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应学凤、陈昌来：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四十年

好文荐读（第105期）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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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四十年

1.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应学凤,陈昌来.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四十年[J].汉语学习,2024(01):52-63.

摘要：语言类型学引入汉语学界四十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介绍和模仿，到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再到类型学理论与汉语事实的融合。类型学重要概念广为汉语学者所接受，并运用于语言研究中，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语言类型学在中国接受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汉语学界的功能主义取向为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国内丰富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为语言类型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语言材料，汉语不少违反类型学普遍共性的语言现象更是引起语言类型学者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语言类型学；蕴含共性；语义图；功能学派；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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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型学发展先后经历了传统的形态类型学研究和当代语言类型学研究两个阶段。

0.1传统类型学

传统类型学起源于19世纪，当时欧洲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欧洲（尤其是德国）一大批语言学家因为跨语言历史比较的需要，对外族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根据形态的差异，他们把世界语言分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多式综合语等，接着确立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建立世界语言的谱系图。传统类型学主要基于形态的特点给语言分类，所以又叫作形态类型学。虽然基于形态分类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历史来源的比较，但因为历史同源的语言往往具有类似的形态特点，所以，形态类型比较和分类有助于世界语言谱系图的建立，这为语言类型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2当代类型学

从时间线上看，当代类型学不是传统形态类型学的自然延续。传统形态类型学兴盛于19世纪，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式微，有关传统形态类型学的关注也相对少了。当代类型学的兴起则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Greenberg(1963）的发表为标志，这篇经典文献由陆丙甫和陆致极（1984）翻译引入。

此后数十年，随着许多重量级的语言类型学著作和教材陆续出版，当代语言类型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Greenberg的学生Comrie(1981）出版了第一本概论性质的语言类型学著作，1989年，沈家煊将其译成中文在华夏出版社出版。Comrie(1989）在全面考量过去十年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初版做了修订和更新。该书第二版由沈家煊、罗天华（2010）合译，引入国内。作为语言类型学的经典著作，该书的出版，尤其是中文译本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类型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此后，语言类型学概论性质的著作逐渐多起来了，如Hawkins(1983）、Croft(1990）、Whaley(1997）、Song(2001）。后三本先后在国内出版了影印本，沈家煊、刘丹青、陆丙甫和屈正林分别为这三本书撰写了导读。这些著作的出版，为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的普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著作各有特点，Comrie(1989）相对专深，有理论高度，是第一本系统化的著作。但由于写得过于专业化，因而不太适合做教材。相对而言，Croft(1990）是导论性质的类型学专著，内容全面丰富，体系完备，更适合做教材使用。Whaley(1997）内容全面系统，覆盖面广，不同语言的语料多，可读性强。Song(2001）重点突出，以专题研究见长，被认为是在专题介绍方面讨论最深入的一部类型学概论性质的专著。

国内也先后出版了语言类型学相关的著作，陆丙甫（1993/2015）《核心推导语法》虽然不是专门讨论语言类型学的专著，但该书诸多内容是基于类型学的研究。陆丙甫、金立鑫（2015）是关于语言类型学的第一本教材，该教材2018年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刘丹青（2003）基于类型学理论，结合吴语方言材料重点讨论了汉语的介词特点。刘丹青、曹瑞炯（2017）重点介绍了语言类型学的范式、方法和库藏类型学。相对而言，陆丙甫、金立鑫（2015）更全面、系统。金立鑫（2011）用问答的方式，对语言类型学基本概念做了很好的梳理说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类型学入门书籍。金立鑫（2017）则是一部专题研究的著作，凝结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陈前瑞（2008）基于类型学理论，对汉语体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此后，他深入探讨了汉语体标记语法化的类型学意义（陈前瑞2021）。

