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小说在俄国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的又一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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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20 世纪之交正值帝俄“1861 年改革”进程累积四十至七十年之际。帝国国力达至顶峰，却突然解体，建立意识形态上面向草根、实质上维持甚至扩大帝俄版图并反西方的苏维埃政权。这种矛盾远不只是高速城市化难以负荷帝国包袱的政治变革产物，而是现代化在导致物质进步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观念所致。观念变革包括性开放、女性自主意识增加等为帝国所不容的思潮。这种背离东正教传统的新潮流，成为期间文学热衷的话题，也使小说家更考虑大众关切，促成大批女性投身其中，使女性小说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景观之一。倡导女性解放，既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话语，又是苏俄彰显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涵之一。这就使白银时代关于女性解放之作的意义远超出畅销书范畴，成为推动后来苏俄女性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俄罗斯白银时代；女性解放文学；女性写作；大众文学
作者简介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燕京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The Golden Age of Women’s Liberation Novels in Russia: Another Landscape of Literature in the Silver Age
Abstract
By the turn of the 19thand 20thcenturies, the Tsarist Russian Empire’s “1861 reform” had gone on for 40-70 years and the Empire reached its peak. Soon, the Empire suddenly disintegrated and lost its power to the Soviet regime, which seemed to favor the grassroots in ideology, but in essence maintained or even expanded the territory of Russian Empire and opposed the West. This kind of contradiction was not just a result from the political changes because the high-speed urbanization could not bear the burden of the Empire, but rather because the modernization shifted people’s concepts while facilitating material progress. The changes of concepts included the ideas that the Empire could not tolerate, such as sexual liberation and women’s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self-independence. This new trend, which deviated from the Orthodox tradition, became a hot topic for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prompted novelists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public concern, and encouraged a large number of women to take on literary writing, hence transforming women’s novel into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literary genres at the time. Women’s liberation is not only part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but also one of the connotations that embodi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in Soviet Russia. In this contex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s on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Russian Silver Era went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bestsellers and, later on, gave a great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ourse in Soviet Russia.
Key words
Russian Silver Age; literature of women’s liberation; women’s writing; popular literature
Author
Lin Jinghua is a professor and Yanjing Schola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linjinghua2002@hotmail.com
