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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谈话录 | “我是灰色的,犹如灰烬”

古斯塔夫·雅诺施 和鸣记 2022-05-04

卡夫卡谈话录:记录与回忆

(节选)


《卡夫卡谈话录》(Gespräche mit Kafka: 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是由卡夫卡的忘年交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即兴谈话录。雅诺施比卡夫卡小二十岁,是其同事的儿子,经常去卡夫卡就职的布拉格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探访他。卡夫卡作为“相当富有的父母的唯一的儿子”和公司法律处处长,一辈子生活在威压当中,其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性格专横如暴君,对唯一幸存的长子卡夫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甚至逼其大学时放弃酷爱的文学专业,改修法律,影响笼罩其一生。“富二代”的身不由己和小职员生涯的万般无奈,令表面的卡夫卡之下顽强生长着一个文学的卡夫卡。《卡夫卡谈话录》的时间跨度,在1920年3月底雅诺施初次拜访卡夫卡到1922年7月初卡夫卡退休离开保险公司去疗养之间。两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工间休息见缝插针的聚谈,或是漫步在布拉格老城环形道的边走边聊,见证了晚年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谈话的即兴式和交流的无拘束,决定了其“思想罐头”式的什锦面貌和浓缩程度,为卡夫卡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和佐证,并成为人们现在引用卡夫卡一些著名观点的重要出处。


“我是一只穴鸟”


卡夫卡:“您何时进行创作?”


雅诺施:“晚上,在夜里,白天很少写作。整个白天我都无法写作。”


卡夫卡:“白天是位伟大的魔术师。”


雅诺施:“光线、工厂、房屋、对面的窗子打扰我。但主要是光线。它转移我的注意力。”


卡夫卡:“也许,光能把人从内心世界的黑暗引开。要是光能战胜人,这该多好。要是没有这些令人胆寒的和不眠的夜晚,我会压根儿没法进行创作。只有在幽暗和失眠的情况下,我才会不断地、反复地意识到自己单独地监禁在黑暗的牢笼里。


雅诺施:(自言自语)“他(指卡大卡)自己不正是《变形记》里的那只不幸的臭虫吗?”


卡夫卡:“您把诗人描写成为一位惊天动地的巨人,他的双脚立在地面上,而他的头消失在云间。当然,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凭想象虚构出来的一种极为习见的形象。它是深藏在心内的愿望的一种假象,和现实毫无共同之处。实际上,诗人比社会里的普通老百姓更为矮小和更为虚弱。正因为这样,诗人所感到的尘世生活的重力,比其他的人所感到的要强烈得多。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雅诺施:“您也是这样的小鸟吗?”


卡夫卡:“我是一只长得非常怪样的鸟。我是一只穴鸟——一只kavka(捷克语,意为穴鸟,即寒鸦——译者)。泰因霍夫这地方的一位煤炭商有这样一只。您看到过这只寒鸦吗?”


雅诺施:“看到过。它在煤炭店附近到处乱跑。”


卡夫卡:“的确,我的这位女亲戚(指寒鸦——译者)生活得比我更好,尽管她被剪去了翅膀,因为我的翅膀早就萎缩了。现在,对于我来说,已不存在辽阔的高空。我在人们之间惶惶不安地跳来跳去。人们向我投来充满怀疑的目光。因为我毕竟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不过,这只是种外表。实际上,我对辉煌的事物并无兴趣。所以,我甚至连闪闪发光的黑色羽毛也没有。我是灰色的,犹如灰烬。我象寒鸦那样,渴望消失在石头之间。不过,我这样说,只是向您开个玩笑,目的是让您记住,我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地倒霉。我虽然也是法庭里的听差,但我不知道法官们是谁……我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只有痛苦是确定的。


雅诺施告诉卡夫卡,他在童年的时候曾随同自己的母亲参观位于波兰城市普泽麦斯尔的犹太人居住区。他看到男男女女的犹太人从古老破旧的屋子里和阴暗的出售杂物的小店里跑出来,走向他的母亲,亲吻她的双手和裙边,一边笑一边哭地对他的母亲喊道“我们的好太太!我们的好太太。”亚诺什还告诉卡夫卡,在后来发生的多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中,他的母亲曾把许多犹太人藏在自己的家里。卡夫卡听完亚诺什讲述的这些回忆之后,动情地说:“我多么希望跑到犹太人居住区里的这些犹太人那里去,一声不吭地、默默地亲吻他们的裙边。要是他们也能默默地接受我的这份爱,我将感到莫大的幸福。”


雅诺施:“您是这样的孤独吗?”


