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是历史上“淡漠、忧伤的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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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的妻子是清末京城诸多贵妇人的家庭医生，她的客户中有慈禧太后的母亲，也有隆裕皇后的妹妹。何德兰还有个朋友是宫中的花匠。他记录了诸多他夫人和花匠朋友给他转述的清宫秘闻。

何德兰认为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觉得光绪可以“像恺撒那样豪迈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得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但，最终，何德兰看到的是“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就像鬼在后面追着他似的”。

岳麓书社出版的新书《光绪之死》，作者徐琳玲用非虚构的手法再现了被动坐上龙椅的光绪是如何把脸向着未来，又如何在慈禧面前落荒而逃、死于非命的。

△《光绪之死》，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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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世100年后
光绪的死因现代专业技术侦破

1938年秋，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来到了河北易县梁各庄西15公里处的永宁山下。这是清西陵所在地。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四座清帝陵墓，他们选择了1915年才完工的崇陵。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按照帝王墓规模修建的陵寝，大清王朝结束时，尚未完工。或正因如此，这座皇陵的安全指数不如其他。

这座皇陵的主人，是被后世称为悲情皇帝和傀儡皇帝的光绪帝。

△光绪像

北京城到清西陵需要四天的路程。光绪帝的送葬队伍所经之处，旌旗招展，锣鼓喧天。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护送光绪帝灵柩的，是身上背着枪、身下骑着马的卫队——他们是新式清军。巧合的是，后来推翻大清、打响武汉首义第一枪的，也是来自新式清军。

1938年秋，那伙来到清西陵的人没碰上护陵的卫队。对崇陵的结构很熟悉，盗掘起来也很内行。他们从方城月牙城罩壁前撬开墁地的砖石，凿开地下城砖，掘一深洞，透过影壁下的土层再往上翻挖，便进入了地宫，盗走了100多件主要的随葬品。

因为1938年曾被盗，光绪帝的陵寝在1980年被批准进行保护性发掘。这次发掘，为后来成立的“调查光绪帝死因”的课题小组提供了关键的证物：光绪帝的少量头发、遗骸和贴身衣物。

△ 光绪帝发辫

△ 光绪帝骸骨

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和北京市刑事侦查总队、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也加入到了调查光绪帝死因的课题小组。在运用了“中子活化”“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的专业技术手段之后，发现了证物中有高含量砷化物。

2008年11月，《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正式发布，光绪帝死于砒霜毒杀。坊间流传了百年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不过，光绪帝之死这百年疑案，只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未完全侦破，主使者和实施者到底是谁，仍是谜。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光绪帝按例上完早朝，下午批阅奏折，然后吃了太监送来的膳食。饭后约半个时辰，光绪帝感到身体强烈不适，太医吕用宾被紧急请去就诊。四天后，光绪帝驾崩。

最大嫌疑人慈禧是位失败的母亲

《光绪之死》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徐琳玲笔下，世间传言、也是专家推测的谋害光绪帝的最大嫌疑人慈禧是位失败的母亲。

“在母亲这一重身份角色上，无论对亲儿子同治帝还是养子光绪帝，她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光绪之死》中，徐琳玲如是评议慈禧。

慈禧既是光绪帝的养母，也是他的亲姨妈和伯母。教养同治帝的失败以及同治帝的早逝，让慈禧对幼年光绪帝“调护教诲，耗尽心力”。

曾任军机大臣的长沙人瞿鸿禨记录了慈禧亲口对他的讲述：“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实际是三岁多），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徐琳玲引用了瞿鸿禨在《圣德纪略》中的这段记录。在她看来，这段记录中的慈禧就像是现在高标准、严要求的北京海淀区的某位家长。

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爱新觉罗·载湉，在他三岁多的时候被动地成为变局中的核心人物。此后他人生的三十五年，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都受到他养母、群臣以及国家的牵制，就连他在软禁期间不堪烦闷打一下鼓，太监就带着他养母的懿旨过来制止。

虽然和这对母子隔着百余年时光，但因为持续关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杨度、蔡元培等一大批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人物，大量阅读相关史料以及采访专家学者和这些人物的后人，徐琳玲时不时会“碰到”慈禧和光绪帝。她觉得他们仿佛是历史舞台剧背景屏风上的人。慈禧在她看来是“浓烈刺目的”，而光绪帝则“更像是一抹淡漠、忧伤的影儿”。

