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

Original 方英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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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学绘图”是美国“文学空间研究”领军学者罗伯特·塔利提出的重要概念，以地图绘制喻指文学写作，尤其是通过“叙事”完成的创造性表征，揭示了写作等文学活动乃绘制主体与更宏大的时空整体的关系，并探究文学如何表征并建构这一整体性。文学绘图不仅是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开拓。首先，文学绘图体现了绘图、叙事和存在的根本性联系；其次，文学绘图研究重视叙事地图和叙事绘图，既包括“真实”可见的地图，也指以语言符号绘制叙事地图，涉及绘图模式、话语、视角等问题；第三，文学绘图可用于对特定作品和作家创作、特定时期或特定文类的叙事形式/模式及其绘图特征的讨论。文学绘图理论在方法论、认识论乃至本体论层面讨论并揭示了叙事空间性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了叙事形式/模式乃至叙事本身的意识形态性。

作者简介

方英，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叙事学与文学空间批评研究。

Title

Literary Cartography: An Overlapping Territory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d Narratology

Abstract

“Literary Cartograph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advocated by Robert T. Tally Jr., a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US. Using the making of maps as a metaphor for literary writing, especially the creative representation accomplished through narrative, this concept reveals that writing and other literary activities attempt to not only ma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a broader spatiotemporal totality, but also explore how literature represents and constructs the totality. Literary cartography is both the core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d a major expansion in Narratological studies. Firstly, it embodies the fundamental connection between mapping, narrative, and human existence; secondly,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stress narrative maps/mapping, including the “real” tangible maps and the narrative mapping with words, which may involve various modes, discourses, and points of view of mapping; thirdly, it can b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form/mode and the mapp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text, author, time period or genre.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not only discusses and discloses the method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narrative spatialit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stresses the ideology of narrative forms/modes and even narrative itself.

Author

Fang Y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300,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ies, Narratology, and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ttbetty@126.com

法国哲学家贝特朗·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一书中提出了“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y）概念，并专辟一节“空间的反击”讨论“空间转向”之后空间地位的不断攀升（Westphal 23-26）。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则提出，空间转向令空间、地方、绘图等问题占据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前沿（Tally, “Introduction: The Map and the Guide” 2），甚至在文学领域逐渐形成一种“文学空间研究”（Tally,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versus Literary Geography?” 391-392），该研究可涉及地理批评、地理诗学、文学地理学、空间人文等领域，可包含“任何关于聚焦空间、地方和绘图的文本研究”（Tally, “Introduction: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Literary Studies” 3）。在笔者看来，就文学空间研究而言，韦斯特法尔等人的“地理批评”（La Géocritique, geocriticism）和塔利提出的“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mapping），代表了当今西方在该领域的主流和前沿①。同时，笔者又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对地理批评关注较多，但对文学绘图的讨论远远不够，现有的研究也只是聚焦于文学与地图的关系，还有许多需要探索和深入的领域。

塔利是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杰出教授，美国文学空间研究领军学者，先后出版了十几本文学空间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相关文章。他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文学绘图”概念的提出、阐释、发展和理论化，以及在具体文本分析和作家研究中的运用。这个概念在西方文学研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不少学者借用这个概念，或以此为研究角度，探讨了作品、作家、流派或文类的文学绘图问题。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地理批评与文学空间研究”丛书（“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Series）和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空间人文”丛书（“Spatial Humanities” Series）中有不少著述涉及、借用或讨论文学绘图这一概念。

笔者发现，文学绘图不仅是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且极为强调绘图与叙事的天然联系，并始终围绕叙事作品和叙事话语展开研究，可以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开拓，是叙事学和文学空间研究的重叠地带。在这个地带，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其一，围绕“绘图―叙事―存在”这一根本联结展开的文学绘图研究；其二，叙事地图与叙事绘图研究；其三，特定作品、作家创作和文类的叙事形式/模式的绘图特征。本文将主要考察塔利的文学绘图研究，探讨其对叙事学研究的开拓和启发。