当代语言类型学研究范式有别于传统形态类型学，传统类型学主要根据构词形态一个参项对世界语言进行宏观分类，当代语言类型学根据语言的多个参项和特征对语言进行局部共性的分类。当代类型学非常重视语序类型的考察，因而又有学者称作为语序类型学。沈家煊在Croft(2000）的导读里提出：在当代类型学家看来，传统的类型学是确定一种语言的整体类型，然而构词形态是否真能反映一种语言的整体类型属性还很难说，应该先对语言各个组成部分和具体的结构分别考察并划分类型，再确定这些结构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谈得上确定一种语言的整体类型。

1.1当代类型学的蕴含共性

蕴含共性是当代类型学最重要的概念，蕴含功能主要通过四分表来描写，同时跟语法等级、标记性、原型范畴、和谐、优势等概念密切关联。

1.1.1蕴含共性与“四缺一”模式

当代语言类型学追求的不是对语言的整体分类，而是通过对局部特征以及这些结构特征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对语言进行分类。语言局部特征相互关系的确定主要通过语言局部特征的一组组蕴含共性发掘实现的。可以说，蕴含共性的发掘是当代语言类型学最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当代语言学有别于其他语言学派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能说明语言类型变异的限制。Greenberg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开创者，下面以Greenberg(1963）的共性25为例来说明蕴含共性：

若一种语言的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码化为V Pro]，那么其名词性宾语也后置于动词[码化为V N]。

这条蕴含共性可以说明这种语言对动词后宾语类型出现可能性的限制。这条蕴含共性还可以用四分表（又称作“四缺一”模式、“四缺一”真值表）表示如下：

蕴含共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难度等级。以上蕴含共性说明的是，与名词性宾语相比，代词性宾语更难出现在动词后，如果一种语言连更难出现在动词后的代词性宾语都出现在动词后，那么名词性宾语就更可能出现在动词后。Croft(2000）从蕴含共性入手，阐述了蕴含共性与语法等级、标记性和原型范畴三个概念的关系。此外，蕴含共性还跟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两个重要概念“优势”和“和谐”有关联。

1.1.2蕴含共性与语法等级

语法等级是指语法范畴在某一个语法特性上的可能性等级。下面以Greenberg(1963）的共性25为例，阐述两者的关联。这条蕴含共性为代词宾语后置蕴含着名词性宾语也后置。连后置可能性较小的代词都后置了，若无其他因素的干扰，后置可能性较大的名词也应该后置。共性25这条蕴含共性就可以用可能性等级描述：前置倾向的大小等级为代词>名词。

在这个等级上，代词比名词居于高的等级，前置倾向较小的名词宾语的前置蕴含着前置倾向较大的代词宾语的前置。总之，代词比名词有更大的前置倾向。（陆丙甫、金立鑫2010)

1.1.3蕴含共性与标记性

标记性是指一个语法范畴的内部成员有的是有标记项，有的是无标记项。标记性和蕴含共性相通，如名词的“数”范畴，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这是基于语言调查得出的结论。用蕴含共性表达的话，则可以表述为：如果一种语言的名词复数不加标记，那么该语言的名词单数也不加标记。（Croft 2000，沈家煊2009)

1.1.4蕴含共性与原型范畴

标记性与原型范畴密切关联。一个词或语法结构同时涉及多种语法特征，比如名词同时具有性、数、格等特征，动词同时具有人称、时、态等特征。一个范畴的原型成员通常具有多种相关联的语法特征，如典型的名词和动词都是无标记的。而语言的标记性又跟蕴含共性关联，那么蕴含共性就跟原型范畴密切关联。（Croft 2000，沈家煊2009)

1.1.5蕴含共性与和谐、优势

蕴含共性还与当代语言类型学两个重要概念“和谐”（harmony）和“优势”（dominance）相关。“和谐”结构指的是不同类的{核心—从属语}组合的排列顺序一致，“优势”结构是指优势语序总能出现，而与它相对应的劣势语序则只有在其和谐结构出现时出现。（陆丙甫、金立鑫2015）根据这个定义，再看Greenberg共性25“四缺一”模式，可以发现[Pro V]和[N V]是优势的排列顺序，因为不管组合的另一方形式如何，它们总能出现。

