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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动态】倪红福：全球价值链中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及结构：理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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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一、引言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企业生产跨境多次和交换中间品，它们的产品是由许多不同国家（地区）①的要素所创造价值的复合（Timmer et al.，2013）。显然，货物和服务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着各种贸易成本，②其中关税成本一直是核心议题。2018年IGM（initiative on global markets）发起的经济学家投票调查表明：由于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重要，进口关税比25年以前的成本变得更大。投票结果显示：强烈同意占比为21%、同意占比为56%、不确定占比为9%，而不同意和强烈不同意占比为0%。③ 投票结果充分说明全球价值链中关税放大效应是被认为广泛存在的。近期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双方加征关税对中美乃至全球贸易和经济产生影响，也成为热点话题。那么，中国中间品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如何？中国对全球关税成本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是中国进口中间品关税率较高还是因为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因此，测度关税成本和考察关税在价值链的放大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贸易成本一般都会在生产过程中传递和吸收，且隐含在产品价格中。自然会问：是否存在与价值链平行的成本链，生产分散化阻碍抑或促进了贸易？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虽然名义关税率相对较低，但是鉴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放大效应，关税保护效应可能不容忽视。OECD（2013）中第3章指出：关税或其他跨境贸易保护措施影响价值链，在政策制定和谈判过程中需要考虑这方面的内容。其研究也表明存在关税放大效应：若经历5个（或10个）生产阶段后，初始阶段征收10%关税，将导致最终产品价格提高到22%（或60%）。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在世界贸易报告（2015）中指出：沿着价值链贸易成本逐步积累和放大，以致无效率的跨境手续阻碍了贸易；与之相反，贸易便利化对价值链贸易具有较大正向放大作用，进而导致各国根据其比较优势深化垂直专业化。Ferrantino（2012）、Diakantoni et al.（2017）等认为贸易成本在全球价值链存在放大效应。此外，早期也有关于关税放大效应的理论模型研究，如Yi（2003）通过构建一个多阶段的贸易模型研究发现关税下降对贸易具有非线性的放大效应。Yi（2010）更加精细地分析了放大效应，并归因为2种力量：多次跨境和关税估价方法。④ 政策的关注和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成本的测算研究。Tamaura（2010）分析了中国—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议背景下下调进口关税的成本效应，并称之为“波及效应”（repercussion effect）。Koopman et al.（2010）从多国模型框架测度贸易成本的放大效应，并利用2004年GTAP数据，计算了出口国的国际运输成本和关税成本。Fally（2012）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计算运输成本的累积效应，研究发现运输的累积成本与“生产阶段数”呈线性关系。⑤但是 Fally（2012）没有对运输成本、关税的累积成本进行实证测算。Rouzet & Miroudot（2013）提出了累积关税的概念和测算公式，⑥测算了国家产业层面的双边累积关税成本率，并模拟分析贸易自由化对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影响。虽然 Tamaura（2010）、Fally（2012）和Rouzet & Miroudou（2013）等文献从不同经济学视角定义了累积关税成本率，但是它们的最终测算公式都具有相似性，可归结为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进一步，倪红福等（2018）从投入产出价格模型、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里昂惕夫（Leontief）逆矩阵的无穷级数展开式得到了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定义和测算方法，发现他们具有等价的。Jonhson（2017）也对累积关税成本率进行了相关讨论，并指出了Rouzet & Miroudou（2013）测算方法的一些缺陷。⑦ 然而，以上基于不同视角定义的累积关税成本率测算方法相对零散，没有形成统一的测算框架。仔细观察已有文献的测算公式，发现它们都与里昂惕夫（Leontief）逆矩阵相联系，但是这些测算方法并没有直接从Leontief逆矩阵的经济学含义出发定义累积关税成本率。鉴于此，本文拟直接从Leontief逆矩阵的经济学含义视角构建一个更为统一的测算框架以来阐述累积关税成本率。在统一测算框架下，通过取不同特殊情形，以得到已有文献的累积关税成本率测算公式。在经典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中高斯逆矩阵（Ghosh，分配系数逆矩阵）与Leontief逆矩阵是相似矩阵，那么自然而然地想到，是否可以从高斯逆矩阵数学和经济意义的角度来阐述累积关税成本率的测算方法，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理解累积关税成本率概念。 此外，已有测算方法也没有对其结构进行分解分析，以深入考察累积关税成本率变化的具体结构因素。近年来，关于贸易增加值的核算和分解方法相对成熟（Koopman et al.,2014; Wang et al.,2017; 倪红福等，2016等）。Muradov（2016）基于Leontief逆矩阵的四项分解对贸易增加值和生产链位置进行分解，且与Koopman et al.（2014）、Wang et al.（2017）等分解方法和经济学含义不同。然而，这些结构分解方法都没有应用于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分解。因此，借鉴Muradov（2016）中Leontief逆矩阵的四项分解方法，本文得到了两种新分解方式：（1）国内价值链累积关税成本率和国际价值链累积关税成本率；（2）直接关税成本率和多阶段累积关税成本率。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有以下几点边际贡献。（1）本文基于Leontief逆矩阵构建了一个统一测算框架。在Leontief逆矩阵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定义了国家、国家部门等层面的累积关税成本率，通过适当变换可以囊括已有文献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测算公式。（2）首次对累积关税成本率进行了结构分解。借鉴Muradov（2016）的Leontief的四项分解方法，本文对累积关税成本率进行了两种形式的结构分解。（3）丰富了投入产出方法测算累积成本率的理论方法。考虑到Ghosh逆矩阵与Leontief逆矩阵的相似矩阵特征，本文从Ghosh逆矩阵的数学和经济含义的新视角重新阐述累积关税成本率概念，并论证了其与Leontief逆矩阵方法的一致性。（4）本文测度了时间序列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并更新到2017年，为后续计量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基础数据。⑧————
①本文的国家有时也指地区，需根据上下文确定。
②贸易成本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货币转化成本、不确定性政策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等（Anderson &Wincoop，2004）。
③数据来源：http://www. igmchicago. org/ surveys/ trade-dis ruptions
④贸易成本一般是按出口总值而非该生产阶段的附加值来估价。
⑤倪红福等（2016）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⑥累积关税追溯了沿着生产过程中关税的总成本，而非某一具体生产环节中对投入和产出的保护程度。
⑦Rouzet & Miroudou（2013）测算公式中加上了直接的进口关税率，使得测算公式的经济学含义不好解释。
