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妍 | 京津沪高考最容易？各地区大学入学机会的阶层异质性表现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1.07

摘要

基于EMI和MMI理论中关于阶层机会的优先次序，站在供求关系视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可重新进行构建。结合2010年不同地区阶层人口结构和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招生计划，实证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入学机会在阶层间的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对于优势阶层而言，由于京津沪地区优势阶层人口比例较大，学生获得的入学机会反而较低，排序在所有省（市）中处于末端，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则与大部分研究相一致，京津沪等地区入学机会最大，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考虑到教育质量后，与本专科总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比，本科的入学机会普遍较低，尤其是弱势阶层学生的本科入学机会最低，说明研究符合EMI的基本假设。此外，京津沪地区阶层差距较小，说明不同阶层学生间在入学机会的获得上相对公平，中西部省份的阶层差距较大，说明阶层公平程度偏低。

关键词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差异；阶层差距；供求关系

一、引言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上升，从1998年的9.76%增加到2002年的15%，标志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攀升到23%，2012年突破30%，2016年达42.7%，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据教育部预计，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转向普及化阶段。

高等教育扩张的实质在于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高等教育需求，不论出身或所属地域，均可获得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高等教育即将处于普及化阶段，阶层间与地区间的差异仍较大。为缓解阶层间与地区间的不公平，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如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国家专项计划、限制属地招生比等。已有学者在这些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目前形成共识的是京津沪等地由于教育资源丰富、高等教育招生名额较多而适龄人口数较少，因此成为入学机会的高地，也是大家心目中高考最容易的地区。但近几年，社会、媒体和学者却纷纷发现京津沪等地存在中小学学生的学业压力过大、父母过度焦虑等问题，学习、竞争压力从中考、小升初一路蔓延到幼升小阶段。由此，笔者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既然京津沪高考容易，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应该比其他地区的学生压力更小才比较合理，为何现实情况截然相反？不同地区的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异质性表现？

本研究基于MMI和EMI理论中不同阶层获取入学机会的优先次序，试图从入学机会的供求关系出发，结合各地区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人口结构，构造不同阶层的入学机会，结合2015年高考的相关数据对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①对不同阶层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本专科和本科）入学机会水平的地区差异呈何种特征？与原指标得到的排序相比，入学机会在地区间的版图发生了何种变化？②优势阶层学生与弱势阶层学生间入学机会的差距表现如何？其在不同地区间又呈何种差异？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研究回顾

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与分类后，发现目前已有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多从社会阶层、城乡、性别、省际区域与民族差异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出发，其中对阶层、地区、城乡差异的关注度较高。本研究主要关注各地区不同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问题，因此主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与阶层差异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回顾。

1.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上，得益于高校扩招，一方面，我国各地区的整体入学机会呈稳定增长趋势，对应地区的适龄人口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笔者前期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享有较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尤其是教育大省京津沪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中西部地区的入学机会则处于劣势，地区差异较大。但从时间趋势上看，地区差异呈稳定而持续的缩小趋势。另一方面，虽然整体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呈缩小趋势，但在短时间内并没有使重点高校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得到缩小和缓解，优质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仍呈固化状态乃至有所扩大。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了提高，但各地区间的差异却呈逐年扩大趋势。具体到地区内部，北京、上海和天津在入学机会上占绝对优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且所布局的高等院校尤其是优质的重点院校数量较多，同时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因而成为入学机会的高地。

2.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研究。已有相关研究均发现学生所处社会阶层或家庭背景对其入学机会具有显著影响，优势阶层学生更容易获得入学机会，但这种机会的获得是个体的先赋与自致共同作用的结果。刘精明将个体获得的先赋条件分为家庭资源（内生性资源和外依性资源）的先赋条件与非家庭资源的先赋条件，其中内生性资源（如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资本等）将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个体的能力、选择偏好甚至改变入学机会的配置结构，继而影响个体的入学机会。同时由于内生性资源受外界力量的干预程度小，阶层间的固化状态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打破，因此对教育不平等产生的影响也更持久。卢卡斯通过研究也发现家庭背景对个体入学机会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各教育阶段存在质量上的差异，因此优势阶层总是试图占据优质的教育资源，其子女更容易获得优质的入学机会。

