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政：可能与限度——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中的“还原”热
可能与限度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中的“还原”热
陈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5期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的“还原”热,对一体化文学史认知模式起到解构作用。一方面,文学史的还原是可能的,其重要途径就是重建文学史的格局,通过对文学史时空观念的重造、文学史的重评以及对文学史中被遮蔽的价值的发掘,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接近文学史的现场。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还原又是有限度的,其编纂的主体性特征使得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中的“还原”热存在着厚此薄彼、以偏概全的误区。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还原;可能与限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9)05-0059-06
01
“还原”热与文学史的价值重估
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中出现了一股持续的“还原”热潮。这股文学史还原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上,从20世纪80年代“回到五四”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方兴未艾。①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等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与理论的阐释,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所掀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还是其后众多研究者所呼吁的“回到文学史现场”、“还原历史”,乃至近年来杨义所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都显示了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史研究者对以往文学史研究状况的不满以及渴望还原历史真实、复现过往历史真相的研究动机与理论诉求。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文学史研究者不仅在理论上积极探讨着文学史还原的可能和意义,而且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的实践上也将这种理论化为诸多颇具成效的具体学术成果。仅就20世纪90年代所编著的文学史教材而言,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历史还原的动机。
温儒敏
其实,形成文学史研究中的“还原”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学研究者对既往文学史研究模式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多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敢僭越主流文学史的叙述模式。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将文学政治化,将文学史的叙述置于革命史的大框架之内,从政治伦理的标准出发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评价。当文学仅仅被视为社会学、政治学的附属物的时候,文学史也因之而成为文化学史、社会学史、阶级斗争史的一个虽然牵强但却生动有力,并且能够满足时代要求的注解。这种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日益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质疑与不满,而文学史“还原”热正是对这种单一、偏执与僵化的主流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解构。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趋势就是旨在改变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原有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它包含着我们对过去那种统一的文学史模式的不满和企图更新的意思”。②正是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下的大一统的政治判断型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不满,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才在还原的大旗之下,开始了对文学史写作个性化的追求。还原对于这些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中的个性化的追求。研究者希望在还原历史的旗帜下重新整合那些纷繁驳杂的文学史现象,发现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东西或者对以往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重新的阐释。换句话说,文学史“还原”热的背后隐藏着文学史研究者对文学史价值重估的动机以及研究主体对文学史诸多现象(包括思潮、流派、重要作家作品)的重新认识。③这正是形成文学史研究与“还原”热的内在驱力。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所出现的两部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这种文学史个性化写作的典范。陈思和主编的文学史在还原部分文学史真实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张扬着自己的个性。陈思和曾说他“主编这部教材所追求的目的之一,正是想通过对这类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实践,为`重写文学史'所期待的文学史的多元局面,探索并积累有关经验和教训”。④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学史观念的进一步解放,文学史的“还原”热潮又出现了新趋势,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并不仅仅满足于突破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的政治模式,而是基于自己的思考提出了更加接近文学史本真状态的文学史构想。比如,黄修己关于《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想⑤和杨义近年来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思,都以更为恢宏的历史视野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他们认为的理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编纂模型,尽管着眼点不同,但是尽量地接近文学史的本真状态却是他们构建文学史新型态的真正目的。
洪子诚
02
文学史还原的可能与途径
在论及文学史还原时,我们首先会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还原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那么其途径应该在哪里？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明确文学史的双重含义。其一，文学史是指文学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状态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文学史在这个层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生态的文学史；其二，文学史是指文学史研究者所编纂的文学史，这是在一定文学观念包括文学史观念的支配下对文学史现场的重新叙述,这个层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叙述的文学史或编纂的文学史。从文学史含义的第一个层面来看,文学史的还原是可能的。因为，在原生态意义上的文学史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学史的现场，它是存在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时空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聚合。依据阐释学的理论，只要客观地存在着这个文学史的现场，那么通过不同途径的不断阐释,我们是能够切近乃至进入这个原生态的文学史现场的。文学史的现场，仿佛就是一盏明灯，引领着研究者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不断地逼近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还原历史，在这些文学史研究者那里就变成了走进文学史的现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实践的成果表明，我们正在以不同的方法与途径逼近这个文学历史的现场，并进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文学史的现场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包孕在其中的文学元素(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等)存在状态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要还原文学史或者回到文学史的现场，其实就应当还原文学史的这种丰富性与多元性。