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2.04.10

摘　要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我国教材工作领域的最高奖，对推动教材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工学类教材占比高，人文类偏低；再版教材占总体的85%，数字教材少；“双一流”建设高校是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的主体来源；合作编著是获奖教材的主流，但“多元合作”教材少；有两院院士等学术头衔的第一编著者占比32.4%；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的区域分布不平衡；91%以上教材由国家一级出版社或中央出版社出版。基于此，应多措并举促进不同学科、高校和地区教材建设多样化发展，点面结合构建教材编写人才队伍多元合作格局，与时俱进推动教材内容形式不断创新，以更好促进高等教育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全国教材建设奖

　　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要素和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教材工作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离不开高质量的教材建设。加强对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优秀成果的研究，深入挖掘教材建设规律，有利于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一、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教材建设奖正式设立，由国家教材委员会主办，教育部承办，每4年评选一次。全国教材建设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设立的全面覆盖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专门常设性奖励项目，是我国教材工作领域的最高奖项，是检阅、展示教材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人才培养成果，增强教材工作者荣誉感、责任感，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材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的决策部署，以评促建，引领教材建设方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各地各部门健全完善教材激励保障机制，带动教材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于2020年10月启动，2021年10月完成表彰并公布了奖励名单。该届评选分设“优秀教材”“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三个奖项，总结展示了我国教材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表彰奖励了优秀教材和对教材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个人。其中，“优秀教材”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高等教育三类。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的评选范围包含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初版、修订或重印，正在我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含科研院所）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教材。经过省级初评和国家评审，高等教育类最终评选出“价值导向鲜明、教育理念先进、质量水平高、社会评价好”的全国优秀教材399种，其中特等奖4种、一等奖80种、二等奖315种。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有较多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相关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等实证研究方法，对近几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区域分布、完成单位、完成人、合作情况、学科分布以及内容主题等特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从分析维度、研究方法等层面为“全国教材建设奖”研究提供了启发。2021年下半年以来，有学者从适用范围、区域分布、版次、编写单位、出版单位等角度分析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获奖教材的特征，但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的研究尚未涉及。

二、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基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2021年10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国教材〔2021〕6号）发布，其附件《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奖励名单》公布了399种获奖教材的名称、版次、书号、主要编者、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出版单位等信息。基于这些公开信息，笔者进一步搜集和梳理了399种获奖教材的学科门类、主要编者合作情况、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的机构性质和区域分布情况、第一编著者的行政职务和学术头衔等信息，以对399种获奖教材的自身特点、国内主要编者及其所在单位、出版单位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一）对获奖教材的分析

　　1. 获奖教材的学科门类。获奖教材覆盖了高等教育所有的学科门类和76个本科专业类，图1显示了399种获奖教材的学科门类分布情况。工学类获奖教材种类数量遥遥领先，其次是医学、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哲学等学科的获奖教材较少。工学类获奖教材为126种，独占总数的32%；哲学类获奖教材仅6种，只占总数的1.5%。进一步将获奖教材的所属学科划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人文类（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二是社科类（包括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三是理工农医类（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理工农医类获奖教材有233种，占总数的58%；社科类获奖教材有106种，占总数的27%；人文类获奖教材有60种，占总数的15%。特等奖获奖教材中，理工农医类独占3种，社科类1种，无人文类。一等奖获奖教材中，理工农医类46种，占一等奖总数的58%；社科类20种，占一等奖总数的25%；人文类仅14种，占一等奖总数的17%。可见，从获奖教材的学科门类分布看，不同学科优秀教材的数量分布并不均匀，理工农医类，尤其工学类占比较高，人文类占比较低。

