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空间：18 世纪英国小说中女性的衣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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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玛格丽特·伊格内认为空间理论的流行给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丰富素材，不光意味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交叠纠缠，更将身体推向前台。伊娃·斯塔特勒对英国18世纪小说女主角的服饰分析，由是观之便是分隔和打通男性和女性、公共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记。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通过衣着和性别角色转换，搅乱社会阶层，被认为是启迪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帕美拉》中，衣着不但是帕美拉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紧贴着她的身体和写作。这一切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看来，不但揭示了18世纪阶级和性别空间的流动特征，也预演了现代性的亮相。
作者简介
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Title
Body and Space: Female Dress Analysis of English Novel in the 18th-Century
Abstract
In Margaret Higonnet’s view,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spatial turn” provides richer material for contemporary Feminist criticism. What this entails is not only interlocking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spaces, but also pushing the body to the front. Eva Stadler’s analysis of the heroines’ dress in the 18th-century English novel cites what they wear as a distinction in separating and opening the spaces bewteen male and female, public and private. Defoe’s Moll Flanders has been viewed as a novel that awoke women’s consciousness with a dressing style, a reversal of gender roles, and a dismantlement of social hierarchies. In Pamela, Pamela’s dress is a symbol of her social status, but it is closely tied to her body and writing as well. Judging from the contemporary Feminist criticism, all this not only shows the shif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and gender spaces in the 18th century, but also anticipates the prelude of modernity.
Author
Lu Ya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 China) with literary theory as his main research area.
Email:luyang@fudan.edu.cn
01
空间女性批评
女性的身体阅读与男性有所不同，这似乎是自古而然。身体作为当代空间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它同样也是空间批评属意的题材。但是女性对于身体的阅读，更经常体现出强烈的性别意识，背后的社会变迁轨迹。美国批评家玛格丽特·伊格内等199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批评文集《重组的领域：文学空间女性主义探微》，对于考察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西方的新走向具有代表意义。
