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王坤宇：后人类语境与文艺理论新动向
以下文章来源于外国文学文艺研究，作者王坤宇。
【作者简介】
王坤宇，河北涿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美国佛蒙特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生态电影、人工智能电影、身体美学等。
王坤宇 副教授
后人类语境与文艺理论新动向
本文原载于 《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中国生态电影的类型化研究（编号：17EC23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美学理论话语建构研究（编号：19BZW027）
摘要：后人类状态已经悄然成为人们的生活现实。这种状态势必对当前作为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既有的认知、伦理和审美体系产生冲击——一次全面的价值重估正在进行之中。作为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文艺活动的蜕变也正在发生。主要体现为泛文本化、融媒体、游戏产业大发展、科幻产业兴盛等新的现象。因应社会文化变革和文艺活动的新状态，文艺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数字人文、生态后人类批评、人工智能语境中文艺本体论的探讨、以 “元宇宙” 为代表的新媒介研究等领域正在从后人类语境的外部撬动文艺理论的内部变革，并使之再次焕发生机。
关键词：后人类语境；新动向；数字人文；文艺本体论；后人类生态批评；元宇宙
导言
以上的前沿探索无疑是有益的，但是要在文艺理论的学科层面来把握这种变革的状态，无疑需要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并发现这种变革的内在逻辑。这就需要回到催生这种蜕变的社会语境和艺术语境之中。在对技术、艺术、话语双向互动机制的探索中，寻弋理论的各种新走向；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才有可能对后人类时代的文艺理论趋向做出较为科学和综合的判断。
一、后人类语境：再次重估一切价值
首当其冲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审。早在后现代运动中，解构各种形式的“逻各斯中心”成为最为重要的理论诉求。东方之于西方，有色人种之于白人，女性之于男性，土著之于主流群体等的反动都是如此。传统价值体系的二分法就是通过对某种显性差异的二元对立来建立秩序体系，使得其中的一方独占或多占利益，并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颠覆这种意识形态鸿沟极为必要。在后人类万物互联的大背景下，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意识形态同样遭受着极大的挑战。动物与人类、自然与人类、人工智能与人类、克隆人与胎生人之间的壁垒变得禁不住推敲。人类几千年来把自己特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造物的理论建构正在发生动摇。然而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后人类时代，人类真的能“革自己的命”吗？人类与万物之间的互联和平等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平等？人类权力的基点在何处，又应该保留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是逐渐开始显现又悬而未决的新问题。古希腊智者学派提出以人类作为万物尺规，而达·芬奇通过维特鲁威人的形象将这种思想具象化，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后人类》一书的封面则是一个女版的 “维特鲁威人”；不同的是，她的身体不再是万物的尺规，取而代之的是以 “生命” 公约数的新哲学——一种后人类的哲学，一种有益但并非唯一的尝试。
伊哈布·哈桑 (Ihab Hassan) 对后人类存在形态做了最早的探索，他明确意识到，“人类的形式——包括人类的欲望及其所有外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 [3]在《词与物》中，福柯指出，“人类既不是知识所塑造的最古老、也不是最持久的问题……正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所轻易表明的那样，人类是近代的发明，而且或许已经接近其尾声了。” [4]人文主义传统的 “人”之死开启了新的未来，后人类学者陆续展开了对后人类主体的全新理解与建构。在技术-科学世界中，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描摹了一种高度后人类主义的 “过程本体论”，提出了 “有机机器人”（cyborg）[5]身份、“伴侣物种”、“混沌/宇宙联合体的游牧主体” [6]等理念。科技与人文的互动将改变划分所有生命类型的理论基础，哈拉维的“过程本体论”是一种动态的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聚合体。凯瑟琳·海尔斯 (Katherine Hayles )同样强调后人类之于人类的“主体性”转移，她的后人类主体在于把人视为一种可延展的媒介，并建立一种基于人类-科技整合系统之上的 “认知组合”，这种认知组合打破了人类与世界信息系统的边界。人类连接入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组成的分布式认知环境中，人类随着认知系统参数的扩大而获得意识延伸和功能提升。海尔斯强调后人类主体的信息性，认为主体的 “反馈回路不仅可以在主体内部，而且可在主体与环境之间流动。” [7] 这一点人们可以从GPS（全球定位系统）的系统认知能力与个人知识之间的互动获得切身性感受。对于通勤族而言，导航不只是引导路线，而是适时提供动态的行车环境，更有甚者，有人可能会离不开GPS的 “情感” 陪伴。
其次是对身体的再审视。在既往的主流文化中，身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他者”；是灵肉二分法中处于较低层次的一方。但是，在后人类语境中，人们不得不承认身体是人类的唯一物质载体，一切的意识和思想都是身体的衍生物；同时，身体也是仿生学、赛博格、克隆等新现象聚焦之处，更是移动影像（moving image）的中心。一定程度上，后人类的未来就是对寿命的延长、身体的优化、智能的提升。而克隆是对身体的复制，赛博格则是人机的互联。身体不仅不是第二性的，反而是人类久未认清的最为关键的 “黑箱”，或者说是后人类的密码箱。人类肉身的有限性，也是后人类伦理研究的出发点，在20纪末与21世纪初的创作中，人们开始关注 “后人类身体的物质-符号形象” [8]，重视人类身体的存续与其他有机物、非有机物、非人类物质与生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同时，后人类文学最有争议的想象性推演就是设想脱离身体的意识、纯粹信息的生命——离身认知（disembodied recognition)，与设想通过多感官通道融合的刺激建立强烈身体归属感（如虚拟现实技术）的具身认知（embodied recognition)。因此，重审身体成为后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就不足为奇了。
