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何塑造历史？古人怎样度过灾难？| 知名历史学者袁灿兴新书《疫病年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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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
作 者：袁灿兴 著
出 版 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出版
I S B N：978-7-5538-1801-6
定 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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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东汉至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瘟疫频发期，此一时期，死亡笼罩大地，士人凋伤，人人悚惧，恐慌和绝望弥漫，疫病不但影响着个体的生命健康和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与国运兴衰。
本书即以此一时期频发的瘟疫为视角，重新审视东汉至魏晋这一“幽暗时代”下的个体命运、战争进程和社会风貌。以多维、立体、宽广的视野，细致书写瘟疫对政治、战争、社会、文学、医学、魏晋玄学、宗教乃至群体心理造成的深刻影响，深层次探讨瘟疫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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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袁灿兴 /
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教授，知名历史学者，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嘉宾，先后出版《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军机处二百年》《大清内务府》《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等畅销作品。
03
本书特色
04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文明、瘟疫与政治
“文明病”的源起 002
疫病的种类：从伤寒到疟疾 011
幽暗时代：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及成因 024
瘟疫与东汉政局的崩坏 034
疫病下的三国纷争与魏晋乱局 042
第二章 防疫：古人如何应对瘟疫
官方的彷徨与无措 054
皇家驱疫：大傩之礼 062
厌胜：巫术的力量 069
中医之光：张仲景与华佗的救世 080
花椒、生姜与茱萸：香料也能避疫？088
第三章 瘟疫与战争
诅军之术与匈奴的兴衰 098
瘟疫改变历史：赤壁之战的真相 108
血色要塞：魏吴合肥之战始末 114
南征之踵：南蛮瘴气与诸葛亮的失败 121
王敦之乱：独享天下的碎梦 129
第四章 儒者的精神世界
妖言如何惑众：谶纬之兴与群体心理 140
谁是正统：五德终始与皇朝更替 147
天人感应的真相 156
生命意识的觉醒：魏晋玄学的历史 165
奔竞与浮华：魏晋名士的隐秘面孔 174
第五章 大疫与道教兴起
太平世界的构想 184
苍天已死：太平道的崛起与覆灭 192
妖妄国度：天师道的兴衰 201
诛仙之殇：小霸王孙策之死 209
葛仙翁的辟疫方 216
第六章 疾疫与魏晋风度
服散：人的失调与背离 226
疫病、美酒与名士 234
名流雅器：麈尾、如意的特殊意义 241
隐逸：陶渊明的田园世界 248
虱蚤：身体的反抗 256
第七章 大疫的文学叙事
《髑髅赋》中的挽歌意识 266
建安七子的陨落 274
曹氏父子的人生追问 281
志怪小说的疾疫幻想 288
王羲之的兰亭雅集 296
第八章 佛教的传入与影响
从误解到信受：佛教初传的历史 304
化干戈为玉帛：佛道之争及其融合 310
探索幽冥：死后世界的想象 317
借医弘佛：僧人与中外医术交流 326
挣脱疫病枷锁：写经、斋戒的功德 334
第九章 大疫下的中外交流
丝绸之路的开通 344
辟邪：神狮西来 351
外来香料的神奇功效 358
槟榔的魔力 366
天谴：安东尼瘟疫与中西交往 373
后记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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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前言
前 言
