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张德禄：文化语境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好文荐读（第五十一期）文化语境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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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92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张德禄.文化语境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05):54-61+161.
摘要：本文力图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文化语境概念。本文首先讨论了文化和文化语境的基本研究范围和主要组成部分，然后分析了文化语境对话语建构的促动和制约作用，以及其在多模态话语的模态配置模式建构中的作用，最后探究了文化语境在多模态话语意义模式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文化语境为每个符号系统提供了动因，包括它们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配置模式，又由符号系统实现。文化具有整体性，但符号系统通常是在一定的领域或机构内被激活的，因此符号系统具有机构性特点。
关键词：文化语境; 多模态话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 符号系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配置的机制和机理研究”( 22BYY002)感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0.引言
社会交际都是在语境中进行的，语境为在社会交际中选择适当的意义模式提供了动因。换言之，没有语境，就没有话语，也就不需要任何体现意义的模态。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语境是一个核心层次( 共有语境、语义、词汇语法、音系＜字系＞4 个层次) ( Halliday ＆Matthiessen 2004: 25) 。Halliday ( 1973: 49) 借用Malinowski ( 1923) 的观点，把语言看作社会人在其一生中可以利用的、具有开放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行为潜势( behavior potential) ，并把语境分为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 和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两个类别( Malinowski 1923，1935)。“文化语境是指为所有这些选项的选择提供的语境，而情景语境是指某次为这些选项的选择提供的语境。”( Malinowski 1935: 18)本文探究文化语境对多模态话语建构的作用，简略讨论文化和文化语境概念，并分析文化如何作为语境来促使交际者建构多模态话语，文化语境中哪些因素易于促动多模态话语建构，以及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对多模态话语建构的作用。1.文化与文化语境
1.1 文化
人类文化和文明是随着人类本身的进化和发展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和进化依赖于人类对符号的创造和运用。文化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而且只有人类才能真正地创造和传播文化( Longhurst et al. 2008: 2) ，因为人类能创造和运用符号。换言之，文化人才具有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符号是如何产生的? 人类在进化和发展中，学会了用一个事物来表示另一个事物。当大多数社团成员都认为这个事物可以表示另一个事物时，它就成为一个符号，例如用手势“V”来表示“胜利”。因此，符号决定了某个事物的意义( Longhurst et al． 2008: 2) ( 尽管存在一符多义、多符同义现象) ，它就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首先是一个意义整体，“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表达特定的艺术和学问中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机构和一般行为的意义和价值”( Williams 1961: 57) 。从形态表现上看，文化特征集中表现在3个方面: 1) 意识形态。文化表现为文化社团成员的意识形态，包括思维模式、信念、社会规约、世界观、价值观等。文化存在于社团成员的心灵中。2) 社会系统。人类以社会的方式生存、生活和发展，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分工，因此具有不同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3) 行为系统或体裁系统。既然文化是一个意义系统，人类就要通过表达意义来进行社会交际，而交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行动或行为。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这些行动和行为会以一定的方式模式化或规约化，并且与一定的交际目的联系起来，成为一种为实现一项生产或消费过程，完成一类交际任务而采取的稳定的行动或行为模式，即体裁。