后人类的第三个重要语境是人工智能的大发展。广义的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学路径，而狭义的人工智能则只包括将机械赋予智能的这个层面。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工业革命的要点即是机械的大发展。但是这些机械往往都是简单的完成某一人类赋予的任务，至多是完成系列的程序指令。AI则赋予机械智力，从 “深蓝” 战胜卡斯帕罗夫到阿尔法系列战胜李世石等围棋高手都在展示着这种人工造物的巨大潜力。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技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机器和人类智力通联的科幻预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未来也同时让人们产生了某种焦虑情结，一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恐惧感弥散在后人类的媒介和艺术作品之中。德国科技哲学家京特·安德斯 (Gunther Anders) 用 “普罗米修斯的羞愧” [9] 来形容这种被自己造物超越或压迫的心理状态；而 “后现代主义之父” 伊哈布·哈桑也不约而同地用 “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 [10] 的尴尬处境来象征这种无法调和的后人类状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无数忧天的 “杞人” 推动了后人类想象与研究的发展，“人类最重要的能力是运用工具制造工具……人类历史的进步因此体现为工具的进步。循此类推，人类的未来是由工具的未来决定的。” [11] 担忧工具的高层次综合能力会超过人类的综合能力，或者人类的进化速度跟不上科技的迭代速度，以及一部分人利用人工智能控制另一部分人等，都是后人类的重点议题。
后人类的另一个重要语境是对媒介与人类关系的再认识。媒介问题被大众所重视大概要推溯到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对 “媒介即讯息” “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 [12] 的解读。随后，一个以媒介研究为中心的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 [13] 逐渐成型。然而，基特勒 (Friedrich Kittler)指出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仍然是 “人类中心主义” 的。[14] 我们今天开始逐渐接受媒介不仅是身体的延伸，还是人类身体和生活的塑造者。正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说：“你吃了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在新媒介迭出的时代，人们不仅是在媒介中沉浸了自己，而且是逐渐地进入媒介，甚至正在变成媒介。与之相应地，媒介也正在具有人的特质，二者正在相向而行。在后人类时代，一种媒介-身体 [15] 的新组合正在悄然成型。这一点，在目前炒作得红红火火的 “元宇宙” 概念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荷兰当代哲学人类学家德·穆尔 (Jos de Mul) 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一书中梳理了 “世界观的信息化” 这一命题，他认为信息科学 “把世界转化成为一个充满虚拟可能性的领域，存在被认为是可操控的信息。” [16] 与穆尔的见解类似，台湾学者王建元也考虑到数字技术时代人的本体论变化问题，他认为，在生存环境发生改变的状况下，“人” 的定义也会随之动摇，“不论在经济、政治与生存意义上，一个‘电子存在论’（cyberontology）的建立，似乎已是不可避免。” [17] 当数字痕迹在2021年疫情以来成为人们通行的必备参数后，智能手机愈发成为人体不可剥离的 “体外器官”，[18] 所谓 “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 的5G网络也成为保障人类与环境之间信息流动的新一轮反馈回路。
最后，后人类语境在学术界的重要体现是学科界限的消弭与统一意识（Unified Consciousness）[19] 的逐渐成型。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学科的分野，而现代大学体制和劳动分工则将这种界限不断扩大。但是后人类状态中的个体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知识储备，从而能够解决涉及多种知识面向的问题。这个问题伊哈布·哈桑在《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一文中已经加以阐发，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谈后人类的人文学科弥合问题，其新作被命名为《后人类知识》（Posthuman Knowledge)。此外，后人类语境不仅呈现出融媒体现象，而且体现为融文类性、融学科性，而众多的后人类理论家都是跨越多个学科的知识人。长期以来，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把人变成了 “单向度的人” [20]，这种状态在后人类语境中将会发生改变，后人类将会再次向着“多向度的人”复归。当然，这种所谓的复归并不是回到部落化、作坊化的传统 “多面手” 状态，而是进入到一种更高层级的认识和实践之中。大量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将由机械和人工智能完成，召唤后人类去完成的是一种综合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学术上，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一个 “大文科”、“新文科”、数字人文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知识界对于这个倾向性的探讨方兴未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程度上，后人类是一种知识升级，一种复合知识和实践的二次启蒙运动。
二、后人类时代的文艺新变
