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考综合改革对职业教育的招生模式、录取批次、志愿填报等进行了调整，使高职教育招生模式更加多元，招生标准更加注重综合评价，生源结构呈现差异化，招生专业的数量、人数和生源组成发生明显变化；中职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发展新特征；构建“职教高考”背景下职业教育考试招生还面临类型教育考试特征不明显、职业技能考核弱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规模有限等困难，需要进一步深化分类考试改革，建立与“职教高考”兼容的招生考试制度，完善职业技能考试，破解考试科目设置与专业培养标准低匹配的矛盾，深化一档多投改革，大力推进普职融通, 加快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

关键词：高考综合改革；职业教育考试招生；职教高考；高职教育；中职教育

　　始于2014年的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对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已展开了多年的探索，推进了中职教育的改革，对高职院校招生、专业发展、育人模式等带来机遇和挑战。本研究对新高考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上的探索进行梳理，分析新高考下高职教育、中职教育呈现出的新特征及面临的挑战，提出构建“职教高考”背景下进一步优化高考综合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高考综合改革对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的调整

　　1. 改革招生模式。此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选拔的考试招生体系。以作为首批试点的浙江省为例，改革既为全国改革探路，也为其他省市的改革提供经验。在多元选拔方面，建立起统一高考、三位一体、高职提前、单独考试四种招生模式并存的多元选拔体系，且四种招生模式均面向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统一高考招生”承袭了过去的“统考统招”模式。“高职提前招生”是对原有高职自主招生的升级，但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评价内容进一步推进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此外，浙江省还将原先的“一档一投”转变为“一档多投”，考生报名时可同时填报多所院校，可以同时被多个院校拟录取，最终由考生选择其中一所院校。如浙江省2017年高职提前招生录取的1.35万人中，有68.3%的考生填报了2所以上院校，有15%多的考生被2所以上院校专业同时拟录取，最后由考生选择其中的一所。“单独考试招生”是原“高职单考单招”选拔模式的升级，但考试科目由原先的“语文数学外语+专业理论”改革为“语文数学+职业技能考试”。另外，专业科目的考试方式有变化，原先的“专业理论”采用笔试形式，改革后的“职业技能考试”采用“笔试+操作考试”方式。

　　除上述主要招生模式外，中职学生升入高职还开辟了“3+2”和“5年一贯制”“优秀中职学生免试推荐入学”“中本一体化”等多条通道。如浙江省2021年共招收“中本一体化”学生77人，2022年上升到1395人。

　　2. 取消录取批次。新高考改革前，高校招生事先将高校划分为不同的录取批次，然后按批次顺序进行录取，高职专科学校只有等本科批次高校依次录取完成后才会轮到，因此无论是录取时间、录取分数均处于最末端，这使得高职院校很难录取到高分段的考生。新高考致力于扩大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权，打破高校之间人为划分的录取批次壁垒，尤其是浙江、山东的录取改革，将原先的高校分批次录取改为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实考人数的一定比例分段录取，这使得高职院校可以参与到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使一些原先受录取批次保护的院校面临录取分数下降或生源不足的风险，而一些原先受批次限制的高职院校或专业有可能实现逆袭。

　　3. 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新高考前高校招生录取模式基本采用投档到学校的模式，这种方式更多地体现为院校的录取标准，而非专业的录取标准。新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及投档是直接到“专业（或院校专业组）”，专业走向台前，而学校退居幕后，这种录取模式将原先的院校之间竞争改为专业（组）之间的竞争。原先处于录取最末端的一些有优势的高职院校和特色专业有机会录取到优质的生源。

　　二、新高考下高职教育呈现出新特征

　　（一）高职院校招生发生变化

　　1. 招生模式更加多元。此轮改革通过构建多种招生模式并存的多元选拔体系，使高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从多种招生模式中进行选择。招生模式的多元化使得高职院校的招录模式更加灵活，高职院校的生源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以浙江省属高职院校录取情况为例，表1为新高考前2016年和改革后近3年的主要招生模式及录取人数。

　　可以看出，改革前后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迅猛增加，从9万多发展到了14万多。其中，统一高考招生即传统的“统考统招”人数没有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单考单招升级为单独考试招生后人数也从改革前不到3万增加到6万多，新增加的高职提前招生模式占比近12%。

　　2. 招生标准更加注重综合评价。新高考下的高职院校招生试图改进以往唯分数的录取标准，由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向综合评价转变。如浙江省的四种主要招生模式中，“统一高考招生”采用“高考+学考”录取模式；“三位一体招生”采用“高考+学考+综合测评”录取模式；“高职提前招生”针对普通高中学生主要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组织的综合测试为基本依据；对中职学生则以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单独考试招生”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基本依据。

