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2.04.14

摘　要

为探究培养环境对博士生科研信念与科研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分析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4521名博士生的调查数据，围绕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科研效能感不足、科研压力较大，任务型绩效提升速度较快，创新型绩效进步较慢。培养环境中的科研条件能显著预测博士生的科研信念，但其对创新型绩效及任务型绩效的影响则需通过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间接产生。培养环境中的导师支持和学术氛围不仅能直接影响博士生的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还能分别通过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产生间接影响。为提升博士生质量，培养单位应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创设良好的培养环境、加强对博士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干预。

关键词

博士生；培养环境；科研信念；科研绩效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知识经济时代，博士生作为我国科研力量的主要后备军，其培养质量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全球性扩张，社会各界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即使是享有“黄金标准”之誉的美国也难逃诘难。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结果显示，1/4的受访者将自己视为“假博士”，深受“冒充者综合征”的困扰，对自身能够胜任科研活动的信念不足，认为其能力难以匹配最高学历，时常陷入紧张、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消极情绪，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科研投入及科研绩效。虽然我国也参与了此次全球调研，但覆盖面窄、涉及人数少，难以全面反映我国博士生培养的整体情况。作为衡量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不仅揭示了博士生的学习态度和科研过程，还反映了博士生教育的阶段性成果。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4521名博士生的调查数据，从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出发，探究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为促进博士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培养环境、科研信念与科研绩效

　　培养环境是培养单位提供的、与博士生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系列环境的总称，包括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和指导环境。其中，物质环境是保障博士生开展科研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研究场所、工具和资料等科研条件；文化环境是高校和院系通过学术活动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底蕴；指导环境是博士生成长过程中导师提供的指导和支持。本研究所指的博士生培养环境主要包括科研条件、学术氛围和导师指导三方面内容。科研信念是博士生对自身科研能力的信心，包括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前者指博士生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相关科研活动的一种思想状态；后者指外部环境与个人能力失衡时产生的系列负面情绪。关于科研绩效，目前学界主要秉持结果导向的绩效观，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指标。而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方法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和科研贡献。因此，本研究将科研绩效视为结果、行为、过程和能力的统一体，包含任务型绩效和创新型绩效。前者指博士生读博期间的科研产出，是对其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考量；后者指博士生在读博期间提升的科研能力，如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等。

　　良好的培养环境有利于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信念。研究表明，合适的研究场所和研究工具、充裕的研究资料和经费不仅是博士生顺利开展科研活动的前提，也是减少博士生科研压力、提升科研信念的重要因素。浓厚的学术氛围意味着博士生拥有较多与同学、老师和领域专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对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信心以及面对学术困难的韧性和毅力具有重要意义。导师提供的科研指导能有效提升博士生的学术支持获得感，尤其当博士生遭遇科研困境时，导师及时的鼓励和帮助是增强博士生科研效能感、缓解科研压力的重要手段。

　　培养环境是影响博士生科研绩效的重要因素。博士生对奖助体系、学术交流和导师指导的总体满意度越高，他们表现出高绩效水平的可能性越大。奖助学金以外在激励和机会补偿的方式对博士生的科研绩效产生影响，研究资料等其他科研条件则通过影响博士生对科研前景的预期进一步作用于他们的科研投入和科研表现；博士生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互动能显著预测博士生的创新成果；导师支持不仅能帮助博士生解决当前的科研难题，还能将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解决困难的方法传授给博士生，对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产出具有重要作用。

　　科研信念与博士生的科研绩效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研究发现，科研效能感不仅直接影响博士生的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还通过影响其科研兴趣和未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决心和抱负进一步作用于他们的科研绩效。压力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研究证实了科研压力能负向预测科研绩效，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或者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压力能提升科研绩效，过高的压力抑制科研绩效。本研究所指的科研压力更多是博士生由压力产生的负面情绪，包括焦躁、紧张和崩溃等，对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科研产出等均存在不利影响。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培养环境越好，博士生的科研信念越强。

　　H2：培养环境越好，博士生的科研绩效越高。

　　H3：科研信念越强，博士生的科研绩效越高。

　　（二）科研信念的中介作用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环境因素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身心机能、行为和结果；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身心机能对其行为和结果产生间接影响。其中，身心机能主要指主体的生理情绪反映及认知能力，包括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等。应用到本研究中，即培养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博士生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还通过科研信念对科研绩效产生间接作用。