首先是泛文本化。文学概念在不断扩容之中。除了传统意义上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四种纯文学的文类，演讲、新闻、条约、法律条文、广告等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也逐渐被人们看成是文本，同样可以作为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对象。沿着这个思路，当下碎片化的微信推文、小视频、自媒体、有声读物等新技术的产物也完全可以进入 “文本” 之列，成为不少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众多论者对科技新闻和炒作概念的不断翻炒。另一个例子是当下流行的影视作品甚至会刻意地追求成为文本，网络上火爆的电视剧几乎能够在一夜之间就形成脉络清晰、故事完整的小说，对这类小说的研究也成为当下的一个热点。泛文本化的出现，使得文本与信息的区分、文本与非文本之间的界限划分问题日渐突出，从而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基本概念，开拓后人类语境下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其他可能性。
跨媒介或媒介融合的倾向也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特征。待表现之物需要通过某种媒介加以表现，而媒介即讯息，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任意一种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而任意一种延伸，都会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预估的变化。[23] 换言之，媒介和其表现的内在之物珠联璧合、不可分割。文学凭借语言、绘画依靠色彩、雕塑赖于素材、电影则离不开各种工业技术的进步。这些媒介在后人类语境中汇合在一起了。图像、文字、影像、口语、游戏正在进入他者，成为他者，一起融为新的“融媒介”。只要是有利于表现的，都是可以被整合在一处的。在后人类时代，传统单一媒介的表现方式被媒介的多元融合所取代，而跨媒介或媒介融合，促使意义的表达朝向音乐般 “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的方向迈进。而正如叶维廉所强调的 “美感经验的核心必须在媒体性能之外去考虑” [24]，新时代文艺创作也许能够为当下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美感体验。相反，由跨媒介或融媒介引发的一些问题，如媒介的跨越融合是否有终点，它所建构的世界又会怎样反推现实世界等仍需进一步探讨。
相应的，在媒介边界消弭的大背景下，IP成为了最重要的整合各种媒介的母题。简而言之，IP即是具有极强话题性和凝聚力的故事、性格、情节等叙事要素。同一个IP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加以表现，例如 “沙丘” “区域” “索拉里斯星” “生化危机” “越狱” “霍比特人” 等这类热度高、流量大的叙事元素不断地被游戏、电影、网络文学所使用，引发线上、线下产业的对接从而达到更新一轮的热度。在文化产业的浪潮中，一个重要的IP往往同时被多种媒介共同表现。而每一次表现中均会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和创新，被赋予创作团队和时代的气息。这一定程度上也是艺术产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特征。通过对某一IP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学与审美、文学与消费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文化心理特征。
在众多的文类之中，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在后人类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一次科幻浪潮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其根源是科技进步，而基本背景是美苏争霸中的太空殖民、外星人遭遇等母题。而目前的第二次浪潮则根源于AI话语的甚嚣尘上和后人类状态的日渐成型。人们对于未来和未知领域的兴趣和热情构成了一个新的审美场域，我们或可称其为“未来审美”。科幻小说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有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有些则企图唤起人类自省和反思，如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 “高科技、低生活” 的强烈反差所体现的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人性的弱化等问题，对正积极拥抱科技的当下不啻为一则旁敲侧击。科幻电影及其周边产品的兴盛还兆示着一个新的文化产业的逐渐成型，例如由科幻写作的崛起带动的科幻评论、科幻主题公园的开发、科幻游戏的打造等，成为当前最为亮眼的文化风景之一。
一个似乎被重视但事实上被忽视的现象是程序写作的渐成趋势。近二十年来，在网络文学的大潮中，有些写手一天可以写作数万字，这样的体力和脑力付出在既往的文学实践中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电脑程序的辅助下（或者事实上是署名的作者才是辅助者），这样的工作可以完成。但是这样的创作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即署名的网络写手常常在程序使用了某位原创作家的文段时无法觉察，从而构成侵权，程序写作中内容原创性与作品速成性的矛盾值得更进一步地探究。同时，以 “小冰的诗” 为代表的纯文学尝试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创作”显然也会日臻完美。但这其中包蕴的命题，即让机器拥有人类意识，尽管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并不是因为机器永远无法复制人类智力……而是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人类情感。” [25] 由此引发的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情感的关系及文学本体论讨论则不可避免。在过去数年的后人类文学本体论的探讨中，这个话题一再被炒作，但并未有太多的理论进展。
文学如何抵达未来？“当前文学最大的变化，是技术的进入，” [26]在后人类汇聚的语境中，文学和文艺理论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技术促进文学和文艺理论基本概念扩容的同时，也对它们提出质询。一方面如海德格尔所说：“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 [27]；另一方面，科技加持下原始定义的变化也将推动文艺理论内部的新变。