绘图―叙事―存在

“文学绘图”概念最早出现于塔利关于麦尔维尔研究的博士论文《美国巴洛克：麦尔维尔与世界体系的文学绘图》（“American Baroque: Melville and the Literary Cartography of the World System”, 1999），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则借鉴了詹姆逊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德勒兹的地理哲学（geophilosophy），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段义孚的“地方”概念，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并受到福柯、彼得·图尔希、德·塞托、巴什拉等人的启发。塔利关于文学绘图的讨论散见于《麦尔维尔，绘图与全球化》《空间性》《处所意识》等著作和《论文学绘图》《文学绘图中的冒险》《小说与地图》等大量论文中，且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塔利将作家的写作看作文学绘图，并始终强调绘图与叙事的比喻性关联。但笔者认为，绘图不仅可以喻指写作，亦可喻指各种文学活动；绘图与叙事的联系不仅是比喻性的，更是本体论层面的。笔者还发现，塔利的文学绘图是其逐渐发展出的文学空间研究体系的一部分，尽管他本人尚未明确阐释这个体系。

塔利关于文学绘图的论述丰富而庞杂。概括而言，文学绘图概念是以地图比喻文学作品，以绘图比喻作家的写作，强调两者都是对社会空间或我们所在世界的表征：“文学作品能表征广义的社会空间，因而具有一种类似地图绘制的功能，这就是文学绘图”（Tally, “On Literary Cartography”）。绘图与写作的相似性不仅在于他们与世界之间的表征关系，还在于表征的过程：就像地图绘制者那样，作家必须勘察版图，决定就某块土地而言，应该绘制哪些特点，应该强调或忽略哪些元素〔……〕作家必须确立叙事的规模和结构，就好像绘制地方的刻度与形状（Tally, Spatiality 45）。因此，塔利认为“所有写作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文学绘图，因为即便是最写实的地图也无法真正描绘空间，而是像文学那样，将空间表征为图像并投射在复杂的想象关系中”（Tally, “Geocriticism: Mapping the Spaces of Literature” 134）。塔利的论述向我们揭示，写作与绘图都是以符号表征主体所在的世界（具体经验以及抽象结构），并投射出某种比喻性空间/地方/世界，此表征与投射的空间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还有索亚所说的“真实并想象的”（real-and-imagined）②。后来，塔利进一步将文学绘图概括为：以比喻的方式表征文本中的社会空间，以及个体或集体主体与更大的空间、社会、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Tally, “Adventures in Cartography” 25）。

文学绘图概念的提出，在本体论层面对文学写作乃至整个文学活动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本质而言，文学绘图揭示了文学如同地图那样，绘制主体所在的位置，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与更宏大的时空整体（空间组织、社会空间、经济政治体系等）的关系，或者说，绘制主体的存在状况，建立主体与世界的联系。这个概念揭示了文学和地图这两种符号系统的共性，建立起这两者的关系，并将其与世界、与人的存在勾连在一起。文学绘图概念还让我们看到，不仅是写作，其实各种文学活动都是某种程度的绘图。如果说作家的写作是绘制出他/她所理解和想象的世界的“地图”，那么，读者的阅读就是对作家绘图的“再绘图”，而批评家/理论家的思考和解读则是从特定角度、就特定话题展开的绘图。无论写作，还是阅读、批评和研究，都是一种绘图行为，都能创造出某种文学地图，都是对存在状况的谱写、想象或反应，都是对关系的建构或绘制，都是对社会和时空整体性的表征与想象性建构。文学绘图研究正是致力于探究文学如何表征并建构整体性，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这一几乎无法表征的整体。可以说，文学绘图理论以一种“空间的”思维和方式重新诠释文学，包括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作、阅读、批评和理论，文学的功能，以及我们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绘图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而且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方式。

