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广义熵指数对我国“十五”至“十三五”期间四大经济地带及其省级行政区域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衡性进行测度和分解，并全面考察其时空特征及其空间相关性演变格局。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我国地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显著提高，地带及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中西部增长较快，东部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东北增速下滑显著。从空间上看，泰尔指数及其影响总体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格局。从影响机理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和区域创新能力是造成四大经济地带教育事业费投入失衡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持”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四大经济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四个五年规划；广义熵指数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1995〕43号）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逐步形成中央和省两级投资、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省级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和进步程度对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建设投入相比，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是有弹性的。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供给能力、无法限制毕业生就业地域选择、教育经费投入意愿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通常更注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投入，减少或牺牲高等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致使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水平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差异性、失衡性和政治周期性特征。经济增长虽然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但经济增长水平更高的地区并没有表现出相比其他地区更强的高等教育投资意愿，部分地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不够，致使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水平存在着水平较低、增长过慢、利用效率低、校际配置与地区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总体而言，地方经济发展决定着政府官员的社会形象及其升迁，政府官员的决策和能力反作用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这种“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GDP及其他领域增长，但对地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却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对本地区的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短期评价结果可能存在“污染性”“偏颇性”因素的影响，而长期观察结果则更能科学揭示地方政府对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持力度的规律。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多为横截面数据分析，没有考量各主体的差异及时间等因素，样本选择的时间跨度多为1年或几年，鲜有从2001—2020年横跨四个五年规划政治周期的视角研究全国31个省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投入的努力程度和进步程度，分析不同地区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成因。因此，基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的相似性，本研究采用广义熵指数和夏普利值（Shapley）分解测度考察四大经济地带及其所属省级行政区“十五”（2001—2005年）、“十一五”（2006—2010年）、“十二五”（2011—2015年）、“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以下简称“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水平及其差异原因，为国家及地方相关政府部门管控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拨款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是不同地域地方高校教育事业费及公用经费的相对数指标，综合反映不同地域高校教职工等的财政性收入及学校正常运转程度，其高低直接影响辖区高校人才引进、教育教学活动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声誉。该指标投入多少既直接关乎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也折射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意愿及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本研究从全国、四大经济地带及31个省份的年度和五年规划等视域考察“十五”至“十三五”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进而为推进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的基本技术路线为：选取分析指标→描述性统计→广义熵指数→夏普利值分解→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考虑到我国地区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抑或相似性，本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经济地带的分类方式，综合考量有关指标在空间上的作用及影响。其中，东部有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级行政区；中部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级行政区；西部涵盖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级行政区；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级行政区。

　　（二）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20年度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教育部等网站。

　　（三）研究方法

　　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水平差异分析及量化主要有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多元指数、变异系数、空间计量、夏普利值分解、Moran’I指数等方法。本研究以具有针对性、说明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的泰尔指数作为四大经济地带及其所辖省级行政区域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的测度方法。

　　泰尔指数的取值范围通常为零到正无穷（大于等于0），依次表示为样本间从小到大的均等性。如果泰尔指数出现负值，则说明公平形势发生了逆转。泰尔指数越大，地带间或省际教育经费支出越不均等；反之，教育经费支出差异越小。

　　泰尔指数表示的各地区之间的总差距，可以分解为组间、组内差距两部分。主要用来观察和揭示组间以及组内差距各自的变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并反映各自在总差距中的影响力程度。本研究以样本中的31个省市间总差距为例，利用泰尔指数将它分解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带间的差距。假设用y_i表示个体i的收入份额（占总收入的比例），y_k表示第k组的收入份额（占总收入的比例）。组内差距项由各组的组内差距之和构成。记TI_a与TI_b分别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则可将泰尔指数分解如下：

　　其中，TI为泰尔指数，TI_a为区域间差异，TI_b为区域内差异。进一步，可以计算第k组组内差距的贡献率和组间差距的贡献率，以反映该因素对全国区域教育经费支出总差异的影响程度。

　　2. 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值分解法。夏普利值分解法运用合作博弈的思想来分解各个回归变量对因变量差异的贡献。将传统回归方程分解与夏普利值法相结合，可把目标变量的不平等分解为其决定因素的贡献，并量化为各回归变量对因变量不平等的贡献。