1980 年代末以来苏俄突然重新再版和反复讨论的 19—20 世纪之交文化，更多的是热衷于贵族精英创作和阅读的现代主义诗歌和宗教哲学，并且真的规划出一大批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的经典，建构出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概念。然而，这期间文学重见天日，肇始于冷战中后期向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和杰出学者开放的欧美斯拉夫学界，这些人意外促成西方加大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所压制、排斥、否定的文学艺术遗产之发掘力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帕赫穆斯（Temira Pachmuss, 1927—2007）出生于爱沙尼亚德裔军官之家、1939 年移民德国、1955 年毕业于马堡大学、1959 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在斯拉夫学界开始热心于白银时代文学之际，主编《俄国现代主义中的女作家》（1978），复活阿赫马托娃、吉皮乌斯、苔菲等现代主义遗产，并因其开创性作用，在苏联末期（1990）再版；贝兹学院副教授科斯特洛（Jane T. Costlow）和后来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桑德尔等主编的《俄国文化中的性与身体》（1993），就包括罗格斯大学艺术系教授夏普（Jane Sharp）所发掘的白银时代先锋派画家娜塔莉亚·冈察洛娃（Наталья Гончарова, 1881—1962）及其《女人裸体》（1908）、《水中女仙》（1908）、《生育之神》（1909）等大量裸体女性油画；尤其是，曾任美国斯拉夫学会主席的凯莉（Catriona Kelly, 1959— ）在牛津大学博士后和其后任职伦敦大学期间，以一人之力，著述相对完整的《俄国女性写作史，1820—1992》（1994）、翻译和主编《俄国女性写作文选，1777—1992》（1994），其中大量涉及白银时代女性流行小说。诸如此类的著述，使消失文坛半个世纪之久的女性畅销小说，自此重建天日并回归到苏俄，让读者见到此间文学堪比 19 世纪初帝俄摆脱模仿欧洲流行文学、确立文学帝俄化的黄金时代，所谓“俄国白银时代”远非现代主义诗歌，更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大众观念变化的大众文学。问题在于，白银时代的女性文学并非这一期间俄罗斯女性作家领风气之先，而是俄罗斯帝国盛行女性解放思潮的产物，作为其中的景观之一，它甚至影响到苏俄早期文学和话语建构。
01
女作家小说兴盛的基础：女性解放思潮
欧洲强国联合支持穆斯林的土耳其，致使看似国力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在 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败北；为了帝国基业，1861 年亚历山大二世（A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推动社会多方位改革，尤其是松绑农民与庄园制度之关系。此举大幅解放了帝俄的社会生产力，包括女性逐步走出家庭、受教育和逐渐入职城市的服务业等，由此客观上也带来了精神解放的自由风气。此情此势发展到 1880 年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出现关于女性选举权的讨论，到 19—20 世纪之交则酝酿成社会思潮。1896 年俄国就派遣女性代表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1899 年彼得堡创建妇女保障协会，1905 年末女大夫和作家波克洛夫斯卡娅（Мария Покеровская, 1852—1927）这位相信拯救俄国需仰赖民主议会（即杜马）的女士，创建“女性进步党”（Женская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партия）；1900 年 女 作 家 车 贝 舍 娃（Евгения Чебышёва-Дмитриева, 1859—1923）在巴黎国际妇女大会上发表演讲《文学和新闻中的俄罗斯女性》（修改稿后来发表在《女性事业》杂志 1900 年第 8—9 期）；1905—1908 年当局陆续为女生开设大学课程班；1906 年杜马接受关于女性政治和公民权平等的请愿书，尤其是这年在彼得堡举行全俄首届女子选美比赛；两年后首次全俄妇女大会在彼得堡举行，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人士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参加，会议多番审视女性地位问题；1910 年 4 月 21—25 日，专家、行政官员、女权主义者、社会团体代表等千余人聚集在彼得堡市杜马亚历山大厅，举行首届全俄反买卖妇女及其根源大会，会议发表《妓女宣言》，呼吁重视妓女的诉求，“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很早就从妓了，当时我们健康尚可，但我们不能忍受任何种类的性病，如梅毒，这对我们来说最可怕。随着年岁渐长，我们人人都会被感染性病。原因不在我们，而是男人的梅毒”（Bisha 139）；1912—1913 年首届全俄妇女教育大会在彼得堡举行；1913 年，托木斯克大学医学系开始招录女性职员，不久许多大学都有女性员工出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加速增加。
伴随女性解放运动的是，在充满活力的图书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女性杂志：1899 年女权主义运动活动家及纸质媒体人别什科娃－托利维洛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Пешкова-Толиверова, 1841—1918）在莫斯科创办周刊《女性事业》（翌年停刊，十年后出现插图本周刊《女性事业》，1910—1918），持续推动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的女权主义思潮。不久，莫斯科和彼得堡创办有插图本半月刊《女性生活》（1914, 1916），社会科学－文学月刊《女性导报》（1904—1917）、周刊《妇女》（1907—1917）、文学与生活周刊《太太世界》（1907—1917）、周刊《妇女与女主人》（1912—1916）、《家庭主妇杂志》（1912—1926）、文学月刊《女性杂志》（1914—1916）、插图本半月刊《女性生活》（1914, 1916），以及《妇女世界》《女人与战争》（1915）、《家庭女主人杂志》《妇女联盟》《女人生活》《妇女》《妇女世界》等杂志；此外，基辅创办有《女性思想》（1909—1910）、《基辅沃洛佳学校女性杂志》、《我们的朋友》（1911—1914）等，而华沙创办《妇女》（1913—1914）等杂志。并且，与这些受图书市场青睐杂志相伴的是，满足女性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时尚信使》（1900—1910）、《插图本织品和手工制品杂志》（1901—1907）、《巴黎女人》（1908—1910）、《织品与绣花》（1909—1915）等流行杂志。这些适应时代潮流的女性报刊，方便了女性参与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讨论，影响了安德烈·别雷和维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等重要作家，他们在莫斯科创办《家庭女裁缝》（1906—1908，1909 年易名为《女性财富》）、1909—1911 年易名为《女人世界》。而这些致力于塑造新女性的杂志，连同上述女性解放思潮，皆疏解了东正教会对人的精神束缚，大大促成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吸引更多女性投身于文坛，如名演员和著名女性儿童文学家恰尔斯卡娅（Лидия А. Чарская, 1875—1937）先后结婚三次，仍受到儿童读者的父母亲敬重；女性作家地位大幅提升，如以《时代精神》（1907）而著名的韦尔彼茨卡娅（Анастасия Вербицкая, 1861—1928），声望赫赫的《巴洛克加乌兹和叶伏龙百科全书词典》收录著名文学史家温格洛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 1855—1920）所撰写的条目“韦尔彼茨卡娅”。
