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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朗西埃|“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宣称“宏大叙事的终结”

激进阵线联萌 欧陆思想联萌 2022-10-10


摘自:《现代时代》

文:雅克·朗西埃

译:蓝江



第一章时间、叙事、政治



那么,很明显,无论是历史必然性的叙述还是困扰它的分裂,都没有在绝对的现在统治中消失。现在为我们提供的是对必然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重新安排。当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终结被高声吹响时,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统治为了自己的目的采用了它的硬核——历史必然性原则。对这种必然性的服从和对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认为是通向任何未来幸福的唯一途径。


诚然,这种幸福不再采取逆转和断裂的形式。相反,它采取了优化现有秩序的形式。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发现自己处于纯粹的当下的王国中。历史的必然性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它现在被称为全球化。而全球化似乎仍然涉及一个由其必然的结局决定的时间,这不再是革命,而是全球自由市场的胜利。然而,这个胜利不可能完全留给这个市场的“自由”。它要求作出牺牲。它不只是意味着适应市场的起伏。更深刻的是,它涉及到两个时间的同步:资本主义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全球进程的理性时间,以及个人习惯于“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性的经验时间——例如,工作数小时后的工资时刻和工作多年后的退休时间。很明显,第二个时间点必须与第一个时间点同步。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新的宏大叙事中得到了一个名字,与旧的“革命”相对应。它被称为“改革”。必须强调这个单数名词的意义。过去,将改革的实证性与革命方案的抽象性进行对比是很常见的。但今天所理解的单数 “改革”,与一套经验性的措施完全不同。


它已经成为另一个主标志,另一个历史必然性的象征,以及它与与它不协调的时间性的必要冲突。在这里,所谓的自由主义叙事又一次滑向了马克思主义叙事的时间性形式。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那些依附于抵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时的社会形式的工匠和小资产阶级皱眉头,从而拖延了它所承载的社会主义未来。在二十世纪末,这个方案被修改,改变的不是形式,而是人物。未来繁荣的条件是清算来自古老的过去的遗产,这些遗产的名称是劳动法、就业立法、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和公共或其他服务。阻碍通往未来的道路的人是那些坚持过去遗留问题的工人。为了惩罚这种对当时的新正义的罪过,首先需要重新命名。过去的社会征服被重新洗礼为“特权”,对那些捍卫自己继承的利益和短期利益、反对整个社会的未来的特权利己主义者发动了战争。完全合乎逻辑的是,一些法国知识分子调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论点,为一个与过去的“特权”开战的右翼政府服务。他们的判断仍然植根于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这种必然性现在不是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是导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胜利,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被认为已经灭绝的宏大叙事就这样被它打算摧毁的秩序的守护者们重新掠夺。


诚然,这种叙事存在一个竞争性的版本,它作为对《资本论》时代的批判而重新肯定了自己的存在。但这种批判本身已经被修正。它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现其未来崩溃的征兆,而是表明资本主义在所有情况下都有能力更新自己,并将任何阻力转化为自己的优势。而且,在这种再生产的核心,它还牵涉到事情接二连三发生的时代的居民。这当然与官方叙事相反,官方叙事谴责落后的人没有能力适应全球市场的时代。相反,批判性的叙述斥责他们过于适应它,并通过被动地内化消费主义自由和灵活个性的价值来满足它的要求,或者通过与他们对立的自由主义价值,其效果是粉碎了曾经限制自由市场摇摆的传统权威形式。


一方面,对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和奇观社会的批判,最初是为了瓦解这个系统的机制,现在则是为了指责“民主个体”,使他们的行为对这个系统的持久性负责。另一方面,反叛的反权威主义运动被指责是在制造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主体化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就是两位社会学家写的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的论点。根据该书的作者,针对植根于工人阶级团结价值观的社会批判传统,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肯定了一种建立在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艺术批判”。因此,他们的反抗给了资本主义在1973年危机后自我再生的手段,将这些创造力和自主性的价值融入基于项目的参与和灵活管理的新形式。


批判性的叙述因此成为官方叙述的反面。它不厌其烦地展示了这个系统如何无限地自我复制,吸收各种形式的颠覆,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动力。这种展示适合于两种情况:一种是重复的情况,有利于不断验证必要过程的展示;另一种是灾难的情况,把循环变成一个下降的螺旋,把知识的展示变成灾难的预言,展示一个由灵活的个人和自恋的消费者组成的人类,走向最后的审判,在那里它将赎回对时代秩序的罪过。在最后的分析中,导致逆转的因果过程的时间被分割成两个时间,这两个时间以其不同的方式排除了任何可能性:一个是永恒重复的时间,一个是衰退和灾难的时间。


