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孙藜：书写与密码：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

孙   藜

书写与密码：

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

       孙藜：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 ( 媒介) 史书写” 团队成员。

       本文 2017 年 8 月曾提交 “第五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 学术研讨会，感谢与会者的批评，特别向黄旦教授、詹佳如博士给予的建议诚致谢忱。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新媒介崛起: 传播革命与19 和 20 世纪之交的上海”( 项目批准号: 15JJD860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晚清电报在嵌入官方通讯体系的过程中重构了帝制中国晚期的官文书体系与权力合法性。清代统治者发明与完善了奏折制度，其实践蕴含着 “拜折” 仪式、形制与传递的组织规制，在传播形态上以毛笔手写方式 “具身” 展现着皇权 “灵晕” 的仪式化表演和强化式再生产;   晚清电报网络拆除了清廷与世界的沟通壁垒，以密码化的信息存储与瞬时往返的传播形态形成不断转译的文本，剥离了由手写而来的身体“在场”，催生出以 “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 为特点的 “电奏” 新文体，重塑了君臣关系展演的空间舞台。电报在与奏折旧制的并行纠缠中，以新的传输与书写方式促 成了皇权 “灵晕” 的分解与散落。

关键词：电报；具身化；书写；密码；灵晕

一、“手” 与 “身”:   电报传播的 “隐蔽性剥离”

咸丰十年 ( 西元 1860 年) 三四月间，晚清政局因太平天国军队攻克江南大营而陷入危机。四月二十八日，身处战事前线的一代名臣曾国藩，通过朝廷马上飞递而来的 “廷寄”，得知自己已被任命为署理两江总督。五月三日，临危受命的曾氏于一天之内，一口气给朝廷上了三道奏折并附四道奏片。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尽管面临 大敌在前的煎迫，曾氏依然一丝不苟地完成着 “跪拜” 礼仪， “闻命之下，谨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并用规整的小楷、典雅的对仗，在谢恩折中借桐城古文的笔法，“三起三伏” 地表 “感悚”、明心志。［1］

恰也就在此时，一种新媒介已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世界联结。1851 年，电磁电报发明后仅数年，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世界上第一条海底电缆铺就。其后，地中 海、红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底电缆也相继建成，并顺势延伸至清廷沿海。其时 的曾国藩，自然对此几无所知。

有学者总结，清代官文书制度史上发生过三次重大变迁，分别是奏折制度的产生、奏折在乾隆年间取代奏本，以及清末奏折取代题本，［2］依笔者看来，一旦将清廷 1870 年代就已试办的电报纳入视野，则上述所谓 “重大变迁” 就有重新理解的必要。正如麦克卢汉 ( Marshall McLuhan) 的比喻所言，鱼只有上岸之后才知道水的存在，旧媒介在新媒介的 “后视镜” 中会获得新的形象，从新旧媒介在历史场景下遭逢与转换的角度，如下问题就值得特别关注: 如果说电报作为电子媒介的先导，是触发了世界性 “传播革命” 的 “现代发明”，那么，它是以何种新的书写与传递方式重构着晚清官方沟通体系? 有何 “现代” 之处? 与之相对，奏折之创制及其与旧有题奏体系的关系调整，又关联着何种媒介特性与传播方式? 晚清官文书体系发生的所谓 “重大变迁”，还夹杂着与电报之间的何种纠缠与对抗?

海德格尔 ( Martin Heidegger) 说过，打字机的出现对手写产生了 “一种隐蔽性的剥离”，“手写” 变为 “键入”， “文字符号变成字体，书写笔画就此消失”，所谓 “隐蔽性” 则意味着， “打字机遮蔽了书写和笔迹的本质。它使人手丧失了本质地位，而人类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剥离，也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改变了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系”。机械书写 “使文字降格为一种通信工具”， “它遮蔽了手写，因而也遮蔽了个性”。［3］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奏折和电报之间的区别。然而，电报却不   只是代替了奏折的手写，报文在远距离跋涉往返中，需要电码与文字间的转译，造  就着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奏折的来往又有何不同? 具体地说， “手写” 嵌入 “身体” 的运作，也对 “身体” 进行着运作。 “书写” 作为 “具身化” ( embodied) 实践，［4］ “手” 与 “身” 同时展演于所依托的物质载体、传输空间与社会制度中。因而，当电报 “运输与传播相分离” 带来了手与身的 “隐蔽性剥离”，晚清官方传播乃至社会交往的诸种关系，也将随之在整体上面临转换与重组。本文正是由此出发， 将目光投向帝制中国晚期新旧媒介的交错际遇，探究身体与笔、符号与空间、距离  与边界在媒介转换中的连续与断裂，以及可能的历史意味。

［1］ 曾国藩: 《谢署两江总督恩折》，载唐浩明: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 岳麓书社，2015 年，第 152 页。

［2］ 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4 － 5 页; 刘铮云:《具题与折奏之间: 从 “改题为奏” 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陈晓东: 《清代 “奏折代替奏本” 考辨》，《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3］ 《马丁·海德格尔论手与打字机 (1942 － 1943) 》，转引自 〔德〕弗里德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31 － 232 页。

［4］ 〔美〕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主编: 《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8 － 9 页。

二、“化身” 与 “代身”:   “亲笔手写” 的即兴和礼规创设皇帝 “即兴展演” 的新舞台

清代奏折源自密折，在由听政、召对、题奏、驿传、邸报构成的官方沟通网络 中是一种新创制。研究者一般认为其肇始于顺治，推行于康熙。康熙曾明确透露过这一创制的意图，“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 “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细究也并非所托无人，而是无可靠亲信之人。康熙很清楚， “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分行探听”，但 “此辈颠倒是非，妄行称引，偾事极多”。［5］由此可见，密折创制之初就定位在皇帝与亲信大臣之间。康熙一 朝，奏折权基本限定在宠信大臣，有资格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时期则迅速扩展至一 千一百余人，且入选者 “与其说依品序，不如说视个人与皇帝间的关系而定”。［6］

所谓 “视个人与皇帝间的关系而定” 的 “关系”，主要是心理距离而非身体上的接近，即便 “近侍” 于 “左右”，也未必能获此特权。因而，创制初期奏折网络的建立，实际上等于在旧有通讯体系之上建立起一个 “亲疏有别”、远近不同的新沟通网络。除了有因出身包衣、旗下而获密折权力之外，还有人因接驾有功或小心侍奉而获此特权。雍正时代的扩展， “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知县”，包括一些品位极低的微职，也各因机缘而获特准。通过这个由 “受恩深重” 之人构成的探听网络，皇帝不仅可以绕开旧有通讯体系的阻碍，反过来亦可以对之形成震慑， 所谓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惕修省矣”。［7］

