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中的大历史观
三大历史决议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尤其是把握住历史的大势以及思想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适时地进行大总结，从而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的融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贯通，马恩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历史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唯物史观的忠实传人和时代弘扬者，大历史观的基因源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产物，是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百年历程证明，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成长的强大动力。
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首屈一指的，这对于筚路蓝缕的中国道路的开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点，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讲的“大历史观”，它能够登高望远，穿透历史的迷雾，其核心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尽管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没有首先产生在中国，但中国却有学习和传播这一科学理论的良好基础，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民族，并且有着从未断线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这些都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引入和成长提供了优良的土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的中国成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轴线，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形态和新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诞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成果，引领了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辉煌成就？如果从基本的思想方法来透视，可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基于唯物史观培育的大历史观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一、
唯物史观的中国成长深深得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育，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的“经以载道，史以翼经”的宝贵传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体现了时代的升华，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吸收唯物史观特有的思想材料，治史成为唯物史观中国之行的“第一部曲”，在检审历史中读出其规律性，大历史观喷薄而出。
唯物史观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透析，从历史中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养育的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这一方法论有着天生的亲和性。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传承中，论述思想理论的“经”和阐释自身历程的“史”，从一开始就是融为一体的。两者交融性成长的最初代表，是孔子对《春秋》的整理。记述鲁国历史的《春秋》，被孔子修炼成了“经”，成为“礼义之大宗”。对此，孔子说得很清楚：“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就是要创造这种以史载“道”的模式。孔子创造的这一模式，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他创造了一个以史学为基础，力图从历史中总结治国理政规律的学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论”一体的学说。《左传》对历史的记述，也传承了《春秋》的笔法。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它开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先河，却不在官方认定的二十四史之内,而主要被归为思想之“经”，列入著名的儒家十三经。
孔子开创的传统被继承了下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其思想主旨司马迁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最终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梁启超拎出了它的内在逻辑：“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双璧，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逻辑。书成之后，宋神宗十分赞许，不仅亲自为之写序，还欣然为之更名说：“《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将该书的主旨和特点概括为“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到了唐宋时期，中华民族从历史中总结治国理政规律的意识已经相当成熟，诸如唐太宗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朱熹的“读史当观其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梁启超对中国的史学予以了高度评价，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对中国的这一特点也十分感慨，他在《历史哲学》中予以高度评价：“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这的确是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六经皆史”，经史之间是分而不离的“经以载道，史以翼经”之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唯物史观的领悟是关键环节。中华民族形成的从历史中炼“经”、寻“道”的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了接受和领悟唯物史观的先天优势。毫无疑问，这一根本的思想方法的掌握，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国的历史方法完成了两个革命性的跨越。
第一个革命性的跨越，是在唯物史观的启蒙下形成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观”。这个“大”，首先体现在具有前所未有的恢宏的世界视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其典型的代表，不仅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进行分析比较。如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分析比较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和特性，尖锐地指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旧”，并肯定了“欧罗巴人之所独有”的西洋文明的“新”。这种比较分析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就开始传入中国，毛泽东一语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用更加深刻的历史分析，断定俄国革命开创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的分析说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思想武器的选择是以历史发展的实践为基础的，这是成功运用唯物史观的典型呈现。正是这一结论翻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这个“大”还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开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历史的大视野。陈独秀在1921年就阐述：“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发表了不少阐释唯物史观的文章，1924年5月，又出版了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史学要论》。他在《史学与哲学·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中指出：“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的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很显然，李大钊是以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意识来理解唯物史观的。
第二个革命性的跨越，是开始运用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审视党的历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促进理论的升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大历史观，首先是鲜明地体现在越来越凸显的历史自觉性和主动性。历史的审视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能够简单对号入座，而要在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毛泽东称之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要在新的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毛泽东将之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很快，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种深刻的大历史观开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契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条中轴线，就是自觉地审视党的历史，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蔡和森是我党最早研究党的自身历史并予以理论提升的代表。他于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四大的历史，明确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命题，强调党员要将党史作为必修课：“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正是在这里，蔡和森较早地将党史研究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这些论述显示了蔡和森历史观之“大”。
蔡和森对党史研究的开拓，不仅引领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强大的推动。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其主要的建设方面就是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1年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号召加强历史、党史学习，毛泽东不仅亲自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等三部供学习的党史文献，还亲自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精辟提炼了著名的“古今中外”研究方法，阐释说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表达，它既是对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意识的时代升华，也是中国特色的“大历史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这一思想方法的宝贵成果。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成长的新路开拓，很好地成就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优势。
二、
三大历史决议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国共产党从未终止过对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提炼，更突出的是把握住历史的大势以及思想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适时地进行大总结，从而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这样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传承和弘扬的精彩体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大的历史性总结，就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的诞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对自己的历史并予以深刻反思的宝贵传统，其深刻性在于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该《决议》开宗明义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这一阐述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它不仅需要肃清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而且需要超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颇为流行的教条主义，不仅对于中国革命，而且对于走出一条落后的非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意义。这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评对他的理论的生搬硬套，警告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如果那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当然新路的开拓和理论的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也付出了相当沉痛的代价，好在形成了善于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前进的道路，正如党在其后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一个历史决议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终结了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来看，教条主义的危害甚大。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来看，反对教条主义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包含着对教条主义即上文所说的简单套用马克思立足于欧洲分析得出的革命理论的突破。列宁用强调特殊性来打破俄国的教条主义，他说俄国革命“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列宁的宝贵贡献，这里不再赘述。遗憾的是，列宁去世后，苏共由于自己的巨大成功，又教条化了自己的经验和模式。斯大林就明确提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挥，典型体现了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包括以后形成的所谓“苏联模式”实际上也是教条主义的国际化体现。因此，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毛泽东作出了对教条主义最早的理论批驳。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更加犀利地批评了教条主义：“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