1.2 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把文化作为“环境”来对待，即文化为进行社会交际提供了环境，包括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际、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共同完成的社会交际、由语言之外的符号系统完成的社会交际。从这个角度看，首先，文化为所有社团成员进行社会交际提供了外部条件。例如，中国的文化环境为中国人进行社会交际提供了适切的条件。其次，文化从内部促动相关社会交际活动的产生，不仅为社团成员进行交际提供了外部条件，还能促使交际者在适切的环境中，主动发起社会交际活动。例如，当某个社团成员发现同事走过来，就会主动和他打招呼，同事也会积极给予回应。文化的“促成”功能常被忽视，但它每时每刻都与我们相伴。最后，文化从意义和行为等多个方面大致规定、限定和支配了所进行的社会交际的意义模式和行为模式，即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等的基本模型、行事的基本程序和思路，即体裁类型和结构模型。因此，建构的话语在体现形式上不受限制，是多模态的。2. 文化语境对多模态话语建构的促动和制约作用
2.1 文化语境可激活意识形态每位社团成员的思考方式都是在所处文化中规约化的，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在所处文化中惯常出现的，这决定了文化社团成员的思想、信念、观点、规约、态度倾向等具有较大的共同性、相容性和可相互理解性。这种规约性和惯常性将会渗透到政治、道德、法律、习俗等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当某种不符合这种规约性和惯常性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出现时，大多数该文化的社团成员会认为这种思想、观点和态度有问题，应该纠正和消除; 当某位社团成员或者进入该文化中的其他文化的社团成员在思想或行为上违反这个社团的政治标准、风俗习惯和法律法规时，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违法的、不雅的、不守规矩的、不公平的和非正义的。虽然文化在人类交际中是无形的，但它实际上从潜意识层面控制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文化的作用是让所有社团成员在一般情况下都按照规约化的、惯常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社团成员在社会交际中建构话语的意义模式，使整个文化定型，产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意义系统。每位社团成员都必须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意义系统中选择，产生符合整个社团文化传统的话语意义模式，同时，也会排除其他不符合该思维模式的话语意义模式。这种规约性和惯常性促使人类交际按照文化所规定的基本意义模式进行，促使形成无数的惯常交际的意义系统，并从这些意义系统中选择形成无数的意义模式，即( 多模态) 话语模式。但文化是一个特别庞大和无限复杂的系统，没有任何意义模式能够涉及文化中所有的意义系统，人类的生活也分布于不同的场域，如家庭、社区、企业、医疗、教育、经贸等。意义模式通常被限定在某一场域中，如教育话语、经贸话语、法律话语等。不同的场域是文化的分支，但不是具体的话语意义模式。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场域的语域理论( register theory)和体裁理论( genre theory) 来探讨话语的意义模式( Halliday ＆ Hasan 1989; Martin 1992) 。
2.2 文化语境可激活行为模式和体裁结构每位社团成员的行为方式和模式都是在所处文化中被规约化、模式化的，在思维模式的促动下，他的行动和行为必须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到文化所确定的行为系统( 或体裁系统)中去选择一个适合的体裁。在社团成员的交际方面，每个交际行为都是把该文化中的其他无数交际行为作为背景，换言之，在社会交际中选择的行为成为表达意义的模态，因为意义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其他没有实现的行为及其模式都是语境成分，不仅包括其他行为系统中的特征，也包括该次交际中的前期行为( 上文) 、以下要进行的行为( 下文) 和周围正在进行的其他交际模式。显然，一些行为同时具备了两种“角色”: 多模态话语构建模式中的一个成分和多模态话语建构语境中的一个语境因素。例如，课堂教学是正规教育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作为一种教育领域的体裁决定了课堂教学进行的模式: 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问、学生答。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向学生提问，这个问题就是课堂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口语和手势、面部表情体现。提问的行为，包括话语、手势、面部表情，都是体现意义的模态，它们又会促发学生对问题提供答案。这样，这些交际行为就成为学生话语的“语境”，即上文。社会交际中的行为模式是以行为序列在时空中按一定的顺序出现的。由于这个行为模式或称体裁结构，是为了在该文化的交际中达到交际目的，或者解决某个问题而形成的，因此，一般来讲，它一旦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被触发，就要按照体裁结构出现的顺序进行下去，直到能够实现交际目的、解决了要解决的问题为止。体裁或称行为模式，在文化中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例如，在中国正规教育的大背景下，课堂教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课堂教学的一般教学程序。任何一位教师和学生都对课堂教学体裁的结构十分熟悉，并熟练掌握。