这个网络的维系要在 “亲笔手写”。对此，从首创者到沿袭者都看得至为清楚。［8］康熙皇帝不仅反复叮嘱臣下， “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闻关系非浅，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皇帝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所批朱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甚至在出巡时逢遇 “右手病不能写字”，也是 “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由此才能 “凡所奏事件，惟朕及原奏之人知之”。生性多疑的雍正更是在 “密” 字之上悬起 “失身” 之威吓，“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为切要”，“臣不密则失身” “少不密祸不旋踵”，他甚至惯于从字迹判定是否属 “代笔”，既示开恩允许 “原非机密事件代写何妨”，又屡屡严申 “如遇密事，仍须亲写”。而那些因各种原因如 “年老手颤” “不通汉文” 或 “目不识丁” 者，在请求恩准 “代写” 时亦百般考虑，如选择长年跟随 “为人诚实谨慎” 者，且誊写时候要 “处于密室”，虽父子家人亦不得透露，遇有同朝为官者，皇帝甚至还要为此特别叮嘱。

“亲笔手写” 之所以被君主反复严厉训诫，于保证 “密奏” 之外恐怕还在于， 只有 “亲笔手写”，才能显示身体 “在场”，唯此 “纸面在场”，才能真正搭建起皇帝与官僚间一对一的沟通场景，并借之形成一对多的震慑。尤其对那些具有足够的  权力欲望、体能精力充沛并谙熟这一书写技能的强悍君主来说，一旦如此这般的场  景铺就，他们就可以在此间将自身意志演绎得淋漓尽致。典型如雍正。这位自逞舌尖、笔利、字好的皇帝，下笔动辄数百上千言，既昭显出超越朝廷沟通常规的亲密， 又处处展露着皇帝面孔的变换不定。其朱批往往 “用白话，或漫骂、或挖苦、或夹杂戏笔、或出以俚语”，嬉笑怒骂，跃然纸面。甚至出现了诸如 “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之类出人意料的表述。［9］

面孔的无常反复与皇帝性情有关，但更关乎这一私人化沟通网络所处之位置。奏折本身就建立在旧有官僚等级之上，因而当创设者试图收拢权力于自身、打击削  弱外朝之际，却也无法彻底置之不顾，相反还要警惕被笼络者的僭越与坐大。书写中的即兴展演，恰将此种矛盾展露无疑，故而在雍正那里，官员具折太少不行，太频又苦于“纷烦”、指其 “虚耗盘费”; 内容上稍一含混即对之诘问，另一面却又告其 “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 一面严饬奏折之密，将 “同省互看、隔省互通，或经过而探听” 的举动以泄露军机律治罪，另一面自己又将官员奏折转给相关人员阅看，或假手他人 “微露令伊知之”; 一面分别晓谕督抚官员彼此间 “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另一面又严斥以密折 “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的 “僭妄” 之举。

当然，皇帝性情各个不同，雍正或许算得上个案。事实上，伴随着奏折逐步制 度化，“廷寄” 普遍采行后，皇帝朱批多数也随之变得极简短，多为 “知道了” “该部知道” “著照所请” 等寥寥数言，但是，一旦涉及重大机密事件，几乎每个皇帝都会变成 “雍正”，只要看看孔飞力 ( Philip A. Kuhm) 在 “叫魂案” 中的描述，便可窥见一般。［10］若再延至 19 世纪中期，即便被视为 “资质平常且缺乏胆略” 的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处理大臣奏折时，亦如出一辙，朱批多作 “因何丧心病狂” “遇此不忠督臣” “一片呓语”，上谕中更有 “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 等语。［11］究其实，依然是私密的一对一沟通所铺就的场景展演。而这种建基于亲笔手写、承载着龙颜喜怒的文字，正如 “钦此” 二字所表明的，其本身即是皇权身体威仪的直接 “在场”，无论皇帝的性情是强悍还是懦弱，也无论其演绎的是长是短，机锋毕露还是刻板隐晦。

仪礼中的 “化身” 与空间再造“朱批” 即为皇帝的化身。“化身” 的出场，有着严格礼规。特别又缘于朱批多即兴而成，更需面对者肃穆以待。 “捧读” “跪诵”，以及如曾国藩般 “恭设香案，望阙叩头”，都是礼制下的常规之举。奏折在雍正手里完成的一个重大创制，即缴批制度，还以近乎严苛的规定保证了 “化身” 远距离存在的神圣与威仪。康熙驾崩后第十四天，雍正即下谕，“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 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本朝朱批更需如此，甚至有人因私藏获 “大不敬” 罪，险遭不测。乾隆亦如法炮制， “虽批朕安一二字者亦不可隐匿”，且惩处更严，“如有隐匿者，照隐匿制诏例从重治罪”。［12］

不仅朱批，围绕着皇帝 “手书” 的一切物件，包括书写的材质、尺寸、用色， 装载奏折的匣盒，皆被赋予了皇权专属专用的种种象征符号。通过这些符号，皇帝以化身的方式 “君临” “天下”，从官员身体所在的衙署、驿马飞驰的驿道，到存在于纸面的万事万物。在奏疏的规范用语中，皇帝的称谓是 “天子” “真主” “共主”，他的身体和表达是 “圣躬” “圣心” “天语” “圣训”，所在的空间是 “神京” “辰枢” “天家” “龙天凤阙”，他与万物的关系是 “弥天极地” “一统攸同”。一句话，皇帝就是在 “奉天承运” 中 “无远弗届” 地 “圣人作而万物睹”。［13］

作为承载皇帝 “化身” 的所在，包括奏折用纸、奏折匣等，从材质装点到使用情境皆有相应礼制。折纸大体可分为素纸、黄面黄纸、黄绫面黄纸、白绫面白纸四  种，最后一种系大丧时才用，奏事折用白纸，请安、谢恩折用黄纸。［14］黄色，作为  君主皇族专用颜色，在此不仅是书写的底色，更是对整个交流情境的一种覆盖和渲染。在奏折上达天听的整个行程中，由皇帝颁给专用的奏折匣也都被 “黄绫封包”，其关键所在更是如此，匣箱外加黄铜锁，  “复用盖有御押黄纸封口”。［15］有研究者在探究简牍文书与汉帝国统治关系时指出，“色彩的权威给行政文书带来了特定的视觉效果”，它连同尺寸长度等形制皆含寓着阶位与等序，且这种 “视觉” 已经制度化。［16］揆之清代奏折亦然。

置身于皇帝 “化身” 的笼罩之下，除了捧读跪诵，地方大员在专差赍折将奏折送出官衙时，向来也都有专门仪式名曰 “拜折”: 在衙署大堂对着宫城方向设香案，上置黄缎封包、朱签标识的奏折专用匣箱， “属吏站班、步兵排队”， “辕门外放炮三，鼓楼作乐”，督抚大员 “对箱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后将箱 “捧下”，“由差弁手接，再高捧头上，疾趋而出”。此时 “辕门外又升三炮以送之”。［17］