1.2语言类型学的最新发展

语义图（Semantic Map）理论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重要发展，引起了国内语言学界，尤其是类型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语义图利用概念空间上不间断的语义关联来展示某一语言（或某些语言）中某些功能形式和语义之间的联系，展示这些语言中某些多功能形式的相互联系，显示它们之间的语义远近关系或蕴含关系（吴福祥2011）。除语义图理论之外，在国内，库藏类型学理论也有一定的影响。

1.2.1语义图模型

语义图的设想最早由Anderson(1982）提出，他认为语言的一类意义共用一个形式来表达是由概念的相似性导致的。Haspelmath(1997）把它发展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此后，语义图方法成为语言类型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陆丙甫、金立鑫2015)

Croft(2001）进一步发展了语义图理论，提出“语义投影连续性假说”，即“在任何语言或结构中，相关的类别都以连续区域的形式投影在概念空间上。”

语义图理论的出现，引起了我国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汉语学界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跨语言和跨方言的研究，比如陆丙甫（2008）、陆丙甫、屈正林（1010）、张敏（2010）、吴福祥（2011、2017）、吴福祥、张定（2011）、郭锐（2012）、林华勇、吴雪钰（2013）、李小凡等（2015）、陈振宇、陈振宁（2015）、孙文访（2018）、张定（2020）等。

语义图模式为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构建了可视化的直观图示，但它跟四分表一样，只是一个描写的工具。语义图理论是一种从功能、语义到形式的研究方法，下面介绍的库藏类型学是一种形式到语义的研究观，它更关注形式手段对语义范畴的作用。

1.2.2库藏类型学

库藏类型学是国内语言类型学者提出的一种设想。类型学传统上主要从语义、语用范畴出发，看它们在语言形式中如何表达。语言库藏类型学关注语义、语用范畴和形式手段的双向互动，尤其关注形式手段及其显赫性的差异对范畴表达的影响，并关注语言库藏差异中表现出来的语言共性。（刘丹青2011、2012）库藏类型学在总结特征间的蕴涵关系时，不仅关注类型学传统所重视的特征的存在与否，还要关注范畴的显赫度。（刘丹青2011)

库藏类型学虽然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但作为库藏类型学核心概念的显赫范畴的界定缺乏客观标准。此外，不同语言的同一范畴扩展方向不同，如何确定哪一种语言的范畴更显赫，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语言类型学就传入国内，传统语言类型学对汉语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除了形态分类以外，我们还接受了形态和语法特征紧密相关的观点。（罗天华2006)

当代语言类型学观念的引入并被大家广为接受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2.1汉语当代类型学研究四十年的分期

自1984年算起，当代语言类型学理论引入中国40年。当代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分别称作为引进与模仿、发展与深化、融合与创新。

2.1.1引进与模仿（1984—1992)

Greenberg(1966/1963）由陆丙甫、陆致极（1984）翻译发表，是当代语言类型学引入国内的标志。廖秋忠（1984、1990）先后评介了Comrie的著作和论文。沈家煊（1988、1989）先译介了Comrie的论文。这些类型学文献的引介促进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几乎同时，日本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也传入国内。桥本万太郎（1979）在《方言》发表了“现代吴语的类型学”，余志鸿（1985）翻译出版了《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1989）发表了介绍性的文章。

2.1.2发展与深化（1993-2010)