　　具体而言，本研究选择2001—202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高等教育规模、政府教育投入意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政府财力、区域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产业结构等9项不存在明显替代性和对抗性的指标作为省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其中，高等教育规模、政府教育投入意愿和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是影响区域高等教育财力资源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水平是教育资源投入的资金保障，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区域的高校密集度、学生规模和教学设施完备程度等，进而会对区域教育资源可获得性产生影响，换言之，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反映了区域智力知识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一般而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领先的区域对高等教育需求相较于落后区域更为显著，并且这些区域更可能在教育领域投入社会资源；人口流动作为教育传播的载体，也是影响教育资源投入的因素之一，人口汇入区域通常会聚集更多的教育资源；产业结构反映了区域产业的高级化程度，第二、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农耕经济占比较小，农村人口比例较低，更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投入。

　　在变量选取中，地方高等教育规模（Number）用区域在校大学生人数反映，政府教育投入意愿（Edu_inv_will）通过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计算，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Hedu_inv_will）通过地方高校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计算，经济发展水平（Ave_GDP）和政府财力（Ave_bi）分别通过区域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反映，区域创新能力（Ave_patent）通过万人均专利授权数反映，城镇化水平（Urban）用区域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表示，人口流动（Outflow）用区域户籍人口减去常住人口的差值反映，产业结构（Struction）用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占区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

　　回归方程选取2001—2020年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四大经济地带及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数据单位为人或元，同时为了使变量数据更具平稳性，本研究将以上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综上，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如公式4所示：

　　其中，σ代表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i和t分别指不同省域和年份，i=1,2...,31，t=2001，2002...，2020。

　　三、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全国四个五年规划的时空演绎情况

　　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为按自然年度计算的地方普通高校每名学生平均耗费的高等教育事业费（地区全年高等教育事业费总额/地区年均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这一指标可以用于考核教育成本、教育投资使用率，其高低及增长水平也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努力程度”和“进步程度”（未包含政府对高校的基本建设等投入）的集中表现，同时可以全面反映高校人员经费及其教育教学日常正常运转保障情况。从全国层面看，2001—2020年我国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从6816.23元上升到20919.17元，增长率206.90%，年平均增长速度6.02%。全国“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平均值分别为5939.04元、7624.86元、16016.55元和20596.19元，平均增长速度为-5.93%、12.29%、14.77%和2.95%。“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增长率最大值为51.70%（新疆）、85.61%（宁夏）、164.81%（宁夏）、40.51%（西藏），最小值为-41.54%（贵州）、-32.14%（海南）、-43.38%（云南）、-17.67（甘肃）。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极差率为1.27、1.63、1.31和1.18，增长率极差率为0.34、1.72、-9.43和-1.56。说明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全国各省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及其增长速度并不均衡。进一步观察发现，四个五年规划期间极差率的最高值多出现在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或第五年。

　　（二）四大经济地带四个五年规划的时空演绎情况

　　从四大经济地带情况看，2001—2020年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平均值为15571.73元、8719.86元、12178.39元、9837.53元，各地带投入水平均有显著提高，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发展格局，中部仅为东部的47.12%、43.51%、60.00%和60.25%，东北部为东部的57.85%、58.27%、69.09%和62.05%，长期形成的“中部塌陷”“东北衰退”格局并未得到有效改观（见表1、图1）。各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增长率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持续上升，且于“十二五”期间陡峭式上升达到峰值后，“十三五”期间断崖式下滑。其中，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实现占国民生产总值4%是一个“分水岭”，2012年后部分省市增速逐渐下滑乃至出现负增长。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增长率发展较快，而东北地区增速则显著下滑。

　　四、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广义熵指数测度分析

　　（一）全国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泰尔指数

　　2001—2020年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全国TI区间值为0.0322~0.0701，平均值为0.0504。随着时间延伸，TI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2001—2012年呈现高速下降，并于2012年达到最低；2013—2020年呈低位逐年震荡态势，且2019—2020年略有反弹。（见图2）说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不均衡性得到持续改善。其次，全国TI地带内差距贡献度区间值为68.27%~86.26%，平均值为76.06%；地带间差距贡献度区间值为13.74%~31.73%，平均值为23.94%，地带内差距是造成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的主要成因。最后，2001—2020年四个五年规划期间，TI平均值持续降低，表现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二）四大经济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泰尔指数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TI区间值为0.0297~0.0807、0.0007~0.0109、0.0098~0.0751和0.0001~0.0108，平均值为0.0579、0.0044、0.0345和0.0026。2001—2020年四个五年规划期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TI呈现“M、W、W、M”形态，（见图2）除“十二五”期间“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外，总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从四个五年规划TI平均值演变情况看，东部为“上升→下降→再下降”，峰值为“十一五”，峰谷为“十三五”；中部、西部为“下降→下降→上升”，峰值为“十五”、峰谷为“十二五”；东北为“上升→下降→再下降”，峰值为“十一五”，峰谷为“十五”。

