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三国时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陈寿的《三国志》为总结，却以王粲的《英雄记》为开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此书达七十多条，中国古代戏文中有一出三国的戏叫《群英会》，也继承了这种英雄史观。中国人的英雄往往是建立政治功勋的人物，而三国的英雄，不乏在学术、思想、文学方面同时具备独特与卓越成就的人物，曹氏父子就是典型。分裂时代的现实生活是非常黑暗和痛苦的，比如大规模的“草食裸行”的流民和戎狄内迁，汉乐府唱道：“妇女无颜色”，“男儿在他乡”。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来之大事，汉开其端，曹魏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再如群雄和三国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其惨烈程度，曹操的诗句表达得最为深刻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但是幸亏有这么多的英雄，才让我们在解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不仅不感到郁闷，而且感到振奋。这些英雄和他们的事业异彩纷呈，但有着三个共同的方面。

首先，他们都带有自由和创新的风格。大汉帝国的统一造成的思想与道德束缚，被分裂的局面冲破了，很多新的政治与文化生机因此而出现。在政治上，有曹魏和蜀汉的法治，东吴的地方自治，曹魏的选举与屯田等新的制度实践；在思想学术上，有荆州刘表倡导的经学、曹魏的王肃经学、古文经学、正始玄学、东吴的虞氏易学、韦昭的史学、蜀汉谯周的史学等等新变，道教与佛教也于此际蜕变成长，而三曹与建安七子更是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其次，他们都表现出古典的人性美，情有独钟，塑造出魏晋风度。这些英雄既是敌人，又是知己。他们之间既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羡慕嫉妒恨，又有“煮酒论英雄”的惺惺相惜。我们现在还能在《太平御览》和古代小说轶史中看到曹操送给诸葛亮“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看到魏文帝曹丕致信蜀汉先主刘备，感谢他馈赠的“巴蜀双钩”。甘露寺招亲的戏文更是千古传奇。东吴的公主、孙权的妹妹被设计引诱刘备，她却和刘备一见钟情，假戏真做，龙凤呈祥。史书上也记载孙夫人是一位女英雄，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主，先主每入，心常凛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其三，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以统一中国为号召，而不甘于割据。三国之间争夺权力的合法性，相继宣称接受天命而称帝，是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驱动力。后世史家对魏蜀吴特别是魏与蜀何为正统的问题议论不休，开启了中国史学中“正统论”的议题，饶宗颐先生的大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已有阐明。就三国时代而言，魏蜀吴接受天命的方式有二，一是根据上天昭示的超自然现象，史称“符瑞”；二是根据古代先圣秘传的历代帝王受命的预言，史称“谶纬”。王莽代汉时，只能援引符瑞，而东汉光武帝即位时，就引用了谶纬。他即位后公布了包括《河图》《洛书》和“七经纬”在内的谶纬文献达八十一篇，以此为历代先圣创制、由孔子传授的秘经，与五经相辅为纬。从后来沈约写的《宋书·符瑞志》中可知，每一种符瑞都必须得到谶纬的解释，才具备权威意义。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运用了高超的春秋笔法，表达了他的天命观念。他在《蜀书·先主传》中详细记载了蜀汉先帝刘备即位时的符瑞，并且对群臣援引谶纬劝进的内容大书特书，暗示刘备继承了汉家的正统；在《魏书·文帝纪》中，记载了延康元年（220）“三月，黄龙见谯”，作为曹魏代汉的符瑞，但没有记载魏文帝接受汉家禅让时的谶纬依据，暗示着曹魏代汉不具备儒家的经典和道德依据。其实魏文帝受禅，举行了大规模的谶纬论证，群臣劝进所奏，长篇累牍，广引谶书，堪称中国历代帝王之最。不过，这只能在一百三十多年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中才能看到。陈寿在《吴书·吴主传》中，记载了“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作为孙权称帝的符瑞，也没有记载称帝的谶纬依据。而“黄龙见谯”和“并言黄龙、凤凰见”的说法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范晔《后汉书序例》规定的符瑞书写，“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王道衰缺，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后汉书·孝安帝纪》章怀注引），暗示着东吴的天命更为脆弱。后来吴主孙皓佯称天降神谶，刻制了一块《天发神谶碑》，其残石今天仍嵌在南京煦园的壁上。

因此，身处西晋统一中国后的陈寿，不得不顺从“晋受魏禅”的政治统绪，在《魏书》中设“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在《蜀书》《吴书》中设“先主传”“后主传”“吴主传”“三嗣主传”，尊魏而抑吴、蜀。但正如近现代史家胡玉缙先生所言，陈寿“痛乎汉禅已为丕夺，先主自称帝，史法不能帝之”（《三国志集解序附言》），这样的政治立场和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是不一样的。作为蜀汉旧臣之后和经史谶纬学家谯周的学生，陈寿运用符瑞和谶纬的书写，隐秘地确立了尊蜀而抑魏、再抑吴的天命统绪。《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按照《春秋》大义，《三国志》的“志”本有二义，一是记录，如《左传》所言“其善志”（昭公三十一年）；二是言志，如杜预所言“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有了这两种内涵，史书就具备“显而微”“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五种功能。《三国志》面对一个与《春秋》相似的乱世，陈寿的史笔再次彰显了中国古代的史学理想。

总之，自由的创造、人性的光辉、统一天下的政治与道德担当，是三国的历史没有在分裂的黑暗与痛苦中消沉、而是在黑暗与痛苦中升华的正能量，也是充沛于三国时代思想、学术与文学中的伟大精神。

文｜徐兴无

责编｜刘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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