“拜折” 仪式重构了督抚衙署的空间，让奏折的送出变成了一场与请安或召对相类的皇帝不在场的 “陛见”。奏折匣在此情境下成为衙署空间的中心，成为官员身体屈膝叩首的迎向坐标。这一非同寻常之 “物”，被饰以 “黄缎” “朱签”，接受着督抚大员的三跪九叩，也在移动中时时占据着高过每一个接触者头顶的位置。即是说，奏折匣让衙署的日常主宰者匍匐在地，又以背对京城的朝向，用看得见  的方式将衙署与看不见的皇城联系了起来。同时，香案缭绕、炮乐齐鸣，在场者  所见、所闻、所听，无不渲染了一种 “神圣化” 氛围，将皇帝身体所在的那个绝对空间遥遥叠加在地方衙署之上。这正如学者对路易十四的研究指出: “统治者及其官署——通常被视为宇宙的化身——对全国其他地方而言，是个神圣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心。”［18］

“叠加” 还不限于清廷本土。作为朝贡体制下清廷的藩属国，在接到天朝册封谕旨时，同样也要 “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听宣读”。事实上，清代朝贡文书从某种角度不过为 “清代国内文书的延伸而已”，［19］不仅文体、语体方面高度重合，清廷甚至对违反文书格式的朝贡国国书作退回、警告处理。当晚清的 “天下” 开始从朝贡体系走向世界体系之际，那些远隔重洋的清廷使臣，也没有丝毫例外。1878 年到1885 年间做过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无论在巴黎还是伦敦，每每接到新的任命谕旨，也都如其父般 “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并在 “谢恩疏” 中如此这般地仔细呈述。［20］皇城宫阙，在全球地理中，依然是使臣跪拜所向的中心。

与拜折中的 “三跪九叩” 相应，奏疏中亦有 “拜手稽首”，只不过面向的对象 “化身” 于文字，且借由书写者本人的毛笔 “出场”，即臣工以书面方式向君主描绘自己所做的身体展演———孔飞力就曾将谢恩折称为 “文字形式的口头长跪”， “一种体现 ‘东方专制＇的文字”。［21］按清代奏疏格式规制，凡书写宫殿字样者，抬一字，书写皇帝、上谕、旨、御字样者，抬二字，至于称天地、宗庙、山陵、列祖谕旨等， 俱出格一字书写。［22］无疑，皇帝的身体，连同其所处位置和所说的话，无论鲜活在  当下还是已故成亡灵，都在纸面上高居其他万事万物之上，而现世皇帝本人和他的语词，又在这一纸面空间等级秩序中格外尊贵。此种 “抬头”，连同避讳、缺笔、称谓等礼仪，蔓延在从官文书至科举、私人书信等诸多书写方式之中。在所有书面空  间内，皇帝都成为书写者自觉 “跪拜” 的对象。

同样蔓延在清代奏折、题奏等整个官文书系统以及科举应试书写中的，还有以“乌黑、方正、光润” 为特征的书法字体——小楷。奏疏用楷法，有合乎 “洪武正韵” 之说。作为向朝廷进策、 “为圣贤立言” 的奏折书写，字体选中的不是诡奇多变的草书、也非纵横取势之行书，而正是端庄严谨、平正均衡之楷书。这也不难理解，“书法形式必然与文字内容达成某种默契相应”， “字体的程式化与文体的程式化达到了惊人的统一”。［23］同样是手写，朱批是一种口语化的 “即兴展演”，而臣工奏章则近于一种以 “手写” 实现的 “标准化”，“千人一面，一字万同” 相伴随，也与有着严格规定的避讳、抬头、敬称等套式相吻合，无不展现出书写者的 “虔敬” 姿态。皇帝独一无二的 “个性”，就此建立在群臣个性 “泯灭” 之上。早在咸丰元年 (1851 年) 尚在礼部侍郎任上的曾国藩，就曾对之做过激烈规谏，其中有谓朝中重臣 “最优之途”，莫如 “两书房行走” “军机处行走”，而保荐的标准却是 “但取工于小楷者”。［24］换言之， “小楷” 既是举场进阶之基石，也是官场腾达至最高处的通行证。

“廷寄” 制度下 “代身” 的出场与监控与大祀典礼不同，在整个奏折礼制中，皇帝的 “即兴展演” 与臣僚的 “严苛守制”，实成鲜明对比。朱批无字体约束，兴之所至，甚至有龙飞凤舞之态。惯于朱批中嬉笑怒骂的雍正，常在臣工折上戏批 “灯下乱写来，莫硒字丑” “灯下写的笑话字了”，半是卖弄半显亲昵，他甚至也允许臣僚打破礼规， “不必拘定楷书，随意大小” “即字画稍大、略带行草，亦属无妨”，所谓 “敬不在此”。［25］书写之外，无论接收还是阅看奏折，皇帝之 “龙体” 亦无明确的礼制束缚，相反，其表达阅后情感反应的即时动作，却有可能 “固化” 成为一种对奏折的处理方式。例如，当臣僚意见有逆圣意时，奏折往往被批为 “原折著即掷还”。［26］

朱批具有与口语特性相伴随的即兴与随意，皇帝对臣工奏折书写礼制的宽宥， 乃至奏折无论 “公事” “私事” “俱不用印” 等相关举措，所针对的事实上都是旧有题奏制度的严格程式化。有研究者指出，奏折制度这一 “新的特殊的通信体系” 的创办，联系着一场 “18 世纪清朝中央政府的重大转型”。［27］这一转型的核心是帝制中国上千年来屡次发生的权力之争，即 “内廷” ( 皇帝及他的私人侍从) 与 “外朝” ( 官僚集团) 的斗争。对既依赖又受制于官僚权力的 “君主独裁” 而言，始终存在着一个难题，即 “如何在规章的体系中仍得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28］

奏折的创设让皇帝得以用 “行动自由” 突破 “规章体系” 的束缚。乾隆曾将奏折与题奏的区别一语道明， “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奏疏呈递走哪个通路，不在传统之所谓 “公题私奏”，而是事之 “当密” “不当密”; 当密则 “用密折封达朕前”，不当密 “即应明见之章奏”。［29］ “具折密陈，诸凡俱可”，由此便使皇帝决策绕开了奏疏在外朝各衙门层层转递中的耳目，也避开了内阁 “票拟” 中各种定例的纠缠，不仅机密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更是直接削弱了本章制度 “援引其他先例以否决皇帝心仪的提案” 的权力。［30］奏折批谕中常被皇帝写入 “特谕” 或“特密谕”，意味着此处所做决定不应纳入定例、日后加以援引;［31］而奏折缴批制度的一个用意，实也为避免 “手书” 朱批被臣僚据为 “口实”。奏折之先后取代奏本、题本，其演化的内在动力，也正基于此。

