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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讯|《当代语言学》2022年第5期

五万学者关注了→ 语言学心得 2023-01-10

博士招生|北京师范大学2023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招生

2022-12-01


《当代语言学》


2022年第5期 

    《当代语言学》(北大核心、CSSCI来源期刊、AMI核心)2022年第5期刊发10篇文章。其中,语言类型学与新描写主义专题研究9篇,书刊评介1篇。文章涉及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张家口方言的示证情态与助动词化、潮州方言“做”的语法化、揭阳闽语“所”的分布和语法功能演变、(非)现实情态、语义范畴的寄生表达、上海话内部体标记“脱”的句法语义、东北官话“愿意”的情态用法、汉语的音系特征定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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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语言类型学与新描写主义专题研究

633 导语: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理念和方法及新描写主义 / 刘丹青

639 张家口方言的示证情态与助动词化——兼谈显赫句法操作 宗守云 唐正大

656 潮州方言“做”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 / 洪妍 林华勇

673 揭阳闽语口语里的虚词“所”:事实描写与理论蕴涵 / 邓盾 黄瑞玲

690 汉语方言(非)现实情态的寄生与去寄生——以处所标记为例 / 夏俐萍 周晨磊710 语义范畴的寄生表达——以绍兴方言体标记“上”寄生表达反预期语义为例 / 盛益民730 上海话内部体标记“脱”的句法语义 / 朱佳蕾750 基于“条件-结果”语义的意愿确定和认识盖然——以东北官话“愿意”为例 / 王越764 迷失在逻辑中:论“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之说 / 李艳芝 吴义诚 

书刊评介

781 探寻关系小句的共性:双中心语结构理论——《关系小句的句法——统一的分析方案》评介 / 李所成 尹洪波


摘  要  

导语: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理念和方法及新描写主义

刘丹青    深圳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摘  要语言形式与意义、语言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学始终要面对的两个核心问题。能不能很好地回答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是判断理论良莠的重要条件。如何处理好理论与事实的关系,更是一个超越了语言学的科学观问题。对这两个核心问题,语言库藏类型学和新描写主义共享重要的理念。总体上,库藏类型学更致力于对前者的探索,新描写主义更关注面向后者的科学理念。本期《当代语言学》是以库藏类型学和新描写主义为主体的语言类型学专号。关于新描写主义的理念,胡建华(2018)已做过清晰的表述。本文重点阐述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兼及库藏类型学和新描写主义的关系。

张家口方言的示证情态与助动词化——兼谈显赫句法操作

宗守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唐正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摘  要:“说”和“见”是张家口方言的示证情态助动词,标志着存在较为典型和成熟的示证情态范畴。“S说/见VP”是最典型的示证情态表达句。“说”是传闻示证情态助动词,标志知识来源和获取途径主要是听闻其他说话人的话语,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媒介。当前说话人对所引话语表达的命题持有不确定的信疑态度,即不承诺该命题的真值。该命题可以表达事件语义,也可以表达状态语义,事件语义可以为现实性的,也可以是非现实性的,但必须有确定的、可否定的真值。“见”表明知识来源是当前说话人因为曾经亲见而获得,在无标记的语用条件下说话人确信并意图向听者传达命题为真的信息,而且该命题内容必须是现实且可直接感知的。张家口方言中“S说/见VP”编码示证情态,并不编码和融合认识情态,这一点异于普通话。示证情态的本体功能是当前说话人告知当前话语的知识来源和获取方式,并不必然、强制地标示当前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命题真值的承诺。在有些情况下,示证情态对认识情态的提示效应归因于会话隐涵这样的语用要素。“说”和“见”都是通过“主语-主语提升”从而语法化为情态助动词和示证范畴标记,同时使得原来感知动词的补足语从句升格为示证情态的载体。张家口方言中可以形成较为成熟的示证情态,与该方言中发达显赫的助动词化句法操作是和谐的。文章在描写和讨论的基础上,试图对库藏类型学的显赫性概念进行认识上的扩展,即除了观察到张家口方言中成熟显赫的示证情态范畴之外,还注意到特定句法位置、句法操作的显赫性。具体讲,张家口方言中以[SUBJ [AUX [VP]]]作为目标结构的句法操作,表现出一定的显赫性和强大的同构吸引能力,例如除了本文描写的活跃多发的情态助动词提升之外,还可以包括发达和系统性的介词悬空等句法操作,这些都体现了显赫性范畴、结构、句法操作的物尽其用原则,以及语言内部象似性倾向。文章据此提出一个研究汉语方言基本论元结构构造的切入角度、参项和可能的类型。

关键词: 张家口方言 示证情态  助动词化  显赫句法操作  “说”