三、文艺理论新动向及可能
首先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有关科幻文学、影像的研究和批评成为重要的文艺理论走向。科幻与后人类的相互推动，一方面体现为科幻文学呈现了后人类的相关形象，如赛博格、人工智能、克隆人、变种人、虚拟人、外星人等；另一方面，如哈拉维、凯瑟琳·海尔斯、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史蒂芬·施瓦罗（Steven Shaviro）等众多理论家正是从科幻的库存中提取其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理论与科幻两个领域互相叠合交错，有人据此提出了 “虚构理论” [28] 的话题。还有科幻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后人类视角，如 “后人类主义与赛博格理论” [29] “乌托邦研究” “后殖民主义” 等一道成为科幻论丛 “理论板块” 的重要维度。此外，王德威认为：“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迈入二十一世纪后最重要的现象。” [30] 杨庆祥认为：“科幻写作具有其强烈的现实性，” [31] 它的生成和形塑基于具体的语境，如陈楸帆的《后人类时代》等科幻作品对后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王峰认为，至少在后人类的初期状况里除了现实向度外，还有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科幻叙事（包括小说和电影），而且 “科幻叙事与后人类的关联构成当代文化的独特性质。” [32] 王坤宇把以科幻影视剧为主要载体的后人类影像——一种推演性后人类，作为后人类审美的一个维度。[33]
对科幻作品的研究，还推动了科幻美学、身体美学的发展。科幻电影中呈现的人类 “身体” 观念的变化，成为探讨后人类时代的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依据。对在科幻语境下形成的 “后人类美学”、“身体美学” 的发掘、跨媒介创作的分析成为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的 “科技人文新融合：新文科建设视野中的科幻小说研究” 会议（2021、11、26)，不仅汇聚了高建平、Peter Hajdu、黄鸣奋、吴岩、王晓华、生安锋、江玉琴等知名学者，更有来自海内外的70多位中青年专家提交相关论文，正体现了这种研究的兴盛态势。
其次是生态批评进入到后人类文论之中。生态批评是较为晚近的理论范式，通过生态视角对艺术和社会文本进行批判。由于其秉持的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使得这一理论实践长期以来争议颇大，理论的穿透力在一些现实问题面前也大大折扣。而在后人类语境中，生态批评有可能发挥更为适宜的作用。罗西·布拉伊多蒂在2014年苏黎世大学的AAIS大会的发言中指出：“有两个研究领域是建构后-人类中心人文主义（Post-antropocentric Humanities）的基石，它们就是 ‘动物研究’ 和 ‘生态批评’。” [34] 后人类话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正确，但相对更接地气，因此更能深入人心。动物研究逐渐地复合化，融合了生物学、人类学和文本实践等诸多内容，渐渐地与生态批评合流。而生态批评之所以进入后人类话语的体系之中，是因为后人类状态中的人类除了需要关注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还需要关注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生态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的动态边界问题。这从唐娜·哈拉维和罗西·布拉伊多蒂的理论实践中体现地非常清晰。后人类生态批评的对象、样态和方法都将更加多元。这一点王峰在《后人类生态主义：生态主义的新变》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探讨。除了布拉伊多蒂提及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外，后人类生态女权、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也是近来非常兴盛的后人类生态主义的研究范式。思辨实在论是一种典型的“熵增”理论，试图通过 “以物观物” 的方式，将平等权推演到任何存在物的层面。[35] 其主要推动者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和格雷厄姆·哈曼都与中国研究界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国内的主要研究者例如唐伟胜、张进等来自于文艺理论或比较文学领域，体现着这一理论在对文艺理论的启发意义。
第三种研究倾向是新媒介研究。长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是以作者、文本、读者和流通四个环节为中心的。虽然对于媒介的考察可以上诉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但是媒介视角研究的兴盛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开始。其后，不但有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居伊·德波（Guy Debord）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电影电视的文化研究，也有承续麦克卢汉脉络的尼尔·伯茨曼（Neil postman)、林文刚等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 的研究。总的趋势是虽然对当代媒介多有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逐渐地深入和塑造当代人的生活，甚至达到了令人须臾无法离开的程度。到了后人类时代，随着5G、VR、AR、MR、XR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不是载体，而是信息本身；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人类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后地理”世界中。这使得媒介体验和实践着的身体正在合二为一，后人类时代的审美主体已经变成了由媒介-身体联袂而成的新主体。疫情以来，定制虚拟工作空间已经成为会议、上课、毕业典礼等活动极为常态化的备选方案，而这种趋势也会促进媒介形态的变革，如二维屏幕被“头盔显示器”之类实现脑机连接后的多自由度、多感官通道融合的虚拟现实所替代。扎克·伯格将其公司改为Meta后，“元宇宙” 成为时髦的话题，被老、中、青三代文艺理论学者所讨论。关于这一点，李茂增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认为：“现有的文学理论已无力对新媒体文学做出有效的解释……文艺学要恢复其相对于其他文学学科的元学科地位，就必须基于当前新媒体文学的现实，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并建构一种历史化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 [36]为文艺理论的这种研究方向大致指明了方向。
