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生成类型学研究

0. 引言

生成类型学(Generative typology)又叫做形式生成类型学(Formal Generative typology)是由Baker(2010)提出来的一个语言学研究概念，是运用形式化的手段和方法、生成语言学的理论假设、类型语言学归纳描写对语言类型的形式化刻画。

生成类型学以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六十多年研究的范式为研究基础(Chomsky 1957; 1965)。大部分研究基础直接来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原则和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形式生成类型学”中的“形式”和“生成”两个方面的缘由。但和原则和参数不同的是，我们在研究中还突出“类型学”的研究，其研究兴趣和方法上和Joseph Greenberg (1963), Bernard Comrie (1981) 等“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在很大程度上吻合，这就是为什么要突出“类型学”研究的原因。

生成类型学旨在回答如下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对语言的类型学研究是通过比较对语言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和描写，研究者都认同世界各种语言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有比较的前提即语言的共性。语言之间的差异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的限制，有一定可以预测的模式。

语言类型学通常是被看成是功能语言学研究的领域。生成类型学则沿用生成语言学的范式。学界一般认为，生成语言学在研究目标、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和功能语言学大相径庭，形式生成类型学因此看起来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怎么在做到形式化、生成性的同时，还兼顾到语言类型的异同呢？

语言的类型研究和生成语言学对语言的共性研究有相似之处，都关注语言的共性。语言类型学的核心方法论就是跨语言比较研究，从比较看特征，以类型统语种，于差异见共性。生成语言学的核心方法就是从共性看个性，以演绎统参数，于原则见生成。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类型学主要关注语言有哪些变化的类型，是对各种语言是什么、能干什么的描写和分类，共性研究则主要关注语言的共性原则和限制条件，除了关注语言是什么、能干什么以外，还要预测语言不能干什么。语言是受共性原则支配的，语言变异是有限的。

生成类型学在研究方法和目标上和传统的形态类型学和功能类型学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时又在达成研究目的的时候，从其他的语言类型学研究途径中借用很多重要的观点和识见。

生成类型学既然是对不同语言的类型研究，它和原则与参数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目标上更趋一直。那么，生成类型学和句法学的最新进展比如最简方案有什么联系呢？最简方案是在摆脱原则与参数的范式的进一步抽象，要求最大程度上解释上的简化。那么生成类型学是不是和最简方案相矛盾呢？或者说，生成类型学是不是对最简方案的反驳呢？

Baker(2010)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形式生成类型学比起最简方案来，更加偏重实用一些。它是将生成语言学的高度抽象与类型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用联系不紧密的语言来测试各种语言理论的观点。他觉得这种结合是很有力的，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推进对什么是人类语言的真正共性，什么是可以变异的以及这些变异是否有规律等问题的探索。他认为生成类型学和最简方案二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追求对语言现象的形式解释，不同的是追求目标的高低或者标准不同，也就是说是一个程度的区别。而这个度的区别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取决于如何看待语言理论和语言事实之间的关系。另外，他认为，如何就1990年以前的原则参数理论进一步追求最大程度的解释，有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是在保持对已经解释的现象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减少原则与参数理论的理论假定。这就是最简方案现在所追求的，另外一个策略是保持原来的理论假定相对恒定，增加对可观察到的语言现象的分析。这是形式生成类型学的做法。这两种策略并不矛盾，前者更强调理论抽象，后者更侧重语言事实的检测。

Baker(2010)进一步比较了功能类型学和形式语言学的不同，见下图。他说，形式生成类型学就是采取折中的方式。他生动地说，死板的形式生成研究是“对越来越少的语言事实研究得越来越多，结果我们似乎什么都知道，却不结合语言事实”（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死板的类型学研究是“对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研究得越来越少，结果我们对这些事实却什么都不知道”（less and less about more and more）。采用折中的办法就是要将二者很好的融合起来。既要很大程度上秉承生成语言学的理论目标和形式化表征，又要吸取类型学研究的长处。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形式生成研究专注于对少数语言的语言知识理论的深度形式化概括，方法上以点及面，重视演绎；功能类型学重视考查的语言的广度，方法上重视在同类比较，归纳语言规则和共性。而生成类型学则采用“折中方案”，比起生成语言学考查的语言要多，比功能类型学理论建构更深入。类型学研究通过对比找异同，找规律，要达成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描写语言现象，也可以是解释语言现象来实现。

生成类型学的长处是能兼顾人类语言共性和语言表征类型的多样性，致力于刻画跨语言相同结构的共核句法语义特征，直面跨语言表征的变异现象并寻求最大化覆盖语言事实的解释，避免用基于单独语言抽象出来的规则解释其他语言时的捉襟见肘。诚如程工（1999：79）所言，所有的自然语言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语言，（屈折）形态、语序、虚词等变异的主要表现形式只是一些普遍的语法原则在个别语言中的不同实现而已。以约束原则A为例。

1(a-b)是出现在不同位置上的强调义反身代词（Intensive Reflexives），1(c-d)中的反身代词形式都是长距离指代，体现的是主人公视角（logophoricity）。例如，1（d）表示话语的表达以John为视角中心，himself长距离指代John，可与him替换，二者并无所指对立关系。1(e)则是遵从直接宾语限制（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DOR）的伪反身代词（fake reflexive)。这些都是经典的约束原则A所不能解释的。