　　2. 获奖教材的版次和形式。版次既反映了教材内容的持续更新，也集中体现了教材的使用成效。《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奖励名单》公布的399种获奖教材共有458册，每册对应一个标准书号，每册都有特定的出版版次。图2反映了458册获奖教材的版次分布情况：初版教材只有70册，仅占总体的15%；再版教材高达388册，占到总体的85%。可见，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在教学实践中不仅历经多年沉淀，还注重与时俱进，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奖励名单》反映出的教材形式来看，399种获奖教材绝大多数为传统纸质教材，数字版教材仅有3种，占比不到1%。

　　（二）对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的分析

　　1. 国内主要编者的合作情况。399种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中，独著教材共57种，占比14%；合作教材（含合著与合编）共342种，占比86%，其中合著教材85种，合编教材257种。57种独著教材的作者全都来自高等学校，其中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特指2017年9月公布的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下同）的作者43人。在342种合作教材中，有11种署名为“编写组”；除此之外的331种教材全都有来自高等学校的编著者参与编写，且其第一编著者也都来自高等学校。从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看，这331种合作教材存在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高等学校内部的合作，另一种是高等学校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依据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的性质，这两种合作模式具体又可以分为10种情况。（见图3）第一种模式有319种合作教材，其国内主要编者全都来自高等学校，这表明高等学校内部合作是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合作编写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具体可分为7种情况，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内部合作的获奖教材有152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合作的教材有23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普通高校合作的教材有27种，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普通高校合作的教材有13种，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内部合作的教材有52种，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普通高校合作的教材有24种，普通高校内部合作的教材有28种。在这319种合作教材的国内主要编者队伍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参与率为67.4%，“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参与率为91.2%，“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内部合作率为71.2%，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合作是高等学校内部合作的主体。

　　第二种模式仅有12种合作教材，其国内主要编者来源多元，包含高等学校、研究机构、行政机构与其他机构（包含医院、杂志社、协会、企业等），具体可分为3种情况。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合作的获奖教材有5种，高等学校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教材有2种，高等学校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教材有5种。“多元合作”教材占比较低，这表明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编写队伍的多元化程度有限，高校以外主体开发教材的参与度不够。

　　2. 第一编著者的行政职务和学术头衔。高等教育类399种获奖教材中，除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有明确著者的共380种，即有380位第一编著者。这380人均来自高等学校，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21人，占比5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6人，占比25%；普通高校63人，占比17%。本研究依据现有的公开信息搜集了380位第一编著者的行政职务和学术头衔。

　　第一编著者行政职务的统计原则为包含现任和卸任职务，身兼多职者以第一职务或最高职务为准，不重复计算。将行政职务划分为三个类别：一是院系级，包含系主任、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院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二是校级，包含学部主任、校务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校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三是无行政职务。图4呈现了目前搜集到的相关数据，截至2021年，现有或曾有行政职务的第一编著者至少253人，在总体中占比为2/3，其中院系级领导143人，校级领导110人。这表明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的第一编著者多数具有行政经历，无行政职务的教师占比较低。

　　本研究搜集的第一编著者的“大师”学术头衔主要包含了两院院士、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学者/资深教授/一级教授/终身教授两类，统计原则为一人只统计一个头衔，其中两院院士的优先级先于其他头衔。图5呈现了目前搜集到的相关数据，截至2021年，有特定“大师”学术头衔的第一编著者至少123人，在总体中占比32.4%，其中两院院士55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学者和资深/一级/终身教授68人。

　　（三）对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的分析

　　《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奖励名单》中专设有“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一列，399种获奖教材一共呈现出737个单位（有重复，部分单位多次出现）。其中，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出现357次，首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出现175次，普通高校出现187次，研究机构出现8次，行政部门出现3次，其他机构（医院、杂志社、协会、企业等）出现7次。高等学校共出现719次，在整体中占比98%，故将高等学校作为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的主要分析对象。

　　1.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的区域分布。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看，399种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在东部地区出现482次，在全国占比超过2/3；中部地区出现138次，在全国占比为19%；西部地区出现99次，在全国占比为14%。可见，从国内主要编者看，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

