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学者︱马丽蓉：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基础、路径及意义

自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提出“丝绸之路”以来，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的“丝路学”，成为“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亦即，中外学者从阐释“丝绸之路”元概念出发，围绕“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研究，旨在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组成的丝路学研究的学理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全球治理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关于“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百年显学，隶属中外关系史学科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因此，中外关系亦即中外丝路关系，“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是沿着丝路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交往问题，在涉及中外交往的时候，丝绸之路研究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畴”，且“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核，已形成丰厚的学术传统。‘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发挥中国学术优势，可为‘一带一路’提供学术理论的支持，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模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据。”为此，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就下设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丝绸之路史等3个专业委员会，并持续举办丝路专题研讨会，如在2000年与西北民族学院等合办“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研讨会、2001年10月在昆明举办“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研讨会、2001年12月在宁波举办“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2005年12月在宁波举办“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2006年8月在新疆喀什举办的“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研讨会、2008年10月在山东蓬莱举办的“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2009年5月陕西榆林举办的“草原丝绸之路”研讨会，以及在2011年举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与2013年举办的“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路”研讨会等。“这些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整体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多部论文集的出版与大量的论文发表，已经构建起自成一体、宏大开阔的丝绸之路研究知识谱系，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学者的可贵探索，尽管每位作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甚至研究方法也不同，但他们对东方历史上海陆丝绸之路的作用、功能、意义以及向未来发展延伸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治史的重点已从孤立的单一的事件研究转变为概述群体，从单因单果的分析转向对事件的深层次考察与理论分析，整体把握了海陆丝绸之路的意义。”其中，2001年被称为“丝绸之路年”，引发中外关系史学会时任会长耿昇专论此现象：“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外关系史，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对于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有了深入研究；对于过去从未涉及过的问题，已经逐渐有所触及。当然，这与2001年我国在外交上的几个突破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趋势、需要与后果。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研究高潮在新世纪的出现。”为此，他在2002年初又从“法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背景与机构”“法国学者对陆路丝绸之路的研究”“法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及“法国汉学界参与组织的以丝路为主题的其他科研活动及成果”等四个维度，分类梳理了法国丝路学派，认为“法国学者对丝路研究的成果甚丰，始终居欧美之首位。其成果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也颇有裨益。”2014年他又发现“‘丝绸之路’研究早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国汉学界以及法国的整个东方学界，始终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我本人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领域中，共翻译出版了4部法文著作的中译本。这是我30多年来始终酷爱的一个领域，故而成果也算丰硕。”可以说，在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主导下，从丝绸之路研究、丝路学经典译介到“国际显学”丝路学的介绍等方面，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构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且今后将“开展整体丝绸之路研究”来“为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贡献力量。”

中外关系史是一个联通中外、包罗万象的交叉学科，“丝绸之路研究为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新的阐述框架，也赋予了新的解释力”，故可“借助丝绸之路的研究来思考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包括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史、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具体而言，应以重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为抓手，形成“概念－理论－方法－范式”的逻辑机理来推进实施：

第一，确立以“丝绸之路”为元概念的开放型的概念阐释体系。从西北舆地学到中西交通史直至敦煌学，在关乎中外关系上都难以回避“丝绸之路”这一中外交往的实践场域，且其历经由点－线－网、由实－虚，以及由时空概念－国际公共产品－丝路精神－丝路遗产等的内涵演进，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后便开启了中外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态势，形成了丝路学的元概念阐释路径，故应以“丝绸之路”为元概念，形成开放型概念阐释体系，此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构的路径一。

第二，构建以丝路学三大理论为基础的修正型的理论阐释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丝路学三大理论阐释力乏力已成不争的事实，中国所倡导的文明交往互鉴观、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已对西方的文明冲突论、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论及单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理念形成了某种修正作用，使得“研究今天的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合理汲取西方理论成果，更需要有历史的底蕴，在中国本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成果，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故应以丝路学三大理论为基础，形成修正型的理论阐释体系，此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构的路径二。

第三，借鉴丝路学研究的贯通性方法来破解史学研究的割裂困窘。从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命名“丝绸之路”概念到2015年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预判丝路复兴之际“中国和远邦近邻关系及其世界角色将对21世纪产生深远影响”，彰显中外丝路学家上百年坚守“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的事实，并形成丝路学发掘历史、关照现实、面向未来的贯通性研究方法，故应借鉴丝路学贯通性研究方法来“关注各条丝绸之路之间的互通互联互动的关系，进行新视野与新的综合性研究”以破解“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分割对中外关系史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此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构的路径三。

