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报告 | “道法柏林，而游于外”，在差异的位置反抗单一现代性
展览现场：“道法柏林，而游于外”，KINDL当代艺术中心，柏林（2022年8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KINDL当代艺术中心。摄影：Jens Ziehe。
生活在他方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长久以来，正是那些异质背景的移民社群，丰富渲染了柏林的文化样貌。这些身处在第三空间的创作者们，借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精准的观察，在具有差异性的界线位置，建构出反抗单一现代性的话语，开启了空间的可能性，而其中来自东亚的艺术工作者，更是这片星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由策展人李振华与艾默思（Thomas Eller）共同在 KINDL 当代艺术中心所策划的展览“道法柏林，而游于外”（展期：2022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2 月 5 日）便希望透过在柏林艺术场景核心与边缘间游移的艺术家，来思考东亚特殊的艺术语汇，如何编织出紧密的网络及复杂的文化景观。两位长期关注亚裔创作者的策展人尝试展现的，并非仅止于参展作者自身的创作脉络，更多的是，那些发生在展览场域外的相遇与激荡。
范坡坡，《在我的厨房学习德语》，2020。录像，2分。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 BASIS BERLIN。
策展人首先与华裔艺术家、电影导演和作家开启了关于创作与生活的对话，通过这些最初的交谈，作者们各自也成为了具能动性的节点，将想法持续扩散出去，邀请更多参与者渗透进网络中，最终凝聚成具体的视觉呈现。
尽管整个发想过程缓慢耗时，却体现出一种有机的组织状态，并拓延至展览空间之外，连结至整座城市的艺术场景。例如导演范坡坡在展览入口处抢眼的电影海报，便像是预告片般，邀请观众参与他即将在柏林巴比伦剧院的“午夜录像艺术”（Videoart at Midnight） 播映单元，他将放映包含《Hotpot 3-Way》（2022）和《在我的厨房学习德语》（Lerne Deutsch in meiner Küche，2020）等作品。
展览现场：“道法柏林，而游于外”，KINDL当代艺术中心，柏林（2022年8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KINDL当代艺术中心。摄影：Jens Ziehe。
范坡坡善于透过充满幽默与情欲的影像书写，探讨身体与生存环境的冲突，与同样具有北京生活经验的春树产生呼应。接续在入口展区中，春树以作家身份展示了《北京娃娃》（Beijing Doll，2002）和《乳牙》（Milk Teeth，2019）等多部著名创作，作品以文件形式供观者翻阅。虽然华语原文书籍难以让多数柏林的读者直接藉由文字探究作者所欲碰触的社会议题，但也正是文学作品的不可翻译性，重新刻划了策展人欲揭示的跨文化困境。
艺术家 Benno Hinkes 的装置作品《Yes》（2022）看似一座白色安检门，巧妙地将入口展区与第二展间连接起来。他对空间极为敏感的分割与诠释，在此开启了一条隧道，带领观者进入这座潜伏在柏林的次地球空间。
展览现场：“道法柏林，而游于外”，KINDL当代艺术中心，柏林（2022年8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KINDL当代艺术中心。摄影：Jens Ziehe。
延续这条看不见的轨迹，两位策展人透过作品相异的材质与型态，将第二与第三展间以类似于无穷或是无限符号 ∞ 的动线相互缝合。在这之中，艺术家韩锋吊挂在房顶的《Somewhere Berlin》（2022）系列创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两片带有冲浪板形状的长型装置，是艺术家以在地拾取的现成物制作而成，作品名称暧昧的地域性，加强了创作与生活环境的牵扯。
与之相对的，是艺术家 Tobias Spichtig 与何翔宇的作品，它们更关怀创作者与人的相关性。名为《A Good Ride》（2019）的鬼魅形象，是 Tobias Spichtig 利用现代化工业成品拼贴而成，形构了一尊飘移不定、不断移动的孤独灵魂。何翔宇的作品《May 14/August 27》（2022）是座结合现场行动的动态雕塑，在表演中，他邀请友人一同进行猜拳游戏，输的一方须以口部咬下古希腊造型的黏土柱，作品本身则因参与者的介入而不断变换外观，模糊雕塑与行动的界线。
一子，《家庭仪式》，2022。展览现场：“道法柏林，而游于外”，KINDL当代艺术中心，柏林（2022年8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KINDL当代艺术中心。摄影：Jens Ziehe。
穿梭在展间通道的三只天鹅套件，是由 Ellinor Aurora Aasgaard 与 Elizabeth Ravn 共同合作的《Bevy on the Bank》（2022）。看似可供人穿戴伪装成天鹅的妙趣构想，事实上来自疫情期间社交习惯的改变，为避免长期处于室内，在运河边漫步和观看水中嬉戏的水禽，成为与友人聊天交流时的新常态。
安置在天鹅两端的，是两组针对网路与讯息开展讨论的复合媒材作品。其中由艺术家一子制作的《家庭仪式》（Domestic Rite，2022）。这座精致的金属祭坛神位上没有可祭祀的偶像，而经由重建幽灵般的日常景象，一子体现了人类在数位场景中的空缺状态。
