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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探求的功利境界:如何对待功名富贵?

李汉秋 岳麓书社 202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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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霞明处暮云重”的清朝乾隆年间,前后只隔十数年,相继出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被鲁迅冠以“伟大”之名的古典小说巨著。以绘画作比,如果说《红楼梦》有似绚丽的水彩画,婀娜缤纷;那么,《儒林外史》则似简劲的钢笔画,力透纸背。它们共同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巅峰,并强力影响着中国小说史的发展。


人们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其实,如何对待富贵也是永恒的主题,只是比起爱情来,更复杂也更难集中表现。而《儒林外史》则选择了这更难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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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三层面中,《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例如科举制度),而是着眼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地探讨了人心和人性。物态文化更迭最快,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深层也最稳定,从而能超越时空持续给人良多启迪,这是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


在精神文化层,我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人生智慧,讲究人生境界。境界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出人生的价值观,显示人品的高低。《儒林外史》着重展现了三种人生境界:功利境界、觉醒境界、天怀境界。


本文首先分享《儒林外史》探求的功利境界。


功利境界


功利心失调于社会,便会形成弥漫于社会的势利之风。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自古以来,这两样东西就是传统社会中等级体制结构的丑陋投影。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而不是把人当人来对待。只重权、钱,不重视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这就是异化。


鲁迅塑造的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书生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后是同一个人,但因“势”和“利”大变,胡屠户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盆水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抛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却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蛤蟆还能想天鹅肉吃,而范进只能想天鹅屁吃,连癞蛤蟆都不如,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当作有尊严的人。范进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个称呼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这一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胡屠户衡量人以势利为标准,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功利心失控后,不是一般的“倨”和“恭”,而是“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因而表现出一种奴性。在有权有钱的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他们缺少对人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


受功利的驱使而动,这是众生的常态。如果把等级制度看作一种体制,那么可以把“利益驱动”看作一种机制。利益驱动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中,不仅驱动人去攀登等级制的金字塔,而且广泛地支配人的欲念,驱使芸芸众生追逐功利。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187页)可以说,“利益驱动”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不仅在人类以往的历史里起到了作用,就是在人类历史可以预见的未来之中,它也将发挥作用。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正面效应、激励效应,过早地废止它会阻碍历史的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要充分认识它的负面效应,如果功利心失调,就会心理失衡、人格分裂、心态失常、性情扭曲、人性异化。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层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观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可以称为“士林百态的浮世绘”。功利,在士林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的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功名富贵是明清文士的试金石,烛照其灵魂最深处,使之纹理纤毫毕露,无所遁形。



中国封建统治者特别喜欢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能力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但马二是真诚的传统文化信徒,他的人品还没有变坏,对功利的向往还没有失范、失控。


如果把匡超人的堕落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真实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实际。匡超人捧着马二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之后,孝事久病在床的父亲,十分尽心尽力,对哥和嫂也恪尽悌道。在伦理氛围很浓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传统文化并没有使他堕落,他也并未因想走科举之路就变坏,他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博得县宰赏识。


自从来到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杭州,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开始目迷五色失去方向。景兰江等斗方诗人教他通过写诗博得虚名,取得攀结上层的捷径,书坊为他提供了用粗制滥造文化产品牟利的通道,凭着伶俐,他做得都很顺手。但在衙吏潘三看来,那些勾当实利都太小,教唆这个进城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他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他怎样牟利呢?帮潘三假造公文,把青春年少的女性荷花拐卖了,不管荷花姑娘掉入火坑是死是活,他“欢喜接了”20两白花花的银子,从此“身上渐渐光鲜”。这是20两,有200两呢,他就冒坐牢之罪,潜入学道考场,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秀才。他拿这钱,典房、娶妻、生女,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闲草堂本评点),他迅速飙升,混到京城,模仿戏文里的蔡伯喈,谎称并未娶妻,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帽儿光光,当上给事中的甥婿。他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拥着“瑶宫仙子,月下嫦娥”;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失去了为人的道德底线,人就变成“非人”。匡超人既已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不堪入目,十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如果人不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功名富贵,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就会产生范进、周进。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进,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范进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了疯。为什么?这都是由热衷发展到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而从社会学上说,则是被胡屠户和薛家集为代表的势利风气所驱使和逼迫。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突显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可以叫做功利的沉迷者,像马二、周进、范进都是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者,他们的人格堕落了,人被异化成“非人”。《儒林外史》痛恨伪妄超过痛恨势利,对严贡生、王德、王仁的讽刺更不留余地。



功利心属于精神现象。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功利心不会也不该泯灭。但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就会使人性异化,使人文精神弱化,使文化变味。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贫富、权势有差别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难免会出现。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来衡量的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推动。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体制还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必须在调控上狠下功夫。社会的调控是个系统工程,《儒林外史》所提倡的礼乐文明、仁政等,此不具论。《儒林外史》着重对人的精神作深入探索,在精彩地批判一些否定性精神现象的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做好人的精神调节、精神超越。


本文节选自《儒林外史》(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前言,作者李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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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知识分子群像的长篇讽刺小说。作品描写了深受八股毒害的儒生的种种荒诞与虚伪行为,贬抑、讽刺了假儒士和假名士,批判了当时败坏的世俗风气;塑造了少数远离功名、追求自由的真儒士和真名士形象,其中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开创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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