潮州方言“做”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

洪   妍 林华勇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  要潮州方言的“做”有多种用法,包括做动词、介词、副词、连词、构词语素及疑问代词等。在对以上功能进行详细描写的基础上,可重构潮州方言“做”的不同功能之间的演变关系,梳理其语法化路径。其中副词功能由构式“做蜀下”经由音节删减演变而来,在演变过程中,伴随着语音形式的变化,由偕同义发展出了总括义、高程度义。语音变化在语法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语义、语法的演化促进了语音形式的变化,语音形式的变化反过来巩固新的用法,语音形式与语义、语法等要素的演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语素的多功能性在汉语中普遍存在,这可能是汉语较为“显赫”的语法特点。对同一语素的多功能性进行充分的描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其演化途径,是方言语法研究坚持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新进展和新要求。

关键词潮州方言  “做”  语法化  音变  语音形式

揭阳闽语口语里的虚词“所”:事实描写与理论蕴涵

邓   盾   清华大学中文系

黄瑞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

摘  要本文考察揭阳闽语口语里虚词“所”的分布,并结合新报道的语料与其他相关事实,探讨虚词“所”的语法功能演变。揭阳闽语口语里的虚词“所”有两大类分布:一是前附于动词,与动词构成一个结构体。该结构体可单独充当判断句主语,也可与名词化标记“个”组合后充当判断句或非判断句主语以及定语。在上述每种用法下,该结构体都带有全称量化义。另一类分布是前加于“次/回”义的动量词“[leŋ33]”,与该动量词组合后一起修饰谓语核心,对谓语动词所指称的事件进行全称量化。本文认为,包括揭阳闽语口语在内的后世各汉语系统中的不同虚词“所”,都与上古汉语的结构助词“所”存在渊源。为建立这些汉语系统中不同虚词“所”之间的关联,我们基于“所”的分布,利用生成语法的语类特征表示法,给出了相关汉语系统中作为不同虚词的“所”的语类特征表达式。借助这些表达式,我们展示了上古汉语的结构助词“所”在后世语法功能演变的具体表现:体词性降低、谓词性提升、论旨角色类型减少、虚化程度变高,即由名域虚词向动域虚词转变。

关键词:  揭阳闽语  “所”  虚词  语法演变  普方古比较

汉语方言(非)现实情态的寄生与去寄生——以处所标记为例

夏俐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周晨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摘 要:(非)现实情态在汉语中没有专一的形态句法标记,但汉语中的某些词、句式或语法标记在表达基本功能时,显示出对(非)现实情态的敏感性。从库藏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非)现实情态在汉语中是一种寄生范畴。本文讨论汉语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现象。部分汉语方言相当于普通话“在”和“到”的两类处所标记,在介引空间处所之外,“在”类处所标记寄生现实情态义,“到”类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义。文章从湘语益阳方言的两类处所标记出发,结合时制、语气、情态和体范畴,发现“在”类处所标记寄生现实情态义,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说话者认定的已然事件;“到”类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义,反映出强烈的言者主观性,出现于祈使句、条件句、各类情态句以及反映言者主观性的陈述句。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是一种弱寄生,当强调原型的静态持续义或动态位移义,或者遇到更强势的寄生宿主时,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就会被屏蔽,从而发生去寄生现象。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与施其生(2006)提出的“非使然-使然”具有对应关系,但处所标记只是(非)现实情态寄生的众多宿主中的一种,而且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非)现实情态  处所标记  寄生  去寄生 

语义范畴的寄生表达——以绍兴方言体标记“上”寄生表达反预期语义为例

盛益民    复旦大学中文系

摘 要基于语言库藏类型学中寄生范畴的思想,本文提出,某个语义或者语用范畴的表达方式可以分两大类:专职手段与寄生策略。对于反预期语义的表达来说,也存在两类:既可以使用专职的语法手段来表达,比如普通话的反预期副词“竟然、居然”;也可以通过寄生手段来实现,比如短时副词“忽然”也寄生了反预期语义。本文主要以绍兴方言的完整体标记“上”为例,讨论语义范畴寄生策略的相关问题。文章首先探讨了认定寄生范畴的操作性程序,指出需要确定存在对立表现以及满足寄生语义的规约化要求。文章也探讨了寄生范畴这种语义语用限制对语法标记句法表现制约所能产生的影响,指出这是寄生策略的句法后果。此外,文章还就寄生范畴相关的演变问题进行了考察,对寄生范畴的来源与去向作了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库藏类型学  寄生范畴  绍兴方言  完整体标记  反预期