在探索文学绘图的本质、价值和独创性的同时，笔者注意到，塔利的文学绘图概念“尤其”指通过“叙事”完成的创造性表征，特别强调叙事（形式、文类、作品）“尤其”具有文学绘图的特性，并始终强调绘图与叙事的比喻性关联。比如，塔利在其第一部专著中指出，小说是一种文学绘图形式（Tally, Melville, 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 14）。此处主要是强调叙事的绘图性质，因为叙事能赋予世界形式，创造出世界的比喻性图景，具有空间表征的意味。在一篇专门讨论文学绘图的文章中，塔利认为“叙事是为读者建立文学地图的空间性象征行为”（Tally, “On Literary Cartography”），指出了叙事的空间性和绘图性。在《空间性》中，塔利以缝制或编织这个意义将叙事和绘图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引用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指出叙事既是勘测者的地理投射，又是史诗吟咏者（rhapsode，词源学意义为“编织者”）的作品，而且叙述者还是诗人（bard），创造出其勘测并编织在一起的世界。也就是说，作家描述某个地方时，会将完全不同的元素编织在一起，如其他故事的片段，其他各类文本中的不同意象（Tally, Spatiality 48-49）。此处的勘测、编织、缝制等意象都具有制图学的意味，这些类比再次突显了绘图与叙事的天然联系。塔利甚至认为，所有叙事都构成了文学绘图的形式，而绘图也是实现叙事目的和效果的关键（Tally, “Mapping Narratives” 1）。

更重要的是，塔利以“绘图”这个比喻重新观照叙事与存在的关系，将叙事与绘图的联系上升到本体论层面，并建立起“绘图―叙事―存在”这个三元联结。可以说，塔利对文学绘图的讨论始终围绕绘图、叙事、存在这三个关键词展开，并以这三者的内在联结为其假设前提、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在《论文学绘图：作为空间象征行为的叙事》中，塔利详细阐述了对文学绘图概念的构想。文章开篇就指出人的存在的空间性，以及存在与绘图的关系：在世（being in the world）经验是不断航行，是确定自己与他人的位置关系〔……〕是绘制路线，是到达或离开某处〔……〕他接着指出，人的存在状况是：被抛入世界，同时常常在世界中迷失；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人们投射出想象的线条（如经纬线），建立地标，或创造出叙事。在此，塔利将绘图和叙事看作应对存在困境的根本对策。接着，他从现象学角度指出，绘图能为主体建立有意义的参考框架，帮助主体思考自身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因而主体必然会参与绘图活动，以便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与此相似的是，叙事常常被用于理解世界，并赋予世界形式。这种绘图，以及文学叙事，类似于詹姆逊的“认知绘图”，都是为了帮助主体在复杂而难以表征的社会整体性中为自身定位，调协个体经验与未知整体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创造出想象的意义系统和整体（Tally, “On Literary Cartography”）。也就是说，叙事恰如绘图，为主体在这个世界“导航”，并投射出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对主体所在世界的表征、改写乃至替代性想象，是对意义和整体性的想象性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塔利所讨论的“世界”是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世界，因而他关于绘图和叙事的思考也是存在意义上的思考。在《空间性》中，塔利提出，人是空间动物，也是讲故事的动物（Tally, Spatiality 16）；在《处所意识》中，塔利甚至直接主张“我绘图，因而我存在”（Tally, Topophrenia 1）。显然，塔利不仅一再强调绘图与叙事的联系，更是赋予这两者本体论地位，视其为人存在的根本维度和应对存在状况的重要策略。

笔者发现，塔利的文学绘图是他近三十年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部分，也是其“处所意识―文学绘图―文学地理―地理批评―制图学”（“存在―写作―文本―批评―理论化”③）理论框架和系列概念的一部分。“处所意识”（topophrenia）是塔利创造的词，借助希腊语词根topos（place）和phren（mind）表达他所理解的“place-mindedness”，即人们对自己“处于某处”的意识，这种空间意识往往带有不安、不满、不舒服、焦虑等特征（Tally, Topophrenia 22-27）。“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y），最初被塔利看作对文学绘图的补充和对应，是一种面向空间的阅读形式（Tally, Spatiality 80-81）。但在2019年与笔者的讨论中，塔利将此概念修正为作家在自己的文学绘图中所绘制的“领土”，属于文本世界，而将“地理批评”（geocriticism）④归属于阅读或批评，指批评家对作家的“文学绘图工程”的分析。“制图学”（cartographics）是对空间问题的理论探讨，“以寻求处理与文化和社会理论有关的空间关系问题”（Tally, Spatiality 113）。在这个框架中，文学绘图是贯穿整体的核心概念：绘图焦虑（处所意识）催生了绘图行为，作家的写作创造出文学地图（文学绘图），绘制出文本中的空间与地方（文学地理），读者/批评家的解读既是阅读地图，又是再次绘图（地理批评），理论家的研究是围绕特定问题的地图绘制（制图学）。因此，可以说，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以文学绘图概念为核心，始终围绕“绘图―叙事―存在”这个三元关系展开。

