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朗西埃｜“过去曾有过历史，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摘自：《现代时代》

文：雅克·朗西埃

译：蓝江

第一章时间、叙事、政治

“过去曾有过历史，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就是马克思对蒲鲁东方法的总结，（按照他的说法）将经济范畴转化为永恒的思想。蒲鲁东试图从一个永恒正义中推导出经济过程中行为人之间公平交换的原则。与此相反，马克思将正义看成历史的产物，作为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历史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的时代似乎把这种批评指向了他本身。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与对永恒正义相对立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故事（histoire）：一个由未来目的引导的时间性发展的虚构，一个错误造成的宏大叙事和对一个普遍受害者的正义承诺。今天，让我们承认这段历史不再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实在性，已经让这个时代走向终结。

我将从到一些结论出发，一些当代人认为他们可以从所谓的宏大叙事的终结中得出的这些结论。我首先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时间叙事上有一个共同点：现实原则（我们在非时间范畴内的思考只是我们从时间中的某一点感知到的原则）；理性原则（我们面前的原初现实，只有在一系列时间中的因果关系中才能被人们所理解）；以及赋予了某种正义的行为者。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旨在终结所谓的客观现实和所谓的永恒范畴。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将破除人们一直努力赚得时间希望来兑现的虚幻承诺。我将回到这种戏剧性所涉及的内容和它所压抑的内容。但首先我必须指出一个预备性的问题。在援用历史学以及对这种援用的批评中，都会谈到这种戏剧性，而这种戏剧性涉及到某种理性的类型“虚构理性”。

我曾在各种场合说过：小说不是虚构存在物的方面。首先，它是一种理性结构。它构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主体、事物和处境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而我们可以在共存、继承和因果关系方面看到事件，并将事件联系起来。一旦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实在性时，就需要虚构。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行动、社会科学和新闻实践也会采用虚构，就像小说家或电影制片人一样。而这种虚构理性无一例外地拥有一个基本内核，那就是时间上的正义：事件接踵而至、情况逆转的无因果秩序；一个主体意识到这种顺序并经历这些反转的开始过程。这种矩阵结构，连接着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反转的局势，以及体验其后果，并获得相关认知的主体，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确立了的这个原则。但它仍然使我们能够理解和质疑一种常用的方式，而历史科学，以及那些认为历史话语已经过时的说法常常会用到这种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思考时间和正义之间的关系。

事实是，自苏联帝国垮台以来，对当今时代的主流描述采用了一种粗略的实证主义的时间概念。在各种标题下——乌托邦的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等等——以或多或少的复杂形式，他们在两种形式的时间性之间建立了一个粗略而现成的区分。据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它也不只是一个以革命希望为标志的历史时期。据说，消失的是某种时间性的模式：正是由揭开真相的过程和正义的承诺所驱动的时间模式。剩下的只是一个现在被剥夺了所有内涵的时间实在，有待实现并恢复到它的正常进程。后者可以有各种描述和评价。我们的政府和主流媒体终于迎接了专家管理当下的时代的到来，以及它的直接延伸，计算着未来六个月所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繁荣的前景，并注定要在这几个月内得到验证。一些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个后历史世界的阴暗现实，其特点是当前的独占统治，一个消费和通信至上的当前。无论如何，官方的乐观主义和盛行的灾难主义有着相同的愿景：一个告别了历史时代的巨大希望和痛苦的失望的时代，并带有正义的承诺。一位历史学家建议将这种与时间的新关系称为“当下论”（presentism），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所谓的绝对的当下并不那么容易摆脱过去的负担或未来的承诺所产生的激情。从未来的共产主义帝国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民族宏大叙事和种族或宗教祖先仇恨的困扰。和平的西方国家见证了似乎已经被遗忘的历史的回归：不同种族、肤色和宗教的人类所带来的威胁的历史。但是，纯粹的现在的统治也将显示出它是一场过去的负担和未来的要求之间的战争，而这正是经济理性的核心。事实上，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告知，对自由市场的专业、现实的管理需要在当下做出牺牲，以确保未来的繁荣或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这些牺牲特别涉及那些工作时间以工资为报酬的人，以及那些已经习惯于在固定年龄退休的人。因此，过去的幻想和现在的坚实现实之间的简单对立，被现在的分裂所质疑。

显然，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统治者永恒的虚伪，并得出结论，“宏大叙事的终结”不过是确保剥削的持久性的叙事而已。但从虚假的角度进行解释总是相当有限的。在我看来，认真对待这种时代的冲突更为有用。支配的持久性的基础，但也是“宏大叙事”的时代和声称已经废除它们的时代所共有的，是时间本身的分裂。因为时间不仅仅是延伸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线——一条可以被注入承诺或被还原为赤裸裸的现实的线。它也是一种生命形式的等级分布。而这正是当人们试图撤销历史的揭秘和正义的承诺时，最清晰地出现的东西。掩盖现实的不是意识形态的谎言。而是叙述时间进程的方式掩盖了时间性的分布，而这是其可能性的基础。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我前面提到的文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西方世界来说，它确立了虚构理性的原则，从而构建了人类行动的可理解性模式，其范围远远超过了自以为是的虚构领域。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所特有的是对虚构的建构——即在一个整体中连接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结构。现在，这种构造的前提是在两个时间性之间进行选择。因为有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historia，为了避免混淆，通常被翻译为“编年史”。历史学叙述了事情是如何凭经验发生的，作为偶然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就其本身而言，诗歌是“更为哲学”：它不说事情如何发生，而是说它们如何可能发生，它们如何作为其自身可能性的结果而发生。

