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炎（以下简称“黄”）： 久仰张老师的大名。您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今天有幸请教您，希望您精彩的学术道路的分享，能让更多的青年外语教师受益。首先请您谈谈您前半生的人生感悟吧，我想那一定是智慧的结晶。
张德禄（以下简称“张”）： 感谢黄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回顾和小结前半生的学术之路。在多年做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过程中，我深感人的一生是在努力、机遇和选择中度过的。 努力是一个人内在发展的驱动力，能够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开拓新的机遇；机遇的存在是外在的，主要看自己能否或者愿不愿意抓住它；选择就是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当机遇来临时是否能或者是否愿意抓住它。三者无时无刻不相互影响，同时也相互关联着。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由于努力而抓住了机会使自己的事业得到发展的例子，也有因自己努力不够没有达到条件而得不到机遇的例子。但人们一般不愿意回忆自己没有做到或者做成的事情，所以，就出现了向年轻人介绍成功经验、向年轻人传授好的做法的情况，而很少有介绍自己如何失去机会，从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的案例。实际上，每个人，包括成功的人士，都有自己因努力不够、准备不足而失去机会的经历。我这里当然也主要谈自己认为是有些成绩的例子，失去机会或者选择不当的经历也包含在其中。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性和多面性。
黄： 王云樵教授在《神州学人》２００４年１月版发表一篇文章，专门介绍您的学术成就。可以说是对您２００４年前发展道路的小结。回头看，您觉得那篇文章是不是客观地介绍了您从农家子弟走上学术道路，成为一名语言学家的经历？
张： 应该说是非常客观的，王云樵教授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好朋友，他见证了我的成长过程，有些赞誉或许高了，但事实的描述是准确的，他记录了一串串我执着的奋斗足迹。我从鲁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农村起步，走进百里之外的大学校门，再走出千里之远的国门，落脚于万里之遥的世界著名学府；最后又回到祖国的一方热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我逐步成长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并具一定国际影响的语言学研究者。
我的学术之路起源于１９８０年９月，在山东大学受教育部委托而举办的“山东省青年英语骨干教师首期培训班”。由全省高校推荐并经集中考试选拔而来的２０名学员，都非“等闲之辈”。而外教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对夫妇，他们的水平和热情都很高，教材是他们直接带来的英语原版，听说读写一应俱全，交叉上课，加之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外教新奇十足，也干劲十足，半年下来，学员们都受益匪浅。我更是如饥似渴地沉醉于学习之中，总是在不停地听呀，写呀，读呀，抄呀。结业考试时，我是仅有的五名全系统Ａ学员之一。
上大学期间，我曾向叔父借了一辆堪称农村奢侈品的破旧自行车，这样我就可以在周末和节假日骑车回家，帮助父母料理家务，下田劳作，还可省下几块车票钱。我父亲体弱多病，弟妹年幼，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人身上，因而在紧张的求学生活之余，我还要把精力和时间分散在减轻父母负担上。在那条凹凸不平、尘土飞扬长达１５０余华里的乡间土路上，我历经过的往返和风雨不计其数。这段经历写在我的英文作文“My Worn and Broken Bicycle”一文中，文章用上了当时百姓的一句流行语，“我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而且只剩下一只脚蹬子（Each part of my bike made noise except the bell, with only one pedal left at that）。那个年代有无奈和苦涩，也有奋斗和收获。１９８２年我在由山东省教育厅指定的三所高校派出的教师进行的选拔考试中，凭借实力获得唯一一个出国名额，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
在悉尼大学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国内的本科学历不被承认，无法获得直接攻读研究生课程的资格。我凭借信心和实力，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只用了一个学期就通过了本科生资格考试；接着，再接再厉，连续作战，又用剩下的三个学期攻下了通常需要两年时间的研究生课程和硕士论文，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在悉尼大学我最大的幸事是遇到了恩师———世界大师级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教授及其夫人———同样身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韩茹凯教授。 导师深邃而独特的学术思想，严谨而开放的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的情操风范，给我留下了受益终身的深远影响。
１９８４年３月，我在出色完成两年留学任务后如期归国，回到山东聊城师范学院英语系工作。父亲在我出国期间不幸病故，有许多家事需要我料理照管。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于１９９２年晋升为副教授，１９９３年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时年３８岁，是全校最年轻的教授。随后受杨自俭教授的力邀，我正式调入中国海洋大学，开始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和丰收期。在海洋大学六年，我在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院长的同时，还给本科生开设英语语言学基础、英语文体学、英语词汇学等课程；给研究生（含山东大学博士生）开设功能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概论、功能语法、功能文体学等数门课程。
１９９８年，我出版了独立撰写的专著《功能文体学》 ，这是我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书中把韩礼德功能文体学思想具体化，提出了功能文体学的总体理论框架，提出了语篇文体分析的具体程序，并且用大量实证对语篇进行了具体分析。２００３年在完成教育部“论语篇连贯的总体条件”项目的基础上，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用》 一书。该书从多方面发展了韩礼德和韩茹凯的衔接理论，并且把衔接与连贯结合起来，研究了衔接在语篇连贯中起作用的条件，并将此理论应用到了外语教学、翻译、语篇分析、文体学等领域中。
黄： 谢谢张老师分享您的人生历程，让我们看到一个农家子弟如何通过自身的刻苦求学，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知名学者的成长道路。人生路上面临许多的选择，而您的选择是一如既往地做学问，从而也成就了您的学术人生。接下来请讲讲您在人生路上如何做选择的？