1861 年改革之前本来就有不少贵族女性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出现了科学院院士鲁索夫（Степан Руссов, 1768—1842）编辑的首部《俄国女性作家传记名录》（1826）——46 页篇幅涉及 97 位作家，而名作家和民俗学家马卡洛夫（Михаил Макаров, 1786—1847）紧接着在《太太杂志》刊载《俄罗斯女性作者史资料》（1833），提供了更多女性作家作品。1861 年改革之后，促成更多女性加入文学写作行列，有的甚至成为名作家，“1880 年代开始其写作生涯的女性作家多是市民，大多来自专业工作者、公务员和军官之家庭。审查制度改革和文学从业人员大增，导致各种定期出版物和读者数量不断增长。1905 年革命和尼古拉二世改革之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减”（Ledkovsky xxxiii）。她们不再是靠家庭教师接受教育，而是在学校完成教育的。由此，戈利岑公爵（Николай Голицын, 1836—1893）编辑出篇幅大得多的又一部《俄罗斯作家传记词典》（1889），收录主要用俄语写作的 1286 位女作家，其中相当部分在改革之后出现。诸如和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公开同居二十年的回忆录作家巴纳耶娃（Авдотья Панаева, 1820—1893），以《老太太》（1856）和《沙龙家族》（1880）等小说而著称的作家图尔（Евгения Тур, 1815—1892）、以克烈斯托夫斯基（В. Крестовский）为笔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及翻译家赫沃辛斯卡娅（Надежда Хвощинская, 1824—1889）等等。女性进入文坛之情势，发展到这个世纪之交，更因为女性解放进程加速而成为潮流，女性作家地位也就得到正视，上文提及的韦尔彼茨卡娅，去世后入眠莫斯科安葬文化名人的新圣女公墓。
这样一来，期间俄国出现的女性文学家，就远不限于吉皮乌斯、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等来自贵族之家的现代主义诗人，更有不少平民女性写作者推出的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从没有现在这么多女性作家。〔……〕出现有声望的女作家，或翻译或为报纸写作的女性作家，此乃俄国社会极为罕见的现象”（Чуйко 23, 26）。与此同时，知识界、女性团体和媒体关于性解放和女权主义的论述，通过大众文化氛围深入到现实生活，使女性作者写作就不仅是因其性别，更在于她们的女权意识，出现著名诗人苔菲（Надежда Тэффи, 1872—1952）的《变革中的价值观》（1932）所触及的 1905年革命期间女权状况——借一位中学男生之口说，“我们要求女性拥有普遍权利和特别权利。我们表达愤怒，我们反对！伊凡给我们的印象始终糟糕，但女孩子们却评价极好，无论她们写得多么垃圾。曼卡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要求恋爱自由，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结婚，有太太、女儿和儿童的独特权力’”①。这种情势成就了大批直接受到市民读者青睐的女性作家，她们创作了更多与性有关的畅销小说，如仅1910年就出现了涅克拉索娃（Ольга Некрасова, 1868—1948）的长篇小说《生命之初》或《人生之晨》、纳戈洛茨卡娅《酒神之怒》、苔菲《幽默小说集》等，由此民粹主义文学史家斯卡比切夫斯基进一步强调说，女性小说创作在此时快速增长，以至于俄国文坛被女性叙事体作品所淹没，许多女性作家几乎和男性作家一样经常在大型流行杂志上刊行作品。这种情形得到毕业于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的批评家科尔托诺夫斯卡娅（Елена Колтоновская, 1870—1952）赞赏，其《易卜生剧作中的妇女》（1901）、《青年文学家之路和情绪》（1908）、《新生活》（1910）、《安娜·马尔：〈十字架上的妇人〉》（1910）、《勃留索夫论女性》（1911）、《妇女剪影》（1912）等积极论述诸多女作家创作。大胆叙述“性”问题的女性作家之作，正是读者所热心的，这就是当时小说家库兹明《论俄罗斯流行的虚构小说》（1910）所声称的，涅克拉索娃的《生命之初》充满着特别美好的感情，除了以同情语调描写主人公的不幸之外，还写了女生在学校的体能训练情况，细致叙述少女身体的性感及其诱惑力，必然激发男性本能意识；《酒神之怒》是纳戈洛茨卡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用俄国读者不习惯的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模式（即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人的生物基因），叙述当时俄国社会中许多敏感又重大的问题，在描写庸俗社会现象过程中呈现出女性作家独特的审美观；苔菲小说异于英美文学的幽默，而是呈现俄国日常生活的讽刺幽默。
02
纳戈洛茨卡娅和韦尔比茨卡娅：由畅销到经典的白银时代女性小说家
大批女性进入文坛，以其独特的性别意识，不断冲击着男性贵族作家所雄霸的文坛结构，这就是凯莉在《俄国女性写作史，1820—1992》（1994）中所说的：“最近两个世纪来，我们看到在思考女性问题上一些令人吃惊的逆袭和巨变，下面列举的所能做的仅仅是一部分正义：女性不同于男性，我们知道她们更是因为她们的感受，而非她们的思考；更是因为她们的描述，而非想象；更是因为她们的想象，而非分析；是因为她们天生对形而上的理解；是因为她们没有理解形而上；因为她们在智力、政治、社会教育方面不充分；因为她们受教育胜于男性；因为其本性使她们倾向于复制而非创造、能力；因为社会期待她们的只是生育孩子”（Kelly 3）。这些情形在白银时代女性文学中异常显著。