“死亡在这里，死亡在那里。死亡忙碌在所有各种地方，在上，在下，在里，在外，到处是死亡。”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疫病频发，死亡笼罩大地，政治、战争、社会、文学、医学、宗教乃至群体心理，都受到了巨大影响，由此导致了三国分立、魏晋癫狂、中医发展、香料辟疫、道教传播、佛教传入等，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在人类文明发展前行之中，难免会遇到各类破坏性的力量，诸如战争、天灾、疫病等。每当战争爆发，战车驰骋，铁戈暴击，伏尸遍地，便导致城市摧残，生产破坏。大雨或旱灾，地震或洪水，各类天灾摧毁大地上的希望，裹挟走生命，留下一片废墟，之后人类文明在此基础上，再次发展而出。与战争、天灾相比，由各类病菌引起的疫病，更加让人类手足无措。诸如伤寒、肠澼、疟疾、霍乱、麻风等疫病，都具有极强的致死率与广泛的传播性。每当此类疫病暴发，人类为之悚然，生命随时会断送，人们便会陷入恐惧无望之中。在缺乏对疫病的科学认识与防治手段时，人类或是祈祷上天庇护，或是通过大傩之礼驱疫，或是经由巫术获得解脱。在漫长的时光中，先民们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到了瘟疫发生的各类原因，如天气变化、饮食不洁、营养不良等，并总结了常见的瘟疫如伤寒、疟疾之类的治疗方法。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此期间政局混乱，战争频繁，各类瘟疫频频降临。后世科学家认为，此一时段乃是小冰河期，酷寒的天气既带来了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乍暖骤寒的变化又给予人类身体以刺激，导致了各类疫病的暴发。东汉末期，疫病肆虐，当时的人行走于道路之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人悚惧。疫病数起，士人凋落，建安七子中，有五子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大疫。上层社会尚且如此，缺衣少食的民间社会其惨状可想而知。疫病不但影响着个体，亦影响着国运。东汉至魏晋时期，大疫酷烈，虽贵为帝室也不能避免。疫病之下，皇帝普遍早逝，而帝室虚弱，权力遂流失于外戚与宦官手中。由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又引发与文官集团的内斗，以致朝局动荡，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加深了危机，这又更加导致了疫病的蔓延，形成了恶性死循环。内斗、战争、饥荒、疫病、死亡，不断反复，不断上演。此死循环，由东汉末至魏晋再至南北朝，犹未能解，影响长达数百年。
困境之中，巫觋治病盛行，江湖术士行走于世，以符水之类治病，被民间崇拜，他们吸纳万民，此时若某人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则呼吸之间，可撼动河山。当然也有如张仲景、华佗这样的医者，他们承袭先秦至两汉的医学成就，对各类时疫进行探讨，提出相对合理的医疗方法。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传统医学摆脱了玄奥抽象的空谈，产生出了系列具有实效的医疗方法，奠定了日后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础。为了应对疫病，人们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观察到一些具有辛香味道的植物能够驱除蚊虫，并具有药效，由此开启了人类对香料的使用。诸如花椒、茱萸、生姜等，因其具有的药效，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以消灾除病。各类辟疫民俗也由此发展起来，如佩茱萸，饮菊花酒，风行南北，传承直至今日。
中国古时认为，战争取胜的三个条件乃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寒冷或是酷热的天气，蚊虫出没的丛林，不同地区间的水土不服，都会诱发各类疫病。在东汉末期的群雄征战中，曹操折戟于赤壁，其中主要因素，乃是北方士兵至南方后，受寒冷天气与水土影响，军中暴发大疫，不得不退兵，由此三国鼎立局面出现。三国之中，孙权一直觊觎合肥，拿下此地，即可获得进军江淮的稳固基地，又可以移民拓荒，增强国力。只是合肥复杂的水文地理导致各类疫病多发，屡屡挫败孙权的野心。诸葛亮想拥有雄固的后方，为此向南方开拓。只是南方疟疾多发，诸葛亮的南征，不得不速战速决后撤兵，以致未能对南方加以整合。在三国争雄之中，缺乏大后方有力支撑的蜀国最终落败。
面对疫病，儒生们开始沉思，他们希望能掌握灾异的解释权与话语权，进而能制约帝王，实现儒生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美梦，随之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五德终始、谶纬之类学说大兴。此类造说之中，如天人感应说认为，人君逆天而为，上下不和，阴阳失调，则妖孽生，灾疫行，故而帝王需要罪己，改正错误。随着疫情频发，帝王自然不愿意每次都背锅，于是拉着大臣一起承担责任，故每至灾疫起，则要罢免三公，这又为宦官、外戚干政提供了契机。朝堂中的内斗，生命的无常，疾疫的横行，让朝不保夕的魏晋士人，将精神投入到玄学之中，去思考本末有无，去亲近山水，去感悟生命，乃至形成了各类放浪形骸的行径，如服散、裸奔、酗酒、持麈尾、隐遁等。然而，所谓的名士风度，多数是在鸟笼中的表演，是为了博取名望，是为了追求身心俱泰、荣华富贵。所谓的名士风度，实有阴阳两张皮，阳里一张皮写着冠冕堂皇，写着名教道德；阴里一张皮写着趋炎附势，蝇营狗苟。玄学也好，风流也罢，终究是贵族们的游戏，深处疫病时代中的普通人则只能在宗教中寻求寄托。
