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狐说鬼第一书，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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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1640—1715），清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淄川区）人，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故被称为聊斋先生。蒲松龄家在当地为世家大族，到他父亲蒲盘时，家道已经中落。蒲盘早年热衷科举，但屡试不第，为谋生计只得边做生意边读书学习。蒲盘娶有一妻两妾，但直到40多岁还未生子。于是他就放弃经商，改做慈善，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并修造寺庙、吃斋念佛。终于，在晚年时接连生下5个孩子，蒲松龄就是夫人所生的第二个孩子。
△蒲松龄像
蒲松龄天资聪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学习，在19岁时参加童生试，以县、府、道三考第一名进学，考中秀才。少年成名的蒲松龄意气风发，却没想到，此后屡试不中。迫于生计，只得南下，到宝应（今扬州宝应）知县孙蕙处做幕僚。这是蒲松龄第一次走出书斋，走出淄川，短暂的幕僚生涯（一年有余）大大丰富了他的见闻，使他对百姓疾苦、官场黑暗、风俗民情等都有一定了解，为此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
回到家乡后，蒲松龄主要在同乡毕际家做私塾先生。毕家为书香世家，文化氛围浓厚，蒲松龄与毕家兄弟子侄多有诗文唱和，他们对《聊斋志异》的写作和完善提出了很多建议，甚至亲自参与写作。大约在30岁时，蒲松龄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写作，经过10年艰辛，到40岁时，此书已经颇具规模，主要篇章大多也已完成。这10年岁月，既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他人生中十分艰辛的一段时期：科场接连失意，生活穷困，有时家里甚至揭不开锅。但幸而妻子刘氏非常贤惠，含辛茹苦照料家庭，生活才得以维继。
51岁时，蒲松龄乡试再次落第，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放弃科举，全身心投入《聊斋志异》的创作、修改当中。晚年，蒲松龄家境日渐丰裕，便修建了一座书斋，起初命名为“面壁居”，后改为“聊斋”，也就是本书名的由来。71岁时，蒲松龄结束了近40载的教书生涯，返回家安度晚年。此时早已灰心仕进的他，却迎来了迟到的荣光，多年的廪生终于熬成了贡生，并被授予“儒学训导”的虚衔。
平心而论，蒲松龄虽然是文章妙手，但之所以科举惨淡一生，跟他少年得志不无关联。尽管他文采纵横，但八股文有着极其严格的格式要求，稍有出格，即被淘汰。考秀才时，蒲松龄文笔奔放，不受拘束，本已是违规。但主考官施闰章爱才心切，不拘成法取他为第一名。受到鼓舞的蒲松龄可能真的以为自己的文风就是光明大道，所以才会有以后连续四次乡试落榜的惨痛经历。临终前两年，蒲松龄仍为自己没能登科而感到羞愧：“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子孙，亦孔之羞。”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故事，为何会屡屡出现在他的笔端。
蒲松龄自幼受父亲影响，对仙佛鬼怪等奇闻逸事格外感兴趣，特别喜欢听人讲鬼故事；长大后，又痴迷于民间传说的搜集与整理。蒲松龄把听来的故事记录下来，汇编成册；又和同道对其进行修改，或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这就造成了《聊斋志异》来源的多样性。
△“半日闲”《聊斋志异》，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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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虽一辈子热心科举，但气质更偏向“文学青年”。他也有心以志怪小说为立言之业。早在汉代，小说就已是图书的一个重要门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或如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小说家所言虽然是道听途说，不怎么可信，但其中却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也有其价值。班固站在正统立场，对小说家“不屑”的态度，影响了中国文学界两千多年，直到近代才被摒弃。蒲松龄将自己的创作称为“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也就是说，虽然自己不成器，但希望读者不要因人废言，忽视其中所讲的道理。