张： 我是１９７４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只能回乡务农，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考验，看你是选择继续努力，还是随波逐流。我选择了前者，不仅继续学习，还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一切工作。由于自己的努力，两年的农村工作结束后，被推荐上了大学，也是所在公社（乡镇）唯一一个上本科院校的名额。我们家世代都是农民，这显然是十分幸运的，但同时，也有无奈的地方。当时本科院校要我学习英语专业，而由于我上的高中没有英语教师，所以，我一直没有上过英语课；而且，语言表达也不是自己的强项。这样，上英语专业只能从零开始。不会英语而选择英语专业，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也显然是一种劣势。我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把劣势变为动力。
经过努力，在三年大学学习中我一直名列前茅。在学校举行的一次由全校各个年级和各专业的学生参加的英语竞赛中，我还得了第一名。大学三年的学习成绩和那次竞赛的成绩为我下一步留校任教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留校任教后，我主要从事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学工作，在此，同样也面临新的选择：（１）英语专业业务的提高主要以英语技能为主，还是转向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学术水平？（２）留校任教后，是致力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还是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提高科研能力？ 对于第一个选择，作为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掌握专业基本技能是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学生奋斗的目标。所以，在上学期间，我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专业技能的学习上：背诵单词和课文、造句、理解疑难结构、理解课文的结构特点、挖掘深层次的意义、用自己理解的语言复述课文等，尽量使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会，并通过练习争取达到可以应用的程度。
每学一课，我都要在上课之前先学会所有的词汇和习语、搭配，理解好课文，只留下疑难问题通过老师讲课解决，因而在同学们中获得了“walking dictionary”的称号。但总的来说，专业知识学得比较少，文学、语言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严重不足。
当了大学老师后，英语的基本功、专业技能仍然是关键，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才能不会误人子弟，因此，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专业基本技能和相关的基本知识。但是否这样就是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呢？
一开始，我还认为只要英语的基本功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和词汇、语法的知识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了。后来，到山东大学进修和到澳大利亚留学之后，特别是学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后才发现，仅仅掌握专业基本技能和一些相关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发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就逐渐把学习的重点由单纯的技能和知识转移到研究方向和研究创新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原著和论文，选择一些论题，试着做研究工作。
从第二个选择的角度上讲，大学毕业了，不再是学生了，一般也就不再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我自己的信条是做什么就要以什么为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不三心二意。作为大学老师，我感到一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基本能力和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学习和研究。
谈这两个选择是为了说明选择做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时也是和以前的其他的似乎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无关的方面密切相关的。
当时的我获得了到澳大利亚留学的机会，但并不能确定自己研究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我们一行７人被派到悉尼大学学习，但学习的专业需要自己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到文学院英语系听文学类课程，也可以到教育学院听语言教育类课程，还可以到文学院语言学系学习语言学。我们都知道语言学系有一个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韩礼德做系主任，我就找到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当他了解我的情况后，就说我可以试着读学位，很快就可以转为正式的硕士研究生。然而，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需要在个人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做出选择。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我面临新的选择。因为当时所在的学校层次较低，又居于“穷乡僻壤”，搞系统功能语言学没有合作者，也没有老师的指导，更没有可以继续深造的资料，继续做下去、做出成绩、走在学科的前沿是很难的。
是继续做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和应用上都做出成绩，还是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做些教学研究是摆在面前的两条路。作为师范院校的老师，选择第二条道路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韩礼德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经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另外，尽管当时我取得了硕士学位，但还不知道如何写出可以在正式语言学类刊物特别是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即使如此，我还是选择继续努力，不断求索。
二、韩礼德先生和其他学术领路人
黄： 张老师今天的成功有您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抉择，也有像韩礼德先生这样名家的引领。请您介绍一下韩礼德先生和您的其他学术领路人？
