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外敌入侵之时的外交官更是受尽屈辱。1933年的黄郛便是如此。当时日本人虎视眈眈，华北危急。黄郛临危受命，极力斡旋，而在民众眼里，他被误解为丧权辱国，人人喊打；在政客那里，他又成为“替罪羊”和“遮羞布”……
▌成为盟弟蒋的重要幕僚
黄郛（音fú读“府”），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1905年，黄郛以浙江省第一名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很快加入同盟会。1908年，他在日本结识浙江同乡蒋介石，逐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北京的黄郛急忙南下，参加上海起义，成为陈其美在上海活动中的智囊人物。此时正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的蒋，也遵照陈其美的密令，很快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紧接着又受陈其美指派，随黄郛共同筹划光复杭州的工作。陈其美、黄郛、蒋三人同谋大事，意气相投，于是在上海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从此，黄郛开始了与蒋患难与共的合作生涯。1913年3月20日，袁项城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黄郛与陈其美、蒋一起举义，但由于起事仓促，起义未成功，三人被迫流亡日本。当陈其美、蒋等人重回上海密谋反袁活动时，黄郛却转赴南洋，旅居新加坡。1915年春，黄郛偕夫人赴美洲，埋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察和研究活动。袁失败后，陈其美被谋杀，蒋顿失依靠，后来与孙中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黄郛也曾入北洋政府内阁，代署外交总长，兼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后与冯玉祥密谋发动了北京政变，组成摄政内阁。不久，冯玉祥为时局所迫，迎接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黄郛辞去兼任的各职，移居天津。黄郛闲居期间，他的“盟弟”蒋正在崛起。北伐战争开始后，蒋的军事力量扩大，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1926年11月，蒋在南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他两次致书黄郛，并派总参议张群至天津邀请黄南下。在张群的一再敦促下，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赴南昌。蒋起用黄的意图很明显：黄郛在上海、江浙一带有很多关系，又与冯玉祥为挚交，留学日本，且游历欧美，可谓见多识广，在北洋政府里先后为官，与列强有很广泛的接触，做事周密又能言善辩，可谓助蒋联络关系、寻求支持的最佳人选。1927年1月，蒋黄南昌会面后，黄便开始为蒋效犬马之劳了。他入上海密为布置，拉冯玉祥、阎锡山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后，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财政基础不牢，黄郛便四处奔走，劝上海方面支持蒋。不久，蒋任命黄为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1927年8月，蒋下野，黄亦同时引退。1928年蒋重新上台，旋即招回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春，日军乘蒋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平津出现危机。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蒋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4日，黄郛回到上海，亲友们听说黄郛要北上，都劝他不要替蒋“跳火坑”。黄郛说，自己怎知不是“跳火坑”？但“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今实践此言。”5月14日，他带着一批随员，兼程北上就职。黄郛接手谈判后，一面利用其与日本政界人士之私谊，探查双方和谈达成的底线；一面利用其在北洋政府时期所积累的与北方政界人士的交情，安抚华北，消除地方与中央隔阂，击破关东军运作“华北自治”的阴谋。但最让黄郛头疼的是，华北军方与南京政府，均不能配合和谈。华北军方高层此前自吹自擂过甚，此时碍于舆论压力，既不能有效抵抗日军攻势，又不敢命前线部队坚决执行后撤停战指示，导致后方已在和谈，前线仍在冲突。日方则利用此种冲突，一再扩大谈判优势。南京政府高层同样不敢负责任地给出对日和谈的政策底线。所以，谈判进展极难。拖延至5月22日，日军已是四路进逼北平，城内秩序大乱。北平军分会认为大势已去，北平难逃沦陷厄运，决定整个军分会南撤至保定，仅留部分军队作守城牺牲之用，以告慰舆论。南京行政院这才发出非正式指示，确定和谈底线：“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接获上述指示后，黄郛紧急约谈日方代表。次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北平遂免遭沦陷。对这一夜的具体经历，黄郛所谈甚少，但曾留下这样十六个字来形容：“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获缓和，重留北平。”作为军事统帅，蒋不能公开表态赞成对日和谈，黄郛是谅解的。黄所不能谅解的是，深知内情的蒋，在闻知和谈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为了个人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竟在给黄郛的电报里，做起了文字游戏。