纳戈洛茨卡娅（Евдокия Нагродская, 1866—1930）这位并非贫家之女，走向以文为生之路，乃因出生于文学世家——母亲布良斯卡娅（Авдотья Брянская, 1820—1893）乃 19 世纪莫斯科著名的回忆录作家及彼得堡沙龙女主人巴纳耶娃（Панаева，1846 年开始与媒体人和诗人涅克拉索夫同居，达二十年之久），其父戈洛瓦乔夫（Аполлон Головачёв, 1831—1877）是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新闻工作者、《现代人》杂志秘书，这使她培养出对文字表述、小说结构、人物形象等敏锐感受力。她嫁给当时国立彼得堡交通道路大学教授和国家私有铁路委员会主席纳戈洛茨基（Владимир Нагродский, 1872—1935），完全不必为生计发愁，并接受丈夫作为共济会员的理念。在这样的情势下，她以自己出嫁前的名字“戈洛瓦乔娃”发表许多侦探小说，如《死结》（1889）、《糟糕的事情》（1889）、《恶魔的女儿》（1894）、《彼得堡秘密》（1901）等，最终以小说《酒神之怒》（1910）而成为畅销作家。该作以彼得堡女画家塔季扬娜·库兹涅佐娃的日记方式，细致描写这位女青年为结识爱上她的有妇之夫，专程从彼得堡去高加索，但路上遇到了新同伴，由此她一路既沉湎于对过去的爱情回味，又对新同伴充满着性幻想，如“作为画家，我从他的肉体中获得亢奋〔……〕他所有的爱，炽烈而温柔——美丽的爱”（Нагродская 98）。这些叙述，尤其是库兹涅佐娃同唯美主义者拉奇诺夫关于同性恋的谈话，显示出她为不能把母亲责任、家庭义务和人生使命、生命的创造力相融合而苦痛，而女性解放使她体验到了作为家庭主妇所没有的刺激、享乐。如此叙述，使之被一些批评家说成是声名狼藉之作，认为作品充满着性爱自由的说教。奇特的是，这类否定性的批评之声，未妨碍它和韦尔彼茨卡娅的《幸福钥匙》一样广为畅销：仅1910—1915年发行量超过两万册，十月革命前该作再版10次，作者本人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而彼得堡（以及 1914 年易名为彼得格勒）著名的谢缅诺夫（М.И. Семенов）出版社，重版该作和她的其他作品之广告语就说“当代畅销书女作家”、“著名的黄色小说作者”“当今出版界翘楚”，《历史导报》刊文称，“我们正面评价这位女作家的成名作，它不仅奠定了长篇小说的母亲主题，且形成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本质”（сущность феминизма），是对女性价值的再评价。②借势，她很快创作了《阿尼亚》《纯洁之爱》《他》（1911）等关于女人性意识的短篇小说，以及关于性变态的长篇小说《在青铜门旁边》（1911）：它本是未完成的三部曲《疲惫的世界》一部分，审查没通过，1913 年刊行删节版，仍被审查机构没收。这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其声望，使其越发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作家，进而及时刊行的《细菌之战》（1913）也是色情小说，当年和翌年再版 5 次；同样，《白柱廊》（1914）、《恶灵》（1915）、《奥运处女传奇》（1916）等畅销书，相较于俄国文学史上名作涉及性描写时总是隐晦的表达传统，大相径庭。但这些作品用通俗语言叙述性心理，并交织着象征主义热心的、大众所迷恋的“通灵术”“招魂术”“神秘主义”等，强化了读者对其作品中“性”的兴致。但也引发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政府部长的性解放思潮之推动者柯伦泰，刊文赞赏纳戈洛茨卡娅乃俄国女性解放的践行者（1913）；批评家瓦西列夫斯基（Илья Василевский, 1882—1938）以涅—布克瓦（Не-Буква）为笔名在《恶灵》刊行后，撰文批评说，“即便是凶猛敌人，伤及真正‘外在自主、内在独立’的新女性，也难以比肩纳戈洛茨卡娅女士”③。不过，十月革命后作者开始侨居巴黎，继续这种色情文学创作，如《我妻子家的真实故事》（1922）和《罗曼·瓦西里耶夫笔记》（1922）。苏联解体，其作品再度流行：1994 年彼得堡“西北”出版社刊行《安妮雅及其他短篇小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再版其《酒神之怒》。
不过，在触及性问题的女性畅销书作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小说家韦尔彼茨卡娅。在《致读者》（1908）和《我的回忆录：青年、梦想》（1911）中，她自叙出生于沃隆涅什世袭贵族之家，父亲早亡，全家生活在贫穷陋室，曾在女校接受教育，当时的文学老师发现其写作才华，后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古典音乐专业（1879—1881），显示出极好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力，未毕业就任音乐教师，其文字活动始于音乐教学生涯——1883 年给《俄罗斯信使》报写政治评述，1884 年开始致力于有关女性解放话题的文学创作，并且这类作品率先得到《俄罗斯思想》杂志认可——在此发表中篇小说《分歧》（1887），此后相继在《俄罗斯财富》《生活》《原则》《俄罗斯导报》等畅销报刊发表作品，先后刊行小说集《生活之子》（1899—1902）、《解放解放了》（1902）、《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罪行》（1902）、《赶潮》（1902）和《谁之罪》（1904）等。民粹主义文学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注意到她的短篇小说《醒来》（《俄罗斯财富》1894 年），肯定其作品对社会女性问题的关怀。1882 年她嫁給不富裕的工程师，婚后生活使她对女性问题更有感触，促成她关注女性文学的生产问题：1902 年组织出版外国女作家关于“女性问题”之作，此后出版自己的小说《小蝴蝶》（1904）、《幸福》（1905）、《一种生活的历史》（1903）、《谁之罪》（1904）等。这些，连同 1905 年革命事件（十二月 7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紧急会议是在她寓所召开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英勇行为）后，促成她从给大型通俗报刊撰写社会时政评论，转向写畅销文学作品，创作了自传性长篇小说《时代精神》（1907）——试图彰显普通女性追求个人生活幸福和感情满足的合法性。她致友人书信曰，“我开始写《时代精神》，耗时两年时间，期间没有出版和发表任何东西，以对这个时代进行充分回应”④。作品用历险记方式，叙述音乐教师卡佳，一位出色的钢琴手，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生活历史，宣扬感情自主、精神自由、男女关系自立。这种追求得到安德烈·托波利采夫这位尼采哲学追随者的呼应。相较于过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贫民女性形象——天生就贫穷，或终生就没有爱情，或为追求爱情而不得，或得到爱情而酿成人生悲剧，《时代精神》叙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公卡佳作为很有音乐才华的教师，不是抱着斯拉夫女性“忠贞”传统而浪费才能、耽误青春、损失美丽，而是转向充分利用其音乐能力和姿色，得到追求她的男人的支持，转而帮助姐妹和伤残母亲。作品积极描写她追求个人感情和肉体欲望满足的幸福，直接凸显普通女性生命的主体性价值。这样的描写，引起读者极大关注，四年间三次再版，发行量达及 5.1 万册，并被译成德文，她由此成为名畅销书作家。楚科夫斯基的《关于当代作家之作》修订版（1914）评价道，广为青少年读者所痴迷的卡佳形象，其影响力堪比法国高产畅销书作家阿列克西（Pierre Alexis, 1829—1871）那长达 11 部小说系列历险记－侦探《洛克姆鲍历险记，又名巴黎戏剧》（1859—1884）中的主人公，也能与当时俄国一些侦探小说的主人公相媲美，甚至如达尔文和马克思那样被人广泛讨论（Чуковский, Книга о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исателях 19-20）。