探讨不同阶层学生入学机会差距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包括MMI与EMI理论。1993年，拉夫特瑞和胡特对爱尔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各教育阶段的分流状况进行研究后，提出MMI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即“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理论。卢卡斯于2001年提出EMI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即“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MMI与EMI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不同阶层在获取入学机会上存在优先次序与阶层差距，优势阶层学生是教育机会的主要受益者，教育资源会优先满足他们的利益与需求，当他们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后，弱势阶层才能获得剩余的教育机会。不同点在于：MMI理论认为，当某个教育阶段普及或扩张后，阶层间的差距将缩小；但EMI理论认为由于不同教育阶段存在质量上的差异，优势阶层学生会优先获得更高质量的入学机会，因而即便某个教育阶段迈入普及化，优势阶层学生依然能占据优质的教育资源，继而维持阶层间的差距。

目前，国内不少研究证实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异符合EMI理论的假设，刘精明和丁小浩均发现，高校扩招以来增加的非优质的入学机会（如高等专科院校等）更多地吸纳了弱势阶层的子女，而优质的入学机会（如普通本科、“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等）更倾向于被优势阶层的子女先获得，弱势阶层学生在优质入学机会的获得上处于劣势，这进一步说明考虑到入学机会的质量后，优势阶层学生更具优势。

（二）研究评述

目前已有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第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公平与阶层公平问题的研究相互独立。以往关于地区层面入学机会的研究均隐含一个不成立的假设，即地区内部所有适龄人口获得的入学机会均相同。但实际上，已有关于阶层公平的研究验证了一个不可反驳的事实：越处于优势阶层的学生越容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此可见，地区公平问题和阶层公平问题从来都不是相互独立的，忽略地区内部不同阶层在入学机会上的差异，孤立地研究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容易形成对地区差异的误判。

第二，忽略人口流动导致地区阶层人口结构产生的变化会错误估计不同阶层的高等教育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人口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以“孔雀东南飞”为标志的高水平人才迁移较为突出，而其第二代子女在流入地将不得不再次面对高考问题。由于高水平人才的集聚，不同地区内部阶层的人口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直接表现为，新一轮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学生在大学入学机会分布地区版图上存在差异化的特征。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一）已有研究的指标构建

目前已有研究衡量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时，主要选用单一性指标或综合性指标。常见的单一性指标包括高考录取分数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考报名录取率，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考报名录取率在多数关于入学机会的研究中被运用。然而高校在校生数或招生数并不能衡量当地享有的录取机会，而高考报名录取率也很难体现地区的人口规模与教育水平差异，这些指标都缺乏准确性。也有学者尝试通过综合指标衡量入学机会，李佳、常桐善将省际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性别差距和民族差距作为一级指标，然后分别构建对应的二级指标；此外，笔者前期研究也基于适龄人口录取率、报名录取率、招生外溢水平等因素构建综合性指标。但以上研究均关注地区差异，忽略了不同阶层学生在地区间分布的差异特征。

多数研究在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或划分所属社会阶层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个体所具有的家庭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其中代表个体家庭经济资源的主要是家庭经济收入，代表家庭文化资源的主要是父母亲的文化水平（如学历），代表其家庭社会资源的主要为父母亲职业。在研究中，分别用父亲职业与父亲学历代表家庭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家庭年收入代表经济资本，同时引入家庭成份代表政治资本。而方长春、陈友华均基于学历、收入与职业三个层面，且进一步考虑到母亲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度量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并将个体所属阶层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与上层。在衡量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主要基于父母亲职业，将个体所属阶层划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阶层（工人和农民）。基于以上，父母亲职业、学历及家庭收入是衡量个体家庭背景或社会阶层的主要指标，本研究主要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依据父母职业将个体划分为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二）指标构建

综合考虑已有研究的不足后，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各地区不同阶层人口结构特征，分阶层对各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标进行再构建，重新审视我国入学机会的地区公平与阶层公平问题。

由于高考采用分省配额的方式进行招生和录取工作，因此地区入学机会将受当地入学机会供求关系的影响。其中，当地入学机会的供给为当地提供给考生的本专科招生计划总数；而当地入学机会的需求又受考生数量的影响。供大于求意味着当地提供给考生的招生机会总量大于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说明当地入学机会较多，高考的难度相对较小；供小于求则意味着当地提供的机会不足以满足高中毕业生的需求，说明当地入学机会较少，高考难度相对较大。

