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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附视频)

汪安民 少数派文库 2023-11-30



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孙甘露写得非常少。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写得非常多。他是属于数量最少的作家之一,也是产量最大的作家之一。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无法用单纯的数量去衡量孙甘露的写作强度。对孙甘露来说,写作就是一种繁重的劳作,是一种巨大的体力消耗:词语的消耗,句子的消耗,写作本身的消耗。

我们知道,有一种轻松的不费体力的写作。这种写作可以大量地繁殖,重复,可以轻而易举地自我再生产。这是一种机器般的配置性写作:词和词之间的配置,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配置,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配置,最根本的是故事本身的配置,所有这些,都纳入到一个事先被编排好的程序之中。作家不过是熟练驾驭这个程序的工人——这样的写作,数量巨大,但绝不辛劳。

孙甘露是没有写作程序的人,他不知道下一个词语会从哪里召唤而来,更不知道下一个句子会出现怎样的节奏,面貌,气息。对于孙甘露,写作是去写出未知的东西,而不是去写已知的东西。他的写作就是写句子,就是要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发明,每个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要将句子写得与众不同,就必须精雕细刻,殚精竭虑,这些句子如此地考究,考究得令人惊讶,他们看上去都像是汉语中的陌生句子,好像不是汉语写出来的句子。这些考究的词语组合,考究的句子如此之频繁,一个连接一个,一部短篇小说(如果我们非要说这是小说的话)容纳了如此之多的新句子,这是高强度的写作,这一定耗费了他大量的体力——或许,在当代作家中,没有人比孙甘露的写作更加消耗体力了。


或许,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产量。我们不应该看到他写出了多少书,写出了多少字数,我们应该看他写出了多少陌生的句子,看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创造出了多少句子。一个作家总是能够写出令自己和读者感到陌生的句子,这是文学的伟大至福。

有无数的作家,有无数着作等身的作家,并没有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样的作家,无论他有多少作品,他都是产量最低的作家——这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而是重复性的简单的再生产写作:对自我的再生产,对流行汉语的再生产。这是躺在汉语的慵懒被窝中的写作。这是文学的虚假繁荣。

对于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素质,就是写出属于他的句子,写出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写出将他的名字抹掉但仍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的句子,写出让他的民族语言感到无比愕然的句子——孙甘露当之无愧地属于这类少数作家之列。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多产。


经验告诉读者,仔细地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消耗的体力和时间,要超过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确实,《呼吸》这样的长篇,只能最为恰当地命名为“呼吸”了:无论是对于着者还是读者,它需要巨大的耐心和体力。小说的语言强度,迫使人们不停地呼吸。

在什么意义上,孙甘露的写作是汉语中的陌生写作。我们如何在一种民族语言的内部去发现一种异己性?如何成为一种语言传统中的不速之客?只有在这种语言折磨我们的舌尖的时候,只有这种语言让人们的身体不适的时候,它才构成一种陌生语言。

在此,人们会有一种不同的发声经历,一种不那么自然的发声经验。我们的舌尖很难充满惯性地读出这些句子,很难自然地将这些小说诵读下来。读这些小说使人感到费劲。这种语言昭示了身体经验的匮乏。即便被一种民族语言长期浇灌,即便储存了民族语言的多样范式,身体中还是存在着言语的漏洞,它还是被这种民族语言内部的闯入者弄得困惑不已。

孙甘露就是汉语中的闯入者,如同游牧者闪电般地突然闯入了语言定居者的王国,令人陌生。阅读这些小说的经验,就如同要求我们说一种不熟悉的语言,要求我们发一种我们舌尖所难以发出的音节;就如同要求一个湖北人要发出他的身体中没有的“r”音,一个四川人发出他身体中没有的“h”音来一样。
为此,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使用舌尖,舌尖要尝试,要适应,要模仿,要倾尽全力。总之,不能随意而自然地发声,不能畅快淋漓,舌尖无法在一条康庄大道上疾走。孙甘露的句子,就是这样一种令舌尖战战兢兢的语言,阅读如同冒险,结结巴巴,时时刻刻担心跌入词语的错误连接的深渊。