　　表1呈现了399种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出现次数的省区分布。从总数看，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覆盖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新疆5地的高校暂无。前10位的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陕西、广东、辽宁、四川、黑龙江和浙江，10省市共计569次，占全国总体的79%。从特等奖和一等奖看，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覆盖了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山西、江西、广西、海南、云南、甘肃6地的高校暂无。前9位的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黑龙江、陕西、天津、湖北和四川，9省（市）共计120次，占全国总体的82%。上述数据皆表明，高等教育获奖教材的国内主要编者在省区层面分布也不够均衡。

　　2. 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的层次分布。将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普通高校三个层次。从国内主要编者所在高校的层次分布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出现357次，占比50%；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出现175次，占比24%；普通高校出现187次，占比26%。可见，“双一流”建设高校是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国内主要编者的主体来源，在总体中占比达到近3/4。图6呈现了399种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出现次数排名前十的高校。北京大学以32次高居榜首，是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出现次数最多的高校。排名前十的高校均为顶尖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中8所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各1所。十所高校共计出现199次，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占比超过一半，在所有高校中占比超过1/4。可见，顶尖“双一流”建设高校是贡献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国内主要编者的主导力量。

　　（四）对获奖教材出版单位的分析

　　出版是教材建设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教材质量，教材质量是教材建设的核心。表2呈现了399种获奖教材出版单位的分布情况。出版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种数排名前五的分别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占比分别为38.6%、7.8%、6.8%、4.3%和4%，这5家单位皆为中央出版社，其出版的获奖教材合计占比高达61.5%。值得说明的是，在全部399种获奖教材中，有91%以上由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或中央出版社出版。这足以说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的出版单位普遍层次较高，是出版行业的佼佼者。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的基本特征进行的描述性分析，本研究有如下主要发现。

　　第一，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在不同学科、高校和地区层面重点突出，但多样化发展水平有待提升。获奖教材的学科多样性和交叉化尚有提升空间，具体表现为理工农医类尤其工学类教材占比偏高，人文类教材占比偏低，交叉学科教材少。“双一流”建设高校是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国内主要编者的主体来源，顶尖“双一流”建设高校是贡献全国优秀教材国内主要编者的主导力量，在高水平大学主导编写优秀教材的前提下，有特色专业和学科的普通高校也参与其中。从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看，获奖教材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省区分布不均，这与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与出版高等教育教材的数量相关。

　　第二，合作编著是全国优秀教材的主流，但高等教育优秀教材编写领域尚未形成多元合作的人才队伍。围绕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性质与结构的分析表明，从国内主要编者看，高等学校是高教类获奖教材编著的绝对主力，合作教材是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的主流，但高等学校内部合作是获奖教材国内主要编者合作编写的主要模式，并且“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合作又是高等学校内部合作的主体；“多元合作”教材占比较低，高等学校与校外机构的合作比较少见，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的编写尚未实现多元主体参与。

　　第三，“大师领衔”编写优秀教材已有一定态势，但仍有强化空间。380位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的第一编著者中，有2/3有或曾有院系级领导及以上行政职务，这说明第一编著者多要有统筹协调、整合资源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不具备行政资历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一线教师比例偏低；有两院院士等“大师”学术头衔的第一编著者在总体中占比32.4%，表明“大师领衔”编写优秀教材在高等教育领域已有一定态势，但仍有强化的空间。

　　第四，优秀教材出版质量高、使用年限长、应用效果良好，但数字化教材少。获奖教材91%以上由国家一级出版社或中央出版社出版，再版教材占到总体的85%，表明绝大多数获奖教材不仅出版质量高，还能够与时俱进，依据市场反馈和时代要求不断更新。如特等奖教材中，同济大学编写的《高等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78年初版，至今修订7版，累计印刷400多次，1000多所高校选用，是国内影响最大的数学公共课教材。但399种优秀教材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纸质版本，以数字化教材为代表的新形态教材占比极小。