陆丙甫是最早运用当代语言类型学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学者之一。陆丙甫（1993/2015）借鉴Greenberg(1963）和Hawkins(1983）等人的理论,印证了其语义“轨层”的洞见和理论。徐烈炯、刘丹青（1998）以类型学的眼光探讨了汉语的话题结构。沈家煊（1999）借鉴了当代类型学新的标记理论，用来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刘丹青（2003）吸收Dik(1997）语序类型学中的联系项理论来解释汉语介词的语序，尤其是吴方言中介词的位置。石毓智（2004）把汉语的研究放在人类语言这个大背景下进行。陈前瑞（2008）基于语言类型学理论对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北京话中的体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除了著作外，还有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语序（刘宁生1995，刘丹青2004）、汉语重叠（张敏1997）、疑问形式、特指问句（石毓智、徐杰2001，何元建2003）、双及物结构、宾语标记和动补结构（刘丹青2001，陆丙甫2001，沈家煊2003）、语法化与历史语言学（吴福祥2003，吴福祥2005，罗仁地2006）、词类（储泽祥2006，王双成2012）、方言语法（李如龙1996，邵敬敏、王鹏2003，吴福祥2010）、语言习得（赵金铭2006）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这一阶段，讨论对象丰富，研究方法多样，充分发掘了汉语的特性和共性，深化了对汉语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语言类型学理论不断引进，先后影印出版了Croft(2000）、宋在晶（Song 2008）、Whaley(2009），这些前沿的语言类型学著作在国内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汉语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深化。

2.1.3融合与创新（2011至今）

本阶段的标志有三：一是语义图理论的引入，并被广泛地应用于汉语语法化研究和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之中；二是库藏类型学的提出，并发表系列研究论文；三是语言类型学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用等各个层面的研究中。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著作。比如李小凡等（2015）在上编介绍了语义图理论和方法，下编进行了专题式研究。张定（2020）基于语义图理论探讨了汉语代词、介词和动词的多功能性。金立鑫（2017）将人类语言的体从类型上分为两大类：事件界限体，时间进程体，探讨了动词或句法结构中的时、体范畴。此外金立鑫、于秀金（2012）还用Dryer(1992）提出的语序参数测量了汉语普通话，认为汉语普通话是较为典型的VO和OV混合语序。近年来，金立鑫（2019）从广义句法形态视角观察动词论元配置，提出汉语普通话是一种施格和宾格混合类型的语言。陈前瑞（2021）基于语言类型学视角，以跨语言、跨方言视角细致观察汉语体标记。李计伟（2017）结合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名量词的形成机制。罗天华（2022）主编出版了围绕“作格与汉语语法”为研究主题的论文集，收录了15篇论文，试图回答什么是作格、作格格局与汉语是否有瓜葛、类型学作格与形式语法作格（非宾格）有何关联等问题。

该时期不但有诸多最新视角的类型学本体论文和著作出版，还发表了很多类型学视角研究汉语的论文。比如，语言类型学的“相关性”（吴建明等2017）、语音类型（朱晓农2014，李兵等2020）、词汇类型（何元建2013，史文磊2014）、汉语语序（金立鑫2016，于秀金等2020，吴春相等2020）、词类类型（郭锐2012，沈家煊2015）、时体的共性与类型（陈前瑞等2012，于秀金等2015，陈前瑞2016，金立鑫等2020）、形态标志和语序的关联（李占炳2013，陆丙甫、应学凤2013）、作格通格（罗天华2017）、方言语法（王健2013，盛益民等2015）、语言比较（许余龙2012）、区域类型学（李思旭2015）等。

为推动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相关学者积极组织学术会议、主办学术期刊、出版教材等。先后在常熟理工大学（2013）、南昌大学（2015）、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中国人民大学（2019）、广西民族大学（2021）召开了五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定期发行了《语言类型学集刊》；出版了《语言类型学教程》（陆丙甫、金立鑫2015）、《语言类型学》（刘丹青等2017）、《什么是语言类型学》（金立鑫2011）等教材。

2.2汉语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语言类型学在汉语学界经历了三个阶段，特别是“融合与创新”阶段，语言类型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纵观汉语的类型学研究，相关成果涉及语言类型学的诸方面，包括语音和音系类型、词类和词汇类型、论元配置类型、语序类型、与名词形态相关的语义范畴、领属结构、形态类型、时体情态类型、历时语言类型和区域语言类型等，研究类型丰富全面。换个角度看，近年来汉语语言类型学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类型学观照的汉语研究；二是类型学视野的汉语研究；三是汉语的当代类型学研究。第一类是着眼于汉语的研究，但研究者心中有语言类型学思想，部分内容活用了类型学方法。第二类是基于类型学方法、视野的汉语研究，研究中明确说明使用了类型学方法，并广泛使用。第三类是以汉语为语言材料，着眼于语言共性和类型的发掘。