我们对这个同代人的汉语如此地陌生,就如同古代汉语对当代的人身体非常陌生,如同上海话对北京人的身体很陌生,如同英语对中国人的身体很陌生一样。他这是“在自己的语言内部充当外国人”。我们要么将他挡在民族语言的外部,要么只能接受它的挑衅,慢慢地尝试着去读他,尝试着培养自己所缺失的音节。湖北人最终学会了发出“r”音,就像人们最终能够阅读孙甘露一样。

正是孙甘露这样陌生的闯入者,汉语最终扩展了自己的领土。孙甘露是作为一个异己,一个边缘人,一个小文学的典范的形象出现的。越是边缘,也越具有一种语言的难度,越具有一种语言的强度,也就越具有一种对既定的语言领土的爆炸性。

这种令汉语感到陌生的异己者,大都患有一种语言的精神分裂。正是这种精神分裂使他们成为汉语中的外来人。

一种民族语,总是存在自己的传统语法,存在着自己的语言习性。就现代汉语而言,白话文学史和各种层次的教育机器在巩固这种语法习性,但一种分裂的语言破除了理性的组合链条,并使现代汉语半个多世纪的构造原则摇摇欲坠。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一种癫狂的神经分裂的句法出现了。孙甘露、莫言、残雪和王朔或许代表四种分裂的方式,四种语法的癫狂形象:莫言是叫喊的语法,王朔是狂笑的语法,残雪是唠叨的语法,孙甘露则是臆想的语法。

这是精神分裂的语法。一个精神分裂者的一天就是在狂笑、叫喊、唠叨和臆想状态下渡过的。他们四个人分享了精神分裂者的一天。幸亏有了这四个人!

一个理性读者,一个被汉语习性培育的读者,要读懂这些作家,就要练习疯癫。不喊叫,就读不懂莫言;不暴笑,就读不懂王朔;不唠叨,就读不懂残雪;而不充满幻觉,就读不懂孙甘露。

这些作家让我们暂时从这个乏味而平庸的世界中脱身。文学就是要让人们暂时摆脱理性的桎梏:莫言的叫喊,歇斯底里般地划破了理性的平静夜晚,令人惊骇不已;王朔的暴笑是对世俗逻辑链条的讽刺性毁灭,那是来自上方的闪电般的尖锐一笑。残雪的唠叨结结巴巴,这是决不调和的具有强迫症状的肌肉的痉挛和嘴的痉挛。而孙甘露,在这些疯狂的句法中,最为平静,但最为疯狂:这是一个自闭的悬浮的臆想世界。


作家王朔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孙甘露的文学作品,拓展了中国语言的版图。但同时他这种对句子殚精竭虑的精雕细刻,也造成面世的作品非常之少,若是长篇,就更加难得一见。

为此,推荐孙甘露令人惊叹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签名版)。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不但有数十家媒体报道,更有多位知名学者、名人推荐:

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孙甘露标志性的文风曾过于夺目,甚至遮掩了他作为小说家的高超功力。而这一次,作者不动声色,读起来惊心动魄……

作家、脱口秀大会总策划李诞:谍战,悬疑,英雄主义……紧张也紧张,狠辣也狠辣,最终感到的却是一种平静,陈千里身上那种平静,功成不必在我,事情总要办成。

马伯庸:“气势磅礴、结构精巧,几笔勾画出一个时代的肌骨、几个理想主义者的魂魄。”

批评家陈福民:一如既往保持了小说叙述语言的艺术品质:俭省、精确、优雅。

孙甘露从30年代上海的历史档案和时光碎片中,打捞起了一个隐秘而伟大的故事。小说跌宕起伏:猜忌、伪装、叛变、推理、铲奸、牺牲。但如果以为这只是一部惊险刺激的谍战文学,那只领略了一半,这本书中复原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肌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焦灼乱世,躬身入局。孙甘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拎着一盏夜灯,带领读者走近历史现场。此次,我们有幸获得孙甘露亲笔签名版《千里江山图》,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传灯者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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