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王艳芳：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析

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析

王艳芳

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06期

摘要:本文梳理和提炼了三代世界华文文学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对影响和构成他们创作因素的生存境遇上的危机感、文化心理上的漂泊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 并指出新的世界图景带给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思考和文化立场的转变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形象;生存;心理;文化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多方位的进展和收获, 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研究格局, 但毋庸讳言,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 仍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纠缠不清的问题, 例如, 对“海外”的使用就已有为“世界”所代替的趋势, 因为无论从定义的科学性还是从概念的包容性上来看, “世界” 都比“海外”更具有与全球文化对话的姿态, 而不是固守一隅, 以“大中华”的虚拟的自尊自居。因此, 这里的探讨也建立在“世界华文文学” 的意义层面上, 即不包括“大陆”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以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众所周知, 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与中国记忆、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有着息息相关的血缘不断的联系, 为了考察世界华文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故我们选取的作家也是一些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国意识”的作家, 又由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已经历了大致三代的薪火传递, 文章将尽量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相对统一上展开论述。

一、“中国形象”的梳理与提炼

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群体是一个相当芜杂的创作组合。从时间上说, 它包括十九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产生之初的“侨民文学”, 也包括二十世纪以来的“留学生文学”, 更包括留学生的后代华裔作家们所创作的中国故事。由于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和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感受不同, 并因为具体生存境遇和个体心理状态的不一, 使他们在作品中表达出了不尽相同的中国形象,但对于中国文化情感上的怀念和依恋、理性上的反思和重建是大致相同的思路。从地域上说, 台港澳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中尤其繁荣和重要的一个板块, 由于异族的统治而造成的与中国大陆的长期分离, 使这些作品具有更浓郁的怀乡情结。另外还有具备强大发展后劲的北美华文文学、东南亚和欧洲的华文文学。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多属“侨民文学”, 除了异域风光人情的描绘, 大都是对中国、家乡的怀恋, 更由于祖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又多了几分离乱、漂泊之感, 再加上中国的贫弱、落后, 于是作品中多是“患了病的” 、“被凌辱的”“母亲”形象, 是“祖国, 软弱无能的祖国” 。战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由于和平的社会环境、华人在居住国地位的提高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使其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也具备了新的因素。“无根意识” 、“寻根意识”已逐渐演变为“生根意识”, 而在“生根”的艰难中,交叠着“无根”和“寻根”的内心需求。