世界范围内的原始宗教，都是原始崇拜与氏族组织相结合的产物。当氏族社会解体，以地域区划为基础的贵族等级社会建立后，许多原始宗教也随之消失，被新的、更发达的宗教所取代。中国自私有制社会形成后，延续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形成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宗法制与政治体制经过了整合，但原始宗教却未得到发展。至东汉末年，大疫之下，借助符水治病、叩头思过、符箓等手段，太平道、五斗米道得到发展，奠定了日后道教发展的基础。在乱世之中，如葛洪悬壶于市，对各类疫病提出了超越时代的诊治方法，也为道教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宗教神学理论体系。葛洪所提出的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儒道结合，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影响着后世道教的发展。
本土道教发展之时，也遇到外来宗教的竞争与挑战，这就是佛教的传入。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认为，佛教能在汉帝国境内吸引众多信徒，关键就在于当时正流行传染病，佛教能针对当时人们遭受的痛苦提出解释，予以慰藉。灾难性瘟疫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大部分社会组织（如政权）丧失信誉之时，佛教却能通过行医、祈祷、写经、斋戒等一系列形式，为疫病年代中的人们提供从肉体到心灵的解脱。佛教的到来，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佛教提供了系统的地狱轮回转世之说，此又影响后世中国千余年。当道教与佛教相遇时，二教初时一度有过竞争，乃至有老子化胡等造说。此后二教彼此借鉴，和平共处，共同服务于中国世俗社会，送财、送子或送禄。
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只有经由对外交流才能实现。华夏文明一直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前行。随着交流的扩大，人员来往的密集，必然会将异域的微生物携带到新的环境中，在那里，微生物可能会找到一系列易感宿主，从而导致疫病的暴发。延熹四年（161）、延熹五年（162），东方的汉帝国持续发生大疫。公元166年，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暴发安东尼大瘟疫，此年东汉也暴发瘟疫，“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后世史学家推测，经由中西商路的交往，疫病由东方传入罗马帝国。也就在此年，罗马帝国的使者经过海路抵达中土。由于汉帝国转而怀疑罗马使团的真实性，对与罗马来往失去了兴趣。此后罗马陷入了瘟疫带来的巨大混乱之中，无暇再与东方的汉帝国进行联系，双方都陷入疫病的困扰之中。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虽有战争冲突乃至疫病传播，却不能阻碍贸易与交往，并由此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经过中西之间的交往，西域的狮子进入中土。狮子凶猛的形象被视为辟邪神兽，成为中土常见的辟邪形象。通过丝绸之路，苏合香、胡椒、丁香、安息香等具有避疫功效的香料在中土受到追捧，而槟榔也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土，被视为具有避瘴功效，在南方各地流传开来，直至今日。
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间，在大疫冲击之下，影响后世中国千余年的系列因素形成。经由此数百年大疫，中国传统医学得到了系统发展。苦难中的人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解脱，由此带动了道教、佛教的发展。在大疫之中，中外交往持续，狮子、槟榔等传入中国，被视为能辟邪驱疫。又由于生命无常、佛道传播，产生了描述鬼神报应、生死轮回、仙俗二界故事的志怪小说，被后世所津津乐道。而各类民俗，诸如傩礼、贴门神、饮茱萸酒等也不断发展，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包含了人们远离疫病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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