2.2.1类型学观照的汉语研究

陆丙甫和沈家煊等自20世纪80年代就向国内语言学界引介当代语言类型学理论和方法，他们关于汉语研究的论著往往都融入了类型学理念和思想。陆丙甫（1993/2015）是一部讨论汉语语法的著作，但关于核心的确定，以核心为中心的相关句法成分的语序的讨论，特别是轨层结构的讨论借鉴了类型学的思想和方法。陆丙甫（1998）讨论的是语义、语用和语法的关系，但最后上升到“跨语言的句子基本语序和名词内部语序的变化和限制”。如果以共性探求为目的，汉语只是论证的材料，那么这样的研究就不是类型学观照的汉语研究，而是汉语的当代类型学研究，如陆丙甫（2004）就属于类型学研究。

沈家煊（1999）借鉴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用新标记理论对汉语语法中的各种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做出了统一的描写和解释。该书所强调的“扭曲对应”本质上就是“四缺一”模式。沈家煊（2016）试图论证汉语的动词是名词的次类，但全书处处都有类型学理念的渗透和方法的运用。沈家煊（2019）强调要摆脱印欧语语法观念的束缚上更进一步，认为不仅要在名词动词上做文章，还要在主语谓语上做文章。全书是在语言类型比较的基础上强调汉语的特性的。沈家煊先生诸多论文的论证都有类型学的理念。（沈家煊2010、2017)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的汉语研究论著都有类型学的思想。如刘丹青、陈玉洁（2008、2009）关于指示代词语音象似性跨方言的考察、金立鑫（2009）关于解决汉语补语方案的设想、应学凤（2009、2022）关于语音象似和韵律象似的考察，等等。

2.2.2类型学视野的汉语研究

随着语言类型学理论在汉语学界的广为传播和接受，类型学视角下汉语研究活跃起来，内容包括句法语义、历时演变、方言语法、语言对比和习得研究等。

类型学视角下的句法语义研究涉及多个主题，主要有动补结构、词类地位、动词重叠等（沈家煊2003，储泽祥2006，完权2015，李文浩2010）。历时演变方面主要包括介词的语法化、疑问形式的变化、语序的变化等（吴福祥2003，石毓智等2001，刘丹青2004，吴福祥2005）。汉语方言研究比较多，主要包括正反是非问句、比较句式、反复问句、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名词性短语指称等（吴福祥2010，王健2013，丁健2014）。语言对比、语言习得的相关研究也不少（许余龙2012）。

语义图理论的引入，为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潘秋平、张敏2017）。语义图理论尤其适用于汉语方言词多功能性的描写和解释，近年来产出了许多相关成果（盛益民2010，郭锐2012，夏俐萍2013，林华勇等2013，李小凡等2015，吴福祥等2021）。

此外，语义图理论为语法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汉语语法化的多功能性研究成果丰富，涉及到虚词、实词和跨层结构等多个层面（吴福祥2011、2017，吴福祥等2011，张定2020）。

2.2.3汉语的当代类型学研究

语序类型是当代类型学最先关注的话题，是核心问题。汉语关于语序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如早期关于核心与句法成分排序的讨论，以及定语排序的讨论（陆丙甫1993/2015，陆丙甫、应学凤2019）。近年来对汉语语序的性质（包括汉语是否是混合语序，汉语的论元配置类型等），学界也开始进行了深入探讨（金立鑫2016，于秀金等2020，罗天华2017，罗天华2022）。

传统类型学认为，形态越丰富，语序越灵活。汉语是缺乏形态的语言，语序很重要。不少学者研究发现，汉语的形态虽然相对较少，但作用也不小。关于标记模式、宾语标记、距离与标志、重度与标志、标志与松紧、并列标志等的研究表明，汉语中形态作用也很重要（沈家煊1997，陆丙甫2001，陆丙甫2004，陆丙甫2011，陆丙甫、应学凤2013，李占炳2013，陆丙甫、罗彬彬2018）。

