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资深学者对新人的提携。郭老师自不必多说，Mark Sidel几乎年年都来我们ESCN的session，而且对中国非营利组织领域的变动了如指掌，细节把握上可能比大部分研究中国非营利的学者都更加深入。Mark也提醒我们只看数据，不重细节，可能会遗漏很多重要的东西。另外，大家研究中国非营利，但都有很强的海外合作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讲好中国故事，先要有一部分对中国故事感兴趣的海外人士，让我们先从他们开始。3，今年还有另一个panel，与Chinese NPO panel截然不同，这个panel只有两篇文章，来得听众也是寥寥无几。今年ARNOVA有不少panels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抵制佛州州长造成的。我这篇文章是和George Mitchell和承昕合作的，讲shifting Information costs会不会影响捐赠，也就是如果有别人付关于NPO的信息，个人捐赠效率是不是能提高。我们这个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付钱过程很不顺利，就是有经费想付钱做实验，但一会儿是学校财务系统有问题，一会儿是AWS系统有问题，结果到了会场只能先报告我们之前pilot的结果。但整个想法是接着Information如何影响giving的主题往下做。另一篇文章是Lucas Meijs和Georg von Schnurbein提了一个新的但充满争议的概念，叫nano philanthropy。他们的观察很细致，现代社会大量慈善活动呈现微观化细小化的趋势，例如点点手指完成手机上的慈善捐赠之类的，另外还有家里蹲不去北极旅游污染环境算不算慈善（这么说来，躺平也可以是慈善活动）。所以大家就nano philanthropy吵起来了，关于我们这个文章也没什么人提出有意思的意见。我自己的看法是，所谓nano philanthropy挺有意思的，但或许没必要。是不是出于自愿，算不算提供服务（或捐资资助服务），有没有惠及他人，是判断标准。三条都中，那么就剩下charity（短期偶发）和philanthropy（长期有策略）的区分。如果技术使得philanthropy能以更低成本在更小范围达成，philanthropy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些新现象。如果缺乏清晰的内核和外延的话，那么什么都可以被算在nano philanthropy里了。提出新概念的本意是为了澄清，但如果新概念反而带来更多混淆，那就得使用奥卡姆剃刀。但我从这两位这里了解到一篇新的老文章，是Gebhard Kirchgässner在1992发表的 Towards a theory of low-cost decisions一文，原来里面早就提出了Type I 和Type II。嘿，我还以为是我的原创呢，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学界创新太难了。
当然了，我自己的感受是，从causal identification 相关的方法来说，我们最近几年用的研究方法可能已经在ARNOVA算前沿了。前一篇准实验（RD），后一篇实验，方法上来讲从ARNOVA能获得的交流并不太多，只是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参见：非营利研究方法谈）4，今年还临时充当了一个志愿者。不知道主办方怎么安排的，反正Jesse Lecy发现自己同一时间必须参加两个panels，分身乏术，组织者Viviana临时找人顶替。我看了一下主题，觉得还算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谈谈Generative AI对非营利研究和实践的影响，就答应去充数了。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那些正在用AI的研究者和非营利组织实践者，因为非营利too complicated，有时候我甚至都怀疑总结一定程度规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一般规律当然是打不过就加入，但到底怎么用呢？是不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我在这个panel上的发言，当然还是正面积极为主的。我常常回想起的是AI之父Herbert Simon1960年在《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里说的，计算机刚刚发明的时候，应用上大家也是充满狐疑的，但是那些早点用上了的企业，在早期都获得了巨大的红利。AI也是如此。尽管学术研究的传统就是问题导向，AI作为工具，但早点上手的人就有可能在初期获得巨大的红利，意思就是能有学术上的巨大收益。所以明年肯定会有更多的panels来讨论这个议题。 5， 最后听了一场教育与慈善的panel，这个原因也是显而易见，因为一直关心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的话题，尤其是Experience作为获取信息的一种渠道，能有效推断后续慈善行为。（参见： 体验式慈善 | 干中学：以体验式慈善为例，兼谈如何像编连续剧一样写论文）这场的第一篇是Elizabeth Gillespie (University of Memphis)和Anna Schlia (University of Rochester)讲Girls Giv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n Girls' Philanthropic Behaviors。性别差异极为重要（诺奖）， 虽然我自己一开始的实验研究也是看性别代表性对合供的影响，但却没有仔细看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在不同性别的学生中是否会有不同影响，这个文章倒是给我一个有益的提醒。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只有一轮关于教师的survey data，听起来很难确认因果关系。不过作者说后续会访谈学生及其他相关方，希望能看到更细致的研究。第二篇是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的几位学者Paul Sum，Jason Jensen, 以及Benjamin Kassow讲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nonprofit fundraising: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outreach events on giving。这篇文章和我自己合作的一篇在审论文有点关系，尤其是看不同的fundraising events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效果，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尤其对大学来说，如何利用不同活动来推动校友捐赠，有很强的现实意蕴。第三篇和第四篇其实是一篇文章，来自传统强校IUPUI的Una Osili的团队，首先看Philanthropy and Financial Aid in Higher Education: Investigating Inequit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arginalized Students，主要是描述性的，发现能授予博士学位的公立大学拿到最多的钱；而学生端获得资助主要是基于needs，而不是merits；但是这些Philanthropy和financial aid的钱对扶助贫困学生以及促进社会流动而言，效果并不明显。其次看百万美元捐赠的去向和影响Million-dollar Gifts to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imes of Crisis。我们戏称这篇文章应该叫Million-dollar paper。大家对近年来传统黑人学校获得的百万美元捐赠并不意外，但却认为是outlier，因为如果没有MacKenzie Scott的捐赠，恐怕数据上就不会显示。但百万美元捐赠的确会影响学校的绩效。再一次感受到数据的力量。IUPUI这一块主要是整合了不同的数据源，这样能看出较长时段的捐赠变化以及细节。我一直都认为回答研究问题，提高数据质量这一方向重要，比采用所谓高端研究方法重要得多。6，在今年的ESCN组会上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2024年开始，我们会在匹兹堡大学开始一个Chinese Civil Society Workshop(CCSW)系列，会请一系列研究中国非营利的学者在线上讲。如果CCSW2024办得好的话，会移师线下，办mini conference，组symposium，与期刊办special issue之类的。目前从2024年1月到8月的演讲者已经安排，从9月到12月的演讲者正在邀请中。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来信：lihuafang@pitt.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