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三讲成功举办——陈宗胜：后疫情时代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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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

如果以基尼系数对中国的总体情况进行估算，可以发现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491，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回归测度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在收入达到4400-5000美元时，中国的收入指标达到拐点。随后收入差别进入下行阶段，整体呈现出倒U型，说明结果均等有改进，差别在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是最高的。 

陈宗胜教授利用1989年他提出的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将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归结为两个大的变量——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并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1.中国公有经济中城乡内部差别不会太大：公有经济中按劳分配主要由劳动差别决定、公共积累和社保体制是减低差别的；2.公有经济中劳动差别、城镇化率及二元差别本身就是先扩大差别而后缩小的，而经济增长在持续提高中产生的涓滴效应通常是先扩大后缩小差别的，所以公有经济中总差别可能呈现倒U形的；3.公有经济中由二元差别和城镇化率制约的总体差别较大，所以总体差别虽然下降但幅度不是很大。因此影响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差别，约占总差别的50%。

结合数据及实证分析，陈宗胜教授总结，我国居民各阶层收入差别是呈翻F型的，这也是一种收入改进型。他认为，从总体收入分配格局来看，我国已过渡到“葫芦型”格局，但距离橄榄形”还比较遥远，其根源在于两种公有制决定的城乡二元体制性机会不均等产生的较大城乡差别。当前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保持正增长，进入国内为主的双循环新时代，但农村低收入-消费循环不畅是最大的发展障碍，必须通过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投资体制和城乡社会公共产品二元体制，加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农业现代化，通过推进农村城镇化、中小城镇扩大化，才能更快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相对贫困，畅通国内外循环，缩小城乡差别。

在点评环节，魏众研究员首先高度肯定了陈宗胜教授的形象思维，K型F型曲线生动地刻画了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首先，疫情对农村的社保和基础设施是有直接影响的；其次，美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在于它的相对低人力资本的就业是比较困难的，对于中国的歧视是，当压低无效产能或者低效产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时，它和共享发展有什么养的联系；再者，印度经济发展早期依靠高科技产业，大约占GDP的10%，而就业人口仅为1%，这导致了其经济增长没有带动就业水平，导致了收入差距。且印度的人口流动是农村最低素质的人口流动，与中国的人口流动相反，这就导致了二者的差异。因此他认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应是一方面让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尽快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应以产业集聚为依托。

邓曲恒研究员认为，陈宗胜教授的演讲综合运用了许多图像化指标，以及收入差距的不同度量指标，形象直观地展现出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他认为论坛给予了他几方面的研究启发，一是需要更加关注次低收入等分组（中间20%-40%）的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二是希望能够测算出，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别处于印度的水平，中国的收入差距能够降低多少，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城乡差距。三是为什么在控制了市场化程度后，经济发展程度及其二次项在农村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