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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书党人杂记 | 经济学 | 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思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2006年4月29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97岁。不过，在加氏生前，中文世界对他并不是特别重视。这从他总结一生理论成就的小册子《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中文版的尴尬境遇就可见一斑，这本书不是由经济学家作推荐，而是作家池莉。出版社似乎也认为加尔布雷思应该沾着池莉的名气才能获得良好的销售成绩。这对英文世界里加氏著作的畅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讽刺。
 
在加氏过世之后，也没有很多的纪念。只有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文字，但在中文世界里影响寥寥，这与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界的反应差不多，人们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离去，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加尔布雷思更多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一位经济学家。那么何以经济学界对加尔布雷思视若无睹呢？也许这恰恰表明加尔布雷思曾嘲讽过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汪丁丁在《财经》上为加氏撰写的讣告，对其一生的重要思想提纲挈领，做了充分肯定，而且讣告结尾充满温情，是少有的纪念加氏的好文字。在梁捷撰写的纪念文章《巨人加尔布雷思》中，他不仅因身高获得巨人称号，更因为其思想而广受赞誉。梁捷称加尔布雷思不仅是上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也堪称20世纪影响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赞誉并不过分。而刘晶的文章将加氏放在政治左派的位置上进行了衡量，当然在阐述加氏对保守派态度的同时，刘晶的文章也指出真正严肃对待加氏著作的恰恰是像弗里德曼这样的高手。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尔布雷思文集》的时候，与加氏去世是在同一月，这是巧合，因为译者序言中未曾提及加氏去世，而且出版社似乎也来不及调整宣传策略。但我以为恰是对加氏最好的纪念了。让一本书带着加氏的思想慢慢发挥其对社会时弊的“抗衡力量”。
 
作为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加尔布雷思对老师的死对头熊彼特在尊重之余，也不赞同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或许正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加尔布雷思是在消费领域提起对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挑战的，认为追求新的消费物品和消费形式，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并非必要，但由于这种过分的消费追求，产生了环境和社会成本，却是整个社会要负担的，这恐怕不是合算的事情。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是采用比较静态分析，而熊彼特关注的是演化的思路，加尔布雷思并没有打到点子上，但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可见一斑。
 
正是加尔布雷思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无意中也可能是自觉的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化道路是萨缪尔森开创的，萨缪尔森是熊彼特最出色的学生。凯恩斯与熊彼特的恩怨并没有延续到加尔布雷思与萨缪尔森身上，但两种不同的趋向却依然明显。与熊彼特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同，凯恩斯更倾向于实际问题的讨论和经济分析，这也是他的《通论》直接针对大萧条的原因。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凯恩斯，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所以对于这本《加尔布雷思文集》，我个人的看法是读者最好先读从131页到216页，这部分乃加氏表明自己思想的来源，是理解加氏理论的关键。在这一部分中，讨论了斯密，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的思想对加氏的影响，加氏始终认为经济学应该如斯密那样，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不过加氏的写作如果趋向实证研究，其地位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尴尬。因为加尔布雷思犯了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看起来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观点主要是规范性的。这还不算，他的写作方式是平易近人的，以至于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著作，而更像是畅销书的写作方式。尽管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除了在实证和规范上并驾齐驱之外，论述的语言也是日常生活面向大众的语言，但在今天，加尔布雷思在圈中受到冷遇是意料中的事了。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加氏公开欣赏马克思的态度，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所以将加氏与马克思一起打入冷宫了。当然加氏也声称受老制度学派凡勃伦的影响，因此加氏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处处体现出这种痕迹。在《加尔布雷斯文集》从第1页到第130页部分，几乎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扩展。例如在讨论加氏一生中的重要概念“抗衡力量”时，加氏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所以在他看来工会组织并不是因为像傅凌霄（Sean Flynn）在2005年讨论的那样是因为劳资合同的完备与否，而是因为资方实力强大，而工人必须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因此在资方缺少竞争的情况下，工人只好组织起工会来作为一种抗衡力量，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但却被传统的经济学忽视了。但实际上这仍旧是新古典经济学要讨论的问题。
 
加氏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用来批判的“传统智慧”，加氏风趣地声称自己首先将这概念用在自己的哈佛同事身上。传统智慧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因此经济学家们习惯眼前可用的概念，觉得有用就不愿意作出改变。而加氏则相反，他继承了凡勃伦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传统，因此对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一般来说，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导致了各种供给，不过加氏看到广告等营销手段对非理性消费的鼓吹，使得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理性做出判断，多消费了原本不必要的东西。由于这种过度消费引起的生产造成了对环境的压力。所以加氏在《经济发展的正确目标》一文中开始阐释其最后在《好社会》中论述完整的说法：大众消费标准要作为划分应该发展领域的界限，而好社会要追求那些应该发展的领域。
 
本文集从217页到270页，是加氏对1929大崩盘的一个思考，这些思考我相信是为了响应老师凯恩斯的理论。而在我看来，也是本文集中不算特别重要的部分。英文版的最后，是加氏最为人称颂的演讲“本世纪未竟的事业”，这个与199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不仅是对人类千年来的事业的评价，也是加氏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性回顾。有意思的是，在此演讲开头，加氏认为自己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完成致命一击”的哈耶克的不安，而在演讲的中，对于人类社会的成就如何评价，让加氏又提到了凡勃伦。在金融危机部分，他表达对凯恩斯的敬意。在演讲最后，加氏提出最后一项20世纪未完成的事业是消除核武器，这是一个善良的长者对和平的期待了。不过中文版的《加尔布雷思文集》最后还附加了一篇《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让读者领略一下加氏的经济学论文中展现的功夫，算是额外的收益了。
 
本书中的文章均体现了加氏的重要思想，读一读这本文集，是对于这位经济学巨人最好纪念吧。当然正如梁捷在《巨人加尔布雷斯》一文中写的那样：称他为巨人，决不仅仅因为他6英尺5英寸的身高，而是因为他的33本著作展现了一颗真诚而又勇敢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极限。

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3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