考虑到不同阶层入学机会的差异则需分别衡量不同阶层的入学供求关系。结合MMI与EMI理论的共同假设条件可知，不同阶层获取入学机会的优先次序存在区别，特别是在某个教育阶段存在大规模扩张的情况下，社会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将优先满足优势阶层的需求，剩余机会才逐步扩散到弱势阶层当中。因此，研究假设优势阶层的子女在初中后的第一次分流中，均就读并毕业于普通高中，并优先获得大学特别是本科的入学机会，弱势阶层的子女可获得的入学机会为满足优势阶层的子女后剩余的供给机会。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数据挖掘收集了2015年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计划数，从而获得各地区本科与专科的招生计划数。此外，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依次收集了高考年份为2015年的这部分学生群体在初中毕业时期（2012年）的初中毕业生数、高中毕业时期（2015年）的高中毕业生数。数据来源详见表1。

本研究主要涉及的变量及对应的描述性统计数值如表2所示。

根据各地区人口普查数据，划分出2010年我国优势阶层在各地区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优势阶层占比的平均水平为9.37%，2010年超过一半以上省份的优势阶层占比低于9.37%；个别省份略高于9.37%，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优势阶层占比超过10%，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沪的优势阶层占比则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省份，天津超过15%，上海和北京高达20%以上。这与我国目前整个的人口流动状况大体一致，优势阶层占比超过10%的省份多为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具有良好的就业机会与公共资源，聚集着高水平的教育资源。（见图1）

对同一阶层的不同层次入学机会均值进行比较，发现优势阶层学生入学机会明显高于弱势阶层学生，且两者在本科入学机会上都高于本专科入学机会。其中优势阶层学生入学机会的标准差均偏大（0.961和0.547），弱势阶层学生的标准差较小（0.735和0.365），说明优势阶层学生地区间差异较大，而弱势阶层学生地区间差异较小。

四、不同阶层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

对比笔者前期关于总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排序情况，本研究形成不同阶层学生入学机会的排序表，进行后期比较与分析，如表3所示。

对优势阶层学生而言，受不同地区阶层人口结构的影响，其在本专科和本科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浙江、山东等原排序靠前的省份，考虑到其优势阶层学生占比后，其优势阶层学生获得入学机会的优势并不突出。特别是京津沪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地，实际上对优势阶层学生而言，他们的高考竞争压力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最大的；而诸如甘肃、西藏、云南、贵州等原排序相对靠后的中西部省份，考虑到阶层差异后，实际排序却较高，这些省份，外来人口流入程度不高且优势阶层比例较小，根据MMI和EMI理论，优势阶层学生优先获得这些入学机会，因而这些省份的人口结构及供应的高等教育机会对优势阶层学生来说可能更有利；另外，像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省份，始终都保持着较高的排序，黑龙江可能主要得益于总体偏少的人口数，内蒙古不仅适龄人口数少且获得了少数民族政策的扶持，而山东则有可能得益于较低的优势阶层比例。

对弱势阶层学生而言，京津沪广等地区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呈现较高的水平，西藏、云南、贵州、江西等中西部省份则刚好相反，弱势阶层学生获得的入学机会较低。这表明，由于京津沪这类地区优势阶层学生比例较大，弱势阶层学生比例则相对较小，加之这些地区投放了较多的名额，在优先满足优势阶层学生的前提下，依然剩余较多的机会给弱势阶层学生，这一现状符合MMI理论的基本假设。而贵州、甘肃、西藏、青海、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由于弱势阶层学生人口较多且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数偏低，因此剩余给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更少。

研究结果在京津沪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优势阶层学生而言，虽然京津沪地区的本专科和本科入学机会均处于末端，但即便如此，其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更高的本科入学机会依然超过200%，也即每2个以上的本科机会将提供给1个优势阶层的学生；对弱势阶层学生而言，京津沪地区提供的入学机会较多，本专科和本科入学机会为1和0.5左右，而大部分省份弱势阶层学生的本科入学机会都偏低，以0.365为均值，最低的广东省仅为0.122。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EMI理论的基本假设，考虑到高等教育质量后，弱势阶层学生获得的本科入学机会普遍低于本专科入学机会，因为优势阶层学生在优先获取优质机会后，留给弱势阶层学生的机会更少。

五、阶层差距的地区差异

如图2所示，图中柱状图普遍偏高的为优势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对偏低的为弱势阶层学生的入机会，折线为优势阶层学生与弱势阶层学生入学机会之间的比值，反映不同阶层学生在入学机会上的差距。

首先，本专科和本科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在地区之间的分布版图大体相似。具体来看，京津沪等东部地区的阶层差距最小，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差异T检验结果为3.98，在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由于这些地区优势阶层学生比例较大，地区提供的入学机会较多，加之弱势阶层学生占比较低，因而剩余给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较高，说明这些地区相对公平。而甘肃、贵州、四川、湖南等中西部省份的阶层差距较大，由于这些地区弱势阶层人口比例较大，能提供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又相对较少，因此这些地区的阶层公平程度偏低。