2018年“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时，这抹淡漠、忧伤的影儿在徐琳玲的脑海中清晰起来，关于光绪帝及其周边人物的细节也慢慢变得丰富而具体起来。这些细节大多来源于光绪、慈禧同时代人的私人笔记和口述，虽然这些笔记和口述中的信息常常让人有“历史的罗生门”之感，但也透露着历史亲历者、旁观者最真实的性情。

徐琳玲让这些细节进入了与光绪帝一生相伴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原本严肃的叙述因此而生动起来，爱新觉罗·载湉作为人的一面得以被更多人看到。

“你昨天也在这里吗？”年幼的载湉曾长时间盯着飞入花园的一只小鸟问，“我想我不会认错的，因为我曾仔细地注意到你羽衣的颜色。”

彼时，载湉以为他的话小鸟能够听懂，他让小鸟唱歌，小鸟竟然真的叽咕叽咕唱了。多年后，他推行新政，他以为他的新政能够让行将就木的王朝焕发生机，但这回不灵了，他自己也先于他的王朝进入坟墓。

 对话 | 历史处境中每个人都是“雾中人”

潇湘晨报：有关高层人物的历史叙事，最吸引大多数吃瓜群众的，莫过于权力斗争了。但你更关注的，是身在历史事件中的他们内心的情感。

徐琳玲：这大概就是我个人的兴趣点吧。我从小对形形色色的人充满了好奇，总是想多问几个why：他/她为什么这么做？他/她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我的记者工作也最大限度满足了我的这种好奇心。

当我越来越多涉足历史题材后，对那些主动或被动卷入历史大事件的人们，我的好奇心就越发不可收拾：他/她进入这个大事件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他/她当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为什么如此愤怒或者激动？……这包括理性的部分和情感的，当事人自己意识到的、和那些他不由自主的东西。

历史学家经常会提及一句话——“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在我看来，你只有尽力去理解你笔下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你才被“授权”可以去写他/她。

潇湘晨报：关于历史，曾有个流传极广的比喻“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历史存在真相吗？历史真相的重新构建对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

徐琳玲：关于“历史任由人打扮”的说法，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塑造某种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譬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史》，前一个王朝的历史往往是由后一个王朝来组织读书人编写、删定，即所谓的“官修史”。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后现代史学观——认为历史只是一种叙事，包括那句很有名的判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从前一个角度讲，“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唯有竭尽努力、去无限地接近它。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的解放，严谨求真的学者们不断地深入研究、考证辨析，以及更多重大新史料的发现，历史书写会越来越接近那个客观存在的真相，即所谓的“还其本来面目”。

其实，这二三十年来，学界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具体了，对历史真相的重建已有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但是，公众们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过去历史教科书上的那种表述。这需要更多有志于此的学者、爱好历史的非虚构作者们来做这些面向公众的具体工作。

我们只有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发生，遗留下哪些历史问题，我们才能从过去汲取教训，理解当下许多难题、症结背后那些更深的根源，从而有可能真正找到解决方法。从文化意义上，这也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祖辈们。

潇湘晨报：历史进程或者说权力的游戏过程中，人性与人情常因政治需要而遭到绞杀，所以有“最是无情帝王家”的说法；另一方面，人性与人情也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你深入探寻历史究竟的前后，对人性与人情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徐琳玲：是的，我从中受益不少。一个人的成长，一个是来自他自身的生活阅历，另一个就是通过他人的经验，历史和文学大概是最好的两种途径了。

这些年的读史，让我对人和世事有了更多理解，变得宽容和柔软了。少年时那种容易比较偏执的“道德洁癖”好像是被修正了很多，因为你看到每个人都有值得同情和怜悯（不是居高临下）的部分，会体谅到对方的难处。

有句话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你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我仍在学习、摸索中。

潇湘晨报：传教士何德兰曾评价“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面向着未来的人”，这个评价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光绪的面向未来，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徐琳玲：你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光绪帝身上，这种面向未来、不再沉湎于“效法三代”，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偶然。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华帝国就被推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从道光帝到咸丰帝，他们都还只是“旧世界”的人，所以当西方依仗着船坚炮利撞开了天朝大门时，他们处在一片茫然、错愕之中，即费正清这些西方汉学家提出的“冲击—反应”之说。大清皇帝们的反应完全是被动的。

同治帝刚刚成年就得病去世了，没有真正治理过国家。等到光绪帝这一代，大清帝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京城里还有专门的外国使馆区。你可以看到光绪帝儿时的玩具，和当时欧洲同一年龄段的小男孩子玩的是一样，各种半自动玩具、八音盒，都是太监们从使馆区附近一家西洋玩具店买的。所以，他对西方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这恐怕是他爷爷道光帝、伯父咸丰帝不可能有的。所以，这是历史的必然。