　　3. 生源结构更为差异化。首先，生源更多样化。新高考下多种录取模式并存，加上“5年一贯制”“技能优秀免试升学”等录取模式，高职院校之间的招生模式不同，其生源出现差异也就顺理成章。以某高职院校为例，其2022年各类招生模式录取的新生结构见表2。

　　其次，生源结构从文理相对单一向多元化转变。新高考实行科目选考后改变了传统的文理科组合模式，对高职院校的生源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图1为浙江省2017年以来第三段分数以上考生的科目选考情况统计结果，第三段对应的高校大多为高职院校。可以看出，地理选考人数比例最高，依次是历史、政治，物理、化学最少。并且历年来地理、政治、历史等文科类科目呈上升趋势，而化学、生物呈下降趋势，物理在大幅下降后趋于稳定。

　　图2为浙江省第三段省属高校录取考生的选考科目组合人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考生的选考科目组合差异明显，更多的学生倾向选考政史地、政史技等偏文的学科组合，物理、化学这些理科类科目考生选择率偏低。

　　（二）高职院校专业发展发生变化

　　以浙江省为例，高校的录取方式由原先的学校平行志愿改为专业平行志愿后，考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主动性，有效解决了考生兴趣和专业志愿不匹配的问题，杜绝了以往的“专业调剂”现象，使部分有优势的高职院校和部分特色专业脱颖而出，也使一些办学声誉差、质量低的院校和专业面临招生困难甚至淘汰的命运。高职院校的招生专业数、专业录取人数及专业录取分数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特征。

　　1. 招生专业数量的变化。表3为浙江省属高职院校历年来通过统一高考招生的专业数量（含相同专业）。可以看出，新高考前后专业数量有大幅的增加，并且近几年来的招生专业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此外，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细分的招生专业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以单独考试招生的旅游服务大类为例，表4为近3年来招生专业的变化。可见看出，旅游服务大类其内部的细分专业变化迅速，这也说明高职院校能密切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2. 专业招生人数的变化。新高考下高职院校专业的录取人数出现发展变迁。以单独考试招生为例，图3为浙江省历年来17专业大类录取的人数。整体来看，各大类的录取人数均有所增加，但大类间增加的幅度差异较大，计算机、财会、电子电工、商业、医学护理等增加幅度相对较大。

　　3. 专业的生源差异化。首先，高职院校招生模式的多样化必然使专业的生源组成多样。如某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2022年招收的145名新生中，来自统一高考招生的30人，高职提前招生的45人，来自单独考试招生的70人，其中又细分为财会类28人，外贸类42人。

　　其次，新高考后高职院校内专业之间的录取分数差异拉大。以浙江省属高职院校为例，取同一学校内所有专业投档分中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计算两者的分差作为该学校的专业间分差，表5为专业间分差的平均值和分布情况。由此可以看出，相比改革前的2016年，改革后的专业间分差明显增大，并且是改革初期专业间分差更明显，近2年来逐渐趋于稳定。

　　第三，学生的科目选考与专业的匹配度堪忧。以2022年统一高考招生机械类专业录取的新生为例，表6为随机抽取的不同层次高校录取新生样本中选考物理的情况。可以发现机械类本科专业均录取了选考物理的考生，但高职院校中仅占1/3左右。

　　（三）高职院校育人模式面临挑战

　　新高考下高职院校面临学生生源知识结构多样性、生源类型多样性、生源发展需求多样性等特征。首先，新高考前，高考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实行文理分科，同一高校和专业录取的学生学科知识背景大致相同，高考分数区间也较为接近。新高考后，同一专业录取的学生在选考科目上存在差异，其学科知识结构、特长学科上必然会出现差异性。科目选考可以使学生的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产生融合，也满足了高校个性化、多样化培养的要求，但对高校教育教学和教学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高职院校学生理科类科目选择率低，对专业建设尤其是理工科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出现部分学生知识结构难以适应就读专业需要的问题。其次，同一专业可能有多种招生模式录取的学生，除通过统一高考录取外，还可能通过“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高职分类考试录取，两类模式间的学生差异更为明显。第三，自2019年实施高职扩招后，高职院校的生源类型增加了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四类”社会人员群体。生源的多样性给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职院校如何通过改革人才培养的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教学管理等举措来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做到因材施教，达成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职院校要着重考虑的课题。

　　三、新高考下中职教育呈现出新特征

　　新高考促进中职教育教学的改革，对中职学生、学校和职业技能培养落实等均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新高考促进中职教育多样化发展