奏折私人化传播的灵活性，大大强化了皇权的独断，但奏折所再造的皇权却面临着一个天然局限——皇帝本人的身体。即便精明强悍、勤政如雍正者，要真正做到 “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也殊为不易。据说雍正于奏折 “无不躬自阅览，亲手批发”，“甚至有长达千言者”，为此不得不常日 “自晨至暮，总无间断”， “灯下批折，每至二鼓或三鼓”。［32］奏折制度化过程中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就是为皇帝寻找“替身” 或说 “代理人”。这就是终清一代皇帝谕旨的最核心形式——“廷寄”。所谓 “廷寄”，更准确名称是 “寄信上谕”，是以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名义寄出的皇帝谕旨，区别于题奏体系中的 “明发上谕”，因军机处地处皇宫隆宗门内，属 “内廷”中枢，故而地方大吏遂习称之为 “廷寄”。

“廷寄” 并非皇帝亲笔手书，也不是以 “谕” 字开头，而是开列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们的职衔姓名，以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结尾。如果与奏折朱批上谕绝对的一对一相比，“廷寄” 确乎改变着奏折的私密，“廷寄” 建立之后，朱批往往以 “即有旨” 或 “另有旨” 方式与之搭配。但是，正如 “廷寄” 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廷寄” 处置的机密性绝非经内阁传抄、以内阁名义颁发的 “明发” 所比拟。与朱批一样， 它与原奏折一起锁入奏折匣发送，并在缴回时藏在内廷，绝大多数官员与之隔绝， 也不允许出现在邸抄之中。此外，廷寄奉旨人员被限定在一个范围极小的数位宠信大臣中，且皇帝还会不时增减调整; 在书写上 “廷寄” 要经 “述旨”，即朱批 “即有旨” 或 “另有旨” 或是未奉朱批的奏折，军机大臣要俟 “见面” 时刻 “捧入请旨”，呈旨毕即出授军机章京缮写，奉旨后如有变动也要再行请旨; 最后交发之前还须皇帝再次御览一遍，也叫 “过朱”，皇帝会即时以朱笔在墨写的文本上做出确认或改动。［33］

这些严苛规章意味着，当皇帝的身体无法通过亲笔手书实现绝对在场时， “廷寄” 要对皇帝 “代身” 在纸面的出场做出最为严密的监控，并同样针对着 “代身” 的身体活动: 皇帝召见军机大臣之际，太监都不得在侧; 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承写当日上谕; 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 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皆不准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谈话; 凡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阅看朱批及阅看各处奏折者，必得 “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事毕即出”， “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准闲人窥视”; 为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每日还派有都察院御史一人，到军机处旁边的内务府值房监视，随时可 “参奏”，军机大臣散值后，方准其退值。［34］

正如后来学者指出，［35］时人眼中名正言顺的高官、重臣与亲贵，事实上均已沦为皇帝的 “侍从”，正如曾国藩所见，在皇帝身边 “行走”，成为朝中重臣的 “最优之途”。在清代君臣语境下，以 “奴才” 自称的 “近臣” 和以 “内廷行走” 为荣耀的 “侍臣” 的出现，意味着高度集中的皇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 “分身” 之道。皇帝本人也得意于此种 “代身”。雍正对他完全信任的少数几位内廷大臣，有时竟用“代朕” “与见朕无异” 的说辞，甚至将其表述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股肱”。

有趣的是，用来比喻 “代身” 的那些身体部位，可以写字、行走，却不是意志所在。即便如此，借用奏折将自身意志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雍正帝，出于实用放宽书  写礼制，却独独对式样抬头错误毫不宽宥。一位宠臣的奏折曾于可以 “代朕” 的“怡亲王” 处抬头，旋即被批曰: “奏折内王号抬高不得，以后不可。”［36］嘉庆时期甚或有具奏官员预先告知军机或文书另册投递军机，皆被皇帝 “降旨饬禁、随折批谕”。［37］恰如学者所言，清中叶以后作为 “强权统一体” 主导着清政府的军机处，始终承袭着创设时期的 “非正式、非法定、分立的特点”，［38］与之同构，作为接近于 “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的奏折，其创设时期就奠定的私密性、独立性与弹性， 也持续成为皇帝权力行使的重要特征，直至卷入到电报在 19 世纪中后期掀起的全球交往和书写革命中。

［5］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60、157 页。

［6］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64 页。

［7］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161 页。

［8］ 此处综合见于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 第 162 － 163、176 － 177、188 页，以及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107 － 109 页。

［9］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20 － 221 页。

［10］ 例如乾隆的朱批也常见此类表达，“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此何言耶? 有此理乎? 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 〔美〕孔飞力: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陈兼、刘昶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81、195 页。

［11］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 (2 版)，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71、257 页。

［12］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62、158 页。

［13］ 何新华: 《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 － 8 页。

［14］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75 页。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135 页。

［15］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77 页。

［16］ 〔日〕富谷至: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4、42 页。

［17］ 徐珂编撰: 《清裨类钞》第 2 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3 年，第 491 页。

［18］ 〔英〕彼得·伯克: 《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13 页。

［19］ 何新华: 《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8、199 页。

［20］ 曾纪泽: 《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 岳麓出版社，2005 年，第13、31、81、94 页。

［21］〔美〕孔飞力: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73 页。

［22］ 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239 页。

［23］ 黄强: 《时文与楷法》，《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2 期。

［24］ 曾国藩: 《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载唐浩明: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年，第 27 页。

［25］ 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108 页。

[26］ 臧廷秋、周彦: 《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 〈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 年第 2 期。

［27］〔美〕白彬菊: 《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 － 1820》，董建中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6、19、27 页。

［28］〔美〕孔飞力: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48 － 249 页。

［29］詹佳如: 《悖逆的 “幽灵”: 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

［30］（美〕白斌菊: 《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 － 1820》，董建中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8 页。

［31］〔美〕白斌菊: 《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 － 1820》，董建中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53、115 页。

［32］ 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148 页。

［33］ 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研究》，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144 页;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 － 1820》，董建中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87 页。

［34］ 张德泽: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2 年，第 21 页。

［35］ 祁美琴: 《从清代 “内廷行走” 看朝臣的 “近侍化” 倾向》，《清史研究》2016 年第2 期。

［36］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17 页。

［37］ 张德泽: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2 年，第 25 － 26 页。

［38］〔美〕白彬菊: 《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 － 1820》，董建中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6 页。

三、密码与 “电奏”:   并行与纠缠中的 “去旧行新”密码电信: “空谷传声” 的 “去身体化”

密码技术是清廷电报政策从怀疑、禁阻转向自办的关键，也是 “电奏” 之可能出现的前提。1880 年李鸿章在申办内陆第一条电报线时特意强调， “如传秘密要事， 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39］而此前曾纪泽在赴驻英法公使任上行前，就与李讨论如何借助洋人电报沟通，并设定暗号  “面谈用法良久”。［40］ 及至中国电报局成立，旋即编订出 《电报新编》一书。即是说，对清廷上下而言， 电报速于邮驿是一大吸引力，但只有屏蔽了 “经理电线者”、确保了 “断无漏泄之虞” 后，方能运用于上下、内外之联系。

