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杨匡汉：雁字横秋，树头青山无数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视野”的几点思考

雁字横秋，树头青山无数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视野”的几点思考

杨匡汉

“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视野”，一如两轮日月来往穿梭，说不完道不尽，是需要持续谈论的大课题。我只能根据个人的心路，检点得失，瞻前顾后，说一些皮相的体会和意见。应会议之约赋得短文，小言詹詹，以为鼓吹，一孔之见，呈博诲正。

在我看来，所谓“视野”，大致包括了“视点”、“视角”、“视界”三个方面的问题。问题都带有动态性，岭谷相连，此起彼伏，绵延不绝。而静黙处，高城望断，雁字横秋，树头青山无数，是多么值得共话桑麻，君向潇湘我向秦呵。

杨匡汉

（一） 视点的移动

过程哲学告诉我们，核心的理念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照，没有恒久不变的实体，只有持续变化的关系。华文文学研究阐释视野的指向，并非仅仅着眼某一国家、地区或文学群落，也不是就若干作家作品去丈量高低或论衡丰欠。耕耘和播种意味着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华文文学的命运共同体，就过程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做一些“发动机”和“推进器”式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回首来路萧瑟行。学科始于80年初，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生发、移动，逐步行走于台港文学→台港澳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学术路线，又含纳“打通海外华人母语文学与非母语文学研究”的方略，从而移动到目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图景。

如今不难看到，“全球”的问题随着视点移动呼啸而来。

我以为，“全球化”主要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是多极化，文化是多元化。“全球化”之于华文文学，多属“文学地理”的层面，易构成列柱式、拼贴化的研判。

“全球史观”则是具有历史感的观念。它不是人为的附加物，而是一种悠长的、延续性色泽甚浓的洞观意识，一种高远的视野，一种空谷足音——从遥远的地方反射回来的人类文化活动的回声，如烟的年华留给后代人倾听的沉重的足音。这些都要我们从钩沉中去寻觅，从破碎的、发黄的旧纸中所闪动的形象结合与象征体系中，去实证、考证、悟证。

“史”的观念的介入，可以拓展我们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我们不至于一提到海外华文文学就机械地和“五四”新文学捆绑起来，而是延伸至源于鸦片战争、一战、二战期间中国人的移民史、心灵史，以及和世界的交往史；我们不至于把“大陆当代文学”等同于“中国当代文学”，而是合乎情理地把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包容进“大中国文学”的整体中来；我们不至于把某种被夸大为历史的神圣的创作方法作为衡量一切华文文学的标尺，而是以宽广的襟怀，容纳与鼓励多种“主义”、多种文学在真善美的风旗下共存共荣；我们也不至于因袭非黑即白的模式争执不休，而是让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进行真诚的、取长补短的对话。无论是华文文学研究的内循环或是外循环，全球史观下开启的多重性和复合性，不但不丢弃，而且将强化以历史、文化、审美的价值为基石的有深度的批评与创作。这么一来，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功能将获得新的活力，它既富有灵气地在历时性上和过去对话，又不断移动在共时性上与“他者”对话。“纵”“横”两轴的互动，赋予华文文学研究更多的沧桑感和超越感。同时，也维系着学术道统和知识增殖，进而寻找学科语境和学术谱系中“中华元素”与“人类经验”的链接点。这种视点的流动和“研究版图”的拓疆，事实上是由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延伸，是向全人类智慧开放的一种合理选择。

（二） 视角的转换

我们为世界文学的研究感奋过也磨难过。但若加以省思，那么，我们的一些学术研究，从建设性的视角观之，确实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应景性（时政、风潮）、趋同性（类型、模板）、青春性（热力有余而略显浮躁）和表层性（缺少哲思、理性的穿透）等等缺憾。

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前科学”研究，即更多的是：经验性的描述；直觉性的褒贬；感想性的估测；印证性的评判；内卷性的复制。我也犯过此类毛病。“前科学”的研究触角，没有把感受性的东西予以条理化，经沉积而纳入科学的审美“体系”，并在“体系”的照耀下，让一个个美学的因子，在恰当的位置上放出光彩。这样，我们依然会延续那种印象式的时评，那种放置四海不同作家皆准、都可“通用”的批评，乃至那种郢书燕说的错位的论说。我们需要把视角调整到结实的审美性上来。

当下，跨国界、跨语言、跨族群的文学，在交流中，在互相阐释中，出现了种种变异状态。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者面对变动、变异、变化的文学现实，要求我们的视角也有相应的转换。视角的的转换促使研究的重心发生变化，主要有：从重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如“乡愁”、“文化母题”）到突出华人主体性（如新的文化心理、性格）的考量；从以中国大陆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向“生命共感”、“天涯美学”、“华人文化诗学”等具有双重经验融汇性研究的转移；从泛泛的名作新作欣赏，向提纯、提升文学精神、文学品格研究的摆渡；从华人作家“散存结构”、单打独斗的生存状态，向参与所居国多元文化共建的探究……视角的调整，将有助于创建学科的理论新话语，打造易于为国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关于华文文学的一些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

人贵自立，学须自信。就一些海外华文作家而言，身处“第三空间”，受困“双重传统”，其“边缘人”的姿态和心态，多多少少给他们带来无所适从、无所依傍的感觉；而我们身在祖国大陆的学人，又往往不经意间流露出用同质性空间意识，去框定异质性经验想象的诠释方式。这就需要我们也转换一下视角，对“边缘”问题加以理论阐明，以确立自身的信心与定力。