更为重要的是，其姐姐索尔涅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рнева, 1860—1891）虽以中篇小说《危险玩笑》（1883）而成为名作家，但儿子意外离世，击碎了她相夫教子的人生观，于 1891 年 8 月服毒自杀。此事触动韦尔彼茨卡娅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幸福钥匙》（1908—1913 年，第 5—6 部分以《胜者和败者》为名出版）：重新讲述灰姑娘及其成功后如何幸福生活的畅销书。贫穷少女叶利佐娃遇到金融家施蒂纳，后者爱上她，她则从中享受到肉欲的快乐和物欲的满足；与此同时，她又享受贵族涅里多夫爱情。作品一方面叙述这位有着精细艺术感受力的灰姑娘式的主人公，在人生之路上遇到两种爱情——艺术创造所需的灵魂之爱、现实生命的肉体之爱，但她放弃斯拉夫女性婚姻和性道德观念，睿智地游走于两种男人之间，而不是彷徨于灵与肉的纠缠，即既接受金融家的帮助并和他纵情享肉欲，迅速成为外省著名的芭蕾舞演员，从而成为过着高品质物质生活的幸福女人，又享受着另一位贵族的爱情。在正面描写这样的人生历险记过程中，小说穿插叶利佐娃大量关于女性地位、疯狂爱情、革命、恐怖主义、尼采哲学等等时代问题的评述意见，把尼采之言“在你身体中甚于理智的是更好的智慧。身体需要的是智慧”“在爱情中充满着疯狂的命运”作为题辞，赞赏性叙述这一新女性的爱情传奇，主人公声称，“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向自由。选择你自己吧”⑤。在叙述她享受两个男人的情节和她对各种问题的议论中，作品展示了这位敢于抛弃传统斯拉夫女性道德的新女性，如何大胆借助曼妙身体及其对男性的诱惑力，甚至不回避在这个过程女人性感受，打破有爱情的婚姻才是女人最重要人生的现代神话。当时许多人指责这种叙述有违道德，作者反驳说，否定女性身体是以中世纪西方审美观为标准的教会法庭行为，现在那些标榜道德的中产阶级，落入了这个窠臼，但在新时代这已不合时宜，“ 这样的中产阶级批评原则只是中世纪西方的产物。我们不是中产阶级，在我们这儿没有这种玩意的位置 ”，作者向书刊审查官也说，“女人一旦不把爱情作为生活中心，那么当爱情离去时，她不至于一无所有。她能献身科学、艺术和文学创作，对人有积极之爱。不要压抑小人物的幸福〔……〕‘幸福的钥匙’就在你手中”⑥。这部作品有许多时髦的外国人名字，诠释尼采哲学幼稚，尤其是叶利佐娃形象塑造及作品某些情调显示出，受英年早逝的女画家巴什基尔采娃（Мария Башкирцева, 1860—1884）之《日记》影响，却因叙述立足于女性经验，使该作轰动一时，哪怕那些现代主义批评家轻蔑地谈及该作的色情性（бульварность），认为其中的低级文学趣味，才使其流行开来。⑦而批评家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8）《韦尔比茨卡娅》批评它是广为流行的降低读者文化品位之作，在《论现代作家》中认为该作和高尔基《在底层》之别就是五戈比一本庸俗小说与高雅文学传统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各阶层读者津津乐道于对这位新舞蹈演员传奇人生及女人幸福生活的正面描写，这才使其比《时代精神》更为畅销的原因所在。据楚科夫斯基考察，韦尔彼茨卡娅作品在 1890 年代发行量达 50 万册之巨，其中《幸福钥匙》初版一个月销售 3 万册，“在德文斯科、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敖德萨、基什内夫、波尔塔瓦、尼古拉耶夫等州，绝大多数人阅读的不是托尔斯泰，不是契诃夫，而正是韦尔彼茨卡娅女士〔……〕据图书馆读者借阅数据，阅读契诃夫的是 288 次，阅读柯罗连科是 169 次，借阅韦尔彼茨卡娅的达 1512 次”⑧。
韦尔彼茨卡娅作为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其畅销小说呈现出这个世纪之交，尤其是 1905 年革命之后，在社会风气发生大变的情形下，轻松书写小公务员、缺乏临床实践的医生、三流演员、大学生等底层人物的感情、欲望、前途，他们改变了通往成功之路的社会惯例，“在韦尔彼茨卡娅和阿尔志跋绥夫创作中，当代政治事件或社会作用就如同是电影海报，并不是主人公和系列活动的主要背景”（Stites 25），而是转化为叙述的基础。这种写作，她是有意识为之的，自称“我很清楚自己文学的价值，我不为上苍命运而痛苦，我不认为自己才华横溢。哦，我没有才华。但我理解为何读者在此时读我的书。我看到，读者倾心于我的作品。因为我触及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关于爱情、婚姻、个人和社会冲突等老问题〔……〕很明显，我把激情、诚恳集于一身以解决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区别于他人所在。或许，这就是我按女性方式写作？我也是按女性方式感受、思考的〔……〕抑或我是按自己方式阐明这些问题的？”⑨的确，她是针对新时代市民读者关心的话题而创作的，按科学院普希金之家高级研究员格拉切娃给《韦尔彼茨卡娅：时代精神》（1993）再版本所写序言声称，“《幸福钥匙》和《永恒》事关女性解放问题。揭示了主人公的幸福婚姻的历史，开始比结束更胜于 19 世纪爱情故事。他们的心灵戏剧与他们对旧观念的信仰息息相关，正是这些旧观念占据了女性生活的中心。时代精神自始至终和过去的家庭日常生活未必相适应”（Вербицкая 6），这就使得《幸福钥匙》比《时代精神》更有轰动效应。不否认，现代主义精英们以不屑一顾的姿态谈论韦尔彼茨卡娅，认为她的创作属于低级文学，但读者们对《幸福钥匙》中贫穷女孩叶利佐娃，肯定自己作为美女和才女的身体和艺术天赋之价值，赢得富翁的爱情和帮助，正当地成长为芭蕾舞新秀，获得人生幸福。城市化进程为新时代女性展开人生提供了新的舞台，也改变了人的价值观，由此成就了该作正面描写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及其获得方式；如此描写，堪与《灰姑娘的故事》（Cказка о Золушке），感动了千百万来城镇讨生计的女性读者，许多人痴迷于此，如达多诺夫（В. Дадонов）翌年编辑出版《韦尔彼茨卡娅及其长篇小说〈幸福钥匙〉与〈时代精神〉：达多诺夫批评概论》（1911），尤其是《幸福钥匙》当即被翻译成欧洲多国语言，在德国特别流行。作者是在当时背景下重新叙述成人的浪漫童话，她批评那些认为未来男女工人不需要美的观点，声称那样就根本是不知道读者所想，“任何艺术，除了沉闷无聊外，都有存在的权利〔……〕从文学中期待的不是照相，不是真理〔……〕文学应该不是反映生活，而是补充生活。根本不该是对生活的确认”（Вербицкая 198）。如此论述，极为独到，和 183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认知相去甚远。重要的是，她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声望，在当时就不断得到正面累积，《幸福钥匙》畅销到这样的程度——当时就有音乐家谱写了以此为题名的沙龙华尔兹舞曲，1914 年长篇小说《瓦沃奇卡》被拍成无声电影，1915 年《时代精神》拍成电影，至今还放映。