这些叙述中的一个将历史的法庭降低为确保我们社会健康的补救措施的科学。另一种则将其转化为对人类的最后审判。


但他们在今天对必要性的某种命名方式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称其为“危机”,同时提供了非常不同的版本,但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与马克思时代对这个词的理解有距离。当时,危机是告知一个系统的矛盾的具体启示,然后它将扫除它。现在,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一个受金融资本利益支配的系统的正常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被称为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的名称,它要求摧毁所有阻碍自由市场胜利的障碍。然而,这种常态的运作只有通过不断地站在悬崖边上,就像那只有在科学家的不断警觉下才能生存的东西。因此,危机重新找到了它最初的医学含义,但代价是与这个词在希波克拉底传统中的含义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那个传统中,危机指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疾病的最后时刻,当医生在他们的科学范围内做了所有的事情,让病人自己去战斗,他们将从这场战斗中脱颖而出,要么死亡,要么治愈。


医学上的危机时间性被文学小说用来构建自己的时间和争吵。因此,在《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中,坐在儿子床边的阿诺夫人等待着危机的到来,而弗雷德里克则在他们的会面地点周围踱步,巴黎的叛乱也在蠢蠢欲动。在今天的宏大叙事中,危机不再是疾病的结束。它是病理状态本身。而这种病态是与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相联系的。危机不仅仅是靠债务为生的金融大国有时难以从那些被他们剥夺了支付手段的人那里获得偿还的事实。它是一个与合理的时间管理秩序相一致的整个统治体系,其代价是宣布这种合理性不断受到那些生活在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中的人的无能和愚蠢的威胁。因此,经济危机必须被转化为社会危机,并最终转化为人类学危机。危机来简单地指的是世界的正常状态。然而,它被称为危机的事实使我们有可能把它全部归于医生的细心、不间断的照顾。


事实上,这些“医生”本身只是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持有者,他们管理着事物的秩序。而他们所治疗的疾病,无非是剥削和统治体系的良好健康。但它被称为危机的事实扩大了两类人之间的差距:那些居住在病态的继承时代的人,“危机”意味着减薪、失去就业和福利,以及无力偿还债务;而那些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危机”既定义了需要治疗的病人的病态,也定义了科学的能力,不是治疗而是管理它。像往常一样,关于时间正义的宏大叙事再次归结为掌握时间的科学家的生活形式与被囚禁在日常时间中的无知者之间的差距。


正如忍受时间的人的无知也是无力还债的债务人的错,系统的健康和社会拒绝者的疾病之间的身份很容易被移植到文明危机的灾难主义叙事中,为官方叙事提供一个 “关键”的依托。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宣称“宏大叙事的终结”。使统治合理化的叙事,以及那些声称要与之抗争的叙事,仍然同样依赖于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虚构逻辑。毫无疑问,纠正错误的情景已经不在议程上了,取而代之的是灾难边缘的常态的医疗情景。但我们仍然在以时间等级为基础的必要序列的叙述中。在所谓的“当下论”的阴影下,国家、金融、媒体和科学的力量无休止地制造差距,重新拉开那些生活在提供正义的知识时代和那些生活在无知和错误时代的人之间的距离。官方话语和批评话语,进步的虚构和衰退的虚构,总是在必然性和无知的必然性的圈子里旋转。为了摆脱这种情况,也许值得进行一次侧身,从其核心开始重新思考“时间的正义”:时间性的等级制度,但也是为了废除它而进行的斗争。这就是我试图从工人阶级解放的形式和知识解放的理论方面来构想的转变。


研究工人阶级解放的形式,就是要遇到作为生活形式的时间的基本现实。这一点,尤其是我在木匠高尼(Gauny)经常评论的手稿中了解到的:最深刻的分隔线贯穿于有时间的人和没有时间的人之间。时间的等级分配不仅使后者受制于剥削劳动的强迫。它也给了他们一个身体和灵魂,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方式,移动他们的身体,引导他们的视线,说话和思考,以适应这种强迫性。这就是为什么解放首先是对时间的夺回,是对时间的另一种居住方式。这就是高尼在叙述他的工作日时所做的。工作日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片段,它可以分为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时间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它也是那些 “没有”时间的人的生存方式的日常再生产。


现在,这个时间原则上被排除在叙事的宇宙之外:除了重复相同的姿态之外,通常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其中。夺回时间就是把这种连续的、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时间转化为以众多事件为特征的时间。在高尼的叙述中,工作日恰恰是一个每小时都有事情发生的时间:一个不同的手势,一个游移的目光,导致思想的游移,一个意外产生并改变身体节奏的思想,一场情感的游戏,促使人们将经历的奴役或自由转化为各种手势和矛盾的思想序列。而这些差异可以被组合成一个差异性的时间序列。在并通过这种手势、感知、思想和情感的戏剧性,木匠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螺旋,在工作时间的强迫性中,启动一种不同的居住时间的方式,一种不同的保持身体和思想运动的方式。它开始于将被排除在叙事范围之外的东西纳入叙事的决定,改变一个工人应该使用他们的手和文字的方式。而这个写作的决定预示着一个更加激进的突破:木匠必须占用他没有的时间,不是简单地推迟每晚睡觉的时间,而是越过象征性的分离线,这条线与日常时间的经验划分中最不容易改变的划分相吻合--即把夜晚与白天、休息与工作分开。恰恰是这道障碍,他的兄弟们也不得不推倒重来,以便阅读和写作,聚会和讨论打破时间等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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