形成文学史现场的丰富性与多元性的根本原因是多种文学元素的参与以及这些文学元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组合,而文学史格局就是文学史研究与编纂者将这些文学元素按照一定的原则与方法进行历史的“结构”之后所形成的具有某种历史限定性的研究与编纂的框架。我们要想走进或者回到文学史现场，就应当不断地突破既定的限制性框架,重新建构文学史格局。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成为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政治性解读。这期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尽管版本各异，但是在整体格局上却是趋同的。这种趋同性,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分期，每一个时期内各体文学的基本状况，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以及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评判的价值标准上都达成了惊人的一致。1980年代之后,在新的历史观念下文学史的研究者与编纂者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的一体化格局，企图从多个方向上对其进行选择、界定与阐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瑶先生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撰写的发刊词《致读者》中就强调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⑥历史使王瑶先生的期待变成了现实。例如,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就抛弃了以前政治话语下的文学史书写，从“现代性”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内涵与特质，并在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基础上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洪子诚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均从不同的方面(分期、视角、评价标准等)重新阐释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文学史格局的重建，可以从多个方向上来进行。其一，文学史时空观念的重造。文学史格局的重建，其实质是在人的观念和文学观念嬗变基础上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进程中时空观念的解放。而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格局的重建也正是在这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在时间维度上,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往往是一个潜在的长期渐进性的动态历史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承继性。正是基于对文学史时间观念的这种重新认识,新时期文学史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与变化置于一个开放性的链条之中。人们愈益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孕育可以上溯到晚清乃至更远的文学脉络之中。1930年代周作人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中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明末的“公安派”的历史洞见及其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的方法论价值，在1980年代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任访秋在论述明末、晚清与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历史联系时明确指出中国新文学的渊源在于明末的文学革新运动与晚清两次文学革命运动。⑦因此，当王德威故作惊人地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时,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的学者们都不会感到突然。不仅如此，许多研究者还试图打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人为分期，将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985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名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其后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为我们重新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阈。刘增杰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则将19世纪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动向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急遽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历史整体进行考察，从而试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揭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连贯性与规律性。另一方面，文学史格局的重建在空间性的拓展方面也对于还原文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空间性的拓展使得更多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文学元素进入到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它更加切近于文学史的原生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文学史的空间是一个极富包容性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民族众多、文化悠久和形态复杂的中华文明版图的历史地理空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的拓展就意味着正视这一时期文学的多民族性、多区域性、多形态性和多品种性。在这个历史空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仅是由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构成的历史，它还包容着民主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不仅仅是由大陆文学所构成的历史，它还包括港、澳、台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就大陆文学而言，它不仅仅是由汉民族文学构成，而且还应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地域的广博性有着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绚丽多姿的文学地图。正如杨义所说：“多年来对中国文学的贯通性研究使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地图,原本比过去的任何文学史著作所描绘的样貌都要恢宏壮阔、丰饶、精彩得多。”“中国文学总是与中华民族多地域百川激荡汇流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命运息息相关，仅靠单纯的文学内部封闭式的研究难以发现其深在关联。”“聚合着多元文学要素的地图重绘，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就可能……重新发现丰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对中国文学形成多元一体的大国风范和大家气象的不可缺少的伟大作用。”⑧同时，在文学形态上雅文学与俗文学、现代文学与旧体文学也是并存互立的。我们在叙述雅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通俗文学和旧体文学的独特存在及其价值。可以说，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空间的拓展，成为近些年来文学史“还原”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文学史家在反思和重构文学史版图时，都显示出了强烈的空间拓展意图。例如,黄修己就认为：“自从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付诸实施,注意到了百年文学的多民族性(重视记述少数民族的文学)、多区域性(包含台港澳文学)、多品种性(雅俗文学一起入史)，便感到待开发的领域真多。”⑨杨义以“展示我们领土的完整性和民族的多样性，以及在多样互动和整体发展中显示出来的全部的、显著的特征”⑩作为学术抱负，“重绘”了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地图”。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来说，重建文学史格局还意味着对这段文学史的重新评价。此前，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我们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曾经有过严重的“误读”。