　　新高考的几种招生模式均对中职学生开放，其中上海的“三校生高考”、浙江的单独考试招生均只面向中职学生，为中职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开创出广阔的舞台。我们不妨从新高考下参加各类别招生的中职学生人数及发展变化来分析中职教育的发展动态。图4为改革前后单独考试招生报考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后单独考试招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职学生报考单独考试招生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有些学校甚至达到了100%的报考率。

　　（二）新高考促进中职教育差异化发展

　　首先，新高考下中职教育发展出现区域差异。同样以单独考试招生为例，图5为浙江省不同地域历年来录取率出现的变化。可以看出区域间的录取率差异明显，并且不同年份区域间差异和同一区域的录取率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其次，新高考下中职学校出现新特点。新高考下一些特殊类型的高校和专业重视对学生专项素质的考查，多采用面试和操作技能考试等形式来选拔。这促使中职学校之间在教育教学上出现新差异，一些中职学校将此作为契机，更好地形成职业教育的特色，打造出专业和课程品牌，促使一些具有专业特色的艺术学校、体育学校、综合高中等不断涌现，中职教育呈现出特色化发展格局，但也看到部分中职校陷入了“唯学历”怪圈、中职教育越来越像升学准备教育，越来越偏离就业导向。

　　（三）新高考推动职业技能培养的落实

　　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实施职业技能考试，弥补了仅用笔试在测试职业技能上的缺陷。这一方面对中等职业教育强化对实践技能的培养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有利于强化中职学校重视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技能素养的培养真正落到实处，促进了中职教学改革；另一方面使学生能较好地适应高等职业院校对职业技能的要求。

　　四、构建“职教高考”背景下高考综合改革面临的问题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依附于普通高校的统一考试招生，缺乏自身的教育评价体系,统一高考为主的招考制度不能满足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需求，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也进一步加剧了“职教次于普教”的错误社会认识。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措施就是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2020年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2021年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探索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评价办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焦点再度集中到“职教高考”上来。高考综合改革对“高职分类考试”开展了诸多的探索，但对照“职教高考”的新要求，还面临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1. 类型教育考试特征不明显，实际教学中则存在应试教育倾向。“高职分类考试”的亮点是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实施“知识+技能”的考试内容变革。然而，当下的“高职分类考试”在考试内容上还是存在重知识、轻技能的导向，这促使一些中职学校重视文化课教学，甚至学生一入学就区分“升学班”“就业班”。对“升学班”的课时安排向文化课倾斜，挤压专业课。另外，取消中职学生升学比例限制后，一些地方的中职学校涌现围绕升学组织中职教育的情况，中职普高化、应试化的倾向更为严重。如操作考试由考生选定模块，学生只针对自己所选模块进行练习，对其他相关模块的操作则不甚了解；有的中职学校片面追求高分考生、高升学率，组织考生进行过多的机械应试练习，导致中职教育越来越像升学准备教育，越来越偏离就业导向。

　　2. 统一考试与中职学校多样性教学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职业技能考试分为多个类别，不仅不同类别之间存在不均衡，而且同一类别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间的教学需求也存在不均衡。以机械类为例，不同学校使用不同的教学设备，如有的学校数控车工用的是华中系统，有的则是FANUC系统。同时，由于中职教育面向就业，教学的更新升级紧跟地区产业发展需求，而职业技能考试方案的调整往往具有滞后性，难以与最新的教学相对应。

　　3. “高职分类考试”操作中面对系列的困难与挑战。如现有职业技能考试实施方案注重专业性、系统性，过于追求理论性，造成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生获得一次完整的单独考试招生成绩须参加职业技能操作考试、职业技能理论考试、文化课考试3次考试，考试次数过多让考生疲于应考；现有的考试分操作考试+理论机考、操作纸笔+理论纸笔、操作机考+理论纸笔、操作考试+理论纸笔等多种形式，考试时间从30~180分钟不等，具体实施非常复杂，考试组织难度大；各考试类别设计了可选模块，有利于增加考生的选择权，但模块设置的科学性有待提高、模块分数的不等价缺乏公平性等问题；技能操作考试实施过程还存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等隐患。

　　4. 职业技能考核存在弱化倾向。职业技能考核是职教招生专业能力考核的“重头戏”，但在职业技能考核实施方面，操作性的职业技能考核还存在难以完全量化的问题，更多依赖考官的观察和主观判断来评定考生成绩，这使社会对职业技能考核的科学性、权威性产生怀疑。此外，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职业技能考试各项标准和规范执行难的问题。

　　5. 普职融通机制尚不健全。普职融通是扩大“职教高考”生源基数、优化“职教高考”生源结构的关键性举措。但在现实中还是存在制度不健全、支持保障力度不足、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系列问题。如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还存在偏见，技术技能人才总体待遇偏低、发展渠道较窄，不少学生将职业教育视为无奈选择，高职院校的社会报考热情不高，综合生源质量普遍偏低。

