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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思想丨沈骑：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安全规划的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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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安全；语言规划；价值取向；问题领域；对象层次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在语言安全是一种现象抑或是一种行为这个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阿格认为语言行为就是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的行为，以及人们对于他人使用语言或交际系统本身所采取的行动（Ager 2001）。这一观点为人们探讨不同主体在语言规划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语言安全问题不仅会导致语言转用或是被贬低方言（地域方言或是社会方言）的消失，同时也会促使社会或是国家从语言规划角度来消除语言不安全带来的恐惧和担忧（Ager 1999）。阿格将法国语言规划作为典型个案，论述了法国面临语言不安全的三种恐惧，通过这一个案，他试图勾勒出语言安全作为语言规划重要动机的三个出发点：（1） 消除和处置政治共同体遭遇的语言安全隐患法国通过语言立法和相关语言规划，较为成功地协调并处理好了国内的地域语言或是方言问题，消除了政府对于语言安全的担忧，在保持法语语言纯洁性本体规划的同时，又能兼顾保护地域方言。阿格通过梳理法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政策与立法文本，发现其语言政策与规划在强化法语作为国家政治意志集中体现和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ger 1999）。（2） 缓解和避免言语共同体遭遇的语言安全问题由于来自北非和中欧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法国，法国政府担心在移民融入社会过程中，可能会侵害法语作为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地位，由此引起语言身份的不安全恐惧，因为在语言政策方面，将其纳入还是排斥，都会引发社会群体对不同语言关系安全态势的担忧（Ager 1999）。 （3） 抵御并防范民族共同体遭受外来语言侵略在英语这一强势语言大肆侵蚀下，法语在法语世界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地位岌岌可危，由此引发了法语语言地位不安全的恐惧（Ager 2001）。阿格认为，法国政府正是由于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对于法语地位的不安全的恐惧，才促使其在国内出台相关语言法律，提升法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与形象，在法语国家推动法语标准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法语，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法语作为高雅语言的国际形象，积极推动法语国际传播活动（Ager 1999）。正是由于这三种形式的不安全，促使法国在语言规划实践中将维护国家的语言安全作为满足其现实需要的重要目标和动机之一。针对语言不安全的现状，法国政府通过语言立法等手段保护和推广法语，确立法语的民族认同感，加强语言管理，维护语言安全。基于语言不安全理论，阿格认为必须从语言和社会、政治以及民族的关系上审视语言规划的价值和作用，他指出语言不安全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担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国家语言认同和国家语言形象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语言规划驱动力（Ager 1999）。阿格从语言规划视角拓展了语言不安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将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安全问题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延伸到了覆盖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语言社会应用层面。
4.1 语言安全规划的价值范式语言规划的价值范式在语言规划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语言政策与规划动机和目标紧密关联，统领整个语言规划过程。美国学者托马斯·里森托认为语言规划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关注的是与语言有关的真实世界的问题，研究必然带有战略性目标，语言规划的研究过程也必然是价值负载的（Ricento 2015）。从目前现有语言规划理论看，有美国学者鲁伊兹提出语言规划的三类价值取向，即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和语言资源观具有重要影响力。英国学者丹尼斯·阿格提出语言规划中七种价值取向和动机，分别是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形象的维护与模塑、语言安全、语言平等、融合性和工具性价值取向（Ager 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语言规划价值取向上进行了深刻思考。李宇明提出语言规划在注重工具职能之外，还应当特别重视文化职能。他认为在语言矛盾日渐多发的态势下，语言规划应当重视语言的文化职能，尽量减少语言矛盾，减缓语言冲突，为此，他提出应当坚持语言平等和语言资源意识等观点（李宇明 2014）。在这个基础上，李宇明针对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发展与定位，提出了语言规划的功能观，他认为语言规划学从本质上看就是语言功能之学，语言规划的功能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发挥语言的功能；二是预防、解决语言冲突；三是提升社会与个人的语言生活质量（李宇明 2015）。这三个方面简明扼要地明确了语言规划学科发展的价值判断，对于构建语言安全规划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斯波尔斯基在《语言管理》一书中提出的，语言政策说到底就是各种选择（Spolsky 2009:1），语言安全规划其实也面临着各种价值取舍问题。该如何确定科学合理的语言安全规划的重要价值取向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语言安全问题置于全球竞争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战略视野中考察。语言安全规划研究，不仅需要考察世界语言安全问题，也需要关注强势语言与本土语言之间的安全博弈关系，还需要探讨语言工具主义与语言资源观之间的矛盾关系。这里至少涉及如下三个基本价值命题：即语言单一性与多样性的安全困境、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安全悖论以及工具性与资源性的安全博弈关系。在后疫情时代，语言安全规划研究亟须明确其价值取向，以应对和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类语言安全问题。例如，面对重大疫情，语言安全规划需要着力解决语言应急沟通之中的多元化渠道问题，充分考虑语言多样性对于疫情防控的安全价值。就语言的工具性和资源性矛盾而言，语言规划者只有基于语言资源安全这一底线思维，才能立足现实，发掘、开发和应用现有语言资源，确保语言安全。在这次疫情期间，北京语言大学聚焦了一大批语言学专家，深入挖掘语言在疫情中的现实资源价值，组建了“战疫”语言团，为疫情地区提供方言和多语种外语应急服务，将语言资源观作为应急语言服务的价值取向。