在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教学后，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下一个步骤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鉴于文化规约化了人类的交际行为和话语，也直接规定了该文化的社团成员在该文化中能够做什么事、惯常做什么事，以及崇尚做什么事。例如，现代文化规定了人到6—7 岁就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就要经过小学、初中、高中的正规教育阶段接受正规教育，之后可以竞争上大学、读硕士和博士等。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大家公认和默认的，即所有该文化中的社团成员都在实践的事实。不同文化的人能够在一起共生共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交际活动，说明人类文化的共性是存在的。首先，从生理上讲，世界上的人类生来就具有相同性、相似性、认同性( 都认为彼此是人类) 。其次，从生存环境上讲，世界上的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尽管不同的地方和区域气候、地貌、环境有区别，但他们都在以相似的生活模式生存和进化。最后，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上讲，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相互交流、沟通、协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等。人类文化的共性使人类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沟通来产出话语。与此同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文化独特性的存在。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在人类出生后的后期发展和成长中，他们在自己的文化氛围中生活、成长，渗浸在这个文化氛围中，接受这个文化所赋予的各种规约、习俗、思维模式、交际方式、好恶、态度和情感等。这样，他们会不熟悉和不理解异文化，不自觉地排斥异文化，特别是异文化中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不同的方面。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民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alism/ethnopetalism) ，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是最优越的、熟悉的，而其他的都是陌生的、异域的，甚至低等的。这种文化心理一般出现在发达的文化中不熟悉外国文化、惧怕外国文化的社团成员中。与此相对的是“异族浪漫主义”( ethnofugalism) ，认为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比自己的文化更加自然、健康、原始、开放等，即把异文化浪漫化，多出现在崇拜外国文化或异文化，认为异文化更加文明和发达的情况下。
2.3 文化语境规定了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模态配置模式文化既具有整体性特点，又具有机构性特点。从整体性上讲，文化对应人类社会团体，所以，文化指整个社会团体的文化。如果它们还有次级文化，如社团中的某个次级团体，或者民族、方言区等也都是从这个社团整体的角度定义的。而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交际中的运行关系来看，大多数事件、行为、行动都不会涉及文化整体，虽然战争、政策改变、体制改革等可能会引起整个文化的变化。据此，在具体的文化运行中，文化的机构化是必需的，即文化在运行中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机构的运行，而其他部分作为文化背景存在。
2.3.1 文化的整体性如上文所述，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性、行为性、意义表现性、规则性等特性，从而使它成为某个民族、社团、群体等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然而，文化的意义表现性特征是由文化的符号化实现的，即一定的意义系统是通过一定的符号系统表现和体现的。这些符号系统的特点，以及如何促动对模态的选择是需要探讨的，包括哪些是用以建构多模态话语的符号系统的、哪些模态符号是多模态话语建构的语境因素等。我们认为，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来认识，例如可以视作意义潜势和行为潜势，也可以视作社会系统和符号系统。因此，我们需要探讨意义潜势、行为潜势、符号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机关系。文化和符号系统都是意义潜势，似乎是相同的事物。但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 意义潜势只聚焦于意义层的系统、结构和成分，但符号系统既要注重符号体现的意义，又要注重体现意义的符号本身的特点、组合模式和表现形式等。意义潜势是文化在意义层次的集中表现，而符号系统和文化是整体部分关系，换言之，文化作为一个“意义大厦”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无数的符号系统组成的。意识形态作为思维模式是无形的，由意义来实现的。而意义也是无形的，所以需要由模态符号来体现。因此，意识形态由意义系统体现，但它不是由某个符号系统体现的，而是由所有符号系统共同体现的，从而形成所有符号系统的意义潜势在社团成员大脑中共有的特征。