　　6.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规模有限。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长期以来体系不够健全，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一直处于“空白”。近年来，虽然采取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试点等系列政策措施，已逐步建立并壮大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但职业本科教育推行时间短，规模还是十分有限，难以满足中职学生的升学需求。

　　五、深化高考综合改革促进“职教高考”构建的思考

　　随着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进入全面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新时期，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优化势在必行。

　　（一）进一步深化分类考试改革，建立与“职教高考”兼容的招生考试制度

　　首先，构建普教与职教并行的招生制度体系。“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打破了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招生机制，开辟了新的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路径。在新的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需要在构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双轨并行的考试招生制度上取得突破，实现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双轨并行”“双引擎驱动”。“职教高考”在考试时间、考试科目与内容、招生计划管理、招生录取标准等制度设计上必须以职业教育的定位和培养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畅通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升学路径，拓宽职业教育体系外部招生渠道。目前，高职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还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多数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占比还较少。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类型、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采取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同批次并行招生等措施，稳定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另外，从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来看，高职院校也应扩大中职学生的招生比例，适度减少对普通高中学生的招生，形成以中职学生、普通高中学生生源为主，社会人员生源作为补充的格局，从而实现高职招生生源类型的多元化。

　　（二）完善职业技能考试

　　一是命题上回归基础、降低难度。职业技能考试应侧重考查高职教育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转变，适当降低命题难度，引导学校不弱化实践技能的培养，减少应试教育倾向。二是考试组织上删繁就简、增强可行性。如所有类别的理论知识考试均采用闭卷笔试，实行全省统一考试。有关类别技能操作考试可由省级统考改为市县组织，实行合格性考试或等级性考试。三是考试内容上优化模块、提高可操作性。取消部分模块，减少同一类别内划分过细模块，取消过时的模块，合并相关的模块，重点考查基础知识。如取消各类别理论考试中的选做模块，将部分类别由考生报名时选择模块改为考试现场抽取模块等。

　　（三）破解考试科目设置与专业培养标准低匹配度的矛盾

　　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高职院校每个专业都有自身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招收的学生在知识结构、技能水平上与相应的专业质量标准是否匹配，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关系重大。目前，高职院校招生最主要的生源还是普通高中学生，招生标准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参加统一高考的普通高中学生，主要依据是统一高考成绩,大多数高职院校为了保证生源数量，并未对专业选考科目提出要求，因此，无法保证考生高中所选科目与录取的专业标准是否匹配。二是对高职提前类招生的普通高中学生，主要依据是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成绩。但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属于标准参照考试，难度和区分度较低，其与高职院校专业的匹配度并不高，将其作为招生的主要依据无法保证专业培养标准要求，并且高职院校中许多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物理、化学等理科类学科知识基础。因此，要体现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标准的要求，开设适当选考科目设置是“职教高考”的必然要求。

　　（四）深化一档多投改革

　　“职教高考”的制度设计还要努力促进考生和高职院校之间的双方选择，实现考生职业兴趣、学科专长与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标准的优化匹配。在高职扩招背景下，学生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有所缓解，许多地区的高职招生呈现“愿录尽录”的特点。深化一档多投改革，扩大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成为高职招生趋势。一档多投可让高职院校建立起危机意识，顺应社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努力提升办学质量和专业竞争力，在双方选择前提下通过“错位竞争”招收到合适的学生。

　　（五）大力推进普职融通

　　推动普职融通联合育人，提供中学生更多的升学渠道和享有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这是“职教高考”制度设计应有的目标。当前我国普职融通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备，支持保障力度还不足，参照《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的“推进学历教育学习成果、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分转换互认”要求，应进一步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同时，应建设“职教高考”向应用型高校、部分综合型大学升学的制度，优化职教高考的生源结构，丰富职教高考的招生对象。

　　（六）加快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步伐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首先，大力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支撑，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职教高考”制度核心的工作。为此需要尽快扩大本科职业院校试点的范围，增设更多的本科层次高职院校。目前，本科层次高职院校建设的方法主要有“专升本”、普通高校转型和新建高校几种途径。因此，要努力扩大“专升本”的数量规模，加快推动部分普通高校转型为应用型技术大学，整合教育资源，加快新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其次，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增加本科职业教育专业数量。一方面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本科层次高职院校建设扶持机制；另一方面我国应建立普通高校开设本科层次职教专业的激励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另外，还要完善并落实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升学政策，优化“优秀中职学生免试推荐入学”招生通道。

【李金波，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