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今天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这样一种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鮒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鮒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于是孔鮒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鮒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鮒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因为他们都赞扬秦制，今天你衡量什么人是儒家很难说，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还是比较容易说的。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赏……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把孔子的祖坟都刨了，一个就是直接焚书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就是投奔陈胜吴广造反的，他投奔陈胜吴广是为了抵抗秦制，伐无道、诛暴秦。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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