aaajiao，《我在互联网死了》，2021。录像装置。图片提供：aaajiao。
一组由四个电子屏幕组成的装置《我在互联网死了》（I was dead on the internet，2021），是艺术家 aaajiao 对于主体消逝于互联网的宣言。作者以标签式的方法为作品命名，如《织物，计算风，强迫症，搜寻》（Fabric，computational wind，OCD，search，2021）和《自由意志，开放麦，墙，告解》（Free will，open Mic，GFW，confessions，2021）等，象征性地对政治化的网路空间提出批判。
同样使用多频道呈现的是艺术家廖文峰的作品《Uncertain Moment, Uncertain Movements》（2012-2021）。他利用多年时间不停歇地创作，从生活片刻、语言和历史中提取灵感，媒介横跨动画、表演和物件，幽默俐落的短片剪辑精准地刻画出当代影像的传播与阅览方式。
宾雅，《Blindgang gegen die Sonne》，2016。创作过程。图片提供：艺术家。
光在宾雅与伊可本次展出的装置中皆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两位艺术家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创建出自己的思考脉络。着迷于媒介间的转译与变形，宾雅在作品《Blindgang gegen die Sonne》（2016）中自制了一副特殊的光学头盔，当艺术家戴着仪器在阳光下行走时，透过细孔穿入头盔的光线便被内部的相纸所捕捉，拓扑式的观测行动使易被忽略的常日痕迹得以显影。
而在伊可的空间装置中，光和影的灵巧运用则使展场产生如剧场般的诗意。具有多年表演与艺术治疗经验的伊可，将教育与治疗方法融入创作，例如作品《空椅》（Emptiness Chair，2022）即使用不同材料呈现了疫情期间艺术家在中国武汉与参与者的互动状态。
曹克非，《梦卿篇》，2022。静帧截屏。展览现场：“道法柏林，而游于外”，KINDL当代艺术中心，柏林（2022年8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KINDL当代艺术中心。摄影：Jens Ziehe。
展墙的另一端，静谧的三幅绘画作品《Dust》（2020-2022）使展场内的时间逐渐缓和下来，艺术家 Regina Weiss 以极细腻的笔触描绘灰尘，设法保留那充斥在生活中却无以言明的存在，重新探索雕塑的诠释方式。
著名戏剧导演曹克非持续进行中的艺术项目“十四首素歌”（Fourteen Plainsongs），受到诗人翟永明 90 年代的同名诗作启发，关怀母亲与女儿间的生命历程与处境，计画共拍摄 14 部短片。虽然每部作品取景地点与主角不尽相同，整体影像语言却相互为文，彼此关联。本展览中作者展示了其中两部作品《亚麻篇》（2021）与《梦卿篇》（2022）。
卓永俊，《I thought it’s my fish cake》，2022。局部。图片提供：卓永俊。
在社会议题的思辨中，Nadia Kaabi-Linke 与卓永俊（Young-jun Tak）利用雕塑带给观众深刻的体验。他们自身跨文化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准确地运用文化符号，让地缘与身份政治的矛盾不言自明地展现。
Nadia Kaabi-Linke 的作品《Bugs》（2012）是一组爬满甲虫的墙上雕塑，这种北非特有的蜣螂形象被艺术家用作暗示计算机科学中所存在的风险，也就是程式错误（bug），以重新回顾发生在家乡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及其后造成大规模政治系统崩溃的本质。艺术家卓永俊则回溯了 2006 年发生在韩国桑拿屋中，陌生男性将他人的生殖器当作鱼饼放入口中的性骚扰事件为题，制作了破碎的人形装置《I thought it’s my fish cake》（2022），检视新闻媒体作用于文化与心理机制的征候。
庄伟，《Equilibrium No. 8 – Boundaries 》，2012/2014。展览现场：“道法柏林，而游于外”，KINDL当代艺术中心，柏林（2022年8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图片提供：KINDL当代艺术中心。摄影：Jens Ziehe。
展场中盘踞最大面积的，是艺术家庄伟的表演作品《Equilibrium No. 8 – Boundaries 》（2012/2014）留下的大幅素描。在过去的演出中，他邀请所有参与者面朝地伏在白纸上，手持炭笔勾勒出自身的轮廓，并在描绘期间尝试避开他人的身体。完成后的黑色线条除了留下体态的描痕外，也在肢体交界处创造了个人与他者的重叠空间。如此相叠交错的意象，正巧象征性地勾勒出策展人与艺术家在展览场景内外建立的根茎网络，并随着合作行进持续延展。
藉由所有节点间不断地摸索与描绘，散布在城市纷杂星图中的座标得以逐渐连缀，并最终为我们指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现在到底在哪呢？”就好似已逝乐手大卫·鲍伊生前透过歌词对柏林这座城市的追问，作为新住民，如今我们也穿过了柏瑟桥（Bösebrücke），驻足在波兹坦广场（Potsdamer Platz），而现在正聚集在新克尔恩（Neukölln）。只要阳光仍在照耀，我们就有机会明了。—[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