卡夫卡:“我比卡斯帕尔·豪泽尔①还要孤独得多。”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在流放地》


卡夫卡:“您肯定想看一看这本书。”


雅诺施:“书的装潢很漂亮……这下您可以感到满意了,博士先生。”


卡夫卡:“可我的确并不满意。出版我这样的一部拙劣的作品始终令我感到不安。”


雅诺施:“可您为何让人们把它印出来呢?”


卡夫卡:“这正是我要问的问题!马克斯·布罗德,费利克斯·威尔茨②,所有我的朋友们总是强占我所写的任何东西,然后出人意外地拿来已准备好的出版社的合同把我难住。我不愿给他们增添烦恼,于是最后就出版了那些本来只是我私人的札记或自我解闷的东西。这些证明我性格上的弱点的、纯属个人的东西被印了出来,甚至被出售,因为以马克斯·布罗德为首的我的朋友拿定了主意,要把我所写的东西变为文学,而我自己并不具有消灭这些孤独的证据的力量……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和对我朋友们的一种小小的恶意攻击。实际上,我早已堕落和不知羞耻,无脸面跟他们合作,共同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我的弱点,我把周围的世界描写得比现实中的周围世界更加严酷。这当然是一种欺骗。我正是法律学家。所以,我不可能摆脱恶。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I 沉思、判決、司爐 / II 蛻變》

彤雅立 譯,繆思出版,2014


《司 炉》


卡夫卡就由其女友密伦娜·耶辛斯卡译为捷克语的《司炉》的出版一事,和雅诺施交换了看法。


雅诺施:“在这篇短篇小说里,有如此多的阳光和良好情绪。还有这么多的爱——尽管这种爱没有文字的直接描述。”


卡夫卡:“爱不在短篇小说里,而存在于所叙述的对象里,存在于青春之中。青春时期充满阳光与爱情。青年人是幸福的,因为青年人具有观赏美的能力。一旦这种能力失去了,便开始了无望的老年,衰败,不幸。”


雅诺施:“照您这么说,老年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性吗?”


卡夫卡:“不能这么说。应该是幸福排除老年。谁要是保持观赏美的能力,他就不会变老。”


雅诺施:“这就是说,您在《司炉》中是非常年轻和极其幸福的。”


卡夫卡:“咱们别谈这个吧。最好谈一些遥远的事情。我最喜欢谈论这些往事。《司炉》是对一场梦、对也许在实际生活中永远不会实现的一些事情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司炉》的主人公——译者)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已经老了。”


在回答亚诺什提出的问题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是否有现实中的原型时,卡夫卡与提问者作了如下的交谈。


卡夫卡:“我有过许多的原型,也可以说是没有原型。但这一切毕竟是过去的事了。”


雅诺施:“年轻的罗斯曼的形象以及司炉的形象多么栩栩如生。”


卡夫卡:“这只是一种副产品。我没有描绘人。我讲述一个故事。这是些图画,只是图画。”


雅诺施:“图画必定也有一种原型。图画的先决条件是观察。”


卡夫卡:“人们把事物拍照下来,为的是把它们从意识中赶跑。我的故事是闭上眼睛一类的东西。”


《判 决》


雅诺施:“我读过了《判决》。”


卡夫卡:“您喜欢它吗?”


雅诺施:“喜欢?这本书很可怕!”


卡夫卡:“说得很对。”


雅诺施:“我想知道,您是怎样想到要写这篇小说的。致F③这句献辞肯定不仅仅是种形式上的东西。您一定想用这本书对某个什么人说点什么。我很想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


卡夫卡狼狈地一笑。


雅诺施:“我真是厚脸皮。请原谅。”


卡夫卡:“您用不着道歉。人读书,是为了提问,《判决》是一天夜里的怪影。


雅诺施:“为什么?”


卡夫卡:“这是一个怪影。”


雅诺施:“您可是把它写下来了。”


卡夫卡:“这只是一种论断,用以防御幽灵而已。”



《变形记》


雅诺施:“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萨姆萨,听起来很像是卡夫卡的秘密字体萨姆(Samsa)和卡夫卡(Kafka)同样由五个字母组成,姆萨萨这个词里的S,位置和卡夫卡这个词里的K完全一样。A这个字母——”


卡夫卡:“这不是秘密字体。萨姆萨不完全等同于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书,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泄密。


雅诺施:“这我不知道。”


卡夫卡:“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这难道不也是有分寸和谨慎吗?”