叙事地图/绘图

文学绘图理论始终围绕地图/绘图与叙事的固有联系和相互喻指关系，因此必然涉及并十分重视叙事地图和叙事绘图问题。塔利使用文学绘图概念是为了考察作家如何创造出文学地图（Meyer 3）。从塔利和一些欧美学者的研究来看，文学绘图包含“文学地图”“叙事地图”和“叙事绘图”的含义，相关论述主要涉及叙事地图的类型（平面地图、数字地图、比喻性地图），叙事绘图的特点、主要话语范畴、主要视角类型等问题。

首先是叙事地图，这可以是作家为作品世界绘制的“真实可见的”地图。托尔金在论及《指环王》的创作时说，他“先绘制一幅地图，再根据地图来填补故事（通常是一丝不苟地处理距离问题）”（Tolkien 177）。此处，托尔金指的是一张由他亲自绘制的平面实物地图，这幅地图清晰地呈现出中土世界的空间和地方。塔利指出，《指环王》附的这幅地图可以帮助读者（像作家一样）跟随冒险者旅行的脚步，但中土世界的“地图”绝非只有这幅图，它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叙事本身（Tally, “The Space of the Novel” 156-157），或者说，通过文字绘制的叙事地图。塔利还分析了托尔金为《霍比特人》绘制的实物地图。他指出，发现这张地图是整个故事的起点，而地图本身则带领故事中的人物展开了一系列冒险，成为叙事发展的动力，并且地图还可以为读者在这个奇幻世界中指引方向。因此，“《霍比特人》中的地图既是情节的元素，又是理解情节的工具”，其本身也构成了《霍比特人》文学绘图的一部分（Tally, “Adventures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26）。由此，塔利分析了地图的叙事功能，地图与叙事之间的动力关系，以及地图、叙事与文学绘图之间互为交织、互相生产的关系。

有些学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及各种绘图工具，尝试为叙事作品绘制多维乃至动态的数字地图。也就是说，他们将文学绘图理解为读者/研究者为作品世界绘制数字地图的行为，或所绘制的数字地图本身。如阿纳斯塔西娅·林认为文学绘图应当使用GIS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地理信息（Lin 40-41）。她在教学中使用GIS技术，带领学生绘制《橙色北回归线》的叙事地图，包括小说中所有地点的位置和不同人物的活动轨迹，并由此揭示出不同种族、阶层在居住和活动区域及流动性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各种族、阶层的空间混杂程度。又如，苏珊·库克在文学研究和教学中使用 Google Tour Builder, Google Maps, Placing Literature 等工具绘制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城市、乡村、人物活动轨迹和人物关系图，试图揭示小说中的地点、人物等不同元素之间的多重关系；或如她所言，通过绘图“创造出新的空间现实”（Cook 70）。皮亚蒂等认为，这种文学绘图旨在直观呈现真实和虚构地理的多重叠加，从而解构所谓的地理稳定性（Piatti and Hurni 218）。的确，文学绘图研究中使用信息技术和绘图工具能揭示纯文字阅读不容易发现的地理特征、空间关系、地缘政治与文化地理因素。

尽管在小说中附地图已成为欧美文学市场的流行营销手段，研究者绘制作品世界的地图（尤其是数字地图）也悄然跻身文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时尚与前沿，但塔利所青睐的文学/叙事地图主要指通过语言符号（尤其是通过叙事）所绘制的比喻性地图。塔利借助“Plot”的多重词义（情节、策划、在地图上标出、绘制图表等意思，是“Plan”和“map”的近义词）指出，情节是一种规划，其本身就是地图，因为情节建立了背景和故事的过程，并标记了虚构景观的特征（Tally, “The Space of the Novel” 159）。作家的写作就是“将一种地图投射在叙事试图再现的混乱世界上，为读者提供一种比喻性的或寓言式的表征”（Tally, Spatiality 8）。在叙事作品和叙述活动中，这种投射和表征创造出可归入叙事学研究的“叙事地图”。