张： 这些师长和友人很多，而且是多方面的，不能一一提及，只能提及与我做系统功能语言学直接相关的一些人。在这些师长和友人中，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当推我的导师韩礼德教授。
首先，韩礼德教授能够在我资历浅、年纪轻、学识不足的情况下答应做我的导师，这对我来说做好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极大的鼓舞。由于我们那个年代毕业的都没有学士学位，所以要读硕士学位就要补上学士学位的课程，因此我先读预备课程，然后根据学业情况看是否可转读硕士学位，但读了大约一个月后，我就转为正式学生了。没有他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我要选择做什么就不能确定了。
第二，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路和思想给我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的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当时，尽管韩礼德教授作为系主任和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每周或者抽出更多一点时间和我交谈一次，询问学习中的一些问题。这种面对面的交谈使我认识到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的许多真谛，经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样，我们向他学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学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次和体现的思想，学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角度，以及一些与其他理论的关系等。
第二年，我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因为我一直对修辞格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想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来重新解释修辞格，韩礼德教授同意我的打算，并对我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些建议，我最后定的论文题目是“Foregrounding in Writing” 。因定的题目太大，论文写了近二百页，马丁教授在评语中还说，“论文是压缩性的，没有展开”。我最后得到的成绩是“Pass with Distinction”。除了在悉尼大学做硕士以外，我还在以后的多次国际国内会议上接受韩礼德教授和韩茹凯教授的教诲。让我记忆犹新而又十分感动的有以下几次：
（１）１９９１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功能语法研讨会，韩礼德和韩茹凯夫妇双双来参加会议。我在会上的发言是“系统语法与语用学”，从研究的重点、范围和起点等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当时韩茹凯教授给予高度评价。会议期间，韩礼德教授抽时间和我谈话，询问了我的研究情况，对我的论文给予肯定，并对我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还鼓励我继续沿着这个研究方向发展。
（２）１９９５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２２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他给我提出了下一步应该研究的课题，包括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汉语；把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中国的外语教学；进一步研究功能文体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关注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计算语言学的问题。他建议我再到悉尼去，还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即资助我参加第２３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由于大会只资助来回机票和注册费，我的食宿费就由韩礼德和韩茹凯教授负担，他们邀请我住在他们的家中。我们除了开会以外，还一起做饭、吃饭、洗刷餐具、散步、到商店买东西、讨论一些理论问题等。
（３）２００４年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召开了第３１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会议期间我和他谈了我的研究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研究”，我把我的研究思路给他做了汇报，他十分高兴，和我一起探讨了一些理论问题、应用的方法和程序等问题。在交谈中，我提出了希望他能够给这本书写个序的愿望，他欣然接受，并要求我把书稿拿给他看看，并亲自作序。此书后来题名为《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４）２０１０年，国际语篇分析研讨会暨第１２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的规模达到５００人左右。韩礼德夫妇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双双做了大会发言，同时，还接受了我院老师和学生的采访，为促进我国的语篇分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国际上是一个大家庭，通过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就可以使素不相识的学者成为朋友。除了韩礼德和韩茹凯之外，还有英国加的夫大学的福塞特（Robin Fawcett）教授，澳大利亚的马丁（Jin Martin）教授、克里斯蒂（Francis Christie）教授、麦提逊（Christian Matthiessen）教授、巴特（David Butt）教授等，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卡明斯（Michael Cummings）教授，美国的弗里斯（Peter Fries）教授。他们都在我的学术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马丁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硕士论文的评审专家，听了他许多课，也学到了他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麦提逊在麦考利大学，那里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他们的许多学术成就使我能够不断思考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新的理论，同时他们在许多活动中都给予我支持和帮助。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卡明斯教授，他在功能文体学方面成就突出，使我在这个领域受益匪浅。我曾到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格林顿学院（Glendon College）做高级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不仅在学术上给予帮助，还从生活上给予关怀，同时还安排我做了一次学术讲座，让我在衔接与连贯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汇报。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福塞特（Robin Fawcett）教授，我在很早之前和他就相识，并多次在一起开会和旅游，他的学识、他对学术的追求以及对学术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将要到英国之前，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他说由于家庭需要，他要住到他女儿那里去，所以，他在加的夫的房子，就给我租住。我到加的夫就不必为住处及其他琐事而奔波，而可以直接利用他的资源。所以，我到英国后就完全接受了他的好意，住到他的家里，在学校用他的办公室。