　　（三）全国泰尔指数地带间贡献率和地带内贡献率

　　数据显示，四个五年规划期间TI的地带间贡献率、地带内贡献率均呈波动变化，地带内贡献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说明近20年来地带内的差距直接促成了总体差异的上升，为造成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地带间差异的贡献率变化幅度较小，且一直低于地带内差异。这说明随着中央对区域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协调，东、中、西、东北部地带间的差异已经不再是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的主要威胁，省级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投入及其经济发展的省际差异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根源。

　　（四）四大经济地带泰尔指数对全国总差异的贡献

　　四个五年规划期间，TI地带内贡献率数据总体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见图3）且东部地带内贡献率大于西部、中部、东北地带内贡献率之和。除“十一五”期间“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外，其他期间均“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地带内贡献率大于西部、中部、东北地带内贡献率之和。结果表明，东部、西部地区省际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差异是影响地带间差距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东部地区TI地带内贡献率区间值高达36.93%~62.66%。虽然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极大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省市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但由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别涵盖10个和12个省级行政区（占全国31个省市的70.97%），省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中部、东北地区TI地带内部贡献率区间值分别为0.91%~1.45%、0.20%~0.60%，且中部地区四个五年规划呈下降态势，说明中部、东北地区省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比较均衡，且中部地区四个五年规划期间省际投入日趋均衡。总体而言，2001—2020年四个五年规划期间，我国四大经济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存在绝对趋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条件趋同，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是影响地带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五、四大经济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差异的解释

　　（一）全国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差异的解释

　　1. 回归结果分析。表2列示了全国范围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相关性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区域高等教育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与地方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投入力度呈负相关，即区域高等教育规模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当地高校所获得的生均教育经费资源越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区域内在校大学生数量的增多使得教育资源使用率提升，因而平均每名高等教育学生所耗费的教育成本减少。而城镇化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重视教育领域的投资，因而更可能在教育领域投入除财政资金以外的社会资源，使得当地教育投入相较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趋于饱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对地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减小。

　　政府教育投入意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政府财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影响均为正向，即随着上述因素的正向化变动，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力度将加大。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有着积极影响。另外，反映人口流动的区域人口净流入数与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具有正相关性关系，即区域净流入人数越多，当地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力度越大。

　　2. 夏普利值分析。表2第（2）列夏普利值反映了不同因素对全国范围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等现象的解释程度。首先，在导致省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出现不均衡现象的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作用最为显著，相对贡献率分别达到24.26%和24.23%，验证了高等教育生均投入机制依然受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驱动。地方政府并没有构建与高等教育投入规律相适宜的分配投入机制，仅依靠地方政府现行自身经济水平与财力很难遏制省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现象。其次，区域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的夏普利值分别为15.78%和8.82%，揭示了区域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在推动地方政府向高等教育培养投入中的潜在路径。即区域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越高，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本土留存消化能力越强，从而刺激地方政府扩大高等教育投入与不均衡现象的出现。此外，高等教育规模的夏普利值为8.30%，说明了规模效应在高等教育生均投入不均衡现象中的贡献。最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意愿、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区域产业结构以及人口流动均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省际不均衡性产生了影响。

　　（二）四大经济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差异的解释

　　1. 回归结果分析。表3列示了四大经济地带范围内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其中第（1）、（3）、（5）、（7）列为相关性回归结果。四大经济地带高等教育规模与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投入力度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四大经济地带政府财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三个因素均与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投入具有正相关性，上述因素在四大经济地带与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相关性和在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呈现的结果一致。四大经济地带城镇化水平、政府教育投入意愿以及区域创新能力的结果与全国的区别主要在东北部，具体而言，城镇化水平除东北部外，其余三区均与生均教育事业费呈负相关，而政府教育投入意愿和区域创新能力除东北部外，其余地带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影响均为正向。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除东部外，其余地带与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投入力度为正向相关。东部和中部的产业结构因素与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呈正相关，而东北部与西部的产业结构因素则与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呈负相关。