当某个符号系统因情景语境激活而被选择时，它所体现的所有意义特征都将由意识形态作为整体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含在所建构的话语中。因此，意识形态是所有符号系统共享的内在文化语境。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是文化语境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文化中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而存在。它也是由意义系统体现的，但不是某个具体的符号系统，而是由所有符号系统体现的宏观意义体现的，可以主导和调节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交际过程。所以，它可以作为所有符号系统的外在共同语境。行为系统是社会系统的运作机制，也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在此，行为系统可以视作意义系统体现的行为潜势，行为在此被视为“语境”因素，它被认为是促动了对意义的选择。而行为和行动体现的意义可以被重新符号化，即“再符号化”( resemiotization) ，改由语言或其他类似语言的模态体现。Halliday ( 1978: 2) 把语言看作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认为它还是其他许多( 虽然不是全部) 符号系统的编码系统。所以，语言可用于体现其他的符号系统体现的意义。这样，文化语境是由无数符号系统体现的意义潜势，而每个符号系统也都是一个意义潜势。这些符号系统的意义系统都是相互独立的，相互形成互不相关或相交的意义范围，如舞蹈系统与交通信号系统，或者有一定交叠的意义系统，如语言和图像，还可以是大部分交叠的，如口头语和书面语。符号系统的文化语境可以由图1 表示。
2.3.2 文化的机构性机构( institution) 原指某一个大型组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是指某一个文化场域( cultural domain) ，并且可以通过研究“语域”( register) 来研究它( Halliday ＆ Matthiessen2014: 33) 。文化语境由无数的场域组成，所以机构实际上是文化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局部性的意义潜势，具有区域性和独特性。文化的机构性可以从3 个层面来探讨: 文化机构化、意义机构化和符号系统分布机构化。文化机构性是指文化是由众多机构组成的。在实际的社会交际过程中，文化不仅仅是以其整体性出现，而且还以其机构性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跨机构的社会交际活动，如涉及法律的商务活动，但一般的交际活动都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据此，文化语境在任何交际活动中都由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 所有场域所共享的文化特性，如意识形态、人生观、价值观等; 2) 机构性特征，即某个场域所具有的独特特性，包括职业类型、活动场域、组织机构、体裁类型等。在文化层面，第一，人类社会具有很强的机构性特点，由众多不同的场域组成，包括教育、经济、金融、行政、外交等。这样实际上，文化语境是由具有机构性特点的不同情景类型( situational type) 组成的(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28) 。人类的交际基本上都是局限于这些意义领域的某个方面，即某个机构中。第二，意识形态( 思维方式) 也会具有机构化特点，如在教育领域有教育理念、在政治上有政治观点等。第三，行为模式的机构化表现为行为模式化，即体裁化，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体裁及体裁结构或模式，从而在不同场域形成许多典型的活动程序，如课堂教学过程等。它们分别由不同的符号系统体现。文化语境中的众多机构也是由不同类型的意义系统或意义潜势体现的，从而使意义潜势机构化(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18) ，形成了不同的知识领域，包括教育知识领域、法律知识领域等。同时，每个这样的知识领域都有它们的次级分支。例如，在教育领域就有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科划分的知识领域，每个这样的领域还包括更加精细的次级分支，如外国语言文学还包括语言学、文学等学科。文化机构化和意义机构化都要通过符号系统来体现。首先，交际领域会限定交际者的活动范围和所感兴趣做的事，所以，具有教育话语、商务话语、法律话语等话语分支，称为“语域”( Halliday 2007: 16) 。在多模态话语中，话语的范围涉及所有在这个领域进行交际所选择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如教育管理办公系统、教学实施系统等的符号系统。教育机构提供的交际领域为从事教育职业的参与者进行交际提供了语境。相关参与者要在这个领域中进行交际，即他们要交流在这个领域内的意义。他们的话语都具有教育语域的特点。其次，属于某个机构中的符号使用者会形成一个次级社团，每位社团成员都具有这个社团共有的文化特征，如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社会阶层，使用相同或相近的符号系统进行交际。从成员构成上看，他们都要在这个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起不同的作用，如在教育领域就有管理者、教师、学生、服务者等组成的从事教育的参与者。符号机构化显然会导致语言的机构化，使同一个言语社团的人都会讲相同的话语，即讲相同的“方言”( Halliday 2007: 6) 。换言之，该言语社团的成员会在符号的选择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包括讲相似的话语、做相同的事情、表达相似的意义、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态度和情感等。