韦尔彼茨卡娅作为女性作家，通过图书市场而深受读者青睐，与她承认大众作为文学消费者具有主体性价值的潮流有关。她出生和成长历程，使其满怀民主意识，并把这种意识运用于文学认知和创作实践，批评贵族审美意识，“那些认为工人和技师不需要美的人，是完全不懂这些读者的。他们同样清楚，任何艺术都存有规则，就是不能沉闷无聊。读者是浪漫主义者。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他们期待文学不是摄影、不是真理〔……〕不是我们那短视、污浊、平庸的真理〔……〕文学应该不是对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生活的补充”（Вербицкая 198）。即便十月革命后，由《女演员》《黄昏灯火》《赶紧生活吧》三部组成的《爱情枷锁》（1914—1920），叙述少女娜坚卡参与现代艺术市场过程，深切体验到了自己的身体、美貌、才艺等能助其演艺业成功，由此培育出现代女性解放意识，并果然成为外省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涅罗诺娃。实际上这样叙述城市化进程改变女性命运之作，是以自己的母亲即著名的女演员莫恰洛娃为原型的，叙述感情、叙述技术都超过《幸福钥匙》，读者对其青睐程度起初是狂热的。诡异的是，这位积极叙述普通女性命运变化和女性意识觉醒程度相关的白银时代名作家，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居然查禁其所有库存作品，理由之一是“色情描写”（Порнография），她的名字近乎被演化为低俗文学代名词。共产主义学院著名教授弗里奇在《文学百科全书》（1930）中虽然评价说，韦尔彼茨卡娅作品拥有丰富的思想、非常吸引人的情节，但肯定批评界的否定性观点，认为其作品“虽然情感和风格以追求英雄的光明的高尚气度为条件，但充满着恋爱场景、情节剧效果”，没有正面描写 1905 年革命，整个属于低级趣味的作品（бульварщина），并且作家身上这种不好的文学趣味经常混乱地掩盖其进步的思想和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揭露（Фриче 157-158）。所幸，高尔基干预，才没有销毁其作品。1926 年，《在文学岗位上》杂志关于她的创作展开激励争论，卢那察尔斯基肯定《幸福钥匙》的作者是当时进步文学家（1926 年第 7—8 期），认为其作品扮演了进步政治角色，楚科夫斯基《韦尔彼茨卡娅》虽然批评其作品的通俗性，但认为那些受当时畅销图书平克顿侦探小说和韦尔彼茨卡娅女性小说影响的工人们，普遍相信无产阶级艺术。这类意见，使她得以幸免于难：国家出版委员会组建审查其作品的委员会，12位共产党员文学家苦读三个月，得出如是结论——其33种作品“无害”（безвредность），其中《时代精神》被委员会推荐给出版社再版（虽最终未能如愿），作者把这些作品转给工人俱乐部。并且，其畅销书作家声望以及其小说鼓励大众积极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导致《红星报》在她去世后刊讣告赞誉她的创作乃“文学史上唯一案例”，用市民趣味的方法创造一种流行的思想性畅销小说（идейная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充满着时代感、思想性，如《时代精神》涉及 1905 事件。⑩
03
群星灿烂的畅销女性小说家：白银时代的又一种文学景观
韦尔彼茨卡娅的畅销作品，通俗易懂地倡导女性解放，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韦尔彼茨卡娅女士的多情历险记”，不再是英雄历险记，而是出生于平民阶层的普通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展示女性的身体、才华、智慧及其魅力，这样的写作，和纳戈洛茨卡娅的畅销小说一样，显而易见地不同于那些把文学作为人生教科书的经典，它们深得不同文化水准的市民读者喜爱，类似于有关俄译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平克顿（Allan Pinkerton, 1819—1884）系列深得普通读者喜爱，得到阿尔志跋绥夫和卡缅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赞赏。然而，在革命频现和大众文学出版繁荣的年代，远非只有纳戈洛茨卡娅和韦尔比茨卡娅成为文坛上的女性畅销书作家，而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名作家，不仅有 1906 年全俄选美大赛获奖者、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著名演员别布托娃（Ольга Бебутова, 1879—1952），其《通往职业之路》和《灰尘》（1917）积极书写女性解放之艰难，深得市民喜欢，每部作品发行量过万册，而且还包括如下作家：
出生于彼得堡近郊皇村一位军事工程师之家的楚里洛娃（Лидия Чурилова, 1875—1937），1886—1893 年就读于彼得堡帕夫洛夫女子学院，接着在帝国戏校深造，1898年毕业后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帝国剧院工作到 1924 年。期间，她投身于女性文学创作，以笔名恰尔斯卡娅（Лид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Чарская）发表畅销作品：把自己在女校度过的七年经历，写成处女作《女校学生笔记》（1901）——刊行于儿童文学杂志《知心话语》（Задушевное слово）。该作恰当地叙述中学女生朦胧的性意识，给她带来了巨大知名度，她也由此成为俄国少年儿童文学家，尤其是中学女生文学的代表。此后，她刊行 80 部中篇小说、20 部短篇小说集，包括《塞壬女妖》（1907）、《小学生笔记》（1908）、《可笑的生活》（1908）、传记《勇敢的生活》（1908）、《第二尼娜》（1909）、《生活在森林里的女子》（1909）、《特别的女孩子》（1912）、《幸福的人》（1912）、《不靓丽的女孩子》（1912）、《姐姐马琳娜》（1913）、《神奇故事》（1915）、《学院秘密》（1916）等，主要是描写中学女生爱情、友谊、心理和感情，或以女性视角写俄国史和俄罗斯童话的。