（於梨华《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

於梨华则是留学生文学的开山祖, 被誉为“无根一代的代言人”, 代表作《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是一个关于“根”的中国情结的言说。聂华苓的《千山外, 水长流》中的女主人公是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化身出现的。陈若曦是一位同时有着台湾和大陆记忆的特殊经历的作家, 故她对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社会都有深刻的洞察, 注意发掘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美好, 并以现代观念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 指出某些僵死的、已成为沉重包袱的东西, 传统文化中“美” 与“丑”得到冷静的审查。《纸婚》是陈若曦饮誉海内外的长篇小说, 对历史的独特思考是本书对“中国形象” 的另一贡献。她们作品中的祖国是“根” ——生命、情感、思想之根, 流徊于作品中的愁苦、落魄、飘零、孤寂都是失去祖国之根的感受, 而为寻觅这“根”, 她们将失落的情感一次次投射进作品。“中国形象”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称的。曾经有过登峰造极的辉煌历史的中国文化, 在现世已经没落。《游园惊梦》是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阕挽歌。钱夫人的落魄意指与钱夫人相关的“夫子庙” 、“秦淮河”所代表的“秦淮文化”, 以及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也告一段落。《谪仙记》的象征意味就更为明显了。李彤的绰号叫“中国”, 有着浓重的怀古念旧的意韵, 因为父母的突然遇难, 她失掉了她血缘和情感的根, 在一段放荡空虚的生活之后终于投水自尽。为着失落了的“中国”, 作品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 是失去了的“传统中国”的凭吊者。余光中是通过诗的意象来表达记忆中的中国形象的:“春天, 遂想起/江南, 唐诗里的江南, 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 捉蜻蜓于其中( 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 “喊我, 在海峡这边/喊我, 在海峡那边/喊, 在江南, 在江南/多寺的江南, 多亭的/ 江南, 多风筝的/江南啊, 钟声里/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 想——想) / 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遍地垂柳的、酒旗招展的、杏花春雨的、有着采莲表妹和英雄美人传说的江南, 是余光中隔了时空距离怀想的美好的江南。“多鹧鸪的重庆”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是文革中的大陆, “井边的一声蟋蟀, 阶下的一叶红枫, 一座露天的巨型博物馆, 一座人去楼空的戏台”, 都是大大小小的中国记忆——是时光过滤过的纯美明净的中国, 余光中在贯穿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深情吟唱的是他年青记忆中的国度, 怀想和思念是永恒的主题。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但中国实在并不是如此的纯美明净, 鲁迅早就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过痛快淋漓的揭示。世界华文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记忆进行反思, 而且反思的立场是自觉地站在世界文化格局上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对传统文化中人性丑态和劣根性的又一次“沉痛出击”, 如“窝里斗” 、狭隘性、“和稀泥” 、安于现状、势利眼、马屁精等民族劣根性, 正是他笔下中国形象的溃疡性和阴暗面。无独有偶, 被称为“龙卷风”的女作家龙应台的《野火集》, 揭露的虽然是台湾社会的种种病象,同样可以用来反观大陆的情形, 如其在《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和《生了梅毒的母亲》中所鞭笞的人性的自私与卑怯、对生存环境保护的漠然, 这些弊端在海峡两岸是共通的。戴小华的《中国行》、《深情看世界》中的中国是以缺憾的形象出现的, 对于“特权” 、“英雄气短”的不良世风、知识分子的不受重视、环境和历史文化古迹遭严重破坏的批判都体现出一位站在世界角度的华人知识分子的良知。严歌苓的《扶桑》是海外华人史诗的第一部, 一刀两刃地批判了西方文化中的野蛮因素与东方文化中的愚昧落后, 同时又是不自觉地颂扬了东方民族承受苦难的坚韧精神。长篇小说《人寰》能够站在西方现代文化的角度, 审视昔日东方大陆社会生活的政治、道德、伦理现象, 写出两种文化的冲突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渗透——惟利是图、毫无信义等民族劣根性。《少女小渔》中小渔身上的善良纯真的品性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正是这品性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在这里表达了一种超越于东西文化及道德差异之上的伦理倾向——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向善向美的朴素情感, 这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构造出的中国文化新的希望, 代表着中国文化精神重建的某种可能。

二、“中国形象”的生存分析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世界华文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多是以文化记忆为指归的——无论是“侨民文学” 、“ 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 、“洋插队文学”的中国情结, 还是小说、散文、诗歌中的中国自然和人文意象绘制。这里面既有根深蒂固的种族遗传因素, 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承传;既有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冲撞时的卑微和屈辱, 也有转换文化立场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颂扬;既有对传统文化“回不去了”的哀悼, 又有优游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从容, 还有完全生活于现在的坚韧和明朗。那么, 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在生存意义上的动因是什么呢?物质生活的困境是世界华文文学一般展示的图景, 严酷的现实生存始终需要面临。许多作品都在现实的层面上描绘了海外华人的具体生存窘况:打工固然就是吃苦, 不论是刷盘子洗碗, 还是去工厂做工, 都是苦, 但吃不着苦, 亦即找不着活儿, 打不着工, 则更是苦不堪言。他们不仅面临着生存的苦难、生理的或肉体的苦难,还要承受精神苦难、心理苦闷。如何使自己在新的文化空间得到身份的确认, 是他们生存的深层危机。远离亲人的痛苦, 对故土的眷恋和思念, 以及新空间陌生感及文化上的边缘人、“夹缝人”状态, 都使作品中的主人公时时生活在无根无着的漂浮状态中。赵淑侠在《西窗一夜雨》序中说:“`漂泊感' 似乎是我们这一代在海外的中国人共有的感觉。因此, 我豪无保留的写出了这些天涯游子的真实面貌, 他们苦乐的和辛勤奋斗的过程, 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可以说是对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比物质生存困境更难克服的是精神上的苦闷和焦虑, 《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的主人公曾说过:“没有具体的苦可讲……那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一种感觉……我是一个岛, 岛上都是沙, 每颗沙都是寂寞。”新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两种文化的对立又使他们无法调和, 无法融入任何一方, 只能象无根的浮萍一样漂浮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谪仙记》中的李彤和《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都不是因为物质困境而是精神失去依托才自动了结生命的。在一种弱势文化被迫进入强势文化圈之后, 在面对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歧视中, 生存必然是一种尴尬和隐忍的状态, 一旦尴尬者不愿再尴尬, 隐忍者无法再隐忍, 必然会采取暴力的手段与强势文化进行抗衡, 从而成为强势文化的牺牲品。