此外，光绪从小就受很严格的教育他非常好学，很爱看书。等长到十几岁，他就想学外语，想更多了解西方，包括让太监们给他到处搜罗已译成中文的西书。对他来说，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非常有趣，包括他对基督教也充满好奇。他的心态从来不是封闭的。

等到他成年、开始“亲政”（实际仍由慈禧太后掌权），邻国日本咄咄逼人地发动了甲午战争、之后又是胶州湾危机。一个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能改变国家积弱现实的青年帝王，也就很自然地走上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道路。

潇湘晨报：为什么对外部知识很少的“雾中人”康有为能够成为光绪帝的外部事务专家？康有为为什么会对伊藤博文提议的“中美英日合邦”构想深信不疑？

徐琳玲：“雾中人”的概念，是一位女学者在和我聊天提出的，当时对我很有触动。

从晚清至清末，当时懂外语的人很少，出过洋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关于对西方的认知，当时消息最灵通的读书人也都是通过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二三手资料，这里有大量谬误和误读。所以，上至皇帝，下至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中下层读书人，大家都是“雾中人”——只知道西方列强很先进，到底如何先进、为什么先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现代外交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基本都是朦朦胧胧的。

而康有为本人也很特殊，他确实极富才华、是一个有煽动力的理论宣传家，此外，他有着很高的自我期许和超强的自信。他不懂外语，戊戌变法前也没到过国外，对外部世界的全部认知都是借助这些二三手甚至四五手的一些“皮毛”，但他很自信掌握了“真理”，并且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拯救大清的“天选之人”，并且带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去给朝堂建策，包括一次又一次地给皇帝上书，对变法、国政、外交等事务侃侃而谈。当时，正处于亡国危机的青年皇帝很快就被他影响到了。

事实上，历史里充满了类似这样的误解和误会，让今天的我们觉得荒诞、可笑，又心情沉重。

潇湘晨报：你对慈禧的同情，是因为她是一位“失败的母亲”，还是因为别的缘由？她同时也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吗？

徐琳玲：我对她的同情，有她作为政治家的，也有作为一名女性的，包括身为母亲、妻子的角色，以及在这些角色之外，她的生命力、自由和不自由。

对身为政治家的慈禧，我的同情、理解可能要大于责难。客观地说，她对晚清最后一次中兴——“同治中兴”作出了政治贡献，这里头固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杰出官员在具体推动着，但她作为“掌舵人”功不可没，因为是她重用了“洋务派”，虽然后期也有打压和牵制。

此外，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性，精明强干，手段老辣，政治才能远远超越于她的公公道光帝、她的丈夫咸丰帝，显然也超过她的儿子同治、养子光绪。如果身处于一个王朝的上升时期，她的成就未必不如武则天那般。但这是王朝的命数，就是清朝最出色的两位皇帝乾隆、康熙处在晚清那种内外交困的大变局中，也是改不了“天命”了。

所以，把清王朝的倾覆、甚至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一股脑儿推到她头上，肯定是很不公正的。我相信，历史会对这位特殊的权力女性作出越来越公允、越来越立体的评价。

潇湘晨报：我们依照今天掌握的材料去评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当事人来说，是否公平？

徐琳玲：我认同你所说的。今天，我们确实常常是以“后世之明”来论断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如我在这本小书中所说，在历史处境中，每个人都是“雾中人”，看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世界、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周遭，只能依据自己有限的认知去判断、去行动，这种个人的“认知”很可能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解、误会。

在这种时候，那些行动力特别强大的人，带给社会、他人的“破坏力”可能也更大。我的书里写到了好几位政治人物，最典型的是康有为先生了。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公平地品评这些历史人物呢？我想起了德国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次著名演讲，他在那次演讲中谈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当你怀抱着某种政治目的行动时，你最后取得的结果到底是不是你最初期待的？有偏差么？还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从这一点说，康有为先生肯定是一个非常失败、非常不成熟的政治家。

撰文 /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 《光绪之死》，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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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

作    者：徐琳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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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破案的方式揭秘光绪之死，并以此为起点，全面探究晚清政局中的诸多“疑案”：为何光绪帝遗骸中检测出巨量“砒霜”？光绪比慈禧早死一天，是历史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慈禧是如何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操控政局的？……作品从新颖的角度，立体而真实地展现了光绪帝复杂多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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