文学空间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身体。梅洛-庞蒂早在他1945年出版的名著《知觉现象学》中，就认真探讨过身体的空间意义。在他看来，身体不仅仅是空间中的一个客体，就像天下万物莫不在无远弗届的空间中各就其位一样，这是身体外在的空间关系，最多把身体看作一架精密的复杂机器。而根据现象学的视野，我之所以能够认知，是因为我有我的身体。换言之，身体的空间性不在于方位（position），而在于情境（situation）。是以“我不在我身体的前方，我就在我身体之中，或者说，我就是我的身体”（Ponty 84）。由是观之，身体就成为了他知觉现象学的先验和必然条件。哲学如此，文学亦然。
玛格丽特·伊格内（Margaret R. Higonnet），1941年生于新奥尔良，1970年耶鲁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现为康涅狄克大学荣誉教授。伊格内和琼·坦普尔顿主编的题名为《文学空间女性主义》的文集，开篇引了18世纪德国诗人诺瓦里斯和20世纪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两句话作为题记。诺瓦里斯的话是：但得遍览天下景，始觉他乡为故乡。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是：事实上，作为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祖国（Higonnet 1）。
伊格内认为这两段话形象凸显了比较文学和女性主义两种批评视野在空间认知方面的差异。她指出，空间今天对于比较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都是一个挑战性话题。比较文学批评看重的是“天下景”，须得遍览不同的文化与文学，惟其如此，方有可能以“他乡为故乡”。但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同，她们关心“家里的天使”这类意象，这意味着首先须得冲破家庭的囚禁。固然，读者可以回应伍尔夫说，历史上究竟又有多少女人，切切实实获得过公民权？但是地图上的方位，应无疑问也是历史上的方位，不论对于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接纳，其实都是一视同仁的。也许我们同样可以说，以上伊格内援引的两段题记，未曾不是象征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于空间母题的习惯性表达。
伊格内指出，“空间”一语的内涵给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丰富素材，它意味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交叠纠缠，许多边界纷纷倒塌，以至于地图绘制也变成炙手可热的高利润行业。这当中的种种变革，则强化了本土素材的文化意义，在家庭、教育和劳动领域，尤其明显。性别与地理方面的研究新拓展，更在社会、经济和美学方面，给地图绘制和人口统计历史上留下了不均衡踪迹，性别、种族、年龄和阶级的分野，随之分崩离析。这一切影响到人类学、历史、建筑等多种学科，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对此女性主义批评自然是可以大有作为。诚如伊格内所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开始采用新的地图绘制方法，来追踪作家怎样在文本内部将性别刻写进空间的符号表征，无论是通过物理界限也好，还是流放或驱除，抑或财产和领土，以及对接在个人和公共身份之间的身体也好，形象各异，殊途同归。假如说一个17世纪作家，可能在“温柔乡地图”（carte du tendre）上来铺陈两性关系，那么20世纪批评家，已经在开始在审视性别地图交叠其他身份地图的方式方法了。（Higonnet 2）
伊格内引经据典，说明传统的性别定义中，男尊女卑是自古而然，甚至男为圣、女为亵，男为生、女为死。但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空间重组，不是要把以往的价值等级简单颠倒过来，而是去深入分析作品中，以及我们阅读代码中的某些性别文化“地图”。比如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隔阂，不同阶级、职业和性别的服装限制，居住隔离的法律叙述和现状变迁等，也都是典型的空间问题。
对于女性主义批评而言，空间视角下最醒目的，无疑是身体。女人的专有空间是家庭，女人在公共生活中抛头露面，那是丑闻。诸如以发表《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而蜚声的18世纪法国女权主义之母奥兰普·德古热，甚至康德的《美与崇高情感的观察》，伊格内发现，也在大谈女人“天生”柔弱，不适应公共事务。是以女人的身体，或者给紧身胸衣包裹成骷髅模样，或者以模仿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为荣，小巧头颅、狭肋骨、宽大臀部，加上月经和怀孕，女人的身体同样给限制在特定的狭小空间里，跟男人委实不同。而在身体的表征方面，衣着无疑也是最令人瞩目的。美国批评家伊娃·斯塔特勒（Eva Maria Stadler）对英国18世纪小说女主角的服饰分析，在伊格内看来，便是分隔男性和女性、公共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记。女人的衣着不但书写着自己的阶级、性别身份，是处女、主妇、妓女，还是寡妇，而且还是她的财产和财产指数。所谓衣如其人，自古而然。
02
衣如其人