雅诺施:“当然,在文质彬彬的社会里,这是不流行的。”


卡夫卡:“您看,我是何等的不正派。”


雅诺施:“我想,用‘正派’或‘不正派’这样的评价,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变形记》是场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观念。”


卡夫卡:“梦揭露现实,而观念则落后于现实。这就是生活的可怕之处,这就是艺术的震动人心的力量。


雅诺施有一次给卡夫卡带去了一大包他打算谈的新书,希望听听卡夫卡的意见。


卡夫卡:“您何苦花这么多时间去阅读这些蜉蝣(此处暗指寿命像蜉蝣一样短的现代书籍——译者)。这些现代书籍大多只是今天的象闪烁的灯火一样的反映。这很快就会熄灭的。您应该更多地读一读以往的书。古典作家,歌德。旧的东西把自己最内在的价值——经久性——朝外翻转。而只是新的东西本身就是暂时性的。它今天之所以美,是为了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雅诺施:“那么文学创造呢?”


卡夫卡:“文学创作改变生活。这往往更加令人讨厌。


雅诺施告诉卡夫卡,他的朋友,诗人恩斯特·列德尔,用一种特制的浅蓝色墨水,把自己的诗写在一种手工制的、装潢美观的纸上。


卡夫卡:“这不足为怪。每一个巫师都有自己的仪式。例如,海顿作曲的时候,为了表示庄重,头上只戴着扑了粉的假发。创作正是一种用念咒召唤鬼神的活动。


卡夫卡收到由《布拉格报刊》星期日文学副刊编辑奥托·皮克寄来的一份调查表。在回答调查表上的问题“您能不能谈谈您未来的文学计划”时,卡夫卡对雅诺施说道:“这很愚。我压根儿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能预言在最近的时间里你的心将如何跳动吗?不能,这是不可能的。钢笔毕竟只是心的一种类似地震仪的石笔。用它可以记录地震,但不能预言地震。”


《卡夫卡谈话录》英文版(1953)


“我不是批评家”


卡夫卡谈雅诺施的诗歌与短篇小说。


卡夫卡:“在您的许多诗里,还有不少噪音。这是青年时代的一种伴生现象,说明生命力过于旺盛。其实,这种噪音本身是美好的,尽管它和艺术毫无共同之处。恰恰相反!噪音干扰表达方式。不过,我不是批评家,我不善于将自己摇身一变为某种东西,然后又恢复自己的原则,并且准确地测定出距离。我重复一遍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判决有罪的人和观众。


卡夫卡:“您的短篇小说集④多么动人,就像青年一般。这些短篇故事,与其说是描写了事件和事物本身,不如说是表达了由这些事件和事物唤起的印象。这是抒情诗。您抚摩这世界,但并没有抓住它。”


雅诺施:“难道我所写的东西毫无价值?”


卡夫卡:“我并没这样说。这些短小的故事对您肯定有价值。每一个写下来的词都是种个人的文献。但这还不是艺术。印象和感情的这种表达,其实是对世界的一种胆怯的探索。两眼还被梦幻遮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烟消云散,而伸出去进行摸索的手,也许会像碰到火那样急忙地缩回。您或许会喊叫起来,语无伦次地哪哝,或者咬紧牙关,并且睁大眼睛,大大地睁开眼睛。不过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艺术始终是整个人格的事情。所以,从根本上说,艺术是悲惨的。


“斗争究竟为了什么?”