⑧Muradov（2017）仅计算了2001年、2005年和2010年三年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也没有进行结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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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框架
（一）基本模型框架 1.3国每国2部门投入产出模型本文对累积关税成本率按征收关税成本的发生地进行分解，来分析国家（地区）征收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❶中国对全球层面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最大，近1/3。2014年，对全球层面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前五的国家（地区）为：中国（31.45%）、韩国（12.88%）、美国（8.11%）、巴西（8.06%)和印度（7.61%）。❷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而其他国家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19.54%上升到2014年的31.45%。印度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9.82%略下降到2014年的7.61%。韩国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11.69% 略上升到2014年的12.88%。❸中国对全球层面的直接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低于中国对全球层面的多阶段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2014年，中国对全球层面的直接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为22.32%，而中国对全球层面的多阶段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为38%。究其原因可能是全球生产网络结构的复杂性。④ 总之，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这种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体系导致了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较大，而非中国对进口征收的直接关税率过高。 2.中国部门累积关税成本率及国际比较
（1）中国部门累积关税成本率。从各行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情况来看，❶各行业部门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差异较大。总体上，累积关税成本率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第二产业的行业部门（如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的制造业，2014年为0.0111），第一产业的行业部门（如作物和畜牧生产、狩猎和相关活动，2014年为0.0022），第三产业的行业部门（如金融服务活动，保险和养恤金除外，2014年为0.0008)。多阶段累积关税成本率、国际价值链累积关税成本率的三次产业的大小排序与累积关税成本率相似。❷从各行业部门的变化趋势来看，各行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多阶段累积关税成本率都呈现下降趋势，而国际价值链链关税成本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期间略有波动。如纺织品、服装以及皮革和相关产品的制造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从2000年的0.0155下降到2014年的0.0044，下降了0.0111。❸ 行业部门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与行业部门的下游度呈正向关系，即行业部门越处于下游，其累积关税成本率相对越大。⑤ 表2显示了2014年中国的各行业部门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与下游度。可以看出：2014年中国纺织品、服装以及皮革和相关产品的制造业的下游度为3.47，而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的制造业的下游度为3.80。相应的中国纺织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0.0044）低于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0.0111）。2014年中国部门累积关税成本率与下游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3，这充分说明行业层面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与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下游度）高度正相关。也就是说行业部门越处于下游，其累积关税成本就越大，这一关系符合经济学直觉。此外，从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定义和测算公式可以看出，行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与中元素密切相关，而衡量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下游度指标是的函数。因此，行业部门累积关税成本率与其下游度密切相关。
此外，本文选取了2个典型制造业部门为例进行比较分析：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和纺织品、服装以及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业。❶中国的这2个行业部门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变化趋势明显不同。中国的纺织品、服装以及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呈一直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较大。这与纺织品、服装以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业进口关税率较低相符合的。❷对于某一具体中国的行业部门，其累积关税成本率、国际价值链关税成本率、多阶段关税成本率的变化走势与直接关税率成本率走势相似。❸对于中国来说，国际价值链关税成本率是最低的，其占累积关税成本率的比重约为10%。这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国际价值链对累积关税成本率贡献并不大。
从主要国家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变化趋势来看（图3-a），我们发现：中国、印度和韩国等国家的累积关税成本率远高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2000到2017年期间，中国、印度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呈下降趋势，韩国呈先略下降而后上升趋势，而美、日、英等国家呈水平变化趋势。从主要国家的纺织品、服装以及皮革和相关产品的制造业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变化趋势来看（图3-b），我们发现：韩国、俄罗斯的累积关税成本率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2000到2017年期间，中国、印度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呈快速下降趋势，到2010年后，基本上与美、日、英等国家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在同一水平上。
四、应用情景分析
