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机制之一，在扶贫事业、抢险救灾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是对口支援的重要场域，其中2001年开始实施的高校对口支援已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中国特色教育帮扶措施。基于1994—201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一，高校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影响显著，对口支援使得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规模增加了5.92%~23.58%，高级职称比例显著提高了1.99~4.69个百分点。第二，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科研能力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提升效果还比较有限。第三，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影响显著，科技横向经费显著增加37.43%~52.38%。第四，对口支援是一项长期工程，其效果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显现。第五，相较于简单增加支援高校数量，“团队式”支援更能提高对口支援效果。

关键词：对口支援；教育均衡化；师资队伍；科研能力；社会服务

　　一、引言

　　2021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多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功不可没，对口支援就是其中之一。对口支援式扶贫开始于1979年，中央肯定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在同年确定了北京支援内蒙古等7个结对帮扶关系；1996年国务院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组织沿海发达省、直辖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县、自治区，一省（或市）帮一省，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开发建设贫困区，开启了大规模的对口支援式扶贫。这种极富政治任务性的扶贫措施也被用在了教育均衡发展、抗震救灾、抗击疫情等多个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其在促进受援地经济增长、企业升级、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早、质量高，并得到了“211工程”“985工程”等建设项目的支持，东西部高等教育资源不均逐渐凸显，阻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响应中央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促进高等教育区域间均衡发展，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组织北京大学等13所东部高校一对一帮扶石河子大学等13所西部高校。截至2020年，受援高校数量已增加到103所，支援高校数量增加到119所。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通过互派干部挂职、教师定向培养、本科生联合培养等措施，共同提升受援高校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研服务和管理水平。高校对口支援至今，已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区域间高校均衡发展工程。

　　高校对口支援项目的效果如何，还少有文献进行严谨的评估。现有文献发现高校对口支援推动了受援高校特色学科、科研平台和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对受援高校的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些研究多是通过问卷调查对口支援参与者的主观评价，并不能客观反映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影响。有学者对高校对口支援的机制设计、实施情况和成效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高校对口支援项目作为一项权威工具，缺乏资金支持和有效的评价制度、对支援高校激励不足，出现了“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观望性执行和对抗性执行”等现象。

　　本研究基于1994—201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以下简称《科技统计汇编》）和《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以下简称《社科统计汇编》），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全面评估高校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师资队伍、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影响，是对相关文献的一个补充。

　　二、政策背景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变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周期相吻合，以2001年、2006年和2010年出台的三个重要文件为分界，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2001—2005年：启动试点阶段。2001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首次提出实施高校对口支援计划，并确立了13对对口支援关系。2002年和2005年教育部又相继出台了对西藏和新疆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专项政策，增列16对高校对口支援关系。该阶段的政策目标是“以人才培养工作为中心，以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为重点”。另外，教育部并没有配套对口支援专项经费支持，只有受援校中的14所西部重点建设高校有共计10个亿国债资金。

　　2. 2006—2009年：持续发展阶段。教育部在总结第一阶段对口支援工作的经验后，于2006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标志着高校对口支援第二阶段开始。该阶段政策目标与上一阶段基本一致，但对口支援重心向院系下移。同时，教育部还联合财政部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将对口支援作为“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受援校教师进修和干部培训每人1.5万~4万元的经费支持。配套经费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受援高校师资和干部队伍的建设，缓解了过去对口支援活动经费紧缺的状况。