如果我们观察更多的语言，就会发现表达反身义，不一定要采用反身代词的形式，也可以像达让语（SOV语序）一样，在及物动词后添加表达反身义的后缀，表示去及物化。例如：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同一语言的反身代词不一定遵从约束原则A, 不同语言表达反身义不一定通过句法手段，自然就不一定要遵从约束原则A。

正如Pylkkänen（2008）指出的，一个完整的语言表征理论至少必须（1）界定进入语言运算的最基本的构件的特征；（2）刻画这些基本构件组合成复杂表征的方式；（3）识别各语言在可能表征列表产生差异的手段。

传统的语言类型学对比叫做形态类型学，是在19世纪时在对印欧诸语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常采用比照法或比较法。语言学家用它来揭示语言间的源流关系。19世纪学者们依照“构词形态”的有无、多少、组合类型将世界语言区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和多式综合语等。现今它已被主流的语言学家视作用以判断两种语言是否有亲缘关系的重要参照标准，尽管后来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对传统语言树形谱系做了一些修正。

Greenberg（1963）提出的语言共性理论开创了当代语言类型学。Greenberg在语言类型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通过大量的语言比较（mass  comparison）发现语言差异和语言共性。在50年代后期，Greenberg对地域分布及遗传覆盖广阔的语料开始进行检验，最终归纳出有趣的潜在共性以及许多强大的跨语言倾向。

Greenberg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和传统的语言类型学不同。在研究对象上，Greenberg突出了语序在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将“语言类型”的概念大大地拓宽了，“语言类型”不再单纯局限于词的形态表征，而是扩展到各种具体的语法现象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表达方式以及这些表达方式之间取舍的蕴含关系。Greenberg致力于找出人类语言潜在的普遍结构，但是和生成语言学不同的是，Greenberg的做法是以“功能主义”为特征，是实验的而不是逻辑—演绎的。在研究方法上面，Greenberg强调对语言的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的分析和描写，概括出45条蕴含共性。蕴含共性描写的不是一目了然的共性，而是不明晰的相关性规则。比如“如果一种语言有曲折变化，那它就有派生现象”。

蕴含共性的基本表达方式是：

生成类型学和功能类型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基本的差异。功能类型学更多关注的是实证上的语言共性，是基于对语言规律观察的初步概括，对语言的普遍性持中立态度，方法上重视跨语言事实的分析和归纳。生成类型学追寻的是更高程度的抽象，强调语言学的共性（linguistic universals)，突出语言内在的生物基础和更抽象的原则，分析的对象是单个的语言而不一定以大量语言的实证调查为前提，方法上重演绎。

生成类型学和功能类型学在研究对象上有很大的区别。生成类型学旨在研究语言能力的共性，功能类型学更关注语言现象的共性。功能类型学研究的语言事实可以是样本调查和语料库等。生成类型学关注的语料大多通过操本族语的人内省的方式获得，不相信语料库的数据。除了关注实际的句子(actualized sentence)以外，还要研究可能的句子（possible sentence）甚至合格与不合格句子之间的限制。另外由于自然语言中声音和意义不完全对等，出现有声音但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但没有声音的现象，还要对看不见的现象如“空语类”加以研究。Chomsky（1981）说：“...空语类的性质问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研究空成分的性质还有一个特有的吸引人之处。这些特点不大可能从能观察到的外部现象中归纳出来，而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心理的内在缘由”。

生成类型学和功能类型学是互补甚至可以兼容的。

Ricardo Mairal和Juana Gil（2006）主编的Linguistic Universals调和了Greenberg功能类型学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研究，认为两个视角对语言共性的研究是互补的。较为全面体现二者结合的还有Haspelmath等（2001）主编的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

Wiltschko（2014：300-303) 认为，没有理由说类型学不能形式化，世界上的语言虽然千差万别，但这些差异都是有系统的。功能类型学通过对词类和结构等分类探讨语言的多样性，同时又对相关联和不相关联的语言做系统的模型的比较探讨语言的共性。生成语言学却是对一个语言做深入的研究以探讨语言结构的共性。二者不同的是解释的模式不一样，前者是外在的功能的(external and functional)解释，是对认知能力和交际功能的解释，后者是内在的形式的(internal and formal)解释，是对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的解释，但二者是互补的。他以词类类型研究为例，功能类型学讨论某些语言独有的词类，但缺乏共性概括；生成语言学讨论普遍共性的词类，但有很多内容概括不了。因此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Newmeyer（1998），他认为，人们经常把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其实即便是研究相关的语言现象二者也是互补的。

吕叔湘先生1990年在给《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的题词说：“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形式生成类型学研究既要指出不同语言现象的异同，也要提供理论解释。正好满足了吕叔湘先生提出的要求。

Baker, M. 2010. Formal Generative Typology[A]. In Heine, Bernd & Heiko Narog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 [C] pp.285-3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spelmath, M. (et al) (eds) 2001.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 [M], Berlin: De Gruyter.

Newmeyer, F.J. 1998. Formalism and Functionalism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Wiltschko, Martina. 2014.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towards a Formal typology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程工 1999，《语言共性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江荻、李大勤、孙宏开 2013，《达让语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