从传播过程来说，“密码” 的运用推到最极端处，就是隔绝一切 “围观者”，让信息只在收发两端个人间传递。以此观之，奏折体制也有一整套以奏折匣箱为核心、 辅以一系列诸如堪合、火牌、查验制度所形成的特定 “密码” 体系。例如奏折匣“用盖有御押黄纸封口”，除了象征意味，也是实实在在的密事 “封达朕前” 措施，而所配黄锁，乃为宫廷特制，非坊间锁匠能开，曾有一位福建巡抚因属衙失窃丢了  钥匙，无奈只得向上司处借用开启。［41］至于有权动用驿站夫马的堪合、火牌，完全  限定于兵部发放，动用者皆有明确数量，统一编号，且在缴回之际须注明编号、使  用时间、委差衙门、奉差人数与姓名、所用驿马与口粮数量、差务性质、去往何处  等。对奏疏封装的查验更是严格，一旦发现 “或系内里霉湿破损” “抑或外面霉湿破损”，将对题奏官、差役、驿站马夫、司驿官人等予以程度不同的连带式责罚。即便身处御前的奏事处，也只能打开奏折外面的油布、夹板。［42］更有甚者，“拜折” 仪式有时不过是 “真戏假做”，看似神圣的黄缎木箱内空空如也，要等到仪式结束、四周静谧之时，密折才从衙门后门交由折弁带走。［43］

在电报传播面前，所有这一套繁复严苛的保密制度，最终被简化成或转向为如  何控制文字与数码之间的转译问题。深谙其道的郑观应说的很具体，密码电报传播“可随时密改号数，如空谷传声之法，则经理者尚不知某号为某数，况他人乎?”［44］晚清电码主要通行的编码方式，是从 《康熙字典》中检出常用字，逐个编为四位数码 ( 收字过万的话则多至五位)，然后电信收发两端再自行约定，在此 “原码” 基础上或加或减一定数号，从而形成 “空谷传声” 式加密交流。事实上，将汉字转译为数码，对不明就里者来说，似玄妙无穷，但稍加参悟就会发现其法并不复杂。因  而，一些早期出使官员如张德彝、曾纪泽、李凤苞、洪钧等纷纷自行编订电码本， 一时出现了多本并用的格局。［45］这些电码本彼此间差异不大，各有疏漏，总理衙门于 1888 年在 《电信新法》基础上 “酌量增添”，使之 “较前完备” 后寄送内外督抚大臣，定为 “查寄密件专用之书”。［46］至此，电报专用密本得以制度化，并在甲午战后形成了基本是两年一换的修订定制，特殊年份甚至加编。［47］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如 《电信新法》 《电报新编》之类，很类似目下借助人工语言编程为电报交流开发一种 “源代码”，建立一套新的 “通信协议” 基础。而这套 “通信协议” 所简化的，除了奏折制度下的保密问题，还有奏折体制下身体在物理和书面空间中所进行的种种仪礼展演。一首晚清士人赞叹电报的竹枝词写道: “不须鲤寄与鸿传，电线音驰万里天。两地语言传顷刻，胜于羽箭疾离弦。”［48］说的是寻常生活中的信函交流，因 “电线音驰” “传顷刻” 丧失了物质载体，从而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将这一说法用于官文书传播亦然。为求速度与机密，电奏中所有的 文字都被转化为四码或三码的数字，至少在电文传输过程中，它们原本的能指与所 指一道隐身起来，皇帝与他君临的万物，都变成了收发两端的滴答声，再经电报机 的电磁震动在机纸上形成整齐划一的点划组合。在此转换之间，诸如纸张种类颜色 尺寸，以及附着于纸张之上的 “抬头” 等礼规，也便荡然无着。

皇帝 “化身” 的消褪或隐蔽化，会给接收者带来微妙但重要的影响。1880 年， 借助西人电报，远在彼得堡处理新疆危机的曾纪泽，收到李鸿章转来的总理衙门电报，回电开篇即说: “总署初六日电系奉面谕，异域与降旨无异。”［49］曾氏对 “电旨”与 “降旨” 有无差异的理解，基于如何确认其与皇帝身体的关系，在无法及时收到“手书谕旨” 的 “异域”，电旨的效力仍在于其 “系奉面谕”。及至电报用于下行官文书的早期，因其 “格式简单，又无官印”，属于从电报局辗转抄来，接收官员便犹疑不定，为督行其效力，清廷发报之后还要补行 “正式” 文本，叫做 “抄电”。［50］甚至面对经电报局转发的 “明降谕旨” 也是如此。1898 年 8 月，清廷将没什么机密可言的 “明发上谕” 由驿递改为电传，称 “嗣后明降谕旨，皆由电报局电知各省”，但一般臣工接电后往往 “专候部文”，以至清廷专门声明，要求 “各该省便须遵照办事，勿庸专候部文”。［51］

就 “封达天听” 而言，电奏属 “代奏”，即在皇帝及其代理人军机大臣与具奏人之间，插入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制度下也有 “代奏”，但电奏与之根本不同。在奏折体系中，有折奏权的低级官员并无权享有皇帝赏赐的黄匣，只有夹板、 包裹之类，奏折也只能就近由督抚提镇代递。［52］此种代递有如历史人类学家的洞见， 是一种 “礼” “通过分殊性的实践构成关系网络”，明白彰显着皇帝的宠信并非 “无差别地施加在所有成员之上”。［53］相比之下，职掌电奏代奏的总理衙门，更像是电报官文书网络中的一个 “中央服务器”，所有沟通中西、遍及全国行省的电奏，皆经 “点对点” 并行传输汇集于此，由皇帝颁发的电旨亦由此下行。自然，它与奏疏驿传体系下的传递中枢———京师皇华驿也殊有不同，隶属兵部的驿站无权目睹奏疏内容，但总署于 1884 年成立电报处，专司电报翻译。

作为电奏中枢的总理衙门，从制度设计上秉持 “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 原则， 也有权在军机处查阅密折，［54］但为避免外国人出入宫禁之地，其选址地处紫禁城之外的东堂子胡同，虽距皇宫不远但毕竟已非内廷重地。与军机处邻接乾清宫、懋勤殿、养心殿不同，总理衙门院内东所是同治年间创设的 “同文馆”，西所则是部院大臣会见各国使臣的场所。可以想见，正如曾纪泽对 “电旨” 与 “降旨无异” 做特地说明，当能够使用电报的地方大吏，在每封电奏结尾注明 “代奏” 二字时，其对目的地的想象，特别是诸如其间有西人 “行走” 的场景，与习惯中对 “廷寄” 的感受，自会有着微妙的不同。