　　3. 2010年至今：成熟推进阶段。教育部在肯定对口支援政策的基础上，将高校对口支援工作向长期政策推进。2010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标志着第三阶段开始。《意见》指出，本阶段政策目标重心从受援高校自身发展转移到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强调对口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化。同时教育部还出台了硕博定向培养和本科生联合培养两项政策，为高校对口支援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20余年过去，高校对口支援已经体系化、制度化，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共同探索出一系列的对口支援措施。在人才培养建设方面，有联合培养、硕博招生专项计划、共享教学资源、开办学术讲座、交换生等措施。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受援高校的教师可通过进修、培训、硕博定向培养等方式，到支援校发展自身教学和科研能力；支援高校的名师也会通过挂职、支教、开办学术讲座等方式，到受援校去提升受援校教师能力。另外，支援校也鼓励毕业生到受援校任教，为受援校的人才引进助力。学科建设方面，支援高校助力受援高校进行学科点建设，协助申请博士点、硕士点，凭借其丰富成熟的经验帮助受援高校建设学院、实验室和课程。科学研究方面，支援措施包括联合科研、共建研究院、校-校-企合作和校-校-地合作等。管理水平方面，互派干部挂职是最主要的支援方式。如截至2018年，清华大学先后派出了4位教授出任青海大学校长，19名高层次专家教授出任院系负责人，在青海大学的整体规划、院系调整、学科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所使用的高校发展数据，来自1994—2018年教育部统计的《社科统计汇编》和《科技统计汇编》。高校对口支援关系及其建立时间通过教育部官网手工收集。本研究主要关注教育部批准的高校对口支援，对于高校自主协商达成但未获教育部批示的对口支援关系，不在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内。根据笔者统计，截至2018年教育部正式批准了54所受援高校，均为非部属、非“985工程”院校；其中53所为公办本科院校，1所为民办本科院校；46所分布在西部地区，6所分布在中部地区，2所分布在东北地区。为使实验组与对照组更可比，本研究剔除了部属院校、“985工程”院校和独立院校。

　　（二）变量设定

　　1. 因变量。本研究将从师资、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来评估高校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发展的影响。

　　（1）师资队伍。规模和质量是师资队伍的两个维度，根据文献和数据可行性，本研究使用研究与发展人员数（以下简称研究人员）作为师资队伍规模的衡量指标，使用研究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作为师资队伍质量的衡量指标。在《社科统计汇编》和《科技统计汇编》中，研究人员是指正式职工中，用于从事社科/科技研究与发展工作时间占本人全部工作时间10%以上的人员，不包含纯行政和纯教学岗的教师以及辅助人员。

　　（2）科研项目与成果。本研究使用到《社科统计汇编》中社科课题数、社科著作数、社科论文数和获奖数作为社科方面科研项目和成果的指标；使用《科技统计汇编》中科技课题数、科技著作数、科技论文数和获奖数作为科技方面科研项目与成果的指标。《社科统计汇编》和《科技统计汇编》中还包括国外刊物发表篇数、国家级或省部级获奖数，但这两个指标质量较差，如科技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发表篇数在2002—2005年间迅速下跌，很有可能是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而国家级或省部级获奖数在受援高校中变异很小，所以本研究在分析科研项目与成果时剔除了这两个指标。

　　（3）社会服务。在《社科统计汇编》中，应用成果包含社科报告提交数和采纳数，反映了高校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在《科技统计汇编》中，不包含科技报告提交数，但增加了技术转让数、技术转让收入以及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科研经费数。由于技术转让数和技术转让经费同样在受援高校中变异很小，所以本研究在分析中剔除了这两个指标。

　　2. 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大学是否正在接受其他高校对口支援的虚拟变量，相当于双重差分模型中“实验组”与“政策发生后”的交互项。这里的实验组是指2000—2018年间教育部正式批准的54所受援高校，对照组是其他845所本科院校（不含部属院校、“985工程”院校和独立学院）。

　　3.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本研究在分析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社会服务的影响时，加入了科技/社科活动人员数、研究全时人员数两个控制变量；在研究对科研项目与成果的影响时，又进一步控制了研究经费投入。

　　（三）模型设定

　　由于不同受援高校开始接受对口支援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本研究选择双向固定效应作为基准模型，双向固定效应可以看作广义的双重差分模型。具体实证模型如公式（1）所示：

　　其中Y_it是高校i第t年的发展情况；模型(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Assist_it指高校i在t年是否接受对口支援；Control_it是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u_i为学校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高校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剔除受援高校和非受援高校的基线差异；φ_t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年度不随高校变化的因素、剔除受援高校与非受援高校共同的时间变化趋势。所以，在控制学校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受援的系数β反映的就是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净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 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影响。在2001—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3份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文件中，都强调了提升受援高校本科教育质量是首要任务，而其中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核心。表1展示了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师资队伍影响的实证结果，从第(1)~(4)列来看受援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对口支援既能增加受援高校研究人员数量，又能提升研究人员的质量；并且对社科和科技两支师资队伍都发挥了作用。从师资规模来看，对口支援使得受援高校的社科和科技研究人员数分别增加了15.3%和12.1%；从师资结构来看，对口支援使得受援高校的社科和科技研究人员中高级职称比例分别提高了3.76和3.02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说明，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对口支援的核心任务已经基本实现。