蒲松龄出生的时候，父亲曾梦见一个和尚身着袈裟走入卧室。蒲盘醒来后，儿子恰好出生。蒲松龄认为自己生活清贫，门庭冷落，跟出家人生活一样萧条，故深信佛教因果轮回之说。《聊斋志异》一书，虽然故事庞杂多样，但“因果报应”思想却贯穿全书。以因果劝世，是该书一大特色，且深刻影响了清代志怪小说的写作。像众多怀才不遇的文人一样，蒲松龄一生积攒了太多的怨气，故需要借鬼魅狐妖、幽冥神怪来宣泄满腔孤愤。他借异史氏之口，把自己对人世的种种见解诉诸笔端，文笔纵横捭阖，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郭沫若对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评价确为公允。
从文章写法看，《聊斋志异》主要以“情节离奇”和“细节描写”两方面取胜。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总能一波三折，让人猜不透结局；层层变化，愈写愈奇，让读者沉醉其中，欲罢不能。与白话小说不同，《聊斋志异》纯为文言，对人物、环境的描写，寥寥数语即勾勒清楚，没有一点多余之词。由于《聊斋志异》故事性强，文辞优美可观，甫一问世，就风靡天下，成为万口传诵的流行书。这也刺激了清代志怪小说的繁荣兴盛。
《聊斋志异》虽属晚出，但由于流传甚广，版本众多。其中抄本一系中，重要的有蒲松龄本人誊写本、乾隆十六年（1751）张希杰“铸雪斋抄本”以及山东淄博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刊本系列中，众版本多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多种《聊斋志异》的整理本问世，其中以任笃行先生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所参阅版本更为详尽，校订更为精审。故此次出版的底本，主要以此书为参考，同时兼采当下通行本之长，努力推出一良善版本。
由于《聊斋志异》全书体量庞大，所以各种选本应运而生。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展示原书的精华，对选编者是个不小的考验。本书在选择篇目时，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着重选择故事性、文学性较强的篇目。《聊斋志异》本是一部“才子书”，它结合了志怪和传奇等文言小说的布局手法，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叙事特长，以简洁的文笔，塑造出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造就了诸多文学名篇。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所以，本书侧重挑选那些立意高卓，情节诡谲多奇，文笔清新隽永的佳作。
二、突出重点，以仙凡幽冥题材为主。《聊斋志异》一书涉及鬼怪传说、社会生活、民间风俗、官场见闻，可谓一部别样的小百科全书。在如此精简的篇幅内想要多方兼顾、面面俱到是很难的。而蒲松龄用功最深、影响最大的文章，主要集中于鬼狐精怪。所以，本书拟分“倩女幽魂”“狐魅迷情”“离魂惊梦”“精怪多变”“奇人异士”五大类，努力展示《聊斋志异》的“志怪”精华。
三、结合新时代要求，注重伦理道德教化。《聊斋志异》虽然表面上大多讲的是“怪力乱神”，但凡读过之人，不难发觉其“议论醇正，准情酌理”。作者主要是以鬼狐之事来讥讽丑恶、警戒顽愚；其中有关“忠孝节义”的描写，更有助于维护世道人心。通过阅读古典文学，理解和学习优良的传统文化，对当下人们培养健全的价值观念，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聊斋志异》属于文言小说，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本书做了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做到文辞准确，更要尽量呈现原著的文学特色。因此，本次翻译，笔者尝试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个别语句的表达采取意译。而且，为保持文气连贯，对原著中省略的文字，也在翻译中酌情补译。
纪晓岚曾拿自己和蒲松龄比较，认为“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笔者之才，较之文达公（纪谥文达），亦“诚莫逮其万一”。以万万不及之力，惶译前贤文翰，粗疏鄙陋之处，望诸方家不吝指教。
胡国浩
2020年7月20日
本文为岳麓书社“半日闲”《聊斋志异》前言，作者胡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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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为蒲松龄创作的文言志怪小说集。此书为读者描写了一个诡异奇幻的世界，借描写狐仙鬼怪，反映世间百态。其中的文章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聊斋志异》以写花妖狐媚、奇人异行著称于世，文字优美，情节生动，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而且是世界文学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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