黄： 听了您的这番介绍，我非常感动。您的求学精神感动了世界一流学者，他们也愿意与您一路同行。国内的专家是不是也有与您经常合作的？
张： 在国内对我帮助最大的当首推胡壮麟教授。首先，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１９８７年，我和胡老师等一起参加了在悉尼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会议之余，悉尼的一个TAFE学校邀请胡壮麟老师做一个有关汉语语法的报告，但是胡老师正好有其他事情要办，所以就让我代他去做。我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做学术报告，怕砸了锅。胡老师鼓励我去做，并且给我讲了如何做。我就按他的思路做了准备，并且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另外，在学术兼职等方面也得益于他的引领和支持：在全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成立时我被选为常务理事，并在１９９８年被选为副会长。
我在符号学领域的发展也得益于他和朱永生教授的支持和帮助。第一次全国语言与符号学会于１９９２年在苏州大学召开，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收到了苏州大学的邀请函。我抓紧时间看书，思考如何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符号学结合起来发展符号学理论，最终写了《符号学与前景化》一文在大会上发言，并在《外国语》发表。在全国语言与符号学会成立时，胡壮麟老师被选为会长，我是常务理事，并在２００５年被选为副会长。全国文体学会胡壮麟老师是名誉会长，我是副会长。
从合作者角度讲，虽然不是对称合作关系，因为我主要做辅助性工作，做编者或撰稿人，但我们一起合作编写了语言学教材，包括《语言学教程》和《高级语言学教程》以及对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等。
１９８７年底，我和朱永生老师与胡老师商量，计划写一部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书籍，由他做主编来写这本书。但他坚持不做主编，宁愿作为第一作者。他设计出了全书的结构，并且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任务，每个人三章，就这样合作完成了《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由于当时当地学术环境，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我的职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胡老师多次利用各种机会为我呼吁。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给我的《功能文体学》写序言。后来，我出版的几乎所有专著都邀请胡老师写了序：《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２００３）；《语言的功能与文体》（２００５）；《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５）等。我也因为他而获得了许多奖励：《系统功能语法概论》（１９８９）获得了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语言学教程》（１９９０）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２００５）获得２００６年北京市精品教材和２００８年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黄： 正是有了几位名家的引导和帮助，加之您自身的不断努力，至今您已经发表了１８０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几十部，在业内是数一数二的权威专家。请问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并不断推出新成果的呢？
张：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虽然我已经确定把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但具体研究什么，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样，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９年我一直处在摸索阶段，研究了一些教学方面的题目，先后我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的《主位理论与英语语序》和《信息中心及其范围》上，和发表在《现代外语》的《语域理论简介》上。
刚开始，我的计划是要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同时把我的硕士论文扩展为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体学研究的专著，从而把功能文体学引入中国。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在研究中发现，语气和情态的选择与交际者在语境中的角色关系十分密切，就写了一篇文章，开始听说Van Dijk新主编了一个杂志Discourse and Society ，就投给了他。Van Dijk回信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更适合他主编的另一个杂志Text ，所以，就于１９９１年在Text 上发表了。（现在该刊的名称是Text & Talk ）
其后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大的议题展开：功能文体学、语域理论及应用和语篇分析，包括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选择做功能文体学是学术延续的结果。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Foregrounding in Writing”，主要探讨书面语中的修辞格，并从功能文体学的角度进行重新解释。
回国后，我就想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争取做出一定成绩来。首先，我想建立一个文体学分析框架，以修辞格的重新解释为出发点，建立起一个从理论到方法，从语境、语域、意义、词汇、语法到语音的整体分析框架。这样，我需要进一步学习韩礼德的文体学理论，更需要进一步分析如何把对修辞格的分析扩展到文体学理论分析中去，在学习过程中，我发表了《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述评》一文，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