　　2. 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科研能力的影响。科研是高校的职能之一，教育部颁发的对口支援文件中也多次提到要提高受援高校的科研服务能力。表2展示了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科研项目和成果的影响，从第(1)~(8)列来看受援的系数大部分都为正，且当因变量是科技课题数和科技论文数时，受援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科研能力提升有一定正向影响，但主要体现在科技研究方面。

　　3. 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社会服务的影响。除发展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之外，增强西部高校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力也是对口支援的重要任务。2001年教育部首次提出高校对口支援项目就是为了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对口支援文件中明确提出支援目标从“受援高校自身发展”向“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转移。表3展示了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影响，从第(1)~(3)列来看，当因变量为社科报告提交数、社科报告采纳数、科技报告采纳数时，受援的系数在10%水平上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这些方面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从第(4)列来看，当因变量为科技横向经费时，受援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口支援显著增加了受援高校的横向经费。从系数大小来看，对口支援使得受援高校横向经费增加了48.5%。综上，说明对口支援提高了受援高校科技方面的社会服务能力，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显著增加。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分析。如图1所示，受援高校在接受对口支援之前与非受援高校在各方面的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平行趋势检验基本能通过。图1还反映出，对口支援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对口支援效果最早反映在社科师资队伍质量优化上，大约第3年受援高校社科研究人员高级职称比例将显著高于非受援高校。

　　2. 样本筛选。①平衡面板：基准回归模型中所使用的数据是非平衡面板，这可能会使实证结果受到新成立高校、存在缺失值高校的影响。为此，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平衡面板数据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当因变量为社科研究人员数和科技论文数时，受援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使用其他变量作为因变量时，结果与基准模型均一致。②剔除“211工程”院校：“211工程”“985工程”自实施以来，项目高校得到了更多的资源和声誉，发展迅速。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剔除“211工程”院校后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与基准模型均一致。③聚焦中西部高校：高校发展与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紧密交织，为剔除该影响，尝试只使用中西部高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与基准模型也均一致。

　　3. 增加控制变量。①控制学校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情况。本研究还尝试直接在回归中加入学校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即在模型中加入地级市的GDP、人均GDP和第三产业GDP占比，结果与基准模型也均一致。②控制“学校类型×年份”固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不同学科类型学校的发展趋势可能不同。本研究尝试控制“学校类型×年份”固定效应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模型也均一致。

　　综合，可以发现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科技研究人员数、社科/科技研究人员中高级职称比例、科技课题数和科技横向经费有稳健的正向影响。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对口支援核心任务圆满实现，受援高校的研究人员数增加了5.92%~23.58%，研究人员中高级职称比例增加了1.99~4.69个百分点，为提高受援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师资保障；对口支援也显著提升了受援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科技横向经费增加37.43%~52.38%。但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科研能力提升还有限，只显著增加了受援高校科技课题数。

　　（三）异质性分析

　　2001年对口支援项目实施之初，教育部批准的对口支援均为“一对一”支援。实践中发现“一对一”支援存在支援力度有限、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学科和需求不完全匹配等局限，2005年教育部开始鼓励“多对一”支援，牵头“多对一”帮扶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等新疆和西藏高校，并鼓励其他受援高校与优势高校自主建立对口支援关系。2005年各受援高校的平均支援高校数从1所增加到2.4所，并在之后数年基本保持不变。2010—2018年间，约70%的受援高校依然接受“一对一”对口支援；支援高校数量达到5所及以上的受援高校共7所，均分布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其中西藏大学的支援高校数最多，达到了17所。随着支援高校数量的增加，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支援高校过多带来了权责不明晰等管理问题。2010年，教育部创新性地提出“团队式”支援，在简单的“多对一”支援基础上，区分了组长单位和组员单位，突出“整体设计、协同工作”。从2010—2018年间，约11%~14%受援高校接受了“团队式”对口支援，包括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和塔里木大学。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支援高校数量和模式对对口支援效果的影响。从表4可知，当因变量为社科研究人员高级职称比例时，“受援×支援高校数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支援高校数量的增加，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社科研究人员质量的提升效果也将增加。当因变量为科技论文数时，“受援×支援高校数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支援高校过多时，支援高校权责不明晰，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因为支援高校数量越多的学校，往往其学校初始水平和当地经济发展更落后。另外，当因变量为科技研究人员高级职称比例、科技课题数和科技论文数时，“受援×团队式支援”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支援高校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团队式”支援比简单的“多对一”支援更有效，更能帮助受援高校提升师资队伍质量和科研能力。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启示