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读者提供了堪称典范的都柏林叙事地图。但这份精准复杂的文学地图，其成功不仅仅来自对都柏林的景观、街道、小巷和房屋等空间特征的详细描绘，也来自小说中的叙述，这些叙述令都柏林成为值得注意的“地方”（Tally, Topophrenia 31）。换句话说，这些故事令都柏林的地图更完整更有意义，并将相关的地点标入了整个叙事地图。如果说《尤利西斯》绘制了现实世界中现代都市的叙事地图，那么托尔金的《指环王》则投射出一幅更具想象色彩的奇幻世界的叙事地图。这幅地图向读者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中土世界，其中不仅有多样的地形和地理环境，还有丰富深厚的历史背景，这些历史背景赋予这些地方丰富而多元的意义（Tally, “The Space of the Novel” 156）。循着塔利的思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更多叙事地图：哈代的威塞克斯，狄更斯、伍尔芙的伦敦，艾柯（Umberto Eco）《福柯的钟摆》中的巴黎，以及其它许多真实/想象的地方，如荷马的古地中海，但丁的地狱等。

现有的文学绘图研究，很大部分围绕“叙事绘图”展开。叙事绘图即通过讲故事来绘制叙事地图并由此创造出叙事中的整个世界，往往可与狭义层面的文学绘图概念互换。由于绘图与叙事的天然联系，笔者认为，对叙事绘图的研究是叙事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叙事绘图主要采用两种话语、范畴或模式：抽象思辨的地图式整体投射，具体的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个人知识。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总体性抽象地图为人们的经验式行程提供了必要的框架，行程反过来也为地图上的地点赋予了形状、纹理、颜色和其它特性（Tally, “The Novel and the Map” 484-485）。与这两者相关的绘图实践主要有：勾勒等高线，建立坐标。绘制叙事地图的等高线必然结合了叙述（narration）和描写（description）这两种形式，或叙事轨迹和描述性地理这两个范畴。叙述主要建构故事情节，彰显时间的流动，同时也绘制出人物的活动轨迹和路线图；描写则意味着停顿和对空间元素的强调。塔利通过援引段义孚关于“现象学的地方乃目光的停留和被赋予意义的停顿”的观点指出，这种停顿为读者提供了思考或阐释所描绘地方和整个叙事的机会；而这种对“地方”的关切，于建立地图等高线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停顿（描绘）赋予其意义，这些地方才得以出现在叙事地图上，成为地图上被标注的地点（Tally, “Adventures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28-29）。就建立结构性坐标而言，关键在于“鸟瞰视野”和一种认知、想象并绘制整体性的努力。也就是说，叙事绘图需要将个体的有限主观感知与“抽象的、总体的或系统的理论化”相联系，将人物的经历和行程与“更广阔世界的历史和地理”的整体图景相联系（31）。

在叙事绘图中，“看”和“走”是两种基本视角和绘图方式，并绘制出两种不同的地图。这两种视角与以下概念相关：詹姆逊区分的“map-itinerary”，前者是对全局的概览，后者是围绕行走者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存在性的）旅程组织而成的路线图（Jameson 52）；林德和勒博的“map-tour”，这是描述建筑空间布局的两种叙述方式，前者试图呈现共时的空间关系，后者将空间布局转换成主体在空间中的移动及相关叙事（Linde and Labov 924-939）；德·塞托的“空间故事”中的“seeing”（了解关于地方的秩序）和“going”（将行为空间化）（De Certeau 119）。这些成对的概念，前者都强调整体性和共时性，后者则是局部的动态的。塔利认为，这些看似二元对立的概念，实则是辩证的互补和互动关系，而且都是绘图性的，因为地图不必是静态的，而旅程和路线也都是为了表征一种整体性，两者都是绘图，只是视角各不相同（Tally, Topophrenia 4-5）。笔者认为，就“叙事绘图”而言，“看”大致对应概览性和全局性“地图”，“走” 则对应路线和旅程，是在想象的空间中动态记录位置信息及其相互关系。而对叙事研究而言，这是两种感知、表征和叙述空间的方法，类似于申丹对外视角和内视角的区分⑤，一个倾向于呈现整体性图景，另一个则描绘局部的动态空间。大多数叙事绘图都包含这两种视角和叙述方式，以及上一段所讨论的等高线和坐标。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关于都柏林的绘图，包括了鸟瞰式的总览地图、人物行走的路线图、各种被标注的地点、叙事的结构坐标等，是宏观与微观、静态地图和动态绘制、外视角与内视角的结合。