　　就科研效能感而言，科研条件、学术氛围和导师支持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博士生对科研活动的认知和信心，从而对他们科研行为、投入和产出产生影响。如匮乏的科研条件、不良的学术氛围和缺位的导师支持会导致博士生自我认知和前景期待的偏差，从而对知识积累和资源整合等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降低博士生的学术思维和创新能力。就科研压力而言，充足的科研条件缓解了博士生因物质环境的缺乏而引发的负面情绪，对提升博士生的科研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及时的导师指导则分别通过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减少科研障碍等方式降低其科研压力，对博士生打破惯性思维、产出创造性成果产生促进作用。此外，具有强烈科研效能感的博士生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学术热情和科研韧性，他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弹性和阈限更大，不容易陷入紧张、不安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且博士生科研效能感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实践经验，高水平的科研效能感意味着坚实的科研能力，对博士生控制负面情绪、处理科研压力具有积极意义。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科研效能感在博士生培养环境和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5：科研压力在博士生培养环境和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6：科研效能感越强，博士生的科研压力越小。

　　H7：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在博士生培养环境和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研究生教育年度报告（2019）》中“博士生科研素养与能力调查”，调查对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博士生。样本覆盖37所高校，共回收问卷5215份，剔除无效样本694份，剩余有效样本4521份，问卷有效率为86.69%，样本分布特征详见表1。

　　（二）研究工具

　　培养环境包含科研条件、学术氛围和导师指导，量表改编自李永刚的《博士生科研素养与能力》中培养环境量表。科研条件包括“我能够获取研究所需的工具和设备”等五个题项；学术氛围指包括“我经常参与丰富的学术活动”等四个题项；导师支持包括“遇到学术难题时，导师总能及时帮助我”等四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连续评定，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下同）。

　　科研信念包含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其量表分别改编自《科研效能感量表》和《生活压力及学业倦怠量表》，前者包括“坚持我的研究目标并完成我的任务很容易”等四个题项，后者包括“读博让我有快要崩溃的感觉”等四个题项。

　　科研绩效包含创新型绩效和任务型绩效，创新型绩效用《博士生科研素养与能力》中的科学思维与研究能力量表进行衡量，包括“我能够想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等六个题项。任务型绩效则分学科测量，人文社科博士生的任务型绩效=国外期刊×1+国内核心期刊×0.8；理工科博士生的任务型绩效=国外期刊×1+国内核心期刊×0.4。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从表2可知，博士生对培养环境整体满意度较高，但科研信念相对较弱。与2014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中博士生的任务型绩效水平相比（M=0.91），当前我国博士生的任务型绩效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M=1.07）。与2017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年度报告》中博士生的创新型绩效值相比（M=3.74），我国博士生的创新型绩效变化不大（M=3.76），存在一定进步空间。

　　（二）测量及结构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各题项的因素载荷量在0.533至0.958之间，符合判定标准。各因素的组成信度均大于0.6，表明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各因素的平均方差萃取量在0.566至0.833之间，且各因素平均方差萃取量的数值大于与之对应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平方，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本研究运用最大似然法，在控制背景变量后，围绕博士生培养环境、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的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度良好（x²=4488.945，df=331，x²/df=13.562；GFI=0.929，AGFI=0.913，CFI=0.955，TLI=0.948；RMSEA=0.053，SRMR=0.040）。

　　从表3可知，除了学术氛围对科研压力的影响为正外，其他培养环境能正向预测博士生科研信念的假设H1成立。科研条件对创新型绩效和任务型绩效均无显著影响，学术氛围能正向预测博士生的科研绩效，导师支持对博士生创新型和任务型绩效的影响均为负，假设H2部分成立。科研效能感负向预测博士生的科研压力，假设H6成立。除了科研压力对创新型绩效的影响为正外，其他科研信念能正向预测博士生科研绩效的假设H3成立。

　　（三）中介效应检验

　　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次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科研效能感和压力分别在科研条件和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学术氛围和科研绩效以及导师支持和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科研效能感和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除了在导师支持与创新型绩效关系中不成立外，其他均成立，假设H4和H5成立，假设H7部分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科研效能感不足、科研压力较大，任务型绩效提升速度较快，而创新型绩效进步较慢。其原因可能与当前的博士学术劳动力市场有关。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术劳动力市场日渐饱和，博士生群体的内部竞争加剧、就业压力提升，为争取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主动权，博士生倾向于追求投入少、周期短、成效快的科学研究，而“闲逸的好奇”逐渐转变为“仓皇的学问”的后果就是，短期内的任务型绩效提升较快，体现其科研能力的创新型绩效进步较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任务型绩效与创新型绩效之间的增长差异也可能与自身的测量方式有关，如何排除测量方式的误差，有待进一步探讨。