另外一个文艺理论的焦点问题是后人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本体论问题。在AI可以生产诗歌、书写书法、生产画作的时代，既往的艺术的创作主体、创造性价值、文本属性、服务对象等都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上，中国研究者的研究与外国研究者的研究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但是，由于我们当前正处于这个变动的过程之中，对于以上问题的认知大多仍然停留在片面的或肤浅的层面。一方面，后人类时代的艺术本体论涉及到一些 “元问题”：例如何为艺术（文学)？创作的主体、接受的客体是什么？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流通的各个环节又有何种新特点等等。只有设定好元问题的各种前提，才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另一方面，因应AI的艺术创作，我们还需要考察艺术创作中的人机关系，AI带来的文学本体的新变等问题。因此，这将是一个系统的后人类美学的本体论探讨。
数字人文也是一个文艺理论发展的方向。这一概念从人文计算生发而来。人文计算源自上世纪中叶，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计算机应用问题。“数字人文” 最早的形式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书籍编辑工作中去，此后逐步向文学、历史学、文艺学等领域发展。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文计算” 的对象从电子文本逐步扩展到数字地图、网页、3D图像、视频、音频，计算的领域扩展到历史、音乐、艺术等多个领域。2001年4月，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的《数字人文指南》，使得 “数字人文” 取代“人文计算”，成为一个在西方广泛传播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代名词。目前，我国的“数字人文”研究也正在崛起，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等数个研究中心，并出现了《数字人文》等学术期刊。这一研究领域现阶段还处在对研究本身的认知和概念界定之中，但是与文艺理论的交集却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目前只要从定性的角度对此稍作思辨，就能看到这一研究对文艺理论研究的未来形态的推动（颠覆）作用：越来越多的文字文本和艺术文本被信息化、可视化；或者，一言以蔽之，数据库化。文学艺术的数据库化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后人类潮流，这一点在过去数年的国家社科重大和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立项题目中就可见一斑。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建构、占有和应用各类文本和艺术数据库的能力将会成为终极的从业资本和技能。
最后，文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在后人类时代或将成为可能。长期以来，对艺术活动进行科学诠释是一部分文学和艺术研究者的冲动和主要工作。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语言学倾向都是某一时期的重要尝试，“各领风骚几十年”。然而，只有在神经科学和计算机建模技术日渐发达的后人类时代，这种研究才有可能真正的走向深入。在这样的语境中，神经美学（Neroesthetics）在本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神经美学由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神经生物学家泽基·瑟米尔（Zeki Semir）提出。2002年，这一学科被定义为：“有关人类对艺术作品的思考、创作和鉴赏活动及对自然、社会情感及生命形象进行审美认知的大脑神经基础的科学研究。借助神经科学、神经美学在有形而具微的大脑神经系统之层面，对人的审美行为之内在机制做出阐释。”[37]通过科学的方式去认知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接受，无疑对于后人类时代这一领域的新变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个学科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其成果还有待相关研究人员的检验和认定。
结语
后人类文艺理论的新变趋势折射着后人类状况和后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遍地开花，新术语迭出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理论的泡沫化状态，但现阶段仍处在 “吹泡泡” 的良性膨胀阶段。虽然这个过程中 “泡泡” 频出，但显然会受到学科选择的洗汰，去伪存真。这正是文艺理论新的繁荣期的象征，很可能兆示着一种理论2.0时代的到来。在这种语境中，文艺理论研究从既往的“语言牢笼”、“术语牢笼”、“形而上牢笼” 中走出，走向以数据库、人工智能、未来美学、虚拟现实为基调的深蓝之地，或将成为一场 “脱虚向实”、和合人文与技术的新启蒙、新革命。
向下滑动查看注释：
[1] Bruce Clarke & Manuela Rossini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 Jos de Mul, Cyberspace Odyssey: Towards A Virtual Ontology and Anthropology,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0, p.7.
[3] 伊哈布·哈桑：《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一种后人类主义文化?》,张桂丹、王坤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4]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p.387.