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大总结”，是大历史观的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次历史性、整体性升华。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通，实现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的认同。党的七大以历史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表达为基础，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大的历史总结，诞生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具有大历史观分析的鲜明特质，即历史的叙事紧连着理论的阐释和思想的升华，使历史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融为一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大总结”。第二个历史决议加重了理论阐释的分量，不仅深刻透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总结了经验教训，而且是“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进行了新的凝练，从六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从三个基本方面精辟地归纳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认为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紧贴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和确立，注重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的历史地位。这是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为底蕴的宏观定位，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继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对于正确认识非工业化落后国家不寻常的革命和建设进程，对于正确推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均具有重大意义。
大历史观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彰显，是更加主动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因而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伟大觉醒的重要环节。第二个历史决议清楚地论述了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鲜明地提出了这一发展道路应该有新的开拓，有时代的新进程。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新历程，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气象，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予以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当然这也就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应该提出的是，绝不能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之后再次进行历史的“大总结”看成是偶然的行为，它显示的是自觉、主动的历史行为。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把这种历史自觉和主动性说得很清楚：“如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那样，这次经过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也必将促进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即中国共产党是从正确认识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前进的。由此可以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起了一个优良传统，即把握历史的进程、审视历史的经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成长。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大历史观展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它承续了前两个决议的优良传统，透视和解读历史，解析出其中的历史规律，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大视野，首先鲜明地体现在不是简单、孤立地阐释一个时代以承续历史的话语，而是把时代的话语同百年的世纪话语融为一体，进而将之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坐标中加以考察，因此，它所总结的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经验，既体现出极为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同时又大气磅礴，在特殊性中包孕普遍性，映射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逻辑。
第三个历史决议具有的一个新的鲜明特色，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贡献了新飞跃中重要的理论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九大分别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来概括这一飞跃的理论成果。“八”和“十四”是按照不同的逻辑来归纳的，它们相辅相成，但又不能够简单相加，必须在把握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将之融为一体，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十个明确”作出了融为一体的新整合。它不是“八个明确”原来归纳逻辑的延伸，而是以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更系统的逻辑予以的新概括，即从“分列式”进入到了“综合式”，它必然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重要的历史形态。
三、
大历史观方法论解析：唯物史观具有宏观、系统考察人类历史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动力。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成长的强大动力。
毫无疑问，大历史观的基因源于唯物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曾经这样论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们把历史学作为科学的基础：“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从深入、系统考察人类历史起步，去探索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为基础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论及马克思的贡献时，立足的就是“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这一维度。
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重视值得深思：“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史观，显然也是历史哲学的升华。唯物史观既是最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又可以从历史学的维度观察，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历史观。马克思对这一治学方法予以了高度重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他们的思想，总是有丰厚的历史底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十分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留下来的成果恩格斯本来考虑编为《资本论》第四卷，考茨基后来将之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出版，该书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经典范例。
唯物史观的历史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的融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贯通。《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其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就展现了对历史的精彩分析，以至于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的论说、城市化的观点等都追溯到这里。精辟的历史分析对应的当然是精辟的理论阐释。
越是厚重的马恩著作，越是鲜明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方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政治学巨著，其中渗透着马克思研究人类早期社会发展历史的心血。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手稿时发现马克思对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所做的大量摘要和批语，心灵的相通使恩格斯意识到应该写一部新的著述来进一步阐述唯物史观。《古代社会》出版时，马克思正在撰写《资本论》，却高度重视和研究了这部著作，所写的精彩笔记的手稿后来被苏联译成俄文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而恩格斯则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早期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作了空前的精辟阐释，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深刻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理论。《共产党宣言》中“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说，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得到了新的完善：“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新的阐述就是建立在摩尔根提供的国家出现之前的、现今还残留的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史料与事实支撑之上。
马恩理论阐述的深入，是同对历史研究的深入携手并进的。马克思晚年致力于《资本论》的撰写，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科学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期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读史笔记和摘要，后主要以《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出版，其中,《历史学笔记》中文版达到545页，约180万字。两本笔记贯穿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展开了一个极为宏观的历史视野。如果不懂得历史研究与理论升华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懂得“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究竟扎根何处，就不会懂得马克思为何在相当紧张的理论著述中花费时间去研读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承者，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把握具有独特的领悟，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深刻历史意识血脉相连。这两者相结合诞生的大历史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蔡和森所开拓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路，就是“史”和“论”的融合，远远“大”于一般的史学观，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生长点。毛泽东是大历史观的系统阐释者和在全党的确立者，他在六届六中全会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他强调学习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另一方面就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系统地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完全承续了马恩的史学观，并进一步将马克思“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中国化，说“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在这里，毛泽东基本上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创新性的唯物史观的“大历史观”讲清楚了。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大历史观，从理论上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从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制定了方针政策，为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整风以后，大历史观逐渐成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方法论。毛泽东1959年在谈到世界观和方法论时说：“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精辟地阐释了大历史观的内在逻辑，用中国式话语阐释了唯物史观方法论。毛泽东确立的这一方法论传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珍视和很好的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教育，不仅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更是重视其方法论原理，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波澜壮阔的党史学习教育，到恢宏深刻的第三个党的历史决议，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创造性运用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催生的则是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
因此，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伟大成果，大历史观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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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孙力，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特聘教授，曾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导，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组长。为国务院特殊津贴、军队育才金奖获得者，发表论文三百余篇，连续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
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5期
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