上海话内部体标记“脱”的句法语义

朱佳蕾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摘 要: 本文秉持新描写主义的精神(胡建华2018),采用Filip和Rothstein(2005)、 Filip(2008)对事件终结性的最大化算子的分析框架,详尽描述上海话内部体标记“脱”的句法分布及其语义功能。我们指出,“脱”的允准条件是:其作用的事件本身必须蕴含有界的梯级。“脱”本质上是一个操作于事件集合的“最大化”算子(MAXE),该集合必须依据某一排序标准形成偏序,“脱”的作用就是在集合中挑选出当前语境下唯一的最大化事件。这一分析可以解释:1)“脱”总是出现在表达有界事件的语境中;2)“脱”出现在渐进性客体谓词中时,客体总是得到量化或定指的渐进性客体解读;3)对事件集合的排序标准可以由句法成分、句法结构或者语境提供,因此“脱”的解读常常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来自于排序标准的不同。

关键词最大化算子 渐进性客体 有界事件 终结性 内部体

基于“条件-结果”语义的意愿确定和认识盖然——以东北官话“愿意”为例

王   越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摘 要: 普通话中情态动词“愿意”对主语语义有限制,比如要求主语至少是指人名词,且必须是具有自觉意志的主体,是典型控制情态动词,属于施事导向情态范畴。而东北官话“愿意”除了意愿情态用法之外,还发展出言者导向的情态用法,即“S愿意P”表达言者对事件的认识与判断,此时主语已被剥夺了自觉意志,并非意愿主体,因此对是否指人或有生均无限制。这里的“愿意”虽也在主谓之间,但其事实上的认识主体是言者。我们认为,这种用法的“愿意”具有三个方面的语义特征:第一,标示所在的句子总是表达言者的认识,而非施事的行为。第二,“愿意”并非纯粹、直接的认识情态标记(如“肯定、可能”等),它和表意愿的“愿意”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语义核心——“条件-结果”的确定性。例如意愿情态的“A愿意为P(爱情)而Q(辞职)”可以还原为“P→Q”这个条件/原因-结果关系,意愿主体同时承诺这种关系的确定性和对结果负责;而所有的提升情态句都可以表达为“在P(多浇水)的条件下,T(花木)愿意Q(死)”,此时“P→Q”条件-结果关系的确定性表现为认识层面的盖然性,即言者承诺“P→Q”的真值。从意愿的确定到认识的盖然,其语义内核都建立在条件的充分性和结果的盖然性上。第三,控制情态的“愿意”和提升情态的“愿意”句中的条件都必须存在,但在具体的表达中都可隐可现。二者还有一个共性,就是该条件P是自由可选的,即存在一个潜在的条件集合{P1, P2,...},而意愿主体或认识主体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条件P1,放弃了其他条件,因此他对P1所导致的结果具有清晰的认知。“选择爱情这个条件,会导致辞职这个结果”,此时意愿主体必然存在“不选择爱情”这个可选项。这种条件可选性也保留在提升情态句中。

关键词东北官话  愿意  言者导向  条件-结果  寄生

迷失在逻辑中:论“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之说

李艳芝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交流学院 

吴义诚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针对冯胜利(2016, 2021)提出的北京话“具有复杂的重音系统”因而“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的论断,本文先摆语言事实,后讲逻辑道理。鉴于声调语言和重音语言是音系类型学的专门术语,本文首先描述了这两大音系类型的地理分布与特征,表明世界上声调语言或重音语言均具有规律性的声调系统或重音系统;然后聚焦该论说中的研究方法与语言事实,揭示出其依据是数量有限的语言单位在话语语境里呈现出的随机性特征,而非汉语在词层系统化的音系特征。最后,本文指出:1)将汉语(包括北京话)界定为重音语言的论说,本质上是将语用表现误作语法学知识(包括音系学知识)的结果;2)该论说意味着同一种语言里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音系系统,即声调系统和重音系统,这在汉语(包括北京话)这种单音节语言里是不可能的;3)科学的论断是与“前提真,结论必真”这样一套演绎逻辑密切相关的。我们对一种语言的音系特征进行定性时,不能按照“有X”就可称为“X类型语言”的简单逻辑。

关键词声调语言  重音语言  逻辑演绎



期刊简介   

   

     《当代语言学》(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之一。它是由《国外语言学》易名而来,而《国外语言学》又是从《语言学资料》(系《中国语文》附属刊物)和《语言学动态》发展而成。几番易名反映了几代学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探索过程。

《当代语言学》有着优秀的学术传统,已经成为反映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水准的学术旗帜和标杆。《当代语言学》秉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之原则,发表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前沿探索的学术论文,为全球华人学者提供一个在理论和方法上推陈出新、交流切磋的平台。

《当代语言学》根据国际学术期刊的惯例,采取匿名双审制。本刊力克学派门第之偏见,对文章言之成理有论有据者做到中正筛选,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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