（一）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因素结构分析——反事实模拟法 1.反事实模拟法 统一测算框架的（7）式中各种类型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1）直接进口中间品关税率（本部分主要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和中国对其贡献率进行因素结构分解。研究发现：（1）中间品进口关税下调与生产网络结构复杂化的贡献相互抵消，使得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基本无变化。2000年到2014年的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仅上升了0.000019，几乎无变化。从分解项来看，直接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因素导致2000—2014年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下降了0.000879，而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因素导致其上升了0.000898。根据本文整理的进口中间品关税率数据，国家行业层面的双边进口中间品关税率的算术平均值从2000年的2.06% 下降到2014年的0.90%，下降幅度54.24%。衡量生产网络结构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Wang et al.（2017）方法定义的生产长度，计算结果表明，全球所有国家部门的生产长度（上游度）的算术平均值从2000年的2.103 上升到2014年2.336，上升幅度为11.12%。（2）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是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复杂化，而中国的进口关税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为负。2000—2014年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增加11.9个百分点，其中关税因素降低了13.21个百分，而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因素增加了25.12个百分点。总之，虽然中国的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为负，但是，由于全球生产网络结构越来越复杂，导致了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增加。如果没有中国主动的降低关税，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复杂化将多导致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变得更大，且中国的贡献率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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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省略了有关全球累积关税率变化的因素结构分解及其贡献的具体计算方法。其他类型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因素分解结果也没有列出。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②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REC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占到全球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③CPTPP的11个成员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这11个成员国的GDP合计占到全球的13%。④在WIOD中43个国家中，与CPTTP的11个成员国重合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墨西哥。————
五、主要结论和启示 （一）主要结论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各序列生产阶段不但创造了价值，而且贸易成本也在序列生产中重复和累积，即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了贸易成本。即使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很低，由于中间品多次跨境贸易也会导致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本文基于Leontief逆矩阵方法构建了累积关税成本率的统一的测算框架，并从多角度对累积关税成本率的经济含义和结构进行阐述，论证了高斯逆矩阵新方法的等价性和经济含义，最后基于Muradov（2016）的结构分解方法，对累积关税成本率进行结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为：❶总体上，中国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直接关税成本率、多阶段关税成本率都呈下降的变化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下降幅度。加入WTO后，中国严格履行加入WTO承诺，大幅降低了对进口中间品的关税率。❷中国的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出现了大幅上升趋势，世界各国（地区）的关税成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放大效应”（1.5以上）。❸从世界各国的贡献情况来看，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最大（2017年中国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到32.53%），其原因是全球生产网络结构的复杂性，而非中国对进口征收的关税率过高。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复杂化是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大幅上升的决定性因素。❹中国各行业部门的累积关税成本率与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度呈正向关系，即行业部门越处于下游，其累积关税成本率相对越大。❺CPTPP的情景模拟结果表明，只有中国和美国同时加入CPTPP，才能导致CPTPP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累积关税成本率较大幅度的下降。 （二）启示与进一步研究 本文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❶鉴于进口中间品的关税的“放大效应”广泛存在，降低进口中间品关税仍然是必要的，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空间。CPTPP的情景模拟分析已表明中国和美国同时加入CPTPP，确实能大幅降低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❷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降低进口关税，不但可以促进进口，减缓中美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在生产网络结构复杂程度不变或变得更复杂的背景下，同样程度的直接进口关税的降低可能会导致中国累积关税成本降低的更多，从而使得中国产品中隐含的关税成本相对更少，这样一定程度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❸中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间产品会经过多次跨境流动。因此，由贸易保护措施所导致的贸易成本增加，会沿着价值链而产生累积效应，进而影响到最终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作用于产品价值链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链各个环节之间的对接，从而影响到产品生产链的正常运行。因此，全球价值链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措施，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贸易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进一步要求营商环境公平透明、政府服务便捷务实、海关通关不重复关检，实施“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❹从贸易成本来看，关税的成本并不是特别大，即使考虑放大效应后，全球层面的累积关税成本也只占到0.1656%，还不到1%。因此，在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中，单单加征关税，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小，加征关税更多的影响是一种心理影响。因此，在考虑中国加入CPTPP和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应该更多的关注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 最后，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延伸到研究非关税壁垒。本文仅测算了关税的累积成本率，显然可以拓展到测算非关税壁垒的累积放大效应。二是进一步深入探讨累积关税成本率与行业部门的竞争力、比较优势的之间的关系。三是本文累积关税成本率的概念与间接税的税收负担相似，鉴于税收的收入分配和福利效应一直是广泛关注的问题，故可以进一步讨论关税的收入分配和福利效应。
（来源：《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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