要还原文学史，重建文学史格局，就应当首先对这些“误读”进行“拨乱反正”。通过重评来还原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手段，成果也较为丰硕。许多曾经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误解或者批判的作家，都被人们重新地探讨和评论，比如瞿秋白、丁玲、胡风、冯雪峰、萧军等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之后得到了比较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价；而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等曾经被排斥在史家视野之外的作家，也大量地浮出水面，他们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才华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直到如今,他们依然是一般读者阅读与评论的焦点。1980年代以来,对作家作品的重评还体现在对曾经似乎形成定论的作家作品的重新的评价上——这是新时期一种另类的“翻案”。这种形式的批评几乎都集中在此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到充分肯定的作家身上。例如，对茅盾及其艺术成就的评价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个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茅盾是被公认为排在鲁迅和郭沫若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号文学大师，他的小说代表作《子夜》也一直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是，随着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不断解放,当人们抛弃政治的视角，重新观照茅盾时，就自然地从不同的文学观念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有些观点相对于过去的定论而言可谓是颠覆性的。比如，在曾经轰动一时的1993年前后文学大师排座次之争中，茅盾竟然榜上无名。依据审美的标准，王一川给茅盾的落选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的小说诚然不乏佳作，但总的来说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1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葛，从文学自身的角度人们发现了《子夜》的成就与不足。基于此，有人对其早期的小说尤其是《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时甚至超越了《子夜》。同样，对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旗帜的鲁迅，这一时期研究者也给予其不同于前期的历史还原。钱理群与汪晖强调、突出了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与悲剧心境，从而深化了人们对鲁迅精神世界与其所创造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吴俊运用精神分析学，从鲁迅精神世界中向来被人们忽视的、甚至还被视为“消极阴暗面”中发现被研究对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的历史情境中所生成的难以排解的精神隐痛，从而揭示出鲁迅的丰富深刻的精神内涵。吴俊说:“我……只是想通过对鲁迅的负罪感、虚无意识、被虐和攻击心态、性爱心理以及暮年意识等的分析与阐释，揭示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背景中，鲁迅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素质等一些特点及其意义。”12王晓明的《鲁迅传》,将鲁迅从神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有着自己的矛盾和痛苦，也曾经在前进的路途中彷徨、孤独、寂寞乃至悲观、绝望；与其人一样,鲁迅的文学创作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缺憾。操持不同文学观念对作家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可以为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视他们的文学世界,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原貌。因此，对作家作品的还原，构成了文学史还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子夜》插图
重建文学史格局，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发掘文学史中被遮蔽的价值。文学史(这里指的是叙述的文学史)是一定文学观念和史学观念制约下的文学史，这种特点容易导致其建构过程中的排他性。换言之，一定时代的文学观念往往制约着文学史的时空结构，并最终决定了文学史构成元素的取舍与组合。这样，文学史现场中许多有价值的元素就会被遮蔽而难以进入文学史，对于曾经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来说，这一方面的缺陷就显得尤为突出。还原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就应当将文学史这些被遮蔽的价值发掘出来。其一，是对那些曾经被湮没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重新发掘。198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由于政治的偏见而使得许多作家难以进入文学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视野。新时期由于研究禁区的逐渐解除和史料的不断发掘，这些被湮没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也不断地被发现并加以研究。如路翎、苏雪林、苏青、师陀、废名、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等。其二，文学史场域中各种曾经被漠视和忽略的关系被引入和被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曾经长期受到历史进化论观念制约，这就使得此期的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而文学史场域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就会被有意和无意地忽略。文学史现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这个场域中文学内外部多种关系的聚合。对文学史场域中这些复杂关系的探讨，是还原文学史现场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这些复杂性的关系正在被深入地探讨着。比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域外文学(尤其是对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学的欧美文学)关系的探讨，就深刻地揭示这一因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与流变过程中的重要而复杂的作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揭示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融汇世界现代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依旧保持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除此而外，近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出版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团、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为我们还原文学史现场，重构文学史格局中动态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元素均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03
文学史还原的限度与误区
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学史，是指叙述的或编纂的文学史。就文学史的这个层面上的含义来说，文学史的还原只是具备一种可能性，顶多是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过去时。历史研究者对作为既往时空中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的叙述，不可能不受到自身德、才、学、识等主观因素与社会历史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其所观察、所诠释、所叙述的历史也必然带有自身的精神印记，也必然带有自身精神印记中所蕴涵、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印记。这就是钱钟书所明确指出的：“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31这就是钱钟书所明确指出的，史家遥想古人古事，常会“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所谓“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所谓“云萍偶遇,针介易亲”皆是也。14文学史亦是如此。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同时也就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思考状态。一部文学史，也就是文学史研究者在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支配下的文学史,它永远都不是也根本不可能是原生态的文学史。正是这种叙述主体创造性的劳动，才使得被“叙述”的文学史同原生态的文学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我们以一种文学史观念去进入多姿多彩的“文学史现场”的时候，这种回到文学现场是不能够彻底地回到历史现场的，充其量只能说是逼近“文学史现场”，我们很容易在还原一部分历史的同时又丢掉了另一部分历史，这样的文学史也就不是历史的原生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历史现场或者说回到历史的原点，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文学史还原就只能是一个可能，它是文学史研究者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只能成为我们一个永远追求的目标。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力图尽最大可能地逼近这个现场，力图尽最大可能地削弱和减少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主观判断对文学史原生态或文学史原点的偏离与误差。
