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样度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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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这里，死亡在那里。死亡忙碌在所有各种地方，在上，在下，在里，在外，到处是死亡。”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疫病频发，死亡笼罩大地，政治、战争、社会、文学、医学、宗教乃至群体心理，都受到了巨大影响，由此导致了三国分立、魏晋癫狂、中医发展、香料辟疫、道教传播、佛教传入等，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 《疫病年代》，岳麓书社出版
在人类文明发展前行之中，难免会遇到各类破坏性的力量，诸如战争、 天灾、疫病等。
每当战争爆发，战车驰骋，铁戈暴击，伏尸遍地，便导致城市摧残，生产破坏。大雨或旱灾，地震或洪水，各类天灾摧毀大地上的希望，裹挟走生命，留下一片废墟，之后人类文明在此基础上，再次发展而出。
与战争、天灾相比，由各类病菌引起的疫病，更加让人类手足无措。诸如伤寒、肠澼、疟疾、霍乱、麻风等疫病，都具有极强的致死率与广泛的传播性。每当此类疫病暴发，人类为之悚然，生命随时会断送，人们便会陷入恐惧无望之中。
在缺乏对疫病的科学认识与防治手段时，人类或是祈祷上天庇护，或是通过大傩之礼驱疫，或是经由巫术获得解脱。
在漫长的时光中，先民们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到了瘟疫发生的各类原因，如天气变化、饮食不洁、营养不良等，并总结了常见的瘟疫如伤寒、疟疾之类的治疗方法。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此期间政局混乱，战争频繁，各类瘟疫频频降临。
后世科学家认为，此一时段乃是小冰河期，酷寒的天气既带来了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乍暖骤寒的变化又给予人类身体以刺激，导致了各类疫病的暴发。
东汉末期，疫病肆虐，当时的人行走于道路之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人悚惧。疫病数起，士人调落，建安七子中，有五子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大疫。上层社会尚且如此，缺衣少食的民间社会其惨状可想而知。
疫病不但影响着个体，亦影响着国运。
东汉至魏晋时期，大疫酷烈，虽贵为帝室也不能避免。疫病之下，皇帝普遍早逝，而帝室虛弱，权力遂流失于外戚与宦官手中。由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又引发与文官集团的内斗，以致朝局动荡，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加深了危机，这又更加导致了疫病的蔓延，形成了恶性死循环。
内斗、战争、饥荒、疫病、死亡，不断反复，不断上演。此死循环，由东汉末至魏晋再至南北朝，犹未能解，影响长达数百年。
困境之中，巫觋治病盛行，江湖术士行走于世，以符水之类治病，被民间崇拜，他们吸纳万民，此时若某人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则呼吸之间，可撼动河山。
当然也有如张仲景、华佗这样的医者，他们承袭先秦至两汉的医学成就，对各类时疫进行探讨，提出相对合理的医疗方法。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传统医学摆脱了玄奥抽象的空谈，产生出了系列具有实效的诊治经验，奠定了日后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础。
△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
为了应对疫病，人们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观察到一些具有辛香味道的植物能够驱除蚊虫，并具有药效，由此开启了人类对香料的使用。诸如花椒、茱萸、生姜等，因其具有的药效，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以消灾除病。
各类辟疫民俗也由此发展起来，如佩茱萸，饮菊花酒，风行南北，传承直至今日。
中国古时认为，战争取胜的三个条件乃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寒冷或是酷热的天气，蚊虫出没的丛林，不同地区间的水士不服，都会诱发各类疫病。
在东汉末期的群雄征战中，曹操折戟于赤壁，其中主要因素，乃是北方士兵至南方后，受寒冷天气与水土影响，军中暴发大疫，不得不退兵，由此三国鼎立局面出现。
三国之中，孙权一直觊觎合肥，拿下此地，即可获得进军江淮的稳固基地，又可以移民拓荒，增强国力。只是合肥复杂的水文地理导致各类疫病多发，屡屡挫败孙权的野心。诸葛亮想拥有雄固的后方，为此向南方开拓。只是南方疟疾多发，诸葛亮的南征，不得不速战速决后撤兵，以致未能对南方加以整合。在三国争雄之中，缺乏大后方有力支撑的蜀国最终落败。
△ （唐）阎立本《古帝王图卷·吴主孙权》
面对疫病，儒生们开始沉思，他们希望能掌握灾异的解释权与话语权，进而能制约帝王，实现儒生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美梦，随之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五德终始、谶纬之类学说大兴。