当然，对最终上达至天听的电奏来说，最后一步同样也须按礼制书写成纸面文  本，但是，经过转录与抄写，皇帝看到的文字已经不是出自具奏人之手。这个看似  微小的变化实则关系重大。电报数码化的存储与转译，如媒介学者所言，就像建立  或拆除一堵墙，改变了媒介场景，从而更换了表演的布景与舞台。［55］因为不得不假人手写，电奏中介的身体表演就仿佛成了一场 “假面舞会”，身体还在，面孔已非。对收发而言，即便以 “另约暗号” 方式做到了 “令经理者不知”，但电报作为一种新的 “语言包装”，以数码化方式改变了 “符号” 的存储与传播形态，使阅读者或书写者摆脱了与 “手写文本的可感可触的物质性” 之间的联系，因而它 “搅乱了主体与主体所传送或接收的符号之间的关系”。［56］换言之，一旦电报传播以  “去身体化” 方式构建出新的场景，皇权的威仪也便罩了一层模糊的面纱。

“电奏” 书写: 为 “中国之生机” 而 “整顿中法”“拜折” 仪式不必说，拟就的电码文本要先送交官电局或商电局，没了奏折匣， 皇帝的化身便无处附体; 没了皇帝的化身， “三跪九叩” 也就无从定向。遇到需要“谢恩” 的电奏，即便能见到诸如 “跪诵” 之类，但 “恭设香案，望阙叩头” 的表述似已难见踪影，相比，曾纪泽虽是从邸抄上读到对己任命的懿旨，也要在奏折中  表白自身已行此大礼。［57］此外，奏折在回覆皇帝谕旨时，格式定例是要将谕旨全文  照录，这在电奏文本中亦有体现，但已不是必然遵循的定规，不少大员径直电复“电旨钦遵”，甚至对所奉到的 “廷谕”，也只是在覆电中摘要陈述。［58］

然而，电报并没有取代奏折。终清一代，清廷官方通讯体系事实上并行着两个  网络，由此也展开了新旧之间的交叠渗透、纠缠冲突。一方面，朝廷不断澄清二者边界，“大抵皆系军情、界务、边防等类” “事关机要” 者应电奏，［59］ “其寻常请假请奖恤等事，均用折奏，毋庸发电”; 另一方面，愈加整严皇帝 “化身” 在奏折中的 “在场”，整个光绪年间屡有谕旨严饬奏折中出现的违制之处，从谢恩未用黄折、遇 “山陵” 未抬写、盖用官印以及满蒙官员 “添写汉姓” 等等，也严控 “专折奏事” 权力的赏给范围。［60］

并行纠缠之中， “旧制” 也在侵夺、塑造着 “新法” 的空间。在摆脱了早期对机密性的担忧之后，电报似乎被 “顺其自然” 地叠加到旧有网络中。清廷直接比照并挪用了奏折、驿传的诸多制度，如以 “军法从事” 管制电报的养护、泄密，与奏折相似的缴回制度，以及在发报等级上将官报列为头等; 电报入京后亦在空间上严格区隔官报与民报，前者设立于总署称 “内局”，后者设于城外的称 “外局”，名称本身正体现着与奏折相联系的 “内 ( 廷) ” “外 ( 朝)” 之别。再如，总理衙门的代奏是 “严密封送军机处呈进”，最核心的密旨发送仍要军机处密寄。这也显示出二者地位之高下，“代奏” 的总理衙门终不能与 “代身” 的军机处并处。

反过来，“新法” 对 “旧制” 的冲击鲜明体现在 “电奏” 书写中。后人将其视为一种有别于 “奏议” 的新文体，并总结其特点是 “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61］所对照的，正是奏疏的繁文缛节与浮文虚词。一定意义上，电奏文体转向去浮言、 重事实、用词质朴简明，实为面对高昂费用时的不得已。曾纪泽坦言电报一项，“为出使各国开支第一大宗”，［62］如何 “节费”，是晚清电奏制度化过程中的中心议题，与商电亦由此屡起冲突。换言之，构成电报网络运行支撑的，已然是一种官商共同  参与的新型工业企业经济模式，此一经济逻辑同时与技术特性互为交织，形塑着电  奏书写的自身限定。拥有使用权的官员往往需随身携带不断修订、更换的密码本， 这种 “随身携带” 可说是电奏 “通信协议” 对身体的嵌入，它时刻在提醒使用者并“内化” 着新的书写与接收方式。电奏 “事关机要”，时间压迫之下又要在数码与汉字间搜寻转译，耗时又费力， “语质而事核” 实为不得不然。电稿中亦时见 “未及拜发” “先行电复” 之语。

就 “词约而理明” 来说，则是对经济与时间压力的另一种回应方式。即便军情紧急，不少官员依然将奏折写法延入电奏， “动辄数百言”，以致 “盈篇累牍、迟误事机”。［63］如此 “盈篇累牍”，实际上是 “本章国体攸关，应遵定例”［64］的延续。作为 “遵定例” 的杰出典范，曾国藩的奏折奏被奉为 “实为六七百年来奏疏绝调”，于 “敷奏君上之体” 下 “究利害” “研义理” “审人情”，为 “理显” 而求 “气盛”，为 “气盛” 而 “参用近时奏牍之式，运以古文峻洁之气”，甚至还用到 “骈偶之体”。［65］电奏在根本上依然不脱 “敷奏君上之体”，也就难脱 “定例” 之纠缠。 “骈偶之体” 或难觅踪影，但 “感佩莫名” 的 “忠君” 表现却不因此少见。即便从形式上已走向 “事核” 与 “理明”。直至光绪末年，仍有谕旨对此反复训诫， “近来各省电奏，多冗叙繁文，直与具折无异，殊属繁琐”，“电陈事件，自当简要”。［66］

既然官文书之文体本身 “攸关” 政体，书写过程牵连、实践着对政体的想象性认同与确认，那么，当晚清 “变局” 延至清末十年，帝国体制已被新的政体想象刺激成裂隙不断，绵延数百年的官文书体系也就到了全面清理的时刻。世纪之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具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被视为清季新政早期阶段 (1905 年前) 的 “总纲领或总方案”。第二折 “整顿中法折” 列出 12 条“治之具”，其中有3 条 ( “破常格” “去书吏” “简文法”) 与奏疏直接关涉，［67］其矛头指向 “文法过繁”， “必致疲劳于虚文，而疏略于实事”。与此同时，早年曾国藩对奏疏 “楷法” 的攻击，再次成为朝野内外相呼应的 “激越” 之声。张之洞等人就不遗余力，“小楷则有艺而无文，其损志气、耗目力、废学问”，甚至已影响到国家与士气，“士气销磨，光阴虚掷”，“以至今日遂无以纾国家之急”。［68］

乍看之下，所论似是历代王朝反 “浮文虚词” “朝风浮华” 的老调重弹，但置于 “变法三折” 的总体框架下看，这些 “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联系着中西交往的大局，是 “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 “整顿中法” 其后紧跟着 “采用西法”。论者眼中 “治国如治疾”，整顿浮文就是调理国家之 “身体”， “必先调其服食，安其脏腑，行其气血，去其腐败”，所谓 “欲行新法必先去除旧弊” 也。换言之，拿奏疏书写、文风与体制 “开刀”， 大处含寓着 “中国之生机， 不至于遽绝矣” 的关切。［69］