最后，交际者不仅共享交际的场域和环境，而且发展出了对语言类型的相似态度和情感。因此，这个领域的话语建构还包括这些对不同语言变体的不同态度、情感和价值等。例如，一般来讲，标准语被认为比方言更美、高雅、正式等; 某个次级机构的方言会被认为是低等的、粗俗的; 某个语域的话语需要用正式程度高的语言表达方式等，这样，他们倾向于选择标准语和正式语言。在多模态话语中，这种态度不仅对于所使用的语言是如此，对于这个领域内可选择的其他符号系统也是如此。例如，在教学领域，在大规模推广使用幻灯片演示文稿的初级阶段，人们对于使用这种现代化工具就有不同的态度: 有的认为幻灯片演示文稿不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不能提高教学效果、浪费人力物力; 有的则认为幻灯片演示文稿具有多通道信息输入的功能，是必备工具等。在他们的教学话语中就会隐含这些对新媒体的态度和情感等。
3.讨论
从多模态话语建构的角度讲，文化语境为社会交际提供了交际环境，适合这个文化中所有的社会交际，所以，对于每个具体的社会交际活动，文化只是提供了宏观语境，即限定了交际话语建构的意义范围，并不直接限定话语的意义模式和模态配置。同时，每个具体的情景语境被认为是文化语境的具体实例，所以，在话语分析中，一般只讨论情景语境即可。例如，Halliday ( 1985) 在探讨语篇分析的步骤时，只把情景语境的分析作为一个必备的步骤，并没有把文化语境列入其中。但在讨论情景语境的变项如何促动和支配意义模式的建构时，则必须通过参照文化语境因素进行解释( Halliday ＆ Hasan 1989: 46) 。据此，文化实际上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话语建构的意义模式，主要包括以下5 个方面。
1) 确定了这个文化中社团成员的思维模式、偏好、态度倾向、价值观。换言之，所有社团成员都典型地共享一定的思维模式、偏好、态度倾向、价值观，他们在话语建构中易于在这一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和看法。
2) 为每位社团成员进行社会交际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社会环境。社团成员都在同一个文化氛围或社会系统中进行交际，形成易于理解和合作的交际环境。
3) 确定了社团成员进行社会交际的行为模式、行动结构( 体裁) 等。所有社团成员都遵循在这个文化中发展并且规约化的体裁模式，做同样的事情，力图达到相同的交际意图和交际目的，因此都倾向于选择相同的体裁结构模式进行交际。
4) 提供了话语建构的宏观模式和偏好模式。社团成员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态度和价值观，在交际过程中运用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模式，因此他们建构话语的意义模式也具有了相同性或相似性，可以运用相互熟悉的意义模式进行交流。
5) 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被规约化和常规化，为话语的意义模式和模态配置模式提供了深层次的理据。这些意义模式根植于这个文化中，是通过长期的积淀和进化发展而来的，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同时，哪些意义由哪些模态或模态配置组合体现，以及在这个文化中共有、偏好哪些交际模态都是这个文化的特点，因此，社团成员在话语建构中可使用什么模态或模态配置组合也是这个文化所规定的。
当然，在这个文化中社团成员之间进行交际建构的话语意义模式和模态配置模式都是倾向性的、潜在的。它们最终以什么具体的意义模式、体裁结构模式、模态配置模式出现，还需要在情景语境中确定。
4. 结语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张德禄，男，1955年1月18日生，山东省禹城市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共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论文115篇，如国际SSCI刊物TEXT，《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他在国内外重要和权威出版社，如美国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专著、译著、教材、辞书等21部。共获得教学科研奖励20多项，其中获得山东省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被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10多个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曾被加拿大约克大学、香港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40多个大学邀请做学术讲座。他10多次被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其中两次是由大会资助的。研究领域：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文体学、语篇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与外语教学。联系方式：dlzhcn@ 163. com。
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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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喵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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