雅诺施告诉卡夫卡,在新德意志剧院正在上演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瓦尔特·哈森克莱费尔的独幕剧《救星》(1919)和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独幕剧《绿鹦鹉》。雅诺施认为,一部剧本的表现主义侵入另一部剧本的现实主义,或正好相反。想必导演们事先对这两部剧本缺乏认真的研究。


卡夫卡:“这是可能的。德国戏剧在布拉格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总的来说,存在着大堆财政和人事上的问题,同时缺乏必需的观众。这是一座没有基础的金字塔。演员隶属于导演,导演受管理部门的操纵,管理部门对剧协理事会负责。这是一根缺乏最终能将所有的环节联结起来的环节的链条。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德意志风尚,没有可靠的、经常的观众。说德语的犹太人包了厢座,而占据正厅前排座位的并非是德国人。来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生占据戏院的花楼和顶层楼座,他们只是一种向前挺进的势力的前哨,是敌人,而不是观众。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当然不可能达到严肃的艺术创作。力量消耗在许许多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所剩下的只是努力和劳顿,但一切的努力和劳顿几乎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演出这目的。所以,我不上剧院。这的确让人非常悲伤。”


卡夫卡谈哈森克莱费尔的剧本《儿子》。


卡夫卡:儿子对父亲的反抗,这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主题和世界的一个更为古老的问题。人们为了这个主题创作了不少剧本和悲剧,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喜剧题材。爱尔兰戏剧家J·M·辛格(1871-1909)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喜剧作品《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里,把儿子描写成为一个年轻的饶舌者,他吹牛说打死了自己的父亲。可后来他父亲进来了,使这年轻的征服者出了丑,并以此说明父亲的权威是不可侵犯的。”


雅诺施:“依我看,您非常怀疑青年人对老年人的这场斗争。”


卡夫卡:“我们怀疑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这场斗争本来只是一种表面的斗争。”


雅诺施:“为什么是表面的斗争?”


卡夫卡:“老年是青年的未来,青年人或迟或早肯定会变成为老年人的。斗争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快地变老?还是为了更快地死亡?


注释:


① 卡斯帕尔·豪泽尔:德国作家雅可布·瓦塞尔曼同名小说的主人公。7岁的卡斯帕尔由于长期单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暗室里,所以不会说话。
② 费利克斯·威尔茨(1884-1964):捷克哲学家和政论家。
③ 此处指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卡夫卡曾两次与她订婚。从1912年9月至1917年10月,他们频繁通信。
④ 指《深不可测的瞬间》。

《卡夫卡谈话录:记录与回忆》德文版

《卡夫卡谈话录》自序

(选摘)


文 / 古斯塔夫·亚诺什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


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旋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


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而言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于我是一种体验深刻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密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有着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


弗朗茨·卡夫卡,作者:Vladimír Suchánek


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对我来说,弗兰茨·卡夫卡是最后的,也许是最伟大的——因为离我们最近——人类信仰与思想的宣告者之一。


在我和他相处的年月里就已经风烛残年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唤醒了我的感情和思想。他是精神上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也是对我青年时代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一个真正的为真理和人生价值而苦斗苦争的人,我目睹了他为生存所进行的顽强斗争。


他的脸部表情,他的轻声话语和大声咳嗽,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和那双纤手的优美动作,他那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中的忧郁和光彩——他常用这双眼睛的光芒强调他的看法,他人格的永恒的无与伦比的因而永不再现的东西,他外在的与内在的气质,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里颤抖,像在我的岁月的各种通道和峡谷里回荡的回声,不断地以清晰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这种回声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清晰。


卡夫卡和他的妹妹Ottla Kafka


……


我的卡夫卡博士不是我们时代文字记载中迟早要失去光辉的形象,而是始终活着的、起着典范作用的人,是一束光,它的温暖和不断增强的光亮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到现在一直陪伴着我,像指引我保持善良和真正的人性的可靠的指南针那样,忠实地陪伴着我来到迅速临近的死亡的门槛。


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基本经历,是一种又甜又涩的、调动我的所有生存力量的震动,是生长脊椎。


我在与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相处的日子里,主要通过认真记日记的方法设法促进它的生长。我首先记下他的言论。至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则概略做了记载。我觉得这些情况不重要。我只看“我的”卡夫卡博士。他是思想焰火,其他的一切都在它的影子里消失。


节选自《卡夫卡谈话录》,卡夫卡 口述 / 古斯塔夫·雅诺施 记述,赵登荣 译,漓江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简介]古斯塔夫·雅诺施(也译亚诺什,Gustav Janouch,1903-1968),1903年生于多瑙河支流德拉瓦河畔的马尔堡(1918年归南斯拉夫,名为马里博尔,今属斯洛文尼亚,临近奥地利),在布拉格长大,先后在布拉格、埃尔博根和维也纳上大学。他创作轻音乐,著有以音乐和音乐家为题材的图书多种,因而在家乡颇享盛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1968年在布拉格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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