　　1. 建立以“一对一”支援为主体，以“团队式”支援为补充的高校对口支援体系，将人才帮扶由广度向深度转变。本文发现相较于简单增加支援高校数量，“团队式”支援更能提高对口支援效果。当受援高校基础薄弱时，简单增加支援高校数量会带来权责不明晰等问题，“团队式”支援更能发挥各支援高校的优势。本文发现对口支援显著提升了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规模和质量，核心任务基本实现。支援高校积极承担受援高校的人才培养任务，从最初的传帮带、进修、访学和挂职，到2010年后的定向培养博士、硕士单独招生指标，人才队伍建设措施已经体系化、制度化。继承这些有效的人才帮扶措施，将有助于受援高校人才队伍的进一步提升。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从“广度”帮扶向“深度”帮扶转变。根据清华大学对口支援课题组的调查，85.7%的受援高校进修教师在进修结束后表示想要接受“再培训”。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影响显著，对科研能力有一定影响但还有限。将人才帮扶由广向深转变，可以切实提升受援高校师资队伍的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2. 建立可持续性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框架。本文实证发现高校对口支援发挥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作为一项单向援助，其可持续性受到质疑。经济、抗震救灾、疫情防控等对口支援被称为一种“横向转移支付”，是“纵向转移支付”的有益补充。但由于支援高校是非营利组织，高校对口支援更多是“智力援助”而非“经费援助”。当支援高校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费用时，对口支援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极大限制。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可持续性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框架”。（见图2）在该框架下，为实现可持续性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需要中央政府、优势高校、优势地区政府与企业、受援高校和受援地区政府与企业五方共同参与，并以输血式经费支持与政策倾斜和造血式高校对口支援为两条基本路线。

　　输血式与造血式支援协同并举，是“可持续性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框架”的核心。输血式帮扶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经费与政策支持，通过转移支付和政策倾斜等方式作用于受援高校的经费和物资。高校对口支援项目是中央政府引导优势高校参与的造血式智力援助，主要作用于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行政化体系下，对口支援可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由中央政府激励优势高校积极参与其中；在“破五唯，立新标”的背景下，优势高校在对口支援等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可以作为一项新的评价指标。两条路线并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缠绕并进的，经费和政策支持能为对口支援提供物质保障和激励，对口支援则能提高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率、助力支持性政策的落地。

　　两条基本路径有效实施，将进一步推动受援高校与受援地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首先，输血式和造血式支援有效实施，将带来受援高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增加和升级，推动受援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进而为受援地区政府和企业输送人才、贡献智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其次，受援地区全面发展后，财政能力和人才吸引力不断增强，又将进一步为受援高校发展添砖助力，实现受援高校和地方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后，优势地区政府和企业、高校还将通过经济、医疗等方面的对口支援助力受援高校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受援高校也将从中获益。

　　（二）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①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对口支援对受援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管理水平的影响，这些也是对口支援的重要内容。②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只关注了对口支援对科研产出数量的影响，并未评估对科研产出质量的影响。③本研究未能对机制分析进行深入探究。未来可通过知网和“Web of Science”收集高校论文发表期刊质量和引用量、高校合作发表论文情况，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信息，以衡量高校科研发表质量、构造科研合作网络，进一步探究对口支援项目对受援高校科研能力的影响和渠道。

【曹宇莲，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哈巍，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长聘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