[5]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pp.149-181.相应于音译“赛博格”(cyborg),这里呈现意译的“有机机器人”,以提供学界的另一种“解码”形式，参见林荣基《人类·有机机器人·后人类的互动草图：从〈A.I.〉说起》,王建元、陈洁诗主编：《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9页。此外，赖淑芳、李伟柏将cyborg译为“人机合体人”,见N.凯萨琳·海尔斯《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像和建构》,赖淑芳、李伟柏译，(台北)时报文化2018年版。
[6]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太过人类的：迈向一种新的过程本体论》,阳小莉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7]【美】凯瑟琳·海尔斯：《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8] Bruce Clarke & Manuela Rossini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xxi.
[9]【德】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10][19] Ihab Hassan,Prometheus as Performer: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The Georgia Review,1977-12-01,Vol.31(4),pp.830-850.
[11] 黄鸣奋：《后人类伦理》,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12][23]【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13]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探究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14] Friedrich Kittler,Optical Media, trans, Anthony Enns,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0.
[15] 王坤宇：《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身体》,《河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16]【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17] 王建元：《文化后人类：从人机复合到数位生活》,(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5页。
[18] 有人认为手机就是人类“体外进化”的一个典型的“体外器官”,手机的“器官化”可以使人们随时随地接入网络。参见张鹏《人类“体外进化”的终极阶段》、《手机：非工具》,韦德·劳什编：《十二个明天》,刘慈欣、刘宇昆、尼迪·奥科拉弗等著，陈楸帆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65—366页。
[20]【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21]《尚书》,慕平译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页。
[22]【法】戈蒂耶：《莫班小姐》,艾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4] 叶维廉：《中国诗学》,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206页。
[25]【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
[26] 王峰访谈，见刘旭《新周刊·回到未来》2021年第16期。
[2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页。[28] Neil Badmington, Posthumanism:Readers in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0,p.9.
[29] Mark Bould, Andrew M.Butler, Adam Roberts and Sherry Vint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0] 王德威：《想象世界及其外的方法》,《读书》2002年第3期。
[31] 杨庆祥：《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见陈楸帆《后人类时代·序》,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32] 王峰：《后人类状况与文艺理论新变》,《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
[33] 王坤宇：《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维度》,《学术研究》2021年第3期。
[34] Cosetta Veronese, Can the Humanities Become Post-human? Interview with Rosi Braidotti, Relations,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Vol.4, No.1, 2016, p.100.
[35] 详见王坤宇《超人移情、伴侣物种与感性复敏：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36] 李茂增：《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理论》,《广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37] 丁峻等：《当代神经美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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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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