第四，创建以丝路学研究范式为核心的包容型的研究体系。中外关系史有三大研究范式：“第一，断代史范式，传统以中国古代断代史为中心，按照历代王朝对外关系，分阶段的研究；第二，专题史范式，以丝绸之路研究为中心，将传统的西域和南海研究，拓展到各条陆海丝绸之路研究；第三，世界史范式，是以国别和区域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以专题史范式，即丝绸之路研究（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为内核，研究成果走在国际学术前列。”因此，应遵循破立并举原则，以丝路学研究范式为核心来创建包容型的研究体系，此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构的路径四。

第一，将助力中国学界从避谈丝路学到必谈丝路学的心路转变

作为“丝路学概念之父”，李希霍芬的学术成果实为“科学光芒与侵略野心互相影响下的产物”，使得中国学界对李希霍芬产生了“盖棺难定”的分歧性认。面对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墓贼”的文化殖民行径与学术贡献，中国学界产生了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尽管1927年中瑞西北科考察团开启了中外丝路学术合作的新模式，但却在日本侵华的严酷背景下被迫中断，在战乱中诞生的中国丝路学存在理论建构的先天不足，使得黄文弼们因无力开展平等交流与合作而倍感无奈。以上诸多缘由造成中国精英夹裹着复杂民族主义情感来谈论丝路学，逐渐形成“学术殖民创伤情结”，且形成避谈丝路学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在百年丝路学变迁中，中国丝路学以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域学等碎片化存在，与欧洲学派的西方化、美国学派的政治化形成全球丝路学“三化现象”。但是，中国倡建“一带一路”，不仅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形成了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双重新机遇，而“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强大的促进，在各个方面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因此，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将有助于中国精英从避谈丝路学到必谈丝路学的心路转变，以彰显“学术中国”的力量。

第二，将助力中外学界凿通丝路认知区间以实现平等对话

“‘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这些学科名称，只是中国学者使用的学科称谓，似乎并不在国际上广泛通用。但‘丝绸之路研究’就不同了，它早已形成了一门国际性学科。中国的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向丝绸之路研究聚焦，方得以进入‘丝绸之路研究’这一国际性的学科领域，并有机会展现中国独特的学术资源与学科优势。”因此，当1979年季羡林发现“最近在国际上兴起”的新学科“叫丝绸之路学”后，就引发中国学界关注，《丝绸之路》杂志于1997年起设专栏讨论“丝绸之路学”并刊发多篇论文，沈福伟于2009年12月3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一文后，形成中国学界由研究丝绸之路与阐释“丝路学”并存的双轨态势，助力中外学界凿通丝路认知区间以实现学术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实践，又向中外学者敞开了统一的丝路学“认识区间”，可借丝路学传统话语体系展开修正性研究以“增加共识”，并助力“丝路精神的话语传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因此，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将有助于推进中外学界凿通丝路认知区间以实现平等对话。

第三，将助力构建以丝路同名刊群为基础的“丝路学术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视角阐述了人必须在共同体中才能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在分析原始社会以来的社会形态后，提出“生产的一切阶段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这一理论逻辑为学术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依据和指导，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当代价值之一，是论证了新时代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目前，“全球化促进了价值观、知识和理念的传播，加强了兴趣相投的群体组建跨国组织的能力”。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线上与线下“学术共同体”构建成为新常态。为此，习总书记建议“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等方式构建中外学术共同体。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外关系研究聚力中外丝路关系研究的热潮已成不争事实，以丝路命名的学术期刊数量不断增多即为明证。除西北师大于1992年创刊的《丝绸之路》期刊外，近年来相继涌现出《丝路文明》《新丝路学刊》《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绸之路研究》及《丝绸之路考古》等新刊，且因“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了大量研究丝绸之路的新作，若能精心组织稿件，一定能办出好的刊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日本、欧美学界过去以丝绸之路为名的纯学术杂志，因资金短缺或其他原因，大多难以为继，如果能够把这些杂志的欧美、日本作者团队集结起来，一定能更大范围地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发展。”因此，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将有助于加强中外丝路同名刊群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加快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

总之，研究古代的中外关系，选择丝绸之路为主线，展示自古以来，中西经济文化沿丝路频频交流之情景与成果，正可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开明、开放、开拓精神，以适应今天振兴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之需要。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是一个博大精深、颇具生命力和交叉性的学科，新领域、新课题还会不断发展。

- END -

往期精彩：

丝路学者︱王南：解读“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丝路学者︱王南：阿富汗战局为何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