在电奏已通行前提下，意欲 “去旧行新” 的 “变法三折” 却通篇几乎不见电报，不过，就其出笼过程来看，从上奏方式到最终内容，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电报的  产物。［70］ “江楚会奏” 原本频经电报沟通，定于东南、西南各省十余督抚 “联衔复奏”，“可见公论”; 后经袁世凯从西安 “友人” 电报得知上意，改为 “各抒所见”;张之洞嗣后仍电联他人，主张 “分奏而大意同，方见公论”; 至于 “江楚会奏” 的起草，更是南京、武汉间电报不断，甚至张之洞最后将 “整顿中法” 调整置于 “采用西法” 前，文风取缓和的措辞，也是经多方电报打探联系方才确立下来。可以说， 正是电报沟通联系的结果，为张之洞主稿 “变法三折” 确立下一个基本调门，也显示着晚清新政中 “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 “地方促动中央” 新的权力运行方式。［71］自然也不必说， “整顿中法” 与 “采用西法” 的认识框架，离不开古老帝国已被视为进入到 “世界体系” 的网络之中。而在这个世界网络中，电报是信息沟通的最主要形式。清廷在创设本土第一条电报线时就行规划，上海一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72］甚至电报的编码，亦离不开与西文的参照。［73］

为 “中国之生机” 而 “整顿” 奏疏 “中法”，“江楚会奏” 给出的方向是， “凡臣工奏疏召对，务以直言正谏、指陈利害为主，不必稍存忌讳”，即便 “体式稍有未合者”，亦望 “曲予优容”; 在具体对策上，提出改题为奏，折奏 “简速易览，远胜题本”，可将题本 “永远省除”。在相当意义上，这是一个了无新意、极为保守的方案，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体现在官制变革上: 数百年间在明清官文书体系中扮演着中转、查验角色的通政使司，旋被裁撤。继而至 1911 年，军机处与旧内阁一体被谕令裁撤。原本君临万物的皇帝身体，在风雨飘摇中已然仓皇无着，甚至在紫禁城里 也越来越难以觅得一个 “容身之所”。

［39］ 《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 6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335 页。

［40］ 曾纪泽: 《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 岳麓出版社，2005 年，第 321 页。

［41］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77 页。

［42］ 刘文鹏: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2 － 173、201、134 页。

［43］ 唐浩明: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 岳麓书社，2015 年，第 2 页。

［44］ 夏东元: 《郑观应集》( 上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10 页。

［45］ 夏维奇: 《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第 4 期。

［46］ “中研院” 近史所编: 《海防档·丁·电线》，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57 年，第 1470 － 1472 页。

［47］ “中研院” 近史所编: 《海防档·丁·电线》，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57 年，第 2285、2741 － 2742、2795、2776 － 2777 页。

［48］ 王子今: 《邮传万里: 驿站与邮递》，长春: 长春出版社，2004 年，第 151 － 152 页。

［49］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 《李鸿章全集 ( 一) ·电稿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 页。

［50］ 张晓青主编: 《中国公文史学》，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5 页。

［51］ “中研院” 近史所编: 《海防档·丁·电线》，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57 年，第 1927 页。

［52］ 郑小悠: 《雍正朝奏折制度对督抚权力的影响》，《历史档案》2014 年第 3 期。

［53］〔美〕司徒安: 《身体与笔: 18 世纪作为文本/ 表演的大祀》，李晋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9 页。

［54］ 吴福环: 《清季总理衙门研究》，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7 － 43 页。

［55］〔美〕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56］〔美〕波斯特: 《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24 页。

［57］ 曾纪泽: 《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 岳麓出版社 2005 年，第 94 页。

［58］ 刘坤一: 《刘坤一奏疏》 ( 二)，陈代湘等校点，长沙: 岳麓书社，2013 年，第 1542、1547 － 1552 页。

［59］《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等片》，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 6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385 页。

［60］ 臧廷秋、周彦: 《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 〈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 年第 2 期。

［61］ 邮电史编辑室编: 《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 年，第 70 页。

［62］ “中研院” 近史所编: 《海防档·丁·电线》，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57 年，第 385 页。

［63］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 6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387 － 390 页。

［64］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79 页。

［65］ 薛福成: 《〈出使四国奏疏〉序》，见: 丁凤麟、王欣之编: 《薛福成选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12 页。

［66］ 臧廷秋、周彦: 《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 〈清德宗实录〉为例》，《理论观察》2012 年第 2 期。

［67］ 刘坤一、张之洞: 《整顿中法折》，载周正云辑校: 《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长沙: 岳麓书社，2010 年，第 29 － 52 页。

［68］ 张之洞、陈宝箴:  《会奏拟请妥议科举新章并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折》，李宗棠辑:《奏议辑览初编》，李兴武校点，合肥: 黄山书社，2016 年，第 367 － 374 页，引见第372 － 373 页。

［69］ 刘坤一、张之洞: 《采用西法折》，载周正云辑校: 《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长沙: 岳麓书社，2010 年，第 52 － 77 页。

［70］ 李细珠: 《张之洞与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71］ 关晓红: 《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72］《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 6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335 页。［73］ “中研院” 近史所编: 《海防档·丁·电线》，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57 年，第 109 页。

四、结语: 媒介转换与皇朝 “灵晕” 的离散

如果说奏折是晚清官文书体系 “在传统中变” 的新媒介，不妨可以说，自西徂东的电报及其引发的变革，就是帝制中国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的一种断裂。此种 “断裂” 是福柯意义上的， “它既是研究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具体而言， “断裂” 是 “由某些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这些 “转换” 是 “关系的整体转换”，尽管 “这种转换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74］

从本文所着眼的视角， 电报引发的 “断裂” 或转换， 可视为皇朝 “灵晕” ( aura) 的离散。传播学者凯瑞 ( James Carey) 曾借用本雅明 ( Walter Benjamin) “灵晕的消逝” 这一表述，分析电报促成的现代商品交易的时空转换，也即马克思所说的 “商品崇拜”: 通过剥离了 “买家与卖家之间真实而直接的关系”，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劳动产品 “丧失了任何的独特性”。［75］换言之，无论对本雅明、马克思还是凯瑞而言， “灵晕” 是指人工制品 ( 艺术品或劳动产品) 在传统时代 “独一无二” 神圣性或独特性的显现，而其 “消逝” 则意味着，经由某种现代运作 ( 机械复制抑或现代市场的标准化分级)，虽可使其 “内容保持完好无缺”， “但却无论如何贬抑了原作的 ‘此时此地＇”。［76］此种 “贬抑”，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统一市场以及大众文化与政治等种种现代性的开启。