　　2. 夏普利值分析。表3第（2）、（4）、（6）、（8）列夏普利值反映了不同因素对四大经济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等现象的解释程度。在四大经济地带内部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性的贡献因素中，笔者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对贡献率均排列前三。进一步说明四大经济带内部高等教育投入不均衡现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区域创新能力关联最为密切。其次，城镇化水平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对四大地带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性的影响整体排名处于中上游。但城镇化水平在西部和东北部的排名相较于东部和中部较靠后，分别位列第五和第六位，贡献率为8.03%和8.51%。这意味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人口数量和占比的变化更容易扩大省际高等教育成本投入差异，即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带来高等教育需求层次更加多样化。此外，政府教育投入意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等在东部、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现象的相对贡献率及其位次也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需要高度认识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最后，回归结果显示了高等教育规模、产业结构和人口流动在四大经济地带内部高等教育投入失衡现象的贡献水平。发现高等教育规模对东北部、西部、中部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性贡献率为10.96%、10.03%、8.12%，而在东部贡献率仅为3.26%。进一步验证了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在东部经济带内部布局较为合理。产业结构在中部、西部和东部的相对贡献率为9.10%、8.04%和5.07%，而对东北部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性的贡献率仅为1.72%。说明中部和西部产业结构的失衡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投入布局，导致经济带内部高等教育失衡现象加剧。人口流动除对东北部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省际不均衡性的贡献率（12.66%）排第四位外，在其他地带与全国排名情况一致，均位于最后一位，对不均衡性的贡献程度最小。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综上对2001—2020年四大经济地带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描述性统计及泰尔指数、夏普利值等量化分析，本研究发现：①近20年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变迁过程中，四大经济地带及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在四个五年规划期间，不同的增长态势具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东北>中部”→“西部>东北>东部>中部”→“中部>东北>西部>东部”→“西部>中部>东部>东北”趋势。②四大经济地带的泰尔指数及其影响总体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格局。受中央对区域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协调，四大经济地带间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不均衡性得到持续改善。但经济地带内部差距是造成全国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的主要成因。③通过对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失衡现象进行夏普利值分解，进一步识别了四大经济带高等教育投入失衡主要受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区域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高等教育重视程度和规模的影响。

　　（二）建议

　　1. 制定五年规划应充分考虑高等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首先，地方政府应当树立长期发展意识，正确认识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产出的专业人才和先进生产力对其经济竞争力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正确处理好长期和任期、教育经费投入与基础建设投入等方面的关系，破除行政任期的短视行为及锦标赛模式，确保实现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水平逐年增长。其次，地方政府应在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突出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支持力度的决策偏好，明确规定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2.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持”，改善地域性教育经费差异。首先，配套补助。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要努力发展本地经济、增强基础财力以提高获得中央财政配套补助的能力。同时为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断提高所属本科院校生均拨款水平，中央财政可结合本年度生均财政投入相比上年度变化情况，对完成情况较好的地区实施奖补政策。其次，在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第一次切割分配中要兼顾区域与省份的差异。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四大经济地带区域间的高等教育投入失衡现象已经得到改善，下一阶段要专注于四大经济地带内部的分配因素与激励。最后，中央财政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转移应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缩小发展差距等原则。应建立地方高等教育收益外溢测算模型，对我国地方高等教育收益溢出效应进行量化测算，并将其结果作为高等教育外溢程度高的地区实施地方间财政转移的依据。

　　3. 实现地方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地方高校应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其专业结构，提高开设专业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度，更好地满足地方企业发展人才需求，即通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等措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并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地区企事业单位发展基础，拓展支持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收入空间或办学经费的潜在来源，反哺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及经济收入，吸纳毕业生在地区的充分就业，提升地方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空间。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双赢”，以及“高等教育发展→区域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人均GDP提高→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提高”的良性循环。

　　4. 增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意愿和倾斜度。在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抑或保持稳定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积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的“三个增长”，确保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以上。具体说来，东部地区有关省市应通过增加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在国内外的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同时，河北、福建、山东、海南等省份应努力缩小与地带内其他省份地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差距。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地带内各省市除需加大经费投入实现稳步均衡外，还需提出并实现高等教育赶超战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并反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

【杨剑勇，浙江财经大学计划财务处处长、副研究员；赵柯青，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科研助理；郭化林，浙大城市学院特聘教授，浙江财经大学教授；鲍旦颖，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