人类语言都有疑问范畴，但表达疑问范畴的疑问形式却不同。不少学者对汉语方言的疑问方式、特指问句标记等进行了探讨，发现汉语的疑问方式丰富多样（罗天华2016）。

与名词形态有关的语义范畴是语言类型学的核心问题，如唐正大（2005）、李旭平（2018）、郭中（2018）、宗守云（2019）对汉语和汉语方言数量范畴、人称范畴等的讨论。

与动词有关的时体情态范畴也是当代类型学讨论的重点话题。时体情态问题也是汉语类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汉语体的类型、完成体和经历体、汉语体语法化等讨论有助于深化对汉语动词相关范畴的认识（陈前瑞2008，于秀金、金立鑫2015，陈前瑞2016，金立鑫等2020，陈前瑞2021）。

汉语的词类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汉语缺乏形态，关于词类的问题争论也多。通过跨语言比较，关于汉语词类的共性、特性和类型的探讨有助于推进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知。近年来，关于汉语是动词型语言还是名词型语言的讨论很多。名动包含理论更是具有颠覆性，沈家煊提出了一套有别于传统认知的词类观（沈家煊2006，陆丙甫2009，刘丹青2010，完权、沈家煊2010，沈家煊2015）。

当代语言类型学引入汉语学界四十年，从早期理论的介绍和模仿，到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再到类型学理论与汉语事实的融合，并创新理论和方法。我国有大量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这为语言类型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语言类型学前沿理论在这里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普通话语法上很多违反类型学普遍共性的现象也引起了类型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语言类型学理论渗透到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习得、语言对比等方方面面的研究中。类型视角的汉语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类型学观照的汉语研究成果新意迭出。

除了丰富的语言和方言材料，汉语学界的功能主义取向也为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汉语学界对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接受度高。作为功能主义的一个分支，语言类型学理论很容易被汉语学界接受并应用于相应的研究中。虽然有的学者（刘丹青、曹瑞炯2017）把类型学从功能学派独立出来，认为语言类型学不仅是语言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而且还是与形式学派、功能学派并重的语言学流派。独立出来的目的是“将语言类型学定位为语言学的流派，这是对现代类型学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肯定。”然而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高度交融是不争的事实，前文介绍的语法等级、标记性、原型范畴等都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概念。中外类型学经典著作既重视对语言的描写，也重视解释，相关类型学著作都有关于理论解释的章节（Croft 2000，陆丙甫、金立鑫2015）。

当代语言类型学更是功能学派的代表。当代语言学主要有两大派系，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一方面，可说当代语言类型学是功能学派的一个代表，一系列关于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之间异同的论著，都是以当代语言类型学和生成语法分别作为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代表来讨论的。事实上，在两大流派互相借鉴的过程中，各功能学派中对生成语法的影响最大的是当代语言类型学，如生成语法中的“参数”理论，就是对语序类型学的直接借鉴。

语言共性观的确立对汉语研究非常重要，越是强调汉语特性、个性，越需要加强对语言共性的发掘。只有对世界语言的普遍共性挖掘得足够多，才能找出汉语中真正的特性，才能避免把共性看作特性的情况。正是由于大家认识到这点，语言类型学理论才越来越被汉语学界重视。随着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语言类型学逐渐成为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金立鑫2006），也逐渐成为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应学凤，江西南昌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研究兴趣涉及韵律语法学、认知语言学、语体语法学、语言类型学、国际中文教育等领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现代汉语黏合结构研究（2014-2020）”“基于语料库的汉语黏合结构韵律语法研究（2021-2025）”），主持浙江省社科规划基金、教育部语合中心课题等省部级项目多项。在《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篇。出版专著《现代汉语黏合结构研究》《从语音象似到韵律象似》，参编教材《语言类型学教程》。主讲的《现代汉语》被评为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

本文来源：《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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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小秦

审     核：心得小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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