此类造说之中，如天人感应说认为，人君逆天而为，上下不和，阴阳失调，则妖孽生，灾疫行，故而帝王需要罪己，改正错误。随着疫情频发，帝王自然不愿意每次都背锅，于是拉着大臣一起承担责任，故每至灾疫起，则要罢免三公，这又为宦官、外戚干政提供了契机。
朝堂中的内斗，生命的无常，疾疫的横行，让朝不保夕的魏晋士人，将精神投入到玄学之中，去思考本末有无，去亲近山水，去感悟生命，乃至形成了各类放浪形骸的行径，如服散、裸奔、酗酒、持塵尾、隐遁，然而所谓的名士风度，多数是在鸟笼中的表演，是为了博取名望，是为了追求身心俱泰、荣华富贵。
所谓的名士风度，实有阴阳两张皮，阳里一张皮写着冠冕堂皇，写着名教道德：阴里一张皮写着趋炎附势，蝇营狗苟。
玄学也好，风流也罢，终究是贵族们的游戏，深处疫病时代中的普通人则只能在宗教中寻求寄托。
世界范国内的原始宗教，都是原始崇拜与氏族组织相结合的产物。当氏族社会解体，以地域区划为基础的贵族等级社会建立后，许多原始宗教也随之消失，被新的、更发达的宗教所取代。
中国自私有制社会形成后，延续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形成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宗法制与政治体制经过了整合，原始宗教却未得到发展。至东汉末年，大疫之下，借助符水治病、叩头思过、符箓等手段，太平道、五斗米道得到发展，奠定了日后道教发展的基础。
△ 洛阳西郊出土东汉解注瓶上的符文
在乱世之中，如葛洪悬壶于市，对各类疫病提出了超越时代的诊治方法，也为道教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宗教神学理论体系。葛洪所提出的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儒道结合，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影响着后世道教的发展。
本土道教发展之时，也遇到外来宗教的竞争与挑战，这就是佛教的传入。麦克尼尔在 《瘟疫与人》一书中认为，佛教能在汉帝国境内吸引众多信徒，关键就在于当时正流行传染病，佛教能针对当时人们遭受的痛苦提出解释，子以慰藉。
灾难性瘟疫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大部分社会组织（如政权）丧失信誉之时，佛教却能通过行医、祈祷、写经、斋戒等一系列形式，为疫病年代中的人们提供从肉体到心灵的解脱。
△ 户县出土东汉曹氏朱书解注瓶上的符文
佛教的到来，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佛教提供了系统的地狱轮回转世之说，此又影响后世中国千余年。
当道教与佛教相遇时，二教初时一度有过竞争，乃至有老子化胡等造说。此后二教彼此借鉴，和平共处，共同服务于中国世俗社会，送财、送子或送禄。
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只有经由对外交流才能实现。
华夏文明一直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前行。随着交流的扩大，人员来往的密集，必然会将异域的微生物携带到新的环境中，在那里，徽生物可能会找到一系列易感宿主，从而导致疫病的暴发。
延熹四年（161）、延熹五年（162），东方的汉帝国持续发生大疫。公元166 年，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暴发安东尼大瘟疫，此年东汉也暴发瘟疫，“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
后世史学家推测，经由中西商路的交往，疫病由东方传入罗马帝国。也就在此年，罗马帝国的使者经过海路抵达中土。由于汉帝国转而怀疑罗马使团的真实性，对与罗马来往失去了兴趣。此后罗马陷入了瘟疫带来的巨大混乱之中，无暇再与东方的汉帝国进行联系，双方都陷入疫病的困扰之中。
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虽有战争冲突乃至疫病传播，却不能阻碍贸易与交往，并由此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经过中西之间的交往，西域的狮子进入中士。狮子凶猛的形象被视为辟邪神兽，成为中土常见的辟邪形象。
通过丝绸之路，苏合香、胡椒、丁香、安息香等具有避疫功效的香料在中土受到追捧，而核榔也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土，被视为具有避瘴功效，在南方各地流传开来，直至今日。
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间，在大疫沖击之下，影响后世中国千余年的系列因素形成。
经由此数百年大疫，中国传统医学得到了系统发展。苦难中的人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解脱，由此带动了道教、佛教的发展。
在大疫之中，中外交往持续，狮子、槟榔等传入中国，被视为能辟邪驱疫。
又由于生命无常、佛道传播，产生了描述鬼神报应、生死轮回、仙俗二界故事的志怪小说，被后世所津津乐道。
而各类民俗，诸如傩礼、贴门神、饮茱萸酒等也不断发展，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包含了人们远离疫病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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