这些着意培养青少年读者追求善、美、真之类道德品质之作，绝大部分由著名的出版公司推出，成为 1911 年莫斯科知识传播协会所证实的中学生最爱读的作家——阅读量仅次于果戈理（34%）、普希金（23%）、恰尔斯卡娅（21%），甚至高于屠格涅夫（12%）；《俄罗斯中学》（1911）杂志统计，其作品入围“令人喜爱图书”（Любимая книга）序列。对此，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白银时代亲历者楚科夫斯基，在《孩子们期待恰尔斯卡娅什么》中称她为“庸俗化的天才女作家”，“男孩子们痴迷于平克顿时（即彼得堡许多有名的出版公司或印刷所大量刊行的美国侦探小说），女孩子则一直热心于恰尔斯卡娅。她是深刻影响当时少女智慧和心灵的重要人物”，“我们研究经常暗中所说的那些女士话题，在六月白夜那闷热的宿舍里所非常想念以至于梦见的人物，17 岁少女幻想的〔……〕”（Воронский 243），全部是恰尔斯卡娅小说所及的主题、人物形象。然而，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把她当作贵族作家，把她那些细腻写中学女生复杂且敏感心理之作，视为是从“资产阶级—商人观点”书写的庸俗文学（бульва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18 年《知心话语》杂志被关闭，所连载的小说《小蝴蝶》也就成了未完成之作，虽然她后来用笔名“伊凡诺娃”（Н. Иванова）发表四部儿童文学作品，但其作品基本上是被查禁的，她也生活得极为艰辛。楚科夫斯基在 1922 年 9 月 5 号日记中写下如此惊悚的情景，“昨夜结识了恰尔斯卡娅。上帝呀，她是多么的瘦骨伶仃的！她给了我两页手稿——也是残破的。好奇的是，她写的有文法错误〔……〕或许她太饿了？她至今没有领到配额口粮（пайка）。这极为可恶（безобразие）。连出版商哈里同（Борис Харитон, 1877—1924）都有，而她这位写了 160 部作品的作家居然不配得到”（Чуко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5 томах 54）。1924 年以后她甚至离开了剧院，生活得更为艰辛。所幸，苏联解体伊始，它们很快就被当作儿童文学和中学生文学作品再版，“俄罗斯使命”出版社刊行其 54 卷《全集》（2007），包括《冰宫》《亲爱的皇帝》《女校毕业生》《仁慈的姐姐》《幸运儿》等白银时代畅销书。实际上，这种少女题材之作，直观上乃欧洲女性解放思潮在俄国的延伸，正如俄国女性解放运动不及欧洲那样强烈，这些关于青春期少女之作也就引发比欧洲更为激烈的讨论。
出生于彼得堡风景画艺术家之家的女作家马尔（Анна Мар, 1887—1917），短促的一生，文学创作量却巨大，涉及高加索、帝国的自然风景、历史等题材，但最著名的作品则是有关少女甚至色情题材小说。她 15 岁迁徙到乌克兰哈尔科夫，翌年出嫁，很快离婚，由此对佛教尤其是佛教诗歌经典痴迷，却写出关于贵族中学女生性萌发或躁动及其对少男之影响的中篇小说《不漂亮的女人》（1911）；1912 年开始定居在莫斯科，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创作了《不可能》（1911）、《不合适》（1913）、《对你同样也是犯罪》（1914）、《她的大爱》（1915）等色情程度不断加深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创作了《十字架上的女人》（1916）这部堪称白银时代最触目惊心的色情之作！这部由六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是从叙述这样的情形开始的：50 岁开外的男人舍米奥特，带着儿子，和为他贡献一生、现在成为他保姆的老情人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现在又迷恋上偶然认识的、不甚清楚其年龄的阿琳娜，迷恋其身体和脸蛋等。奇特的是，作品叙述的中心是经常自称处女的富家女阿琳娜如何爱上不同人，包括狂热爱上舍米奥特，详细叙述如何和这个男人亲密的细节，又不可理喻地爱上闺蜜赫里斯吉安娜，接着爱上舍米奥特之子尤里；尤里和赫里斯吉安娜结婚后，尤里很快就嫌弃这位同性恋的妻子，并打算再爱父亲的情人阿琳娜；赫里斯吉安娜的兄弟却希望成为阿琳娜的丈夫。在这种混乱的性关系中，作品两次详细叙述了性爱过程，包括同性恋的性爱；还描写舍米奥特如何夺走了阿琳娜的贞操，却不想和她结婚，虽然她同意卖掉自己的大房子，以情人身份和他同居，未来的前景就是替代老死的克拉拉所留下的位置，但她又接受他儿子尤里的肉欲之恋。与作品内容相一致，该作首版封面挪用比利时神秘象征主义版画家洛普斯（Félicien Rops, 1833—1898）之作《圣安东尼的诱惑》（1878）——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而是裸体女人（连俄联邦时代再版该作，很少敢再用这个封面），当即引发50多篇严厉批评文字，普遍视之为是俄罗斯小说史上的丑闻，甚至是社会丑闻。即便如此，1918 年莫斯科“当代问题”出版社仍然两次再版该作。1917 年她自杀身亡，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和翻译家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Брюсов, 1873—1924）在《诗人日记》（1917）中居然提及安娜·马尔自杀事件是多么悲惨；毕业于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的著名女作家和批评家科尔托诺夫斯卡娅（Елена Колтоновская, 1870—1952）、革命家和作家萨维尼奇（Борис Савинич, 1879—1925）分别在 1916 年《言论》报（6 月 20 日）、《俄国之晨》（7 月 9 日）报发表《安娜·马尔：十字架上的女人》，纪念这位作家。
实际上，在马尔刊行该作之前，季诺韦耶娃－安尼巴尔（Лидия Дмитриевна Зиновьева-Аннибал, 1866—1907）这位出生于名门之家（祖父是枢密院高官、父亲是将军、兄长是彼得堡州长）的作家，已率先创作了女同性恋小说。1884 年，她嫁给自己的家庭教师、一位思想激进的青年，从而对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有兴致。1893 年，她带着三个孩子去罗马，与后来成为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翻译家、哲学家的维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1866—1949）相遇，当时他正要离婚，自此和他婚外情历时三年，彼此离婚而结为夫妻，1900 年代在彼得堡组织著名的“星期三”文学社。但在结识伊凡诺夫之前，季诺韦耶娃－安尼巴尔就在《北方导报》上发表《无可幸免的灾难》（1888）——关于一村妇去贵族家当奶妈而陷入情感和身体困境之作，此后关于女性题材作品不断，但最重要的作品是在苏沃林印刷所刊行有色情之嫌的长篇小说《激情的人》（1903）、最为畅销的同性恋小说《三十三种怪物》（1906）。后者用日记方式记录和薇拉的同性恋关系，她们彼此爱上对方身体，她丈夫也爱上了薇拉身体。如是描写，折射出作者夫妇与美女艺术家萨巴什尼科娃（Маргарита Сабашникова, 1882—1973）之间的三角恋。相较于这期间同性恋在象征主义同仁圈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对此却表达得隐晦，而季诺韦耶娃－安尼巴尔的这类大众小说则直观上显示出俄国人在这方面的变化，以及在审美观上的表达。她在文学写作上的大胆，甚至在去世那年还写出长篇诗剧《唱歌的屁股》（Певучий осел, 1907），引发纷争。