　　培养环境对博士生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的影响以及科研信念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均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本研究发现，科研条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士生的科研效能感、缓解他们的科研压力，但并不能直接转换成科研绩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个体生理和安全等低级需求的满足对个体成就动机及相关行为和结果的促进作用低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带来的影响，比起学术氛围和导师指导，科研条件作为基础性的环境保障，其对科研绩效的影响更弱。就学术氛围与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浓厚的学术氛围为博士生习得专业知识、了解前沿研究、产生创造性思维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激发其学术热情、提升科研效能感和科研绩效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博士生在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过程中，通过对比自身与同伴的学习状态及科研成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科研压力。导师支持对科研信念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即当博士生遇到困难时，及时的导师支持帮助博士生解决了当下的难题，缓解了他们的焦虑情绪，提升了他们对胜任科研活动的信心；但其对科研绩效的作用机制相对复杂，究其原因，可能与本研究的测量内容、导师指导风格及学生的个体特征有关。正如吴杨等的研究所指出的，支持型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主动性，低主动性的学生在导师的支持型指导下获得积极产出的可能性更小。比起控制型指导风格，本研究导师支持的测量内容与支持型风格的一致程度较高，其对博士生科研绩效作用的发挥受限于学生的个体特性，如科研主动性稍弱的博士生在遇到科研难题时，习惯于寻求外界帮助以取代自身的刻苦钻研，从而削弱了导师支持的积极效应。此外，科研效能感是预测博士生创新型及任务型绩效的重要指标，而科研压力对不同类型科研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较大的科研压力能提升博士生的创新型绩效，却抑制了他们的任务型绩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研压力的长期效应，如何协调好科研压力和科研效能感的关系，最大程度发挥科研信念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分别在科研条件与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学术氛围和科研绩效以及导师支持和科研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正如现有研究所发现的，良好的物质环境虽然不能直接转换成博士生的科研成果，但可以通过保障他们的研究资料、场所和经费等基础条件，提升博士生完成科研活动的信心，进而对他们的创新能力及科研产出产生积极影响。关于科研信念的作用，一方面，博士生在与老师、同学和专家群体的互动中，通过知识积累、方法习得以及创造性思维的碰撞，直接转化为他们的科研绩效；另一方面，浓厚的学术氛围及有效的导师支持通过影响博士生的自我认知和情绪反应作用于他们的科研投入，最终体现在他们的科研绩效上。值得注意的是，导师支持虽然通过科研信念对博士生的科研绩效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指导风格与学生个体特征的错配也会对博士生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阻碍其科研能力的提升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等。

　　（二）对策与建议

　　1. 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审思博士生教育本质。从知识创新本身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从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重大的学术发现多归功于基础理论研究。我国正值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更应该加强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努力规避市场力量强势来袭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冲击。博士生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主要后备力量，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应强调科学发展规律，减少内部竞争及就业压力对其科研偏好的影响，避免博士生走上随波逐流、功利导向、方法至上和形式主义的误区，成为空有产量、缺乏思想与创新力、缺少学术热情与想象力的“工匠化”研究者。

　　2. 创设良好的培养环境，提升博士生的科研绩效。首先，培养单位可以通过完善学校的图书和文献资料、提供安静适宜的学习场所、拓宽博士生申请科研资助的渠道等方式，从物质层面保障博士生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以定期举办讲座、开设学术交流工作坊等途径保证博士生的学术活动参与机会，为博士生创造性思维的产生提供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最后，导师在为博士生提供科研支持的同时，应牢记科研支持的初心和目标，注意指导风格与方式，提升支持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如以教授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能力的目标取代解决当下困难、追求即时收益的动机，以“引导式”和“个性化”的指导取代“包办式”和“一刀切”的支持，加强对消极被动学生的控制型指导，为他们突破自身科研阈限提供实践机会。

　　3.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干预，提升博士生科研信念。在博士生完成科研任务或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通过建立正向反馈机制的方式提升博士生的科研效能感；当博士生遭遇挫折、陷入情绪低谷的时候，在给予实质性帮助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心理干预，如导师和同学的关心、家庭的关怀以及第三方心理机构的帮助等。当然，良好的培养环境并不等同于毫无压力的环境，适当的科研压力对提升博士生的创新型绩效存在积极意义，如何在削弱科研压力消极影响的同时，发挥科研压力的促进作用，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博士研究生科研产出性别分化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BIA170219）的研究成果】

作　者

王思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蔡红红，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4期第91-96页

栏　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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