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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ula 观点|乔治·康多的“图像殿堂”

Hutch Wilco Ocula艺术之眼 2022-08-18



一走进龙美术馆的最新展览“图像殿堂”(展期: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洞穴般的巨大空间呈现在眼前,赫然排列着一系列画作,隐约令人想到毕加索或勃拉克的作品。它们如同对九十年代大热动画片《龙兄鼠弟》(Ren and Stimpy)中世界的再想像,卡通化的面孔上长着完美的椭圆形大眼睛和夸张的方形牙齿,突出的下巴和玩具猴一般的耳朵,在扁平化的平面上做着鬼脸——我们不禁想象,如果让人工智能为动画片重新设计《亚威农少女》(1907),或许结果就是这样。


展览现场:“乔治·康多:图像殿堂”,龙美术馆,上海(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图片提供:龙美术馆。摄影:JJYPHOTO。


这组为展览专门制作的新作统称为“蓝调绘画”(Blues Paintings,2021),因为它们参考了蓝调和爵士乐。然而,与它们所暗指的早期立体主义作品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丝毫没有在视觉上引用音乐元素,没有音符和拼贴的乐谱,也没有被拆解的乐器。“Blue”这个词后面的“s”仅仅是为了传达这一参考,也是用以强化与毕加索的联系——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为人熟知,尽管先于立体主义。康多的蓝色阶段也有意要“哀叹”新冠时代来回摆动的禁锢和自由(由此也可以解读他对颜色的使用,尽管色调应有尽有,从毕加索感伤的咸绿色游荡到各种耀眼的天蓝色和柔和的丁香色),不过这些画没有表现出任何哀叹、悲伤或实实在在的疫情。


展览现场:“乔治·康多:图像殿堂”,龙美术馆,上海(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图片提供:龙美术馆。摄影:JJYPHOTO。


但乔治·康多到底是谁?他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在马萨诸塞大学学习音乐和艺术史,直到他在纽约与尚·米榭·巴斯奇亚偶然相遇,使他下定决心搬到西村,成为一名全职画家。他结识了基斯·哈林、威廉·巴勒斯和安迪·沃霍尔,沃霍尔给了他一份在“工厂”生产线上为自己的版画涂抹钻石粉的工作。


康多挪用并糅合了伦勃朗、毕加索、戈雅和卢西安·弗洛伊德等大师的风格,创造了两种自己的核心风格,他以同语反复的方式称之为心理立体主义(psychological cubism)和人工现实主义(artificial realism)。康多在过去几十年里坚持不懈地画这些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模仿一些熟悉得叫人恼火的画作,所有作品都在一组狭窄的主题上展开变奏。就在十多年前,他被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选中,为他的专辑《我的奇特幻想》(My 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2010)创作封面艺术,此后,康多的人气和他的价格一起暴涨,部分原因是其中一张专辑封面被禁的小型丑闻——龙美术馆几乎成功地模仿了这一壮举,展览在开幕仅几天后因电力系统维护原因闭馆两天。


展览现场:“乔治·康多:图像殿堂”,龙美术馆,上海(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图片提供:龙美术馆。摄影:JJYPHOTO。


策展人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将展览作了分阶段呈现,于是在蓝调绘画之后,留有一些空间专用于展示康多对美国艺术的探索、“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最近的面具作品系列以及“黑色绘画”(Black Paintings),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末试图理解艾滋病流行的而开始的系列。康多屡次在世界面临危机时重返这一主题,从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的余波,到最近持续的严重健康恐慌,展览呈现了每一次迭代的例证。


吉奥尼与著名建筑师安娜贝尔·塞多夫(Annabelle Selldorf)合作,将展厅改造成一座“腐朽的未来主义城堡”(展览文字资料如是说),其最终效果是标准的白色基座,一些另加的展墙,以及一个由30多幅画组成的沙龙布景,看起来像《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电影的背景。一个房间的作品如同挂在“复古未来主义城堡大厅的肖像画廊”,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它们被挂在墙上——完全在意料之中。很难理解组织者到底为什么要写得如此夸张,似乎他们相信只要这样描述,就能把观众传送到组织者想象的地方。


展览现场:“乔治·康多:图像殿堂”,龙美术馆,上海(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图片提供:龙美术馆。摄影:韩小易。