这项工作延续了近十年的时间。山东教育出版社以重点理论图书纳入计划中，于１９９８年以《功能文体学》的书名正式与读者见面。后来发现我的分析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另外，在结构上也需要调整，使其更适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层次观。高等教育出版社把它作为他们的“外语知名学者文库”的一部于２００５年出版了，题目是《语言的功能与文体》 。
在这个领域，为了扩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我还参加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十一五规划教材”项目，承担了《英语文体学教程》 的编写任务，采用归纳法编写，把系统功能语言教学的基本思想纳入实例分析中，开始多讲实例，后归纳理论的方法。该书于２００８年一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经过修订于２０１６年再版。
第二个主要研究领域是语域理论。 我特别注意它的双向预测性，不仅在理论上需要继续探讨，在实践上也会对外语教学和学习有很大启发，所以，我就尝试建立语篇双向预测的分析模式，并且把它应用于教学中，以提高教学质量。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我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是《论语域的预测能力》，发表在《外国语》上，《语域理论与外语教学》，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上。
这个时期的第三个热点是研究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在这里，我主要发现了韩礼德衔接理论中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展开新的研究，建立新的模式。我发现，批评韩礼德和韩茹凯的衔接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韩礼德和韩茹凯认为语篇的衔接与语域的一致性（register consistency）可以表示语篇的连贯性，但还有很多语境依赖性特别强的语篇，没有韩礼德和韩茹凯所讲的衔接，语篇同样可以解释为连贯的语篇。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没有把依赖语境实现的语篇意义考虑在内，而语篇的连贯则是语篇内的意义和语篇与语境的联系产生的意义相结合的结果。这样，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法是扩大衔接的范围，使它不仅包括语篇内部的衔接机制，也包括把语篇和语境联系起来的衔接机制。另一种方法则是把衔接作为实现语篇连贯的一个条件，需要增加语篇和语境的关系方面的机制来把衔接和连贯联系起来。我选择了前者。
据此，我于１９９８年申请到了教育部项目“论语篇连贯的总体条件”，从主位结构、信息结构、语相特征、非语言特征、跨类衔接、衔接关系、衔接力、衔接范围等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发表论文２０余篇，特别是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论语篇连贯》和发表在《外国语》的《语篇连贯研究纵横谈》《论衔接》，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项目于２００２年完成，２００３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２０１８年，该书又作为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图书出版。
在１９９０年代末和２０００年初，我还研究了话语基调与人际意义的关系， 《论话语基调的范围与体现》一文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发展点是评价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是马丁发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及意义系统中应该补充的方面。在这里对评价系统进行了初步介绍，并且把研究范围又扩展到符号学和语类（体裁）研究，分别发表多篇论文，如《语言符号及其前景化》一文发表在《外国语》，以及《论以语言符号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发表在《外国语》，《语类研究框架探索》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语类研究纵横谈》发表在《外国语》等。可惜自己没有在这个领域继续扩大战果。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所以，进行理论研究最好有一个应用领域使自己的研究接地气。韩礼德教授曾把他的理论描述为“applicable linguistics”。这不仅是applicable与applicable的区别问题，而是建构语言学理论的理念问题。在理论应用方面最直接的是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而且，从一开始，韩礼德就说他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初衷是“教育性的”，用以探讨如何进行语言教学和学习。由此，我在２００１年申请到另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研究》，重点是把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教学的理论进行汇总和清理，然后分几个大的方面讲如何应用，包括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大纲的设置、语篇教学、语法教学、听力口语阅读写作教学，以及语言测试。本书由我和苗兴伟、李学宁完成，由韩礼德教授和胡壮麟教授作序。就在这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要出版一个系列丛书“中国英语教师丛书”，邀请我参加，我的这本书正好派上用场，于２００５年以“中国英语教师丛书”之一，以《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书名出版，同时，也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应用潜力，不仅可以应用于与语言相关的翻译、外语教学等领域，而且还可以应用于探讨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如图形、绘画、音乐、建筑等的交际功能， 发展了社会符号学理论 ，由多个符号系统选择出来的符号组成的语篇称为“多模态语篇”， 对多模态语篇进行研究称为多模态话语分析 。
如果说语言学是由语言组成的一个封闭木桶，那么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则在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语言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联系起来。我感到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的贡献。所以，我开始尝试研究多模态话语，并且把它与外语教学联系起来。外语教学是涉及这个方面最多的领域，如教师的动作、表情、教态，所使用的教学工具和现代科学技术都属于这个类别。研究外语教学如果不研究多模态话语将是十分不完整的，所以我于２００８年申报并且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语课堂教学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外语课堂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设计一个多模态话语教学的选择模式。