文学绘图理论关于平面、数字和比喻性叙事地图的考察，以及对叙事绘图过程、特征和话语模式的讨论，无疑为叙事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带来了新启示，而且赋予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视角、情节、描写、叙述等概念以新的涵义和功能，甚至为叙事本身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和研究路径。

叙事形式/模式

文学绘图理论与实践讨论了叙事形式或叙事模式问题，即特定作品、作家创作、特定时期文学、流派或文类的叙事形式/模式及其绘图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绘图就是将叙事形式赋予特定的地理、景观和空间（元素与关系），或者说，考察空间、表征与叙事形式的关系。因此，不同叙事形式或模式往往意味着不同绘图方式，或绘制不同类型的空间，并绘制出不同类型或特征的地图。比如，华盛顿·欧文的地方故事、斯托夫人的民族史诗、麦尔维尔叙事中的全球视野，显然涉及迥然不同的叙事空间和文学绘图，而现实主义小说和奇幻叙事等不同文类也会呈现出不同绘图特征。塔利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讨论作为叙事形式/模式的文学绘图，但他在庞杂的著述中，不断涉及文类或作品的叙事形式或模式，并且总是将叙事形式/模式与绘图结合起来讨论。

塔利专门探讨了麦尔维尔小说创作的叙事形式及其对应的文学绘图。塔利发现，《白鲸》创造了一种巴洛克风格的绘图：奇异、疯狂乃至有些荒谬；几乎不尊重传统小说或传奇（romance）的形式界限；采用了一种毫无节制的形式：总是偏离以实玛利的故事，却将来自各处的各种元素纳入其中，最终绘制出一幅向各个方向延伸的复杂的文学地图（Tally, Melville, 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 7-8）。这种不加节制的散漫形式实则具有后国家叙事的特质，试图绘制一个刚刚兴起的世界系统（36）。不仅是这部作品，实际上麦尔维尔的整体创作（尤其是晚期作品）都在绘制世界系统和全球空间。恰如莫瑞迪对《白鲸》的归类（世界文本），麦尔维尔文学绘图的地理参考框架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更广阔的整个洲乃至整个世界（Moretti 50）；包含并批判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Tally, Melville, 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 65-66）；将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融入到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绘图工程中（101）。

塔利的文学绘图研究深入探讨了特定文类的叙事模式，如小说、冒险故事、奇幻、乌托邦、恐怖小说、犯罪叙事的绘图问题。塔利曾在不同著述中谈及小说的叙事绘图，主要讨论了小说文类的绘图特征、真实与虚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小说的绘图及其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说史诗可以反映古希腊文明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如卢卡奇所言），那么小说的使命则是投射出一个想象的、临时的、偶然的总体（Tally, “Lukács’s Literary Cartography” 120）。在这一逻辑基础上，塔利概括出小说形式与绘图的一般特征：对一个广袤世界的整体投射，加上对人物、地点和事物的细致描述，及其与情节运动之间的互动（Tally, “The Novel and the Map” 480）。关于小说空间的真实与虚构问题，塔利认为，小说中呈现的空间必然是想象的，但读者能够区分哪些是完全虚构，哪些是在现实世界有清晰参照物的地点，而这些区别对于在不同文类或写作模式间划定界线常常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Tally, “The Space of the Novel” 154）。也就是说，小说所绘制的空间类型往往决定了文类或模式特征。在具体叙事模式的讨论中，塔利借用卢卡奇、列斐伏尔、詹姆逊等人的观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小说叙事的模式与绘图特征：17或18世纪的小说试图绘制的是“上帝所弃世界”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绘制了市场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空间的同质化；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用于绘制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新型国家空间（即国际空间）。塔利甚至展望，当今的小说写作范围必然扩展至全球体系的规模，最终绘制出一幅跨越全球的“世界图景” （163-165）。