因此，它构建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其中事实的顺序与因果链的顺序是相同的。虚构的时间是按照两种类型的系列来组织的，这也是两种类型的逆转：一种是形势的逆转，从幸运变成不幸，或者更少的时候，从不幸变成幸运；另一种是知识的逆转，从无知变成知识。这就是时间与知识和正义的联系。悲剧人物从幸运走向不幸，并不是因为某种神圣的诅咒，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而且，在遭受这些影响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他们所不知道的知识。

显然，这四个概念的结合——幸运、不幸、无知、知识——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矩阵，其适用范围可以包括我们社会的真实变化以及诗人发明的情节。虚构行动的因果合理性有两种相当的模式：它可以是必要的或可能的。事实系列的必然性和诗歌创作的真实性都属于同一形式的合理性。但值得强调的是，维持这种理性模式的时间性的划分。这种划分将小说的理性时间与普通现实的时间对立起来，在前者中，事物是由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后者中，事物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为诗歌特权提供依据的时间层次也定义了因果理性的条件。当我们把那些日复一日地生活的人的宇宙抛在脑后时，后者就有了它的位置。为人类行动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的时间等级对应于分隔两类人的地方等级。

有的人生活在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时间，行动的时间和它的结束，这也是知识和休闲的时间。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他们被称为活跃的人或休闲的人。还有一些人居住在事情接二连三发生的时间里——那些被称为被动的或机械的人的被限制的、重复的时间，因为他们生活在仅仅是手段的宇宙中，而不像他们在休闲中那样分享行动的目的，休闲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时间横向展开的合理性建立在一个纵向的等级制度上，它将两种生活形式，两种存在于时间中的方式分开，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有时间的人的方式和没有时间的人的方式。

因此，时间的正义是双重的。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概念化的因果过程的正义：导致活生生的人从幸运到不幸，从无知到知识的正义。还有另一种正义在默默地支持着它：这种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它包括时间和空间、活动和能力的有序分配，并且基于柏拉图在关于城市建立的叙述中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是，工匠们必须没有时间去其他地方，没有时间去做除不能等待的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他们应该被专门留在工场的空间里。

如果我们想理解著名的宏大叙事的结构，以及它在据说已经废除了它的当下的生存方式，我们必须把时间的双重性作为时刻的连续性和不同职业的等级制来提出来。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是建立在时间的双重分配之上的。一方面，它们取消了虚构的现实与历史学的连续事实的纯经验性之间的对比。这就是历史——大写的历史——如何成为一种理性的形式和正义的承诺。历史进步的叙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将亚里士多德为虚构创造保留的因果关系模式应用于历史事实的继承。

他们通过将事情接二连三发生的时间从属于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理性形式，否定了时间性的等级制度。马克思主义走得更远：它将人类活动的理性基体置于物质存在生产的晦涩的日常世界中，并将这种来自下层的因果理性与 “活生生的人”的光荣生活有关的表面事件进行对比。同样的道理，它以不同的方式将形成虚构理性矩阵的两个反面联系起来。除了少数例外，悲剧纽带将向知识的过渡等同于向不幸的过渡。悲剧英雄在故事结束时学到的东西是导致他们不幸的错误。相比之下，新的历史科学预示着从剥削经历的不幸过渡到解放的幸福，这要归功于获得的关于必然规律的知识。

因此，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剥削形式的必要发展产生了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知识，使之有可能摆脱其支配。因此，历史成为时间的展开、知识的产生和正义的可能性之间的积极联系的叙述。历史发展本身产生了一门发展的科学，使历史人物能够在将必然性转化为可能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历史科学重新声称要摒弃的时间性等级制。因为为未来创造条件的历史进程本身也不断创造出新的分歧和迟滞形式。它不仅把某些阶级赶到过去，从而把他们变成了未来的障碍。它还在当下的核心部位运作，将其与自身分离。产生该系统运作的相同规律产生了对它的错误认识。在日常经验中，以及在那些分享经验的人的观察、思考和行动方式中，这些规律再现了意识形态的面纱，使人们与历史力量的真正运动的知识保持距离。创造可能性的同样的必然性再现了其不可能性。

而历史科学必须将这种双重束缚内在化。它必须同时成为研究未来可能性条件的科学和研究其经常性不可能性的科学。以前分隔两个世界的时间层次现在分隔了居住在同一个世界的两种方式。一个单一的历史进程以两种方式存在。有一些人——极少数人——生活在科学的时代，那是一种已知的、被转化为行动工具的必要性的时代。还有一些人——大多数人——生活在无知的时代，即继承和重复的时代，这是被动的人类的命运，他们在对永远相同的现在的顺从、对消失的过去的怀念以及对条件尚未成熟的未来的不耐烦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宏大叙事”的核心并不仅仅是对一个由历史必然性产生的未来的信仰。它是这种必然性的内在分裂，它既是一种可能性的条件，也是一种不可能性的条件。历史必然性的科学是关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毁灭的知识，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必要再生产和无限期推迟毁灭的知识。这种分裂本身是建立在时间的重复上的，建立在分歧的现在上的，建立在时间层次的现在上的，建立在一个据说是走向统治结束的时间的中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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