身体在西方哲学中可谓命乖运蹇。柏拉图便以《斐多篇》灵魂的自由对比身体的不自由，判定身体的七情六欲就像囚笼，禁锢了自由无羁的灵魂。所以死并不可怕，它不过就是灵魂摆脱身体的束缚，重新归到它的自由天地。笔者曾在《哲学家的身体认知》一文中，议及舒斯特曼提倡的“无言的哲学”，或者说无言的思考。舒斯特曼表示，他也愿意认同无言的认知、无言的理解，以及无言的表达。“既然无言，那么身体登场，便是顺理成章了”（陆扬 100）。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伊娃·斯塔德勒（Eva Stadler）收入上述文集中的文章《衣着社会边界：早期写实小说中女性身体的衣着》（Addressing Social Boundaries: Dressing the Female Body in Early Realist Fiction）。作者说，衣着服饰作为一个文学话题，是将女性身体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空间化了。衣着是社会规范在身体上的标记，能够将她的社会尊卑和私人空间一目了然公布出来。18世纪初叶的小说家如丹尼尔·笛福、比埃尔·马里沃和塞缪尔·理查生，就都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运用服饰语言来构架女性人物的社会、心理和性心理状态。是以衣着总是恰到好处将我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标志出来。它是社会物质文化的优秀指数，不但展示时尚风俗，而且由表及里，让人进而得以探究外表背后的社会阶层。
斯塔德勒注意到，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颁布过限制奢侈服饰的相关法令，就社会阶级与衣着的关系做了规定。这一方面约束了贵族的阔绰排场，一方面也对中产阶级妇女的服饰开销作了明确限制。到18世纪，这个英国历史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持续转化的动荡年代，衣着作为社会身份的标志，变得格外敏感起来。不但敏感，而且风行谈论衣着。她注意到1747年出版的《伦敦商人》中，就将创造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比作“裁缝”。是时伦敦和巴黎的公共空间里，衣着服饰应是严格刻写进了主人的社会代码。她并引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塞尼特《公众人的没落》一书中的资料，重申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限制奢侈法即明文规定社会不同阶层衣着不同服饰。如丈夫是劳工，不得衣着成为店主妻子模样；商人的妻子，衣着打扮不得与贵妇类似。而在私人领域，则身体自由活动，以宽松睡衣为多。衣着的区隔，尤其是在启蒙时代，协助分隔出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边界。
正因为衣着服饰不但展现个人性格，而且展现社会身份，斯塔德勒指出，18世纪初相当一部分“写实”小说处心积虑铺陈衣着描写，特别是女性的衣着描写，便也是在意料之中。她并引罗兰·巴特《时装系统》中的看法，强调衣饰细节以及衣饰描写，都不但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参照价值，而且紧密服务于人物塑造。所以衣着既是一种制度语言，又是活生生的个别言语行为。而对于女性，衣着的功能尤其意味深长：
衣着服饰通过社会交际和性交际的编码，斡旋调剂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不仅如此，衣着在展示性吸引力的同时，又遮挡在妇女的身体和外部世界的暴力威胁之间。正是以这一方式，衣着界定、调停，甚至时而保护了妇女的性别空间。（Higonnet 21）
这是说，女性的衣着是诱惑甚至也可以是保护，它是社会关系也是鲜明个性的外显。本着这一认知，斯塔德勒对18世纪上半叶三部小说展开了服饰分析。它们是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1722）、马里沃的《玛丽安娜的一生》（1731—1741）和理查生的《帕美拉》（1740）。
这三部小说是文学史上早期三部大名鼎鼎的感伤小说。虽然作者都是男性，但是读者当中女性受众已经占据主流。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取而代之贵族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崭露头角，这一阶级和阶层转化的必然性，实际上在小说中也反映了出来。在斯塔德勒看来，这三部小说都是细致刻画出身低微的女主角，在父权社会中尝试伸张自我的故事。小说都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文体也都以第一人称的女性声音，或者采用书信形式，或者是托名回忆录，娓娓而谈展开叙述，来对抗18世纪女性地位，来挑战18世纪英国和法国原本就多有矛盾的女性成见。是以三部小说中的衣着，分别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构成了独具一格的对话：在《摩尔·弗兰德斯》是社会面具，在《玛丽安娜的一生》是示爱策略，在《帕美拉》是权力的黄粱美梦。
03
摩尔的装扮