塔利还专门讨论了冒险叙事的绘图问题。他认为作为一种文类的冒险故事往往具有固定的情节模式：一个徒步旅行的英雄，探索陌生的地方，遭遇新奇的事情，返程后，其经历成为自我叙述或其他作家笔下的故事（Tally, “Adventures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20）。塔利认为冒险故事在叙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堪称文学绘图的典范，因为冒险者的行程为其所在世界的地图提供了补充意义。因此，冒险叙事能极好地结合行程和地图这两种语域（register）的力量（Tally, Topophrenia 11）。关于行程与地图在冒险叙事中的关系和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绘图特征，塔利阐释到：一方面，关于冒险者行程的叙述将形式和意义赋予小说中的地理空间，使其变成可理解的（据笔者理解，“可理解的”即读者“可见的”，即为读者绘制出这些地方），从而形成其所描绘世界的地图；另一方面，冒险者的返乡构成了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空间的闭合框架，由此产生的文学绘图结合了对故事情节的行程式追踪和已完成的冒险所形成的地图式概览（Tally, “Adventures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24-25）。确实，冒险叙事特别适合于文学绘图工程。首先，冒险故事主要叙述空间流动性（离乡、返乡、不断去往新地方）具有明显的绘图性质。其次，这类叙事绘制出异域之地，即未知或陌生的空间，而这是地图绘制的任务，并典型地呈现出绘图的三个过程：勘测一片新的未被绘制的土地（冒险者在陌生领土的探险过程），表征这个世界（冒险者的所见所闻，叙述者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投射出一个“真实并想象的”空间（作者的书写投射出一幅整体性地图）；再次，“叙事中描绘的异域土地被纳入一个由地理、历史、文化和其他知识所构成的整体系统” （25），因而将个体经验与宏阔的历史、自然、宇宙相联系（如《霍比特人》《指环王》），将主观的具体的经验绘制到客观而抽象的宏大结构中，即绘制出个体经历与总体历史、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

塔利在许多著述中都谈到奇幻（Fantasy）和乌托邦故事的叙事特征和绘图问题。塔利认为，奇幻故事的绘图工程包括对他性（alterity）、另类世界（otherworldliness）和不可能世界的想象（Tally, “Beyond the Flaming Walls of the World” 199）。奇幻作为一种叙事或话语模式可包括科幻、乌托邦、恐怖故事等各种亚文类（Tally, “Weird Geographies” vi）。关于作为奇幻模式亚文类的乌托邦，塔利在许多著述中都讨论了其空间特性、话语特征、批判力量及其与文学绘图的关系。比如，塔利分析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绘图：布局完美的社会空间和标准化城市，运用精确的数学手段或笛卡尔网格对社会空间进行巴洛克式的重组，根据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需要对空间进行排序，时间和经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转变为空间框架〔……〕（Tally, “In the Suburbs of Amaurotum” 60）总体而言，乌托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空间类型和绘图模式，要么是一种具有高度同质性和整体性的理想国家空间，要么是关于理想未来的想象，要么在现实空间或时间链条之外，要么是时间或空间的错置（Tally, Utop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3-4），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乌托邦叙事是想象并绘制一种后民族世界系统的方式（5-7）。