　　（二）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1. 多措并举，促进不同学科、高校和地区教材建设多样化发展。注重优化教材建设的学科布局。优化学科布局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动高等教育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次评奖结果反映出高等教育领域各学科教材发展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固然与我国高等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办学规模与应用程度有关，但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应尽量克服重工轻文的倾向，促进不同学科多样化、交叉化发展。如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专业教材建设同等重要，也同等紧迫。优秀教材的学科门类不仅要丰富多样、相对均衡，还要聚焦现代交叉学科，助力培育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多样化需求。

　　继续坚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教材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指出，“双一流”建设高校与高水平大学应发挥学科优势，组织编写教材，提升我国教材原创性，打造精品教材。应继续坚持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尤其是顶尖“双一流”建设高校在高等教育教材建设领域的主导和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在“双一流”建设考核指标体系与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估体系中突出教材建设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排头兵的冲锋作用，着力推进权威性、前沿性、原创性教材的建设工作。

　　引导普通高校教材建设特色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体量巨大，不同高校在办学目标、教学资源与培养规模上存在诸多差异。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普通高校也应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教材建设。普通高校在选好用好教材的基础上，应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优势，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制定彰显自身特色的教材建设规划，成立教材工作领导机构，明确专门工作部门，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更多育人成效显著的特色精品教材。教材建设评奖激励机制应充分考虑不同高校的特点，引导普通高校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办出特色，避免“千校一面”。

　　加强对薄弱地区教材建设的扶持。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办学基础有差异等实际，教材建设评奖激励机制应对中西部薄弱省区给予必要政策倾斜，充分调动和激发薄弱地区组织相关力量投身教材建设的积极性。中西部薄弱省区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区域学科优势与特色，从政策和经费层面加大对教材工作的支持力度，在课题研究、评优评先、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向优秀教材工作者倾斜，按规定将教材建设相关经费纳入预算，加大对重点教材、紧缺教材、特色教材和教材研究等方面的投入。

　　2. 点面结合，构建教材编写人才队伍多元合作格局。构建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等多方合作的长效机制是有效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推动高校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有关部门应完善多元跨界的合作机制，整合政策法规、专业素养、教学能力、实践经验等各方优势，建立多元跨界的教材编写团队，鼓励高水平大学、普通院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行政部门、国际组织等联合开发教材，以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人才培养需求。教材建设评奖激励机制应重视提高“多元合作”教材的占比，推动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编写逐步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积极挖掘社会资源，深入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支持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全方位全过程参与教材建设，不断优化育人成果。

　　打造点面结合的人才队伍。应加快建立和完善高校教师编写教材的相关激励机制，制定教材编写工作量计算、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等方面的具体认定办法。政府和高校应坚持“大师领衔”（点）与“一线教师广泛参与”（面）相结合，大力倡导两院院士等学界领军人物和资深专家领衔编写教材，积极鼓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或具备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院校领导投身教材编写，同时支持中青年骨干教师特别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踊跃参与教材编写工作，打造点面结合的教材编写人才队伍，引领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

　　3. 与时俱进，推动教材内容形式不断创新。当前，人类已经步入数字化时代，科学和技术的不断突破给教育领域带来越来越多的新变化，也驱动着教材形态不断变革。研究表明，传统纸质教材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教学创新的需要，而高质量的开放式数字教材在保证学习效果的同时还有利于压缩经济成本。高等教育教材一方面应根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技术最新突破、学术研究最新进展等及时修订完善，不断充实纳入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要素，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还应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利用科学技术探索纸质教材的加工转化，大力发展多媒体数字化教材和新形态教材，推动教材形式不断创新，让教材活起来，提高教师教学和学生认知的效果，不断增强教材的育人功能。

　　展望未来，教材建设评奖激励机制应着重奖励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新需要的教材，带动广大教材建设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用心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更好地服务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AEA200011）的研究成果】

作　者

金文旺，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29

李正福，通讯作者，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29

刘湉祎，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29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4期第64-70页

栏　目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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