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教授：语言与言语问题研究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绪尔首先提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曾对索绪尔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人们对语言和言语要不要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语言、言语跟其他相关术语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可以说没有共同的“语言”。

我对这场讨论非常关注，也参加了这场讨论。我当时阅读了学术争论的文章以及许多相关学术文献，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单纯的名词术语之争，而是涉及对索绪尔学说的认识或看法问题，涉及语言学或言语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大问题，涉及整个学科宏观体系的建立问题。我在学习索绪尔和前辈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当时对索绪尔和其他有关名家的一些论述产生了怀疑，有了不同的看法。索绪尔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贡献，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简称《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他提出的语言和言语区分问题、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观点、重视族语的结构研究和断代研究的观点以及强调“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即研究作为符号系统的族语这种语言）的观点都很重要，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推动了族语的断代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但《教程》里的一些关键术语（langue、langage、parole）在表述上存在着模糊不清或前后不一致的说法（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或者是索绪尔本人没讲清楚，或者是他的学生整理时出错），就难免不能自圆其说。这就导致人们对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特别是“言语”）的含义有不同理解，大家都以《教程》中的某句话或某段话为根据做出不同的诠释，也就是各自“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诠释者们混乱见解的出现也就很自然了。

基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囿于诠释索绪尔言论的情形，应该借镜索绪尔提出的langue、langage、parole这三个术语，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又不受索绪尔对这几个术语的论述所羁绊。我就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质疑索绪尔的“二分”说及其诠释者的各种诠释，提出语言、言语、言语作品“三分”说的创新观点，并力求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除会议发言外，我还写作了《关于语言、言语和言语作品》一文。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文章当时未能发表。直到1994年，我把该文章的基本观点以《语言、言语和话语》为题目在学术刊物（《 汉语学习 》1994年第2期）上公开发表，并引起了讨论。2002年10月，武汉大学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所主办的“言语和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我趁着这个机会把上个世纪写的文章略作修改在会上宣读，并以《关于语言、言语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为名发表在《长江学术》第八辑，2005年（收录于李宇明、萧国政等编《言语和言语学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

我对语言和言语问题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看法：认为语言和言语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同义词，它们各有特定的含义；也不认可索绪尔及其诠释者所说的语言、言语二分观。基于客观事实，提出言语、语言、话语“三分”说，即：言语交际的行为活动，称为“言语”；言语交际的工具，称为“语言”；言语（行为活动）的产物称为“话语”。具体说明如下：

（一） “言语”（包括口头上的“说话”和书面上的“作文”），是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的一种最常见、最普通的社会现象，是以语言为工具来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一种行为活动，也是人的一种行为能力（《春秋穀梁传·卷十二》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这个“言”就是“言语”。可见古人就已经说到言语是人的一种能力）。平常所说的“说”“写”“谈”“发言”“讲话”“谈话”“聊天”都是指“言语”。又如“言语习惯”“言语技能”“言语艺术”“言语失误”“言语错乱”“言语发声”和生理学、病理学上所说的“言语器官”“言语中枢”“言语机能”“言语障碍”“言语康复”以及心理学上所说的“言语听辨”“言语感知”“被动言语”“主动言语”中所说的“言语”等都是指“言语（行为活动）”。汉语中有一些成语，如“能说会道”“能言巧辩”“善于辞令”“对答如流”“快言快语”“胡言乱语”“窃窃私语”“轻言轻语”“娓娓而谈”“低声细语”“花言巧语”“夸夸其谈”“巧舌如簧”“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油嘴滑舌”“笨嘴拙舌”“佶屈聱牙”“文笔极佳”“笔下生辉”“妙笔生花”等也是指“言语”（或形容言语行为的情状，包括褒义、中性、贬义）。古人说“不言，谁知其志”中的“言”也是指“言语”。至于古代所谓“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就是指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言语好口才。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是相当重视“言语”的，如孔门四科里第二科的“言语”科（孔子“十哲”中的宰我、子贡能说会道、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他们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是孔门“言语”科里的优才生）和《世说新语》里的第二门“言语”门[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在“言语（行为）”方面善于言谈应对，能言善辩方面的一些轶事]也是本文所说的“言语”。我国历代文人都很重视“言语术”（言语行为的艺术，如言语的修辞、言语论辩的技巧、言语的风格、言语的体裁等），可以说重视言语艺术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传统。上述所说的“言语”如果改为“语言”，实在是穿凿附会、名不符实。