如果在晚清书写与权力关系演变的语境中审视 “灵晕”，那么奏折即是发明了一种皇权 “灵晕” 的展示模式，电报则是通过手写与数码间的转换， “贬抑” 了奏折制度下 “亲笔手写” 所中介着的 “此时此地”，从而改变着权力的 “面孔” 也即 “在场” 方式。本文在此以 “离散” ( dispersed) 替用 “消逝” ( disappeared) : “消逝” 可能隐含着整体的线性取代，尽管留下了挽歌般的回响; 而 “离散” 是细微处的剥离与分解，是居高处或内在里的崩裂与散落。在新旧媒介遭遇而演生出的权力 合法性转换之中，与中心的 “离散” 同时也蕴含着向心的张力。

电报引发皇朝 “灵晕” 的离散，其路径是经由新媒介的传输方式对旧有书写方式的改变。如果说奏折制度下 “亲笔手写” 的种种礼规，支撑并生成着皇权 “灵晕” 弥漫于物理与纸面的所有空间之上，那么，在电报这个以时间重塑空间的新网络中，一种数码形式的机器 “新语法”，嵌入到由毛笔、小楷和纸张所构成的奏疏书写体系中，旧媒介依然还在，却被电报瞬息可至的新传播方式断为两截: 通过 “剥离” 诸如字迹、纸张等物件，电报阻断了奏折 “见字如面” 的一对一沟通方式，创设出 “电奏” 这一新文体，将君臣拖入到新的权力展演场景中。旧有维系 “灵晕” 的封闭网络就此被打破，电报与奏疏并立交错，密码传播的文本消解了身体跪拜与 手写格式，“灵晕” 的展演就此变得断断续续、时有时无。

“灵晕” 的离散预示着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的深层转换。孔飞力的 “叫魂” 研究回应了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对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理论描述，他从韦伯所回避的 “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如何互动” 入手，展示了君主如何在 “官僚君主制” 常规运作中 “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77］在本文看来，奏折书写中 “灵晕” 的展演，既是君主权力的实现手段，亦是其合法性的根基。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实践中，皇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祭祀典礼不断被再生产的。在此仪式中，通过精心筹划的身体展演，皇帝 “与神灵结成同构关系”，沟通着 “高高在上的神灵和祖先”，实现着天、地、人的结合，从而通过 “整体的完满”，占有了调和 “政治与家庭” “宇宙和社会” 秩序的权威。［78］

因而，当电奏文体转向 “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实际上也开始 “离散”着来自传统书写与知识对皇朝 “灵晕” 的深层支撑。早自三代始，中国即有以文字向 “天子” “拜手稽首” 一说，而周代官制中的天官、地官亦都有专门负责 “置邮传命” 的属官。如果说中国人是通过 “分官设职” 来安排天地人秩序的，［79］那么，这种 “分官设职” 又通过与科举制的紧密联系，转化为传统书面知识对 “灵晕” 的深层支撑。小楷并盛于清代奏折与科举书写，奏疏中皇帝与 “圣” 字的交融，如“圣人” “圣躬” “圣心” “圣训” 之类，均是明证。也因此，无论电奏新文体还与“旧制” 存在着多少纠缠，它事实上已经在 “隐蔽性” 地剥离着既隐含于 “语词” “事理” 中，也沉潜在历史深处的皇权 “灵晕”。一旦 “事实” 逐步脱离以古老知识作支撑的 “义理”，则 “君上” 不仅开始成为疲于应付时间的机器，更严重的，是皇帝 “奉天承运” “一统攸同” 的 “灵晕” 威仪，会因 “义理” 统合的缺失而碎片化为琐细的 “事实”，“天地” 秩序亦随之崩裂而变得难以收拾。

当然，说皇朝 “灵晕” 因电报而 “离散”，绝非是要以此寻得新起点，将历史重新组织为一种朝向 “现代” 直奔的总体化叙事，毋宁是说，通过审视新媒介的“现代” 意味，能够更为凸显 “旧制新法” 并行与纠缠中的复杂。1901 年当皇帝“巡狩” 于西安，八国联军入京之际，两位 “江楚会奏” 联衔者闻知， “各使欲乘黄轿在乾清宫降舆”，当即电奏表达 “实堪骇异” 之情，质问 “各使不顾中国仪注，独不为中国留体制乎?” 吁请 “总以阻其黄轿诣宫门为断”， “以存国体”。［80］对 “灵晕” 空间的逾越，联系着 “国体” 的存留。而事实上，持有如此这般信念者不限于官场，皇帝的 “灵晕” 早也弥漫于四民之间。在 20 世纪初年的一部官场谴责小说《新上海》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几乎将军机处、奏折、电报、报纸等新旧媒介一网打 尽的情节: 一位自诩办了上海报界 “最为纯正” 之报的报人，称其报多为官场 “喜瞧”，某日恰被 “偶尔高兴” 的摄政王 “瞧阅” 了两篇论说，居然 “饬军机处专电到敝报馆来，叫敝报馆每日恭办一份报，专班寄上去”，据说 “还要经筵处讲官讲给皇上听”。于是报馆总经理 “特特亲自” 赴洋行选购上等外国纸， “每日亲自监督着印刷”，印好后摆香案、理衣冠， “仿照督抚拜发奏折的样子” 行三跪九叩礼， “恭恭敬敬将这份报纸寄了去”，“然后再印刷发售的报纸”。［81］

或许，小说家无意间在向本雅明的理论提出挑战，机械复制的报纸，同样也可以拥有 “灵晕”，因为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变成了 “拜发” 的 “奏折”，尽管拜发者身处洋场报界，字体的标准化由手写变为印刷，它的独一无二也只能由接收者的独  一无二来保证。又或者，这是一个媒介与皇权关系的历史隐喻。如果新的媒介史书  写赞同福柯所言， “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展示 “连续性怎样产生和在什么不同的层次上能够发现不同的连续性”，［82］那么指出如下结论当不意外: 当电报传播 “隐蔽性剥离” 了 “手” 与 “身”，皇权 “灵晕” 也可能离散、碎片化为漂浮在大地之上的孤魂，随时等待着新机器的 “化身” 召唤并重新聚合。

［74］〔法〕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0、223 － 224、227 页。

［75］〔美〕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 176 － 177 页。

［76］〔德〕本雅明: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 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2、104、61、64 － 65 页。

［77］（美〕孔飞力: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46 － 250 页。

［78］〔美〕司徒安: 《身体与笔: 18 世纪作为文本/ 表演的大祀》，李晋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78、213、246 － 247 页。

［79］ 阎步克: 《服周之冕: 〈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29 页。

［80］ 刘坤一: 《刘坤一奏疏》( 二)，陈代湘等校点，长沙: 岳麓书社，2013 年，第 1592 － 1593 页。［81］ 陆士谔: 《新上海》，章全标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1 页。感谢黄旦教授提示这一史料。

［82］〔法〕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27、218 页。

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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