（老舍《二马》）

如果一味对居住国的文化持排斥态度, 一切生存活动都是无法进行的;如果一味抱守中国传统文化, 在异域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老舍的《二马》等作品曾有过辛辣的嘲讽。摈弃传统文化的劣质, 积级纳入现代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新质, 才是海外华人生存的明智选择, 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创作者的自我定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 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 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 愈对自己有益。外来文化被吸收以后, 就成为吸收者文化的一部分, 它和原产地的文化, 只有亲戚关系, 并无家属关系。”要在物质和精神的生存上取得满足, 就必须给自己的身份一个准确的定位, 仅仅有理解和批判是不够的, “五四” 启蒙我们吃够了理性不足的亏, 在文化交流的问题上, 我们不缺少的是感情, 缺少的是太多的理性。这种理性包含了一切生存的学说。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作家拿起了手中的笔,陈若曦在《海外作家的本土性》中指出:“我以为, 海外作家的写作动机, 本身便具有本土性。……多数人写作是因为他们非写不可;是为了排遣心中的一股乡愁。……没有乡愁也就没有海外华文文学。”在进一步写作的过程中, 他们不仅融入了个人的经验, 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发挥并契合了群体的经验。

三、“中国形象”的文化分析

无论他们采取的体裁如何不同, 有一点是不约而同的——汉语也即华文的写作方式。用母语写作是否在心理学上具有更深刻的动因?有一点也许是毋庸置疑的:汉语在情感上具有一种先天的亲和性, 当一个作家在母语的默默诵读和奋笔疾书中, 他似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幼年的襁褓之中。也许正是这样的对母语的执着和眷恋, 使一些华文作家在羁留异国多年之后, 笔下仍是挥不去的方块字——如果写不出作品, 写写方块字也聊以解乡愁。更深层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仅是诗词歌赋、风土人情蕴涵的知识和情感, 还有这与中华文明相始终的方块字。方块字里不仅有情感, 还有智慧、历史、文化, 甚至无法说清楚的一切“道”, 蕴藏在华文作家包括所有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但是, 这种现象在近年来似乎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提高, 汉语一度成为时髦, 酷爱东方神秘文化的异国友人掀起了学习“汉语热” 。作为一种“升温” 效应, 华文在世界语种中的地位至少是表面上得到了提高, 一批海外华文写作者应运而生。我们只看到了华文写作群体的扩大, 却对其动因缺乏应有的细致分析——这并不是你能写而我不能写的问题, 让人不能不起一种商业利润方面的怀疑。既然有此动因, 汉语的运用就和政治、尤其是时代政治有些暧昧的瓜葛。随着全球化的方兴未艾, 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世界交往的迅速与频繁, 华文写作受经济生活、传播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多, 这是方块字写作的喜抑或忧呢?

与“五四” 时期激烈要求废除汉字, 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相反, 随着现代汉语可以准确翻译西方的哲学、文学、科学及技术文献等西方文化最深奥、最精密思想的事实, 以及五笔字型的发明, 使方块汉字输入电脑的速度取得与拼音文字相匹配的骄人成绩, 有人就不顾一切地宣扬汉字的优越性, 但在这种现象背后, 隐含的依然是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而对立与冲突背后仍然是中国式的盲目自信和实质上的心理弱势。我们固然反对这种简单化的思维逻辑, 但我们的希望是让汉语以它的真正优越性成为世人由衷喜爱的文学语言。也许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华文作为一种写作语言应该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向。

尽管华文写作表达了中国的经验和感觉,但在每一个作家的文学思索中, 中国经验和感觉的表达又是不尽相同的——不仅是表达什么而且是如何表达, 这取决于作家的个人记忆和他的创作观念。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论述文学与白日梦的关系时说:“某种对作家产生了强烈影响的实际经验唤起他对早先、通常是孩提时代经验的回忆, 这回忆于是促发一个在作品中得到满足的愿望, 愿望中最近事件与旧时记忆的成分是清晰可辨的。”大多数的海外华人作家的童年都是在大陆度过的, 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传统文化已经深深铭刻在他们的早期记忆之中。以致辗转漂流多年之后, 时光和世事过滤了这种记忆, 留下的多是明净与美好。它提供给读者的是审美上的快感, 并不能实际解决任何生存和理论上问题。

