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在《语言规划讲义》一书中，作者指出，除了交流工具以外，语言还有许多功能，如“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国家的资源”等；科学的语言规划是要根据人、语言、社会的动态关系，因时因势地调整语言各项功能的优先级，使语言能适应、推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大量人口也流动了起来，人们为了沟通，开始转用普通话，说方言的机会渐渐少了。但是方言（文化）的功能与价值不仅限于交流沟通，所以尽管现在大家不会讲方言也能过得很好，也不意味着方言就“没用”“不用管”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如何看待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又该如何因时因势地保护方言（文化）？我们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浅谈了一些见解。

本文已于2024年7月26日在线优先出版：

https://www.zjujournals.com/soc/CN/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3.02.211

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使大量人口流动起来，不同的语（方）言、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多样的方式接触、竞争，形成了“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改变了语言生态。各种方言原有的、具有地域范围属性的言语社区因人口流动逐渐萎缩；同时，由于方言大多难以互通，为解决沟通问题，人们需要转用共同语（如普通话）。在率先开始现代化的欧洲，绝大多数方言被均一化，最终被共同语取代。相似地，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大多数人不再使用或习得方言，致使大量汉语方言面临着代际断层的现状。以普通话和方言构成的现代汉语的双言现象（diglossia），如今呈现单言单语的趋势。毋庸置疑，作为共同语的普通话为国家经济建设、教育普及、民族团结等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同样关乎国家软实力，语言沟通与语言保存的矛盾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61979.htm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发展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协同的追赶型现代化，而非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可能面临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挑战，同时也有史无前例的机遇与条件。具体到语言方面，就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机遇可能是语言传播技术的迭代，进而催生言语社区的新样态。在并联式发展过程中，信息化使互联网通信技术迅猛发展，丰富了语言使用的场景：地域范围被突破，不论人们身在何处，都能在虚拟空间与原来的言语社区成员即时沟通；过去由于人口流动被打散的方言社区，理论上有了在网络上以虚拟的形式延续的可能，方言（文化）就可能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但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离不开人们的态度。

为了掌握人们的语言态度，我们设置并发放了一份在线问卷，主要包括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语言态度、在虚拟空间使用与保护方言的态度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基于Gardner的工具型和融合型倾向理论。该理论自1985年提出以来，已在语言态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根据该理论，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态度主要可分为工具型和融合型两类，前者指的是对使用或习得该语言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效益的认可，后者侧重于对使用该语言的社群及其相关文化的认可与融入意愿。第二部分的问题，主要结合当下人们在虚拟空间与方言有关的体验，围绕虚拟空间方言使用与保护的现状及意愿展开。我们最终收到1379份答卷，根据校验题筛查后剩余1162份答卷，问卷的coefficient alpha值为0.873，可信度较好。

各地受访者的语言态度

分析答卷数据后，我们发现，从人们的语言态度看，普通话与方言仍然是高、低变体的关系，但两者的功能、地位差异在扩大；人们在流动中减少方言的使用，但仍然对方言有稳固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具体而言：

1. 不论流动与否，受访者对方言的融合型态度都强于工具型态度；流动人口对方言的两类态度分值都不及非流动人口。相反，在对普通话的态度上，受访者的工具型态度均分普遍高于融合型，且工具型态度值的标准差低于融合型态度值的标准差，说明人们对普通话的工具价值有更一致、更深刻的认识。

2.不论流动与否，受访者对方言、普通话的两类态度具有显著差异。人们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都有明显的倾向性：对于方言，人们更关注其内在价值；对于普通话，人们更关注其工具价值。

3.填写有效答卷的受访者中，有67.6%的非流动人口表示自己的方言水平“很好，能无障碍交流”，19.3%表示“较好，能基本交流，但有时要用普通话辅助”，认为自己方言“掌握得一般”或“不好”的占13.1%；而在离乡生活的受访者中，这三个比例分别是62.4%、22.4%、15.2%。

4.按受访者所在的省级行政区（本研究中不含港、澳、台）看，来自南方方言区的受访者对方言的融合型态度分值和工具型态度分值均显著高于北方官话区。普通话的态度分值没有显著差异。人们对方言的态度分值呈现“南高北低”之势，尤其对方言内在价值的重视程度差异较大。

5.结合南、北方言区和受访者的流动情况，生活在家乡（南方方言区）的受访者对方言的态度最为积极；流动人口中，家乡在南方方言区的人们对方言的态度仍然比来自北方官话区的人们积极；不论是否流动，有南方方言背景的受访者对方言的认可度更高。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当一种语言或方言及其相关的言语社区面临消亡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诉诸互联网，建立虚拟言语社区，以保存、复兴、规划他们行将消亡的语言。这么做是否有助于协调现代化进程中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解决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明确虚拟言语社区与传统言语社区的关系。