塔利还论及个人叙事、城市叙事、海洋叙事中的文学绘图问题。关于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中盛行的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塔利认为，这种模式热衷于对“新世界”的好奇，并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叙述将这些地方纳入政治与地理的总体系统中，绘制到文学地图之中（Tally, “Spaces That before Were Blank” 184-185）。但个人叙事有其局限性：受制于主体关于地理空间的不完整认识，过于依赖个体主体的特定视角（也是受限视角）（188）；依赖类似于目击者陈述的单一叙述声音，更像行程而非地图（192）。关于城市叙事，他指出19世纪的城市叙事中，常见的城市空间意象是全景图和迷宫：全景图提供了对城市的全面概观，能将秩序带给日益复杂的社会空间；迷宫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差强人意的秩序，其秘密或者说目的是逃离这一空间的关键（Tally, “Neutral Grounds” 139-140）。至于海洋叙事，塔利关于麦尔维尔、康拉德海洋小说中文学绘图的讨论，是其对具体文本与作家的研究，而2019年11月他在宁波大学“第三届海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旨发言“作为航海图的海洋叙事：文学绘图与海洋空间”，则对海洋叙事的文学绘图问题做出了理论探讨。

从词汇意义来看，形式或模式本身具有空间性意义，叙事形式/模式则令人联想到“赋予时间性故事以空间性形式”，或者说为故事和时间绘图。因此，文学绘图理论对叙事形式和模式的考察也就是题中之意了。尽管塔利等西方学者对各种文类的绘图问题已有不少讨论，但显然还有值得继续深入的空间（比如，叙事诗的绘图问题），而关于具体作品、作家和流派创作的叙事绘图问题，则是一个亟待开拓和绘制的疆域。

结语

文学绘图概念不仅整合了各种与空间、地理和制图相关的理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领域和新理论，而且因其对叙事的特别关注和大量讨论，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借鉴与启发。其中，以下两点尤其值得一提。

其一，强调了文学叙事中长期被忽视的空间性，并在方法论、认识论乃至本体论层面讨论并揭示了叙事空间性的意义和价值。在“文学绘图”理论中，“空间（性）”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或背景，甚至不再仅仅是“空间叙事”研究中常见的研究对象，而是被看作文学研究的方法：“绘图”是一种空间性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始终以空间的眼光和视角，以空间性阅读法，甚至借用或绘制出真实的地图，考察文学作品、创作和理论中的空间性元素和问题。这是文学研究的新进路，是方法论的革新。该理论还强调了绘图和叙事空间性的认识论意义：叙事或文学写作绘制出文学地图，不仅将文本所表征的世界呈现给读者，而且为读者在这个世界导航，令读者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异域的、幻想的世界）；而且，该绘图将这个世界投射到更大的时空体系和社会空间上，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世界。不仅如此，文学绘图理论甚至认为叙事就是绘图，绘图就是叙事，都是应对存在焦虑的策略。这是在本体论层面对空间性的强调，是对绘图、叙事空间性与存在关系的探究。

其二，强调了叙事形式/模式乃至叙事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地图和绘图本身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塔利认为地图绘制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而欧洲现代制图与航海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殖民活动（Tally, “Cartography and Navigation” 1）。绘制地图一直与帝国、社会压迫和各种意识形态计划相关，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某些群体的政治利益而对空间表征加以操纵（Tally, Topophrenia 1）。与地图/绘图相似的是，叙事形式/模式乃至叙事本身也往往具有意识形态性。比如，冒险叙事关于异域空间和经历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成为大都市中心的知识与权力总体的一部分，更不必说那些关于殖民历史和所谓“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故事，以及冒险叙事本身所暗示的“文明―野蛮”“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模式（Tally, “Adventures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23）。由于叙事与绘图具有本体论的关联和互相喻指性，因此，叙事，恰如绘图，不可能是中性的或客观的，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性。对叙事意识形态的考察，既是文学绘图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文学绘图理论的核心和目的。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文学绘图”纳入叙事学领域，作为叙事学概念和理论加以整理、研究和阐发，并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和作家、文类、流派等研究。其实，学者撰写学术著作，又何尝不是一次次的“绘图”呢？学者们要勘测所研究的领土，确定将要绘制的学术地图的主题和目的，并进一步决定要纳入哪些元素，强调哪些，弱化哪些，并努力将不同的“叙事”片段编织缝合在一起，织入一个逻辑严密的框架，努力绘制出某种整体性，而在这共时呈现的整体性之中，亦包含学者在这个领地探险时的动态路线。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学术写作也是（空间性）叙事和（学术性）绘图。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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