福柯

法国思想家福柯致力于在谱系学里展开“他者的空间”的思考，以“第三化”对二元论的空间意识与空间想象予以批判，建构存有差异和断裂的另型别类的“地志学”。有追求的海外华文作家，既借鉴但又没有简单照搬福柯的理论，恰恰是在“西学”、“新知”与“我的路”的交叉口，寻找自己的理论语言。20世纪各种不同身份的华人华文作家，或放逐或浪迹或穿行于异质性、流动性的文化空间，他们的创作所构成的文学谱系，大多或主要是由放逐者、流寓者、离散者、移居者、留学者的著作所成就。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化性征，于母国而言，堪称“边缘”；于新邦而言，亦为“边缘”；于中国本土的汉语文学而言，其“混血书写”自然属于“边缘”；于异域主流文学而言，当然也是“边缘”。边缘复边缘，这“边缘”族群的“边缘”文字，构成了活在“第三文化空间”的书写。

作为一种学科意识，“边缘”之说，不过是预设了一个“中心”（或“主流”）与“非中心”之间的二元对立。事实证明，海外华文作家身处多种边缘，但不等于不能在边缘有所作为。于“边缘”站立、发声，有可能转化为许多正面的东西：如以良知和思想“冷眼向洋看世界”；如对商业主潮、娱乐至上、流行俗流作出抗争；如“敢云大隠藏入海，且耐清寂读我书”（钱锺书语），慎独于文字世界里咀嚼人生况味、人世难题和人间悲欢。“边缘”甚至可以看作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思维空间，是对意义空间无限性的探寻隧道。“边缘”并非文学与学术终结的地方，而是外来刺激与原乡经验“会师”的地带，可以创造出既掘地三尺挖深井、又离地万里通天涯的艺术。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不也是往往在“边缘”发出智慧的声音吗？不也是在“边缘”的沉浸状态之中和先哲的伟大灵魂相逢吗？

（三） 视界的提升

华文文学并非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空间。“空间＋时间”也是一种文化尺度，用以丈量华文作家和学人文化活动的距离与进程。我们的诠释视野，经历着从“封闭的时空”→“距离的时空”→“共享的时空”的运行。“封闭”必然单一，容易形成排他和自大的心态，守成固步自封的治学模式；“距离”产生阻隔，往往产生地域切割与历史割断的人文之虞；“共享”则基于和鸣的祈向与互补的策略，因之将激发“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文化/学术热望。

特别是时至今日，论及世华文学，必须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与他国，而并非仅仅以中国为唯一参照；必须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考虑有一个国际背景、国际框架和世界地图、世界知识，也就是说，研究者的视界，不能弃“世界”而自说自话。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为主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自然大体有其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和必要的规范，有其不断生长与成熟的帜志。有学者对它四十年来的进程作“10＋10＋20”的划分，即第一个10年是初创期，第二个10年是发展期，第三个20年（新世纪以来）是成熟期。在我看来，目前也就是处于学科建设的继续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切勿轻言成功和繁荣。

无论从文学史的书写到文化想象的研究，从跨媒介的求索到作家作品的探悉，我们的视界与境界，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更高的学术视界去看，我以为有以下几个要点：

（1）有明确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不可被人为地排斥于世界华文文学之外，不可抹杀其主干、主导的作用；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则以华侨文学、华人文学与华裔文学为主体，以多种姿式考察“原乡”与“新土”的内在关联，考察“血统”和“文脉”的不变与流变，考察“旧学”与“新知”在外力作用下的转化，进而将“海内”与“海外”联结为新的文化诗学，作为本学科特殊且独立的研究方向。

（2）有一批学者以此为专攻的目标，并造就了确立学科地位的代表性学术领军人物，建立起相应的、形成阶梯结构的学术团队，贡献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推动华文文学界展开知识谱系的研究和讨论，向业界展示此一学科的新形象。

（3）有一批关于此一领域的系统性、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专题论著面世，有一批重大或重点研究项目与成果，其关注的，主要有海内外华文文学史，重量级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地缘区域之间的文学比较，汉语写作，以及三大媒体（纸质、网络、影视）与华文文学的互动关联。凡此种种，其基本要求是创见叠出，立论坚弥。

（4）有稳定的、高品质的、专业性强的公共园地，包括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性“平台”、“论坛”、“期刊”等。办刊物有大学问。这里要有思想活跃的氛围，不受禁锢的学术环境；要有为追求真理、寻求真相的辩论或质疑；要保持对“权威”、“权利”的警惕，可以不赞同某种观点，但要保护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要有学术的雅量，包容和争鸣是题中之义。

（5）学术与学科的动态发展，其目标是构成有品质的“四度结构”，即经验总结（“史述”）、专题研究（“知识”）、观澜追踪（“评论”）和钩沉探源（“文献”）的互联共生。在每一个维度上要有特殊贡献的若干专家。

（6）“文”“史”绾结，建构学科新的格局和体系。已有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料的钩沉与辨正，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起到了历史逻辑修正和文学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华文文学研究既有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有历史的属性。“文”与“史”的结合（加一点“哲”更好），将会使我们的关注点从旧问题移到新问题，从“史”的脉络中发现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作家作品的不同属性和特点，从而大大开阔我们的视野，更多地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吸取知性的力量，让华文文学的青山绿树更加郁郁葱葱。

静水流深，智者无言。站在这块理想和智慧的集散地，不论东海西海、海内海外、南学北学，我们已跳脱不了结为学术命运共同体的宿命。为之进取，为之共勉，为之创获，将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2020年11月6日于北京

主编：凌逾

责编：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