言语社区是语言变体的栖息地。根据主流定义，“言语社区”是语言方面具有社区特性的组织单位，社区的概念先于语言，社区内部成员交流紧密，语言态度高度一致。传统的言语社区理论中，地理区域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一旦大多数人跨越了地理区域，社区便不复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在互联网上构建的虚拟言语社区能够突破空间限制，免受人口流动的干扰，并且从三个主体的角度看，更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调节共同语与方言关系方面，虚拟言语社区具备四点优势。

一是，虚拟言语社区中的主体更具能动性。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使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的沟通突破了时空限制。传统媒体中联话人将少数人的话语快速送达大范围的听话人受众，而互联网新媒体中的联话人则使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功能更趋平等，角色互换更为频繁。

二是，虚拟言语社区具有更高的网络密度。对言语社区中的人而言，网络密度指的是在日常密切沟通的圈子中说某种语言变体的人的比重；就方言来说，一般认为一个人所处的网络密度越大，保持方言（特征）的可能性就越大。和传统言语社区一样，建立在虚拟空间的言语社区也具有社区的组织属性。在这一意义上，虚拟言语社区中的网络密度更大，因为在虚拟空间，人们也会因为行为和想法上趋同而建立联系，形成了在线强化版的人际网络。

三是，虚拟言语社区与现实世界中的传统言语社区有天然的联动性。现如今，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语言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换言之，虚拟空间里的社交也具有现实基础。虚拟空间里的人依旧是社会人、语言人。

四是，就城市方言言语社区重建的过程来看，普通话、方言的双言者往往能够加强旧言语社区成员与流入人口的联系，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状况几乎决定了建立与维护虚拟言语社区的联话人必须具备双言能力，所以虚拟言语社区在建立的过程中还具有人力资源的汇聚效应，特别是活跃于互联网的青（少）年群体往往是言语社区中引领变化的主力军。

近年来，各大新媒体平台上陆续发布了不少个人创作的方言音、视频内容，获得了不少“流量”，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自发在虚拟空间里用方言开展言语行为。虚拟言语社区是传统言语社区的补充形式，两者功能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发挥语言的内在功能，因此对（后）方言来说，可能是超级多样性浪潮中言语社区的接续形式。那么，应该如何在超级多样性之下平衡好各种语言、各种沟通模式之间的关系，形成健康的语言生态呢？

例：b站up主“G僧东东”的上海话推广视频

在明确了虚拟与传统言语社区的关系以及人们语言态度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以下建议。

1.加强社会语言学调查，科学开展语言规划，合理保持语言多样性。

语言规划是语言文字事业的顶层设计环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规划应当同样遵循语言普遍的价值规律，而规律的获得离不开广泛、深入的调查。目前，尽管普通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方言的沟通功能，但方言在文化、身份、资源等方面的功能无可替代，且应当发挥更大的价值。

尤其是在树立语言规范的过程中，应当正确体现方言的作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是与时俱进，也应当是贴近民意的，对一些生动、广为使用的带有方言色彩的语言现象应当作好积极的引导。此外，各地也应当在贯彻国家语言规划政策的实践中主动探索创新，充分挖掘地方方言的内在价值，如用方言宣传地方历史文化、民俗习惯，突出地方特色，凝聚同乡力量，使方言在发挥内在功能价值的同时保持活力，实现语言多样性与文化繁荣深度融合。

2.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发挥现实和虚拟言语空间的联动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规划也应当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语言资源与人民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规划虚拟空间中方言的使用，建立虚拟言语社区，注重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使语言在使用中发挥作用。互联网上的方言使用应当得到鼓励与支持，如建立网上方言社区（论坛），开设地方语言官方账号，使其获得可持续的虚拟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在线社交网络的运营团队应发挥好联话人的作用，及时根据需求维护、管理、升级虚拟社区的基础设施；语言保护团队可以及时记录、整理、发布在线方言语料，使受保护的语言“活”起来；政府也应鼓励“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方言使用和方言本身”，把方言（文化）特色融入地方名片，对外形成吸引力，对内形成凝聚力，生成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些工作，宜采取官方主导，个体参与的模式，从而保持中国语言生态的多样性和层级性，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最终促进国家语言文化的繁荣。

《语言规划讲义》

各地方言是民族文化的容器，是人们表达个性的渠道，是规范现代汉语的营养基，是维系地方情感、建立言语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发展国内外语言学理论的源泉。方言的保存与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的语言沟通之间的矛盾存在于每个人的现实语言生活中。要妥当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逻辑、时代背景与技术条件，回到人、语言、社会的关系上，因时因势调整语言功能的优先级，充分运用虚拟语言空间的优势特点，建立虚拟言语社区，合理引导人们在虚拟空间使用、传播、传承各地方言及文化。将人们的虚拟与现实语言生活有机结合，进一步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在使用中保护，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具有多样性的语言文化生态，实现中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共同繁荣。

·END·

参考文献略。

欢迎对本文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引用原文。

原文引用信息：

周义凯, 刘海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兼述虚拟言语社区的地位和功能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篇幅所限，本期推文仅呈现文章的部分内容与观点。欢迎对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在线阅读原文。有关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的更多知识，欢迎参阅刘海涛教授的《语言规划讲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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