令人惊奇的是，许多女性作家小说写作有相当程度的传记性，却敢大胆剖析自己的女性意识、性体验和性要求。出生于文学家之家的科列斯托夫斯卡娅（Мария Крестовская, 1862—1910）的《一位女性生活片段》（1894—1903）和《生活之外》（1892）等多是自己生活实录；同样，出生于彼得堡军人之家并毕业于彼得堡叶莉扎维津学院的拉波－丹尼列夫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А. Лаппо-Данилевская, 1874—1941），其《在生活迷雾里》（1911）、《部长夫人》（1912 年，次年易名为《碌碌无为》再版）、《公爵女儿》（1914）、《俄罗斯贵族》（1914）、《华而不实》（1916）、《生命的责任》（1917）等，以女性经验，叙述女性身体解放和感情自由，也明显有着作家的生活经验。1920 年她带着孩子们逃亡到刚从帝俄那里获得独立的拉脱维亚，此后寓居在华沙、柏林、罗马和巴黎等，继续出版女性视野下的俄罗斯问题之作《被侮辱的》（1926）、《在庄园里》（1928）、《百万富翁布拉克夫家族》（1929）、《在伏尔加河上》（1928）等。此外，入眠彼得堡“文学桥”公墓的著名女作家娜杰日达·巴什科维奇（Надежда Башкевич）之《玛莎的命运》（1883），出生于彼得堡贵族之家并受过不错的女校教育、结识冈察洛夫等名家的作家列特科娃（Екатерина Леткова, 1856—1937）之《村妇的眼泪》（1898），以笔名“别兹洛德纳娅”（Юлия Безродная）而著称的女作家雅科夫列娃（Юлия Яковлева, 1858—1910）之《大刀阔斧地解决难题》（1899）、《姐妹》（1901）、《珍珠项链》（1902）、《在小屋里》（1909）等，分别生动描写不同阶层女性所经历的爱情、命运，但各自融入作者传记性经验，显示出当时女性意识觉醒。
意外的是，这些女性小说因提出了女性的关切，意外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建立和稳定下来的重要力量。十月革命后曾尝试推动建立“无产阶级”家庭——为摆脱私有制婚姻，无产阶级政权宣布，只要男女双方自认为是自愿组合成革命家庭就是合法的，勿需去专门机关登记。先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部长）和女工委员（部长）的柯伦泰，率先垂范。其实她出生于将军之家，受过良好教育，21岁嫁给一位不富裕工程师，很快离婚，转而热衷于革命，以其有魅力的身体去力行“女性解放”理念——曾和许多革命家公开同居，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皆追求过她。她在反复再版的《女工－母亲》（1914 年初版，到 1918 年再版超过 10 次）、《新道德与工人阶级》（1919）中，大胆指责现代文明要求女性胸部发达、四肢纤细、体态圆满、身躯柔软等，认为这些是要把妇女塑造成生育机器、男人性爱对象的结果。尤其是在《新道德与工人阶级》中，她根据《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过路人笔记》等作品，提出“新女性”（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概念——尊重自己的感情自由、独立个性、在家庭和爱情之外仍有广泛兴趣、应学会拒绝屈从于男人欲望、不要掩饰自己性要求、不要害怕在男女性关系中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女性身体需求等；在《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18）中提倡自由恋爱、简化结婚和离婚手续。有意味的是，体会到如此情景的瞿秋白，对这种性爱自由之风深表赞赏，其《赤都心史》曾描述过这样的“家庭”，并视之为苏俄“进步”“革命”，大加赞赏。如此无视性伦理传统的政策，与这期间再版一些色情之作的潮流相一致，如《林中空地》（1915—1916）本是从伊尔库茨克流传出来的色情作品，1919 年克拉斯诺格尔斯基（В. П. Красногрский）居然以题名《林中空地：第一部快乐且有些色情的文集》再版，到 1930 年代初因宣传苏俄比西方资本主义更有道德感，“无产阶级家庭”政策才被废止，但这未妨碍柯伦泰入眠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可见，在 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女性解放是其中的重要思潮之一。在这样的思潮中出现的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潮流，严重冲击了俄罗斯正教会所形成的严格限定“性”“性爱”的审美传统，造成 18 世纪以来法国文学虽然是俄国译介和模仿最多的欧洲文学，但在法兰西审美观影响下，近两个世纪俄国文学却没有出现拉伯雷、福楼拜、左拉等公开描写性行为的作家。甚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安娜的婚外情描写完全不涉及性描写，因为经书报刊审查制度而来的是语言审查，俄语中使用的是“性别”（пол），甚至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风俗小说家达理（В. И. Даль, 1801—1872）主编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伟大俄语之详解词典》（1863）还未收录“性”（секс）。这些都意味着，“性”或“性感”“性爱”在俄国书面文化中是非主流的，十二月党人的太太或未婚妻无所畏惧地随夫去西伯利亚，是对爱的忠贞，而非性吸引。白银时代改变了这一强大传统，女性作家写作虽公开涉及女性的性心理、身体甚至色情，却因适应了抵抗帝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风潮，居然能被当时读者所热情接纳，甚至助力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推动的社会革命，把性解放和废除传统婚姻制度作为苏俄共产主义一部分，促使写妓院和妓女的库普林能入眠列宁格勒“文学桥”公墓（与屠格涅夫比邻而居），韦尔彼茨卡娅等女性作家则入葬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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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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