4.2 语言安全规划的问题领域从目前安全研究文献和报告来看，有不少学者将语言安全列为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语言作为工具来看的话，这种划分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从李宇明（2015）提出的语言功能观来看，语言安全并不仅仅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它本身理应就是一个问题领域，应该与文化安全并列为一个重要领域。因为语言安全与文化安全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侧重点的差异。语言安全正日益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领域。尽管语言安全尚未跻身国家总体安全观中十一种安全分类的行列，但是，随着国家和社会对语言安全的重要性认识日益加深，全社会的语言意识不断增强，必将大幅提升语言安全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领域。此外，语言安全更是贯穿安全诸多领域和对象层次的现实议题。这里所指的语言安全不同于上文提及的语言本身的安全，而是全面从语言的使用和应用等功能层面考虑，全面考察语言问题如何影响和制约，抑或是保障和维护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澳洲学者安东尼·利迪寇特（Anthony Liddicoat）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安全语言规划的分类，他将与国家领土安全和主权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规划活动分成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冲突预防（conflict prevention）和安全环境（context）等三个规划趋向，以及不同趋向所采取的规划活动与重点（Liddicoat 2008）。他的分类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拓展并探索各个安全领域现实议题的语言安全问题。我们结合语言安全在不同领域中可能产生的冲突性和矛盾性，除了可以确定前文提到的语言安全领域之外，其他领域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信息安全、教育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领域，都会涉及和依赖语言与语言规划活动，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领域语言安全风险和隐患。近年来，国内语言规划研究开始重视不同领域的语言竞争问题，这对于语言安全规划有着重要借鉴意义。2016年，李宇明发表了《语言竞争试说》一文，他指出语言竞争可以激发语言活力，也会触发各种语言矛盾、语言冲突乃至社会矛盾与冲突，他准确地将语言社会功能空间的语言竞争划分为八个领域：家庭、宗教场所、民俗活动、社区交际、教育、大众传媒、社会语言运用和官方工作等领域（李宇明 2016）。基于上述领域划分标准与方法，关注不同问题领域的语言安全规划将会弥补现有语言规划在领域规划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和建立语言安全规划的研究范畴，拓宽学科发展空间。在后疫情时代，根据不同领域对语言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识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波及当前全球治理众多领域的“黑天鹅”，给世界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新闻传媒领域为例，少数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进行恶意抹黑，混淆视听，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国际舆论安全构成了威胁。为此，如何在舆论安全领域捍卫话语安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是中国新闻传媒战线进行语言安全规划的重要任务。
4.3 语言安全规划的对象层次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不同领域，具有问题领域的延展性，而且安全的对象层次也是多元化，至少包括了全球范围、跨国区域、民族国家、社团族群和个体家庭等五个层次。这个对象层次的划分也与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匹配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研究一度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唯一的规划对象，并没有注意到对象层次的多样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尔道夫（R. Baldauf）基于自己在美属萨摩亚地区的考察，最早提出在语言规划中需要关注不同个体和机构作为语言规划者的问题（Baldauf 1982）。这一观点得到了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的支持。他在专著《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语言规划除了传统的自上而下（Top-down）这一模式之外，还应该重视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规划行为（Cooper 1989）。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也系统地提出了语言规划应当注意到不同层次，即不仅要关注宏观上国家和政府层面的规划活动，还要注意到不同机构、社团和个体层面的语言规划，尽管不同层面的规划效果和影响并不一样（Haarmann 1990）。哈尔曼对语言规划对象层次的划分，对语言规划研究从单一的国家宏观层面向多元化的微观领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设计出了一个语言规划对象层次的“洋葱模型”，认为语言规划过程中必须重视不同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Ricento & Hornberger 1996）。最终，卡普兰和巴尔道夫将语言规划的对象层次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类，正式提出了微观领域语言规划的概念（Kaplan & Baldauf Jr 1997）。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学者对语言规划对象层次的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托马斯·里森托（T. Ricento）认为基于微观层次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研究，重视个体能动性（agency），是21世纪语言规划研究的主流（Ricento 2000）。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语言规划对象层次也做了有益的思考。李宇明（2012）在提出“中国语言生活派”这一语言规划中国学派的思想时，特别提出了语言生活是分层次的重要观点，并将语言生活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在宏观层次上，语言生活包括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语言生活；在中观层次上，他界定了领域和地域的语言生活；在微观层面，他提出了个人语言生活以及社会与行业终端组织的语言生活两大分类（李宇明 2012）。李宇明对中国语言生活层级的划分，凸显出国际层面和微观层面语言规划的迫切性，也展现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已经逐步关注到语言规划的层次多样性，对语言安全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语言安全因其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早已突破了单一的规划空间和层次，渗透到不同的物理空间，乃至进入到虚拟空间。语言安全规划也必须要深入到不同层次，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系统规划格局。从语言安全规划的对象来看，规划主体或是客体对象也呈现出多样性，构成由个人（家庭）安全、社区（社团）安全、国家（民族）安全、国际（地区）安全、世界（全球）安全等五个规划对象层次。在后疫情时代，每一个安全对象层次中所涉及的语言安全问题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安全考虑的优先层次也不一致，五个层次由此构成了相互联系和渗透的统合体。在国际层面看，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面对全球治理新形势，中国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公共卫生领域确保话语安全基础上，积极扩大国际话语权，为构建抗疫话语共同体创造条件。社区层面的语言安全规划同样重要，在疫情防控中，社区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地，扮演着“第一道防线”的角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层面的语言安全规划主要包括：针对社区语言人口的特点，提供多语化应急服务，培养一批专职和兼职语言服务者，做好疫情预警和救援工作；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规范本地各种信息渠道的语言规范性，既不能“夸大”，引起恐慌，更不能“缩小”，隐瞒实情，贻误战机；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实行网格化管理，对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进行语言规范和沟通技巧培训，取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确保社区语言安全。
公众号部分图片源自网络引用见《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纸刊或中国知网
文章转载自“当代外语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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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