这个项目重点研究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多模态话语的基本特点和规律，通过对实际教学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１）课堂教学中使用的媒体（包括语言媒体，声音和书写符号，身体媒体，如手势、动作、面部表情等）和技术媒体（如PPT、录音录像设备、网络平台等）。相关问题包括这些媒体可以引发什么形式的多模态交际现象？它们各自在课堂话语中起什么作用？在什么情景中或者环节上各个交际媒体各起什么作用？（２）课堂教学中各模态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相互协同、相互补充，共同建构课堂话语的整体意义，包括它们之间存在的前景化与背景化、补充与被补充、重叠与冲突、累赘与冗余等关系；探讨课堂话语中各个模态出现的必要性。
在理论基础上，我首先对理论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的研究重点进行了区分，突出了社会符号学从符号实践到符号理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适用性社会符号学的分析框架；根据语言与非语言、人的肢体媒体工具和环境媒体的不同，建立了一个媒体系统框架；根据模态形式的系统性特点和模态之间相互协同的特点，建立一个模态形式选择框架；最后建立了一个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从符号资源上讲，我们探讨了符号资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六种符号资源的分类方法：探讨了设计在整个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中的位置，建构了一个设计操作框架；根据已有对多模态语法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层次的符号系统无法建立语法，图像性符号系统没有必要建立语法；还探讨了多模态语法的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两个层次的符号系统的语篇特点；探讨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并用实例做了例示；把与多元读写能力相关的因素结合起来，创建了一个多元读写能力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且区分了多模态话语中的主模态、次要模态、有意识模态和无意识模态等。
第二部分是通过两个重要概念：设计和多元读写能力，把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引入外语教学中。首先提出了五个教学理念的理论框架，制定了多模态设计中对模态选择的原则，包括总体的最佳效果原则和一些具体的原则；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整体理论框架，建立了多模态语篇中以体裁为基础的模态互补性分析框架，并以实际的教学案例为例，探讨了课堂教学中不同模式是如何合理搭配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的。最后，建立了一个集控制和支配设计选择的语境因素、认知因素、教学理念、意义选择、体裁结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态选择于一体的外语课堂教学中多模态话语的模态选择模式。该项目于２０１３年完成，２０１４年通过评审，获得优秀，２０１５年７月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外语教学》 出版。围绕该项目发表论文２０余篇。引用率比较高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发表于《中国外语》；《多模态话语理论与媒体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发表于《外语教学》；《多模态外语教学的设计与模态调用初探》发表于《中国外语》；《多模态话语模态的协同及在外语教学中的体现》发表于《外语学刊》等。
黄： 科学研究的目标主要是：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价值，以及两者的结合。从理论创新上，扩展已进行的研究，进行“深挖井”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上则要把自己研究与国家需求、人类发展的需求联系起来。张老师的研究思路很有价值。相信还会催生出更多的成果。请您介绍一下手头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
张： 我手头正在承担的国家项目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构建出来的，项目名称是“外语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力图把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培养新时期、全球化时代国家需求的高素质，具有超学科、超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结合起来。现在项目已经基本完成，在《外语界》等发表了１０多篇论文。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在理论上整合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多模态互动理论、社会教育学的代码理论、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模式理论和设计学习与教学理论等，建构培养综合能力和某些特殊单类能力，如超文化交际能力、超学科能力、思辨能力、道德素养等。
黄： 张老师的理论之树常青。您如何评价您的选择和取得的成就？
张： 我自己坚持的原则是一直向前看，主要思考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少对以前做出的选择做反思和评价，感到过去了再想它没有用了，尽量节约出时间做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所以，回忆的东西一般写不好。但也有一些经历是难以忘怀的，包括上面讲的一些经历。
总的来说，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我对以前做出的选择感到满意，对自己的一些经历感到有些幸运，特别是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能够找到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师做导师，能够遇到像胡壮麟老师等这样的师长和同仁，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学习和研究都是无止境的，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也是无止境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会不断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向不同的研究领域扩展。我们的任务是使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它在现在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深刻、更加成熟、更加完美、更加有竞争力，流传更广更长。
黄： 衷心感谢张老师不吝赐教，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