蒋致电黄郛，表示认可初步协议，“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转而却又要求黄一面向日方力争停战协议不要“形诸文字”，一面“激励士气，重整军容，以备最后之牺牲。”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局暂时缓和。黄郛、何应钦与冈村宁茨等人的会谈虽然形成了一份会谈记录，没有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但它事实上是《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1934年，黄郛主持华北政整会，被内外事务搞得焦头烂额，颇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感，几次要求辞职，蒋均未许。虽然当时蒋为此安抚黄，但其日记中还是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并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馁，不胜惭惶。”蒋很清楚，自己的日记将被后世史家所批阅，所以给了黄郛“无能”二字作为评价。根据蒋的指示，黄郛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均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对此，黄郛心中坦然。而蒋没有忘记这位仁兄，盛夏之季，他邀请黄郛夫妇到庐山牯岭避暑，借以休养身体，等天气凉爽时再北上。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黄沉痛地向王说：“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通邮谈判的消息传出后，黄郛更成为国人抨击的对象，被视为对日妥协退让的卖国贼。黄郛处境更加艰难。蒋也心急如焚，想为忠实执行自己对日妥协政策的盟兄留一条退路。1934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提议由黄郛继任内政部长。蒋的意图非常明显：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使命即将完成，他要为黄郛留一条退路，用来安抚替自己“跳火坑”的盟兄。1935年春，黄郛托病回到莫干山。此后，日本又在华北挑起事端，强逼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军退出华北。黄郛闻讯，异常焦虑，深感民族灾难即将来临。为此，他劝蒋改变对日政策，加紧抗日准备。面对日本在华北的进逼，很多人想起了黄郛。有人向蒋提议，赶快委派黄北上。蒋对此又何尝不知？如果有黄郛坐镇平津，日本人怎么敢这样放肆？可惜，黄郛此时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力北上了。1936年8月，黄郛患病住进上海宏思医院。12月6日，黄郛以肝癌死于上海寓所，时年57岁。以成败和单一视角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往往无法抵达真相；甚至忽略了身居幕后却至关重要的人物，看不清历史的逻辑，更看不清政治的逻辑。黄郛就是这样一个被低估的“遮羞布”与“替罪羊”。作为蒋的“政治灵魂”，黄郛与孙中山、黄兴关系密切，更是蒋的“拜把子兄弟”，历任要职，上海光复、护国之役、北伐战争等改变历史、国运的关键事件从不缺少他的身影。然而，关于黄郛的史料和传记评述本就极为稀少，能够透过他身周漩涡，看清民国政治逻辑的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黄郛妻子沈亦云，一位被遗忘的民国传奇女性，所著《亦云回忆》更显难能可贵。它不但是了解黄郛与相关近代史无可替代的史料，屡屡为民国史学者加以引述；更在成败与目的之外，以“人的尺度”与她的亲身回忆，重新丈量了中国近代史——她身处一个历史“暴风眼”中的家庭，她写家史，即是在写国史。亦云笔下黄郛的艰难处境，也从侧面反映了蒋最终失败的原因。她是一个时代大潮裹挟下的女人，历尽风云：长成之年，正逢辛亥革命，因理想而组织女子敢死队；自嫁给民初政坛风云人物黄郛，从此一生的命运，就再也无法与整个近代史分离。后被史家唐德刚列入民国最值得看的三个传奇女子。她更用一种人性的尺度，史家中少有的识见，娓娓道来那些即使一流史家也难以评判的历史公案——促成辛亥和议的各方因素，革命之时的一般民气，济南惨案的幕后隐情……正如亦云所说“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这部《亦云回忆》，虽述国事，却饱含人性的关怀；说人道事，皆是历史的温度。也正因此，胡适读罢后叹道，亦云笔下个人播迁中的国变家忧，唯有李清照千古名篇《金石录后序》可相比拟——两个传奇女子的才情、境遇都是如此相似：丈夫早逝，因国变而流离，又在流离中艰难地保存成箱资料：她们的写作为一份共同的情感回忆，也为文化、历史之存续。正如亦云所说“可珍贵之史料，其间实含有可珍贵之人情”。◎极具可信度的真实回忆：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插入乱离中留存的大量珍藏函电史料加以佐证，非那些信口开河的所谓史书可比。◎唐德刚协助整理，兼具文学的生动与历史的厚重：书稿历经十年写就，几经增删补正；沈亦云的文字本就颇为典雅，又由口述史大家唐德刚协助整理成稿，可谓可读性和历史价值的双重保障。◎独家、稀见：作者特殊的身份，历史的纠葛，让这部书直到在海外出版半个世纪之后，才在大陆首版，目前已全网断货，有幸取得独家授权，仅剩最后的少量库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文学与历史：五个人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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