的变化当然就造成知识的变化。波普尔进一步揭示了知识的特点:所有科学知识均是猜测性的、假设性的、可证伪的、暂时性的。“只有当可以使一个理论同一个基本陈述相冲突时，该理论才是科学的;如果一个理论同一个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相冲突，就必须淘汰该理论”，“一个理论要具备科学的资格所必须满足的另一个条件:它必须预测新颖的事实，即根据先前的知识所不能预料的事实”。[6]哈贝马斯（Habermas )揭示了知识建构的人类利益，利奥塔（Lyotard )则抨击了科学主义知识观的独尊地位，总体倾向是认为知识是生成性的、不确定的、境域性的，认为人类的知识与一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语言符号、人生信仰都有密切关系。利奥塔还明确地预言，现代社会的知识必将面临科技革命的迅猛冲击，“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一切研究结果都必然转化成电脑语言，而这又必定会决定并引发出新的研究方向。”利奥塔此书出版于1979年，英文本出版于1984年，他此时所说的，真的是预言，但表述却是如此准确。在“数字时代”，一切不能转化成电脑语言的知识，确实存在无法处理、无法传播的情况，电脑知识霸权对传统知识观念形成了极强的挑战，“知识的本质不改变，就无法生存下去”， “那种凭藉心智训练或个人训练来获得知识的旧式教育，已经时过境迁，而且日趋衰竭”。[7]

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一种叫做“生存取向” 的知识观，更为关注知识与人生存处境之间的关系，“将知识如何使人生活得更美好作为叩问知识问题的终极关怀”。[8]从现实政治追求目标来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党同志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9]即是说，在十九大报告的宏伟蓝图中，中国政府未来的一切知识生产，都应以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出发点。那么，未来中国的知识结构、知识类型、知识观都必将受此目标的指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切不符合此目标追求的知识都可能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境遇。

综合上面的各种知识观就会发现，不论是知识观还是知识本身，都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知识，人类知识是在对“目的”的追寻过程中发展的，而不仅是在“因果”关系中由之前的知识“决定”的。之前的知识，并非“真理”，而是教训、经验，是可证伪的，而且已经被人类不断取得的新知识证明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正确性，掌握它们只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性的探索而已。未来的知识的可靠性，取决于我们的生存目的，而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真理”，也不是取决于之前知识的积累。对知识本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转性的变化。总的来说，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是这个变化的开端，之后的文化取向知识观、生存取向知识观，其实就是实用主义的工具取向知识观的延续和发展。概而言之，文化取向知识观和生存取向知识观最终都是在说明，为了某种文化目的、权力目的、话语目的、符号目的、生存目的等，知识范型被迫发生改变，知识的正确性以符合这些目的为指 向，而不是以普遍绝对的“真理”为指向。

综上，知识生产受制于如下因素：（1)我们到底为何目的而需要知识？这决定了知识生产的方向、类型和知识结论；（2)知识生产受限于何种政治文化语境？这决定了知识生产的范围、形态和陈述方式；（3)知识生产受限于何种先验能力？ 这决定了人类获得知识的可能极限，也决定了电脑与人脑的核心区别；（4)人类的演绎和归纳能力的局限在哪里？这决定了我们对传统知识正确性的认识、反思和态度。从上述几种知识观来看，记忆已不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并非知识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而目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能力、 思维方式、信息储存和传播技术等因素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更大。

“数字时代”到来之前，知识生产对记忆的依赖性更强，所以具有“博闻强记”能力的人就主宰了知识领域。他们知道得更多，知道更多前人的观点、事件、思维方式，相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便是 “知识分子”。“数字时代”到来之后，知识生产对记忆的依赖性逐步减弱，以前需要经过长时间学习和记忆的资料，现在通过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查找就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在这个时代，知识生产对技术、数据库资源建设、人类知识的追求目标、知识本身的生产方式、知识范型的创建、建构整合知识的能力、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依赖性更强。以此观之，“数字时代”对人文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重大影响，便是它必然导致人文科学研究中知识评价模式的变化。人类也许将不再以“博闻强记”作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 而是会把那些更好地掌握了数据搜索和处理技术、设定人类追求目标、充分利用整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资源、建构知识生产规则和范型的能力 作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总而言之，在 “数字时代”，凡是能够由数字技术代替人类处理的各种能力，都不再成为评价知识分子价值的最高标准;只能由人脑完成而不能由数字技术完成的工作的能力，才是评价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知识生产和评价的模式，将由以记忆能力为主，变为以创造性地设定目标方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而且评价的具体标准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人文知识的数字化处理技术不断发展，是人工智能实现的基础。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担心，人文学者将无事可做，而且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人类智能或控制甚至消灭人类。本文试图说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人类智能，由人类创造的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越或控制人类自身。

注：

[1]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0~91页。

[2]廖祥忠:《“超越逻辑”：数字人文的时代特征》，《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3]张肖雯、刘金波:《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户武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5日。

[4][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董秀菊译，（台北）文津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5][美]唐纳德•帕尔默:《看，这是哲学:永恒不变的哲学大问题》，何小嫄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6、233 页。

[6][英]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7][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8]周险峰:《教育基本问题研究：回顾与反思》，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