（二） “语言”，是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组成的符号系统，是言语所凭借的工具。世界上的各种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简称“族语”），比较重要的是联合国正式批准使用的工作语言就有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至于各色各样的“方言”也是语言，只不过是某种族语的地域分支语言。族语和方言都是人们言语活动时使用的语音、词汇、语法组成的符号系统。古代文献里出现的“南北语异”“今古语异”“四方异语”“西语”“西夏语”“羌语”“狄语”“蒙语”“番语”“越语”“夷语”“蛮语”“闽语”“客语”里的“语”，就是指“语言”（包括族语、方言）。我国古代的小学（包括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实际上是以汉族语言为对象的汉语语言学。“语言”跟“言语”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把汉语、英语等各种“语言”说成“言语”，显然不妥。

（三） “话语”，是言语的产物，也称“言语作品”，它是人们口头说出来的“话”或用文字写出来的“文”（包括“文章”“书信”及其他书面作品）。成语里的“旧话重提”“空话连篇”“传为佳话”“语重心长”“浮语虚辞”“以文会友”“文以载道”“文不对题”“千古奇文”“下笔成文”“大块文章”“班马文章”里所说的 “话”“语”“文”“文章”都是指“话语”。个人的言语是动态的，它随着行为活动的结束而结束；而言语的产物话语是静态的，可以长期保存，如可以储存于书面（书籍、报刊等都保存着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话语），也可把话语文本储存在电脑、U盘、磁带里。

语言、言语和话语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没有“言语工具”的语言，言语（行为活动）无法实现；没有“说、写”行为的言语，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也无法发挥其效能；没有语言和言语，也不可能出现“言语的产物”——话语。三者之中，言语处于中枢地位，它可以统辖语言和话语。言语的范围比语言广，相应地以言语为研究对象的言语学的范围也应该比语言学广。语言只是言语的工具，以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学当然隶属于言语学，它是言语学的组成部分。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就语言而研究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可谓言之有理。语言学是言语工具学，是言语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但言语学还有其他一些涉及言语行为本身的分支学科，如修辞学、言技学（研究各种言语的技能或技巧，包括演讲、辩论、文章作法等）、言风学（包括文风学、风格学）、言体学（包括语体学、文体学），以及研究言语的生理、病理、心理的言语生理学、言语病理学、言语心理学等，这些都隶属于言语学而不大好说成语言学。至于话语，由于它是言语的产品，所以是研究言语（包括语言和言语艺术）的资料和素材。

本书的内容包含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语言和言语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二部分是有关语言的研究（包括汉语的语法、词汇、语音等），第三部分是涉及研究言语行为形式、方式以及言语艺术的研究（包括语言在言语中的动态应用、修辞、言语规律、言语美等。我曾发表过关于文风和写作方法方面的文章，也属于这个部分，但因自己不太满意故未收入）。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学，受学识和精力所限，对言语行为的艺术研究得不多，对一些交叉学科缺乏研究，所以本书的主要部分还是在语言学部分。第二，关于语言学方面，我主要精力放在汉语的族语语法，所以这部书稿收录的族语语法论文相对较多。虽然我曾发表过10多篇研究方言的文章，很遗憾限于篇幅未能收入。第三，本书中有同一事实用不同术语的情形，如动词，有的文章指狭义动词，有的文章指广义动词（即包括狭义动词和形容词）；而广义动词，有的文章称谓词。又如动核结构，有的文章称为谓核结构；动元，有的文章称为谓元。书中还存在个别观点有变动的情形，如谓宾短语、谓补短语中的述语和谓语的变动。存在这些情形是因为书稿中的文章撰写于不同的时期，反映了我在学术研究的历史过程中的认识的演变。为尊重历史和供学界评判，所以一仍其旧，未作更改。第四，本书的文章观点并非不刊之论，肯定有一些缺陷，有些观点还存在着争议。诚恳盼望读者指正，我必从善如流，虚心接纳。

本文摘自：范晓教授著作《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

《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

范晓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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