《摩尔·弗兰德斯》写的是17世纪末叶伦敦一个孤立寡与的弱女子。摩尔野心勃勃，极端自私，可是她是社会的牺牲品。她游荡在伦敦都市的公共舞台上，服饰衣着是她世俗财产的一个指数。摩尔的母亲当初之所以给扔进新门监狱，就是因为偷了“三块上好的荷兰麻布”（Defoe 8）。小摩尔没有朋友，没有衣裳穿，无援无助。一旦自理，小摩尔的感受便是“有了钱买衣服穿”，周围太太们的慷慨和善意，也是通过旧长袜、旧裙子、旧长袍这类礼物表达出来（13）。她挣钱的方式，便也是制作内衣、缝补制品、打扮头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斯塔德勒注意到，衣着服饰在个人的财产里，尤其仆人和工薪阶层里，占据了非常显目的地位。甚至在摩尔开始行窃生涯之后，行李里面也尽是各式各类的服装织物，诸如亚麻布、蕾丝、绸缎、天鹅绒等。数年之后，摩尔境况大有改善，焕然变身为有钱人，小说写她的财富有“现金700镑，还不说各种衣衫、首饰，一个盘子和两块金表，都是偷来的”（197）。我们可以发现，《摩尔·弗兰德斯》中的衣着描写，重心不在时尚，而是在于财产。斯塔德勒指出这是显示了18世纪初叶“时尚的商业化”。它的背景是英国中产阶级异军突起，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主导了消费模式的发展，从伦敦式的便宜、流行服装模式，转向巴黎式的昂贵、专有时装样式。
斯塔德勒注意到笛福的衣着描写，虽然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可是写到服饰和织物的名称，还是处在小学生水平。衣着主要着眼于它们的坚固质量、柔韧滑爽度等，特别是数量多寡。而很少关注第二类质量诸如质地、色彩、设计，以及是不是合身等等。而衣着外表不光是财富的标记，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它们还是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外显。笛福的叙述足以表明，这一点18世纪的妇女们很显然是心领神会，而有意识在公共空间像“模特儿”一般展示操纵自己的身体。即便是道德内涵，都可以清晰无疑地书写进衣饰之中。如当摩尔要将孩子送个好人家，一眼就相中了一个品德高尚的农妇，不光因为她慈眉善目，还因为她“上好的衣着打扮”（138）。不过既然社会身份可以编码融入服饰，那么服饰编码也自可模仿达成。是以固然淑女身份可以由楚楚衣裳和闪闪金表彰显出来，衣着和挂饰一样也能将窃贼打扮成公爵夫人模样。
摩尔早年孤苦伶仃，当妓女维持生计，进而期望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她天生丽质，衣着更是为她天生美艳锦上添花。她自己也说过，作为一个姑娘，“在这世上顶顶喜欢的，就是漂亮衣裳”（89）。不过斯塔德勒注意到，小说第一部分，衣着描写并不多也不突出，然而一旦摩尔过了最好年华，身体诱惑今不如昔时，便仰仗衣着变性重整旗鼓，开始了全新的小偷生涯。她特别感兴趣摩尔的“跨界衣着”：
跨界衣着，通过模糊性别和阶级的边界，好似一块保护屏幕，使得她在达官贵人和富贵人群中游刃有余。新的外表对应着新的名字、新的身份和新的社会地位。确实，当摩尔身着华服，戴上金表，乔装打扮，扮作男人时，衣着指向权力，在社会等级内部，发出虚假的穿着整合信息。（Higonnet 24）
可以说，没有鱼龙混杂的“跨界衣着”，也就没有摩尔小说中云谲波诡的跌宕人生。斯塔德勒发现跨界衣着也有局限。她引了摩尔改扮男装后的心理矛盾，感觉做什么都不顺手，因为“穿了套违背天性的衣裳”（167）。违背天性即违背自然，这是摩尔的最大的心结。跨阶级穿着是社会和文化编码穿越。跨性别穿着对于摩尔，甚至对于笛福，则事关“天性”了。事实上摩尔对偷窃、欺诈、重婚、做妓女和遗弃孩子都满不在意，小说中唯一一处同样让她感到“有违天性”的地方，是跟她弟弟乱伦。这可见性别易装，对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摩尔，究竟还是一桩可让叫她心惊胆战的罪孽。
斯塔德勒指出，摩尔在她的化装舞会里是游刃有余的。化装舞会上，阶级的性别的界限消弭不现，各路人马你来我往，它是社会角力的竞技场。虽然小说中没有出现正式的化装舞会场面，但是摩尔的化妆故事，细数起来是体现了双重的道德寓意：一方面，叙述作为主人公晚年忏悔的老妇谭，是重申《圣经》教诲，谴责跨性别衣着；另一方面，故事里的年轻声音，则是在跨性别衣着中自得其乐，如小说中摩尔说她穿上男装“个子笔挺，人又体面，就是面孔稍许太光滑了点”（167）。此外通过驾轻就熟的变装，摩尔成功转化成为女仆、女乞丐、寡妇和淑女等不同角色，自是得心应手、应付自如。斯塔德勒的总结是：
摩尔历险记揭示了变型中都市社会的匿名性和流动性，这个社会里人们只要外表过得去，想扮谁就扮谁，想去哪就去哪。她易装跨越阶级和性别，是是非非固然一言难尽，但是她的衣着和相关生涯，也展示了妇女可以亮相的不同角色。笛福通过衣着、性别角色和阶级流动的自由转换，搅乱社会阶层分隔，开启了妇女享有更大权力的远景。（Higonnet 25）
这个总结无疑是相当乐观的。比较马里沃的《玛丽安娜的一生》专写17、18世纪贵族沙龙圈子里的华贵服饰，对传统性别角色和道德风俗几无质疑，笛福着力描写都市下层社会的行头和场景变幻，这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看来，不但揭示了18世纪阶级和性别空间的流动特征，也预演了现代性的亮相。
04
帕美拉的衣着
我们可以再来看斯塔德勒对理查生著名书信体感伤小说《帕美拉》的服饰分析。小说全名是《帕美拉，或名贞洁得回报》，顾名思义，它写的是15岁使女守卫贞操，坚决抵抗主人B先生图谋不轨，天长日久终于让B先生真心感动，跨越阶级，娶得贫家美人归的故事。关于帕美拉的贞洁究竟是待价而沽，还是事出真诚，小说面世之初就多有争议。菲尔丁就戏拟其名，写过一部《沙美拉》（Shamela）来讽刺《帕美拉》是虚情假意不要脸的道德说教。从衣着的角度来看，斯塔德勒指出，衣着不但是帕美拉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和门户交易的工具，而且直接联系着她的身体和写作。