人们置身其中轻快地漫游,眼睛在画布之间流转,被一个或另一个可笑的生物、瞪大的嘴和鼓起的眼睛惹得发笑,但这笑容很快就僵硬起来,就像有人不停重复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时一样。除了傻呵呵的面孔和对更优秀画家的影射,真的什么都不剩了。这些画是为了在几秒钟内被理解和消费,给侃爷的专辑封面来点艺术装饰。


事实上,它们非常适合注意力分散、超级资本主义的Instagram时代,可以让人快速滑过,或者当作Tinder照片的背景。在一个厌倦专家的时代,康多受到的追捧完全在意料之中,毕竟如今在谷歌搜索几分钟就可以称作研究,取代了经年的医学训练。毫不复杂的画作适合忙碌的富人,但很难想象谁会和这些画作一起生活——真的有人想要一幅主角貌似没穿衣服的高飞(Goofy)、拱起背露出乳房的肖像画吗?


乔治·康多,《大红》,1997。布面油彩。254×212.1×3.2cm。© 乔治·康多。私人收藏。摄影:马丁·帕塞基安。


展览的开场白告诉我们,“图像殿堂”是康多在亚洲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个展,涵盖200多幅绘画、雕塑和素描。但是,对于一个从未在中国展出过的艺术家来说,所谓“最大展览”又有什么意义?观众会因为知道自己看了什么前所未见的东西而啧啧称奇吗?这种自吹自擂的信息对人们的美术馆体验丝毫无益,除了让人暗自清楚自己置身于一个拥有机构权力的高级场所。归根结底,如果非要说点什么,展览的海量内容令人疲倦。


展览现场:“乔治·康多:图像殿堂”,龙美术馆,上海(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图片提供:龙美术馆。摄影:JJYPHOTO。


但如果说展览没有让人停顿的时刻,那就错了。当人们在经历了这么多绘画上的屎尿屁笑话之后,来到“黑色绘画”面前得以喘息。看到康多的确在通过绘画认真审视感情是一种告慰:损失、哀悼和恐惧被刻在最简单的、划痕般的白色线条中,背景是巨大的黑幕,那是献给悲伤的一块巨大而绝望的裹尸布。一个装满了约70幅素描和印刷品的房间也值得密切关注,因为康多在此展示了其作为制图者的技能。只是遗憾的是,这个时刻如此短暂地结束了。


展览现场:“乔治·康多:图像殿堂”,龙美术馆,上海(2021年9月26日至11月28日)。图片提供:龙美术馆。摄影:JJYPHOTO。


在这之后,他的“新文艺复兴”绘画旋即就让人萎靡下来。还是肖像画,主体是虚构的贵族人物,被描述为“融合了他精湛的作画技艺与反传统的创作手法”,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历史和地理的准确性,展现出某种中世纪风格乡村集市遇上绿林好汉的外观。《交互现实》(Interchangeable Reality,1994)长得完完全全像一张手工制作的塔罗牌,而《圣露西的愿景》(Visions of St. Lucy,1992-1993)有着快速而无方向的笔触和那古怪的超现实风格:新娘为一个脑袋是鱼、脚是人头的半裸男子献上眼球;一个女人漂浮在她消失的下半身之上;一个扫帚腿的小人从一个绿色玻璃瓶中喝酒——这不过是一张差劲的画罢了。


乔治·康多,《圣露西的愿景》,1992–1993。布面油彩。223.5×443.2cm。© 乔治·康多。私人收藏。摄影:Ellen Page Wilson。


针对当代艺术,也许最古早的陈词滥调就是用“小孩都能画出来”来否定它。一般而言,这句话总是用在批判观念艺术或形式抽象,而大多数具象绘画在技术上的精湛程度总是能免于被如此诟病。然而,康多并不是这样。在展览的前期部分,他说:“我运用这些技法,并与之对抗。”于是就留给观众这些毫不复杂且容易消化的糟糕绘画。当人们走下楼,此展的空洞与楼下的展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另一个展览“回望与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特展”(展期:2021年5月1日至10月24日)充斥着技法上的更胜一筹。虽然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今天可能并不时髦,但我们无法不钦佩沈嘉蔚、靳尚谊和汤沐黎等老前辈的能力和才华,也无法不欣赏那仍然流传和表达思想的革命艺术。离开康多那衰弱的解构主义后,在古老的大师们中间漫步一下午是一剂良药。—[O]


译者:钟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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