克罗齐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往往在复原历史真实一面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乃至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还原”热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问题。许多文学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在充分彰显自己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写作个性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以一部分的历史真实取代了另一部分的历史真实，这最终导致偏离甚至失去文学史还原的初衷。这样的误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不是个别而是相当一般，不是特殊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在此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其一，是对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学”的研究与评价。“左翼文学”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被过分地尊崇和肯定。但是,到了新时期随着政治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淡化以及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厌恶，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在研究和讲述这段文学史时自觉地将重心偏移到了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身上，“左翼文学”作家因而遭遇到了许多人的贬斥和冷落。当我们在极力地发掘民主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同时，我们却又在极力地回避曾经占中国文学主潮的“左翼”文学，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因之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文学史还原的角度来讲，这可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认识误区,它在还原一部分文学史的同时，有可能丢失了更大一部分的历史真实。就“左翼”文学而言，当我们在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仅关注所谓的“革命文学”，这样的文学史毫无疑问不是真实的文学史；同样，如果我们在重写文学史时只将视野聚焦在那些民主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之上，这也是对文学史现场有意无意的曲解。其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部文学史不仅冲击着旧有的文学史观念和写作模式，发掘出许多可贵的历史真实，而且以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开拓了人们的文学史视野，发掘并还原了以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了的文学史内容，将特殊时代的单一的主流文学还原成一个丰富多样的多元形态的文学史现场。但是，编织这部文学史的几个关键词如“潜在写作”、“民间”、“共名与无名”，在为我们开拓了新的文学史空间的同时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限制了文学史的空间。对建国后革命文学有意无意的忽略(比如对《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等作品的回避)以及对文革期间主流文学的冷落,都使得这部颇具个性的文学史相对于丰富多元的文学史现场来说有着太多的盲区。
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在还原文学史时的误区,至少可以引发我们反思，文学史现场并不像我们所叙述的那样简单而井井有条，只有坚持文学史的开放时空和多元形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走进文学史的现场。虽然还原文学史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限度内我们是可以不断地接近文学史现场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观因素的介入。其中要特别注意的就是：(1)要注意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辨。史料的真伪(是否经过了后人的修饰的问题)，对历史资料的认识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分析。(2)当我们希望回到历史现场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比如文革文学对地下文学发掘，尽管因为其提供文革文学的另一面而具备历史价值与历史意义；但是，对地下文学不恰当的评价或者以地下文学取代当时的主流文学，这也不能够说是回到了历史的现场。我们只能够逼近文学史现场，但是永远也无法抵达文学史的现场。(3)从主体方面来说史家要有面对一些禁区的勇气，能够秉笔直书。
注释
①例如,在2004年11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关于文学史还原的问题依然是众多中外专家学者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严家炎指出,文学史写作应该清除“左倾”思潮的影响,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李润霞的《文革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高玉的《中国现代文学形而上学模式批判》、王本朝的《历史还原与思想启蒙———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回到历史现场”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②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载《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9页。
③《上海文论》从1988年第4期开始开辟了由陈思和与王晓明共同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旨在“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见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黄修己:《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⑥王瑶:《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创刊号。
⑦参见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⑧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导言》,《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⑨黄修己:《拐弯道上的思考———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⑩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11王一川:《我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
12吴俊:《暗夜里的过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33页。
13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14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6-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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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凌逾
责任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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