其次，具体到不同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差距，发现地区间本科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均高于本专科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如京津沪本科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分别是3.08、3.52和5.11，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本专科）的阶层差距分别为2.49、2.69和4.16，四川、贵州不同阶层的本科入学机会差距分别是10.65和9.92，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分别是8.45和8.14。说明即便高校规模扩大和入学机会增加后，当进一步考虑到教育质量时，阶层间的入学机会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与EMI理论的假设相一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根据图2和图3可以明显发现，广东省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阶层差距为5.89倍，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但在本科入学机会上的阶层差距（11.91）却居于最末端，两者形成较大反差。仔细分析可发现，广东省的弱势阶层人口占比不低，同时所能提供的入学机会总量不高，使其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本科入学机会上的阶层差距表现均不佳。这一结果与田志磊等关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同样发现广东省2007年的教育公平指数在31个省（市）中居倒数第一。可见，广东省的教育公平问题由来已久，教育公平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不佳表现相一致。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获得2010年我国各地区不同阶层占比情况，基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2015年我国31省（市）不同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对优势阶层学生来说，由于京津沪等地优势阶层人口所占比例较大，与其他省（市）相比，其所能获得的入学机会反而较低，排序处于末端，而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优势阶层学生在这些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入学机会。对弱势阶层学生来说，其所能获得的入学机会则与大部分研究结果相一致，在京津沪等地区的入学机会最多，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②考虑到教育质量后，与本专科总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比，优势阶层学生和弱势阶层学生的本科入学机会普遍较低，尤其是弱势阶层学生的本科入学机会最低，这与EMI理论的基本假设相一致；③在京津沪等东部发达地区，不同阶层间的入学机会差距较小，说明不同阶层学生在入学机会的获得上相对公平，而中西部地区的阶层入学机会差距较大，说明不同阶层间的公平程度偏低。

（二）建议

本研究关于各地区入学机会和阶层差距的研究结果与大众和学者的共识存在一定的差距。核心原因在于对优势阶层学生获取机会和弱势阶层学生获取机会的可能性赋予了不同的权重。在社会分层体系稳定的社会，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学生通常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并将这些资本转化为教育投入。因此，拥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的子女在竞争高质量大学教育机会中具有优势。我国政府通过高等教育的扩张试图释放新的入学机会以平衡阶层差距。但由于地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人口流动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同地区面对的阶层差距有所不同。高等教育扩张释放的机会能否让弱势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得到改善取决于总扩张数量和优势阶层学生的数量。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不同个体基于所处阶层重新审视入学机会。从个体层面出发，研究结果发现北京、上海、天津这类地区虽然经济较发达，优质资源分布广，但优势阶层占比也较大，面对有限的教育资源时竞争程度较激烈，因此这些地区的优势阶层学生想获得入学机会并非易事。原本拥有丰富的优质公共资源的地区，其公共资源却发生了明显的拥挤。因此，笔者认为不同阶层不能一味依据地区的总体入学机会水平预判自身所能获得的入学机会，盲目崇拜京津沪，而应结合自身所处的阶层水平重新审视各地区的入学机会，综合考虑是否留在京津沪地区发展等问题。

2.基于不同阶层的地区差异重新理解招生政策。从政府层面来看，为缩小地区差异，多数政策均从各地区总体入学机会的分布情况出发，平衡地区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如“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政府将入学机会从教育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向教育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需要注意的是，政策中转移的入学机会多来自东部地方类普通本科和专科学校，而这类院校是弱势阶层学生获得机会的主要通道。鉴于本研究的发现，东部地区弱势阶层学生所获得的入学机会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充分说明政策发挥了统筹和协调的作用，有助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弱势阶层学生入学机会的增加。

然而，研究结果也发现东部地区优势阶层学生入学机会的不利处境。尤其是对于广东省，本地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本就较少，却又存在大量的优势阶层人口流入，将造成原本稀缺的入学机会发生更为严重的拥挤。除了对个体的理性呼吁以外，笔者也建议政府可结合地区内部不同阶层学生间的入学机会差距，细化属地招生政策，酌情安排各地区招生计划，适当放松对高水平人才比例较大且当地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的招生限制。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唐珊珊在数据收集、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参与和协助。

作者

曹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期第42-48、69页

栏目

高考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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