而这种明净与美好在新的时代中已经几乎全部被忘却, 人们在趋时避利的时代追求一种西方现代生活模式, 眼看传统文化的明珠暗投,被尘封被污染, 却无力挽回, 这种哀悼的余音就久久地飘荡在作品中了。无论是白先勇作品中的虚空与绝望, 还是余光中诗歌中的优美与动听, 都是童年情怀的释放, 是出走者对精神故园的永恒怀念。由此, 以作品为媒介, 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也得到沟通:创作宣泄了作家的白日梦,阅读使读者欣赏了自己的白日梦, 释放了积压的情感。应该深刻认识到的是, 审美的满足或者说心理的满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望值, 只有那些走在时代的前面能够预言未来的某种可能的作品才是震撼人心的。正象荣格所说, 艺术是一种有生命的、自身包含着自身的东西。孕育在艺术家心中的艺术作品, 仿佛是由人类祖先预先埋藏在艺术家心中的一粒“种子” 。因此, 艺术本质上是超越了艺术家个人的东西, 它不受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局限, 而具有永恒的意义, 这也就是我们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最高期望。

四、世界华文写作转变的可能

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已走到它的第三代。从“叶落归根”的侨民文学发展到“落地生根”的移民文学, 九十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反映大陆新移民在国外生活和挣扎的通俗文学作品, 俗称“洋插队文学”, 如《我的财富在澳洲》《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在美国当律师》等, 要么强调出国留学就是吃苦, 吃苦因为打工、挣钱而值得;要么潜意识里把美国当作天堂, 人可以在物质欲望满足方面实现自我;要么就是宣扬一种肤浅的自身存在的价值, 而价值的获得则是通过赢得金钱从而改变命运。总之, 他们描述了一系列个人奋斗成功的神话, 表现出强烈的追求自我实现的欲望。

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分析, 这些作品都已不具备传统文化所带给读者的艺术张力, 而在自我实现这个言之凿凿的“ 真理”背后, 却是人格的不完善——精神的缺席。因此其定位也是专门为了那些想出国而没有出去的读者而设的——脱离本民族的集体经验, 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故事。虽然在短时间之内, 它拥有狂热的读者群, 但丝毫经不起文化和审美的洗涤, 不久就象风一样飘散并被忘记。但它不无警世作用:“五四”前后精英文化对西方现代文化抱有特别的好感, 一般民众对西方现代文化是怀有深深的敌意的, 但现在颠倒过来了, 反而是东方的普通民众对西方的现代文化持积极态度——是历史走了一个怪圈, 还是我们的启蒙太不彻底?

（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被提出来:第三代华人的文化意识和语言能力的丧失, 令人不能不对华文文学的前途命运担忧。岂止是海外华人,就连大陆上的普通民众, 他们的文化意识又有多少呢? 在全球文化的大交汇中, 如何持有本土性仿佛也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我们既要理清各种纠缠, 又要开步前行。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群体如上文提到的严歌苓等的创作中对新的纯净的东方文化的再度唤起, 我们已经可以觉察到某种微妙的文化立场转向, 这是否代表着某种重建的可能呢?

而在更新卫的年轻一代的华裔作家写作中, 中国形象已经完全西方化了, 作品所展示的也已经不是如何在异域的文明中持有自我身份, 而是积极并成功地融入了所在国的文化体制, 优游地分享这种异域文化所带来的种种优越性。身份认同不再成为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所在国文化构成的一分子。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中作为原型出现的“多余人” 、“边缘人”和“零余者”形象已经基本消失。通过个人的奋斗和智慧以及所在国提供的机会, 他们已经成为社会权利的拥有和使用者, 并能够站在异域文化的高度重新反思中华文化的根源和本质。这是否就是未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路向呢?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中得到启示:超越二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中西问题上的理念之争, 真正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给我们古老的民族肌体以强烈的刺激, 并注入新鲜的血液, 使悠久的文化焕发出更为绵长和活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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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20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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