斯塔德勒枚举了小说的一些相关细节，指出帕美拉给父母的信中明白交代她喜欢写作。可是B先生反对帕美拉“涂涂写写”，觉得这跟她性别不符，乃至抱怨说，“你对你那支笔，可是比针线更上心哪”（Richardson 55）。有一回丢了封信，帕美拉不得不将她那些文字藏到已故老夫人的化妆间里，就藏在“便桶底下”（37）。又一回担心B先生过来，手忙脚乱就将一封信塞进了胸襟。这些细节在斯塔德勒看来，都是显示了衣着、写作和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在监禁中，帕美拉也偷偷藏匿笔和墨水，想方设法继续写信。担心书信被人发现，帕美拉将信件缝进了衣裳内衬里。待到B先生一定要看信，帕美拉的书信越藏越见贴身：“就缝在我的衬裙里，就在屁股上面”（198）。在这里，斯塔德勒发现，帕美拉的写作和她的身体，委实就是合二为一了。
斯塔德勒指出，帕美拉后来几乎成为日记形式的书信，是她人格的延伸，也是身体用来抵御外部世界侵犯的武器。一旦解除武装，向B先生悉尽亮相，这些密密层层缝在衣着衬里中的书信马上成为女主人公纯洁贞操的铁证。是以美德胜利，得到了美好回报。如果说帕美拉通过衣着，建立了一个她自己的私人空间，那么她通过写作，则是在这个世界里为她自己的身体和人格，圈出了一个位置。她的朴实衣着，由此也成为了美德的象征。从最初B先生只想占小女仆的便宜，到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斯塔德勒发现帕美拉的衣着有着三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首先是帕美拉对自己的质朴衣饰表示自豪，那是卑微家庭出身的标记，她以此来抵御B先生为非作歹；其次是帕美拉一开始拒绝B先生求婚，想象自己站在镜子面前，耻于看见牺牲诚实换来的戒指；最后是婚礼前一天，她再一次穿上了老夫人留下的衣着，“照着镜子，看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淑女”（256）。
帕美拉完成从贫困阶级到上流社会的跨越之后，斯塔德勒注意到小说中还有一大段衣着描写。时当马车全新装备，仆人也穿上新制服，拉了两位新人一起去见邻里乡亲。帕美拉说，“我穿的衣服以前说过的，是一套绣白花的金边衣裳，好漂亮的头饰，戴上了那条钻石项链，还有耳环，有很多……我说，我太珠光宝气了，有些首饰就不要佩戴了吧；可是他说，那样人家会觉得他怠慢了我，你不是我的妻子吗。是呀，我是觉得，大家就是会这么说的，不过他宁愿他们随便怎样信口开河，也不愿他们说我没有把你同等相待，作为他的妻子，没有一视同仁他可能娶到的任何其他女人”（399-400）。
质言之，在《摩尔·弗兰德斯》和《帕美拉》这类早期现实主义小说中，衣着在主人公的自我塑造中出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世纪是社会动荡和阶级转化的伟大时代，资产阶级将替代贵族阶级，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正是在这一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中，斯塔德勒读出了服饰语言的两重性：衣着一方面是阶级和经济地位的标记，勾画出社会等级的边界；另一方面，衣着又可以通过赠与、买卖和互换，搅乱社会分层。衣着分隔出女性角色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然衣着与女性身体的关系，却又是各各不同！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和男性的身体阅读做一比较，比如福柯。《规训与惩罚》第一章《犯人的肉体》是这样开篇的：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Damiens）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烫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1757年4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报》描述到：“最后，他被肢解为4部分。这道刑罚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役马不习惯硬拽，于是改用6匹马来代替4匹马。但仍然不动，于是鞭打役马，以便拉断他的大腿、撕裂筋肉、扯断关节。”（福柯 3）
我们可以发现男性的身体阅读血腥而残暴，官能刺激无所不用其极。就福柯的以上阅读记录来看，其血腥甚至连小说家的虚构如莫言的《檀香刑》，都望尘莫及。它或者雄辩地证明了前面梅洛-庞蒂的命题：这个世界的存在中心，就是身体。诚如福柯所言，即便对犯人的身体惩罚到后代愈益文明，从肉体酷刑转向规训和监禁，但是精神控制的对象依然还是身体。比较来看，女性身体阅读绵密而细致，无论是伊格内的女性主义文学空间地图学，还是斯塔德尔的女性身体衣着分析，都有意避开宏大叙事的浮夸浮躁，更多注重细节的陈列。斯塔德尔写摩尔通过变装实现社会等阶的虚拟跨越，帕美拉在衣着上来刻写人物的私人和公共空间意识，都是游刃有余、无微不至，刻画出衣着作为身体的外围，如何反客为主，彰显出主体的社会空间认同与权力位移。仅此而言，女性的身体阅读与男性固不相同。这个显而易见的阅读差异，足以让我们来进而质疑所谓性别认同不是天然生成，而是后天文化使然的后现代主义性别观念。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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