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1]正是教科书，确定了什么才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精华文化。百年中国教科书的发展过程，是有目的地选择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过程，教科书通过确立文化标准，成为引领青少年儿童的重要导向。如今，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磨灭的意义。[2]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包括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文化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价值在于明确科学进步促进了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理性化发展，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极大的弘扬和不断实现。科学文化的内核可以细分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中，包括认知、语言和心理诸因素。[3]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发明，但没有“科学”一词。《礼记·大学》中有“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4]之说。“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格致之学”也算是中国古代对“科学”的说法。17世纪利玛窦最早用“格致”一词来指称西方科学技术，19世纪中后期来华传教士在引进西学时，也多借用格致与西方的近代科学对接。

1882—1887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撰的《格致须知》第1集8册（《地志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化学须知》《气学须知》《天文须知》《算法须知》《声学须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西方学术门类分科设编的新式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作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的教科书，开拓性地构建了教科书的学科知识体系，在科学文化启蒙上具有高水平的“先导”之功。[5] 1897年，南洋公学开启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帷幕，在“以民智为最急”[6]的焦灼救亡时空中，南洋公学师范生以《蒙学课本》切入时代命题，明确“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是编故事六十课，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7]他们首次以“德智体”编排教科书课文，首次以“课”规范单位容量，首次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强调“爱国之心”。1903年，文明书局高举“科学”大旗，开始推出“蒙学科学全书”28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名全部印有“教科书”字样、第一套中国人自己分科编著（译）、至今唯一用“科学”之名统领的教科书。[8]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最新教科书”75种，是第一套按照现代学制而编撰、第一套配有教授书、最早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成为整个教科书发展谱系中一座难以超越的里程碑。[9]教科书通过科学文化的建构，启蒙中国人用一个崭新的角度认识自然和社会，开启了中国人通过编撰教科书建构科学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新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忧思中国现状、叩问中国文化、设计中国未来的时期。[10]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拥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来说，国学被认为是其屹立长生的血液与魂魄。晚清以降，“国学”被引申为“中国传统学术”[11]，由梁启超等倡导，指“中国固有之学术”[12]。国学的倡导“实际上体现了国人在国势衰微、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寻求自我、定位自我的困惑与努力”[13]。1905年，国学保存会成立，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14]为宗旨，把“编辑国学教科书”[15]作为传承国学的重要手段。

可见，教科书既是导引科学文化的有力工具，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教科书会通中西文化，融入现代精神，开辟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的新范式。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不是独立自存的个体，人的本质深藏于宗法伦理关系网中。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就提出了“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思想，把培养受教育者具有共和国国民的健全人格作为首要任务。“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6]

1912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提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中华教科书”系列；[17]作为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不仅开篇大写“人”，[18]还大量呈现“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即当敬国旗”[19]等特色鲜明的时代内容。1912年6月，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倡导“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20]这套教科书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21]民国初期的教科书不仅开篇大写现代“人”，而且积极引入并大力传播“现代人”的理念与内涵，努力建构“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呈现了从被动的主体认识走向主动的主体认识的历史自觉过程，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的过程。在鼎故革新的历史关头，这些教科书大量推出《道德有公私之分》《人民之权利义务》《共和国民之自治》《公民应知之最要事项》《国体与政体》等内容，在启蒙的地平线上确立起全新的文化标准。

民国初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与封建复辟，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新思维需要借助于新的语言载体，需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形成。1914年之后，从江苏一师附小自学辅导实验自编白话文教科书到北京孔德学校自编白话文教科书，从中华书局尝试在《新式国文教科书》中附白话课文到商务印书馆推出“新体国语教科书”等，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又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采用语体文。教科书积极变革，与社会思潮激荡辉映，彰显全新的文化追求。

1922年新学制改革，在“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22]的思想指导下，商务印书馆推出“新学制教科书”，中华书局推出“新小（中）学教科书”，世界书局推出“初（高）级课本”。这些新学制教科书以新的形与质助推新文化发展，凸显教育之人性意义；尝试“多样”类型及编制，满足各种教学之需求，彰显鲜明的个性色彩，构筑了现代教育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23]成为中国社会最为广泛的、最为基础的新文化启蒙平台，恰如《新学制教科书国语（初级中学）》第1册选入蔡元培先生的《我的新生活观》所言，“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地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地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24] 。

1931年，日本侵华。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商务印书馆1933年推出的“复兴教科书”为代表的烽火岁月教科书，明确“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25]的使命担当，教科书宣传抗战、动员民众、鼓舞民心，充分展现民族自信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抗战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积极参与抗战动员，为抗战鼓与呼，“在充分运用教科书作为宣传抗战思想，激发爱国热情，传播共产党政策的有效工具上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26]。毫不夸张地说，抗战时期许多教科书成为规模大、影响极为广泛的另一种强大的抗战武器。[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教科书高度重视。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工作归于统一，统一编撰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制度正式形成。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以“三大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1953年5月，毛泽东主席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28]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明确编辑方针：“第一、贯彻社会主义思想，采用系统的基本科学知识，注意吸收先进的科学成果。第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各种问题。第三、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把科学原理、法则、定律与我国工农业建设、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第四、符合教学原则，适合各科教学目的与学生年龄特征。第五、吸收苏联的先进经验。”[29]苏联经验成为教科书编撰的重要参照，苏联关于教科书建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国教科书的文化改造。

1955年5月，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将编辑、修改中小学教材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力图肃清一切私心杂念，强力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的宣传上、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在维持社会稳定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30]1958年之后，教科书开始抛弃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教科书建设之路。伴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在地方分编与国家统编中不断进行改革探索。1966—1976年，教科书成为极端政治运动的工具，教科书狂热的形式和内容表达了特有的“革命文化”，[31]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系统建构以及对学科前沿知识的呈现。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32]1978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撰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教科书开始突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使教科书在现代化建设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坚实一步。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教科书的编写出版达到20世纪中国教科书史上的新高峰。其中，“八套半”教材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进行的教材多样化探索实践，在探索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水平的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1年，全国第八次课程改革启动，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新课程改革教科书“注重以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培养学生”，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方面，确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求“感受个人情感与民族文化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提高文化认同感”。[33]强调“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魂”[34]。2010年，教育部对实验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题上，各科教科书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如，对8套历史教科书给予“很好”和“较好”评价的教师占比均超过60%，其中，获评占比最高的一套教科书为93%，最低的一套教科书为61%；超过80%的教师对15套小学《品德与社会》教材中的13套教材给予“很好”和“较好”的评价，评价最低的一套教材“很好”和“较好”的占比也达到75%。[35]

百年中国教科书文化渊薮，几乎是百年中国文化史的缩写，标示出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思考和忠实记录。[36]百年教科书以其独特的方式，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融会贯通，在不同的时代，既一以贯之地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适应时代发展、导引创新先进的